第三課 不斷演進的培養目標

牛津名言

任何的限製，都是從自己的內心開始的。

人才培養一直是大學的主要功能之一，因此，牛津大學非常重視人才培養。劍橋大學國王學院的前院士、科學家賈斯珀·羅斯(Jasper Rose)和約翰·宰曼(John Ziman)這樣指出：“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是在講英語的國家裏最著名的大學，也是最著名的教學型大學。在激發學生思想火花、傳授知識以及增長智慧方麵，它們擁有獨特的與眾不同的方法。”牛津大學的人才培養目標曆經時代的洗禮，無論是培養有教養的紳士、政界領袖、學界泰鬥，還是工商界精英，牛津大學所培養的永遠是時代的精英。

中世紀時期的職業精英

中世紀是一個宗教占統治地位的時期。誕生於教會搖籃之中的牛津大學自然帶有極為濃厚的宗教色彩。在基督教各教派進駐牛津城以及教堂、教區和修道院紛紛建立起來後，牛津城逐漸發展成為教會的中心。為了滿足教會對神職管理人員的迫切需求，培養有文化素養的從事諸如主持彌撒、管理教會以及從事具體教會事務等活動的教職人員，就成了中世紀時期牛津大學的主要培養目標。在這一時期，知識學問都掌握在高級神職人員手裏，他們所講授的經院哲學是專門訓練神職人員的理論。招收的學生來自教堂或教區，畢業後基本上都回到教會任職。

隨著人口的增加、經濟往來的頻繁，再加上戰略位置日益重要，牛津城逐步受到人們的關注。國王、主教、修道院院長和地主在牛津城都有自己的利益，而維護和管理自己的利益則需要受過高深知識訓練的人。同時，日益頻繁的經濟活動也需要有知識、有文化以及能說會算的人，於是普通人也有了追求文化的願望。從11世紀末到12世紀20年代初，隨著大批學者湧入牛津城講學和開辦學校，牛津大學逐步成為英國的學術中心，開始培養具有一定專門知識素質的公職人員、教師和醫生。當然，學者在牛津城開辦學校有一個目的，那就是養家糊口。

另外，除了有許多教堂外，牛津城還有不少宗教法庭。隨著教會法庭的迅速增加，牛津城作為審判教會爭端的中心地位凸現出來。由於經常審理訴訟案件，大批法官和隨從來到牛津城。這些人都受過學校教育，有的曾在學校任過教，有的既是教師又是實習律師。當時，基督教教會法和羅馬法隻有通過在學校的強化訓練以及對大量案例進行比較、分析和詮釋才能掌握。於是，培養律師的學校應運而生。牛津城有眾多的法庭，這為學校開設法庭觀摩課提供了便利。在觀摩過程中，那些庭審律師也會利用為學生上課的機會增加收入。這種將法律教學與庭審實踐相結合的教學模式，開始吸引越來越多的攻讀教會法和羅馬法的學生來到牛津。

因此，“早期的大學目的不在於為社會精英提供普通學術文化。它們是專業訓練的中心——武裝人們從事教師、牧師、民事律師和教會律師、政府官員和行政人員等職業。”到12世紀中期，牛津大學已經成為名副其實的“公共講習所”,設有4個學科，即文科、法科、神科和醫科。這與中世紀早期的單科大學相比，例如，以神學為主的巴黎大學、以法學為主的波洛尼亞大學和以醫學為主的薩勒諾大學，還是有區別的。應該說，這一時期牛津大學的人才培養目標順應了當時社會的需求，為牛津大學今後的發展奠定了一定的辦學基礎。

文藝複興時期有教養的紳士

文藝複興和宗教改革運動對牛津大學產生了很大影響。始於14世紀的意大利文藝複興運動在15世紀後期波及英國。許多到意大利學習的學者，例如，中世紀尼德蘭著名的人文主義思想家和神學家伊拉斯謨(Desiderius Eras-mus,1466—1536)、英國學者威廉·格羅辛(William Grocyn,1466—1519)、托馬斯·利納克爾(Thomas Linacre,1460—1524)、威廉·拉蒂默(William Latimer,1467—1545)、約翰·科利特(John Colet,1467—1519)以及托馬斯·莫爾(Thomas More,1478—1535)等，開始把人文主義的“新知識”(New Learning)帶到牛津大學。更為重要的是，通過這些人的不懈努力，人文主義教育思想最終在英國的大學站穩了腳跟。

在文藝複興時期的意大利，修辭學、哲學、天文學等科目出現在大學文科的課程之中。這些課程都是講授希臘、羅馬古典學問的，被看作是“人文學科”(studia humana)。隨著這些世俗課程(即人文學科)的設置，神學在大學中的首要位置受到衝擊。到15世紀時，人文學科獲得了比較準確的定義，包括文法、修辭、詩歌、曆史和道德哲學等。隨著人文學科課程的設定，人文主義教育思想開始逐步滲透到大學的辦學理念之中。人文主義教育思想的傑出代表伊拉斯謨曾這樣稱頌人文學科教育的功能：古代希臘及羅馬的著作是人類最重要的、全部的知識。隻有通過人文學科教育，人才能成為完人。與經院哲學相比，人文學科讓人性變得溫和、優雅和有教養。這種以探求真理、完善人格的人文主義教育思想，體現在牛津大學人才培養目標上，就是“培養有教養的人，而不是知識分子。就大學畢業生而言，有教養比有高深學問更為重要”。由此可見，文藝複興時期的人文主義教育為牛津大學留下了兩筆遺產：一是古典學科，二是人文學科教育有了新的內涵。從此，紳士成為這一時期牛津大學的培養目標之一。

文藝複興運動在某種程度上催生了宗教改革運動。於是，肇始於16世紀初期的德國宗教改革運動迅速傳遍歐洲，給牛津大學帶來的影響甚至比文藝複興運動還要大。盡管14世紀的牛津大學神學家和哲學家約翰·威克利夫曾率先掀起了英國的宗教改革，但英國最終與羅馬教廷決裂並成立獨立的英國國教的重任還是由亨利八世完成的。這場宗教改革給牛津大學帶來的影響是：首先，以往學科課程中占主導地位的神學開始讓位於古典學科，為教會培養和輸送精英的神學教育壽終正寢；其次，國王取代羅馬教會控製了大學，大學逐步成為世俗王權的工具，從而加快了大學教育世俗化的進程，來自貴族、牧師以及平民階層的學生成為牛津大學學生的主體。《公禱書》和《三十九條信綱》等政策的頒布，致使大批非國教信徒無法進入大學接受教育。與此同時，由於王室的幹預，大學的學術自由受到了壓抑，致使大學學術發展停滯不前。

在17世紀，牛津大學經過宗教改革的洗禮後逐步恢複了元氣。從1600年到1690年，大約3.5萬人在牛津大學接受教育。當時，人們普遍認為，人文學科知識是成為貴族的基本要素，能贏得尊重和社會地位，甚至可以讓一個鄉村紳士享有巨大聲譽。於是，無論是上層人士還是下層人士家庭的男孩子，都希望進入大學接受教育，使自己成為一個有教養的人，而這隻有大學能夠做到。有了大學教育這張通行證，他們就可以在國家和地方機構中找到職位，就可以在人們麵前顯得有學問和有教養。正是大學教育擁有的潛在優勢和價值，使得貴族和紳士階層都想方設法將孩子送到大學讀書。

到18世紀，牛津大學卷入了持續不斷的政治和宗教紛爭，不得不在夾縫中生存。最終，王權的統治被架空，新興資產階級取代了貴族勢力主導了英國議會，占據了權力的中心。隨著王權政治體製日益削弱，貴族世襲傳統和封建等級思想的淡薄，牛津大學延續了百年之久的培養有教養的貴族的教育傳統被徹底打破了。從18世紀60年代開始的工業革命使英國社會發生了很大變化，各種謀生手段和創業機會展現在人們的麵前。城市平民和新型工商業資產階級對傳統的大學古典教育日益淡漠，紛紛送其子弟接受職業教育。從17世紀末到19時期初，牛津大學招生人數不斷下降。據統計，牛津大學在整個18世紀平均每年隻有250人注冊入學。其中，無所事事的富人子弟占了學生中的大多數，並享受著學院裏的各種特權，甚至不用考試就能獲得學位，由此可見牛津大學衰敗的程度。

19世紀之前，英格蘭隻有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兩所大學，實際上，它們在培養高級人才方麵處於壟斷地位，因而成為英國國內政治各方尋求支持的對象。在這一方麵，英國王權處於有利的地位。宗教改革後，英國國教在牛津大學處於主導地位，上至校長下至學生，信奉國教成為牛津大學成員的不二律條。王室頻繁地巡視大學並且指使其代理人控製大學，頒布相關敕令和規約，設立欽定教授職位。這些都是為了確保牛津大學在政治上對國王忠誠，在人才培養上為王權和英國國教服務。

在這一時期，牛津大學的培養目標逐步從中世紀的訓練神職專業人士轉變成為王室和教會培養有教養、有學識的統治精英，為英國社會培養紳士。

牛津小百科

牛津的學校組織以16個學部(Facuity)為基礎，有些學院還設有下屬學部。每個學院都有一個經選舉產生的董事會，該董事會對它所在學院的本科生課程負責。每個學院自行承認、監督、檢測所有畢業生相關科目的成績。在得到總董事會認可的情況下，它同時負責聘任教職員，以及與學院所包含科目有關的一切學術性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