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赫戰功的背後

對於平定天下的這幾次戰役，主要都是李世民指揮的。此外，還有兩大戰役，一是平定以杜伏威，輔公祐為首的江淮義軍；二是平定以江陵為根據地的蕭銑的梁政權，都與李世民無關，而是李孝恭指揮的。史稱： “自大業末，群雄競起皆為太宗所平，謀臣猛將並在麾下，罕有別立勳庸者，唯孝恭著方麵之功，聲名甚盛。”武德七年春，輔公祐被斬，江南皆平，唐王朝最後統一了中國。

為什麽李世民能夠在唐初統一戰爭中做出重大貢獻呢?任何英雄人物，都不能離開賴以發揮其才能的曆史舞台。沒有曆史的必然性，本領最大的英雄人物，也無法演出壯麗威武的曆史活劇。應該知道，經曆隋末“喪亂”,摧毀隋煬帝暴政後，重建新王朝並實現全國統一，是曆史發展的必然趨勢，誰也阻擋不住。李世民之所以成為英雄人物，首先是順應了時代的潮流。

在隋末“群雄競起”的時代，人民群眾的偉大曆史作用不僅表現在推翻殘暴專製的隋王朝，而且還反映為向往國家統一和社會安定。據史籍記載，這種民意呼聲可謂比比皆是，先看北方農民軍的情況吧。以竇建德為首的河北起義軍，曾經在推翻隋王朝的鬥爭中建立了不朽的功績。那時，農民群眾奮起抗擊，出生入死，英勇戰鬥。但是，隨著國內統一戰爭的進展，絕大多數人都希望結束無休止的戰亂，代之以安定的局麵。

武德四年五月，虎牢戰役後不久，竇建德餘眾敗退至洺州，準備擁戴竇建德養子為主，起兵拒唐。竇建德的故將齊善行勸阻說： “夏王平定河朔，上馬精強，一朝被擒如此，豈非天命有所歸也?不如委心請命，無為塗炭生入。”他妥善地把部眾士卒疏散回鄉，然後和裴矩、曹旦及竇建德妻子曹氏等人， “舉山東之地(洺，相，魏等州)”歸附於唐。這個例子說明農民群眾不願意使戰事繼續下去。又如，範願、高雅賢等人擁戴劉黑闥起兵前，曾建議竇建德故將劉雅起兵。劉雅直言謝絕，說： “天下已平，樂在丘園為農夫耳。起兵之事，非所願也。”這樸實而爽朗的語言，深刻地反映了農民群眾關心小農經濟的物質利益，盼望改變長期的離亂生活。再如，劉黑闥起兵後，高開道起而響應， “然將土多山東人，思歸，眾益厭亂。”由於“日寸天下大定，其將士多山東人，思還本土，人心頗離。”

及至武德六年春正月，劉黑闥被俘犧牲前，不勝感慨地說： “我幸在家鈕菜，為高雅賢輩所誤至此!”最後對自己的起兵表示懺悔。

至於江淮地區，也有類似的情況。本來，在隋末漫天烽火的戰爭歲月裏，以杜伏威為首的江淮起義軍，威振南方， “薄賦斂，除殉葬法”,打擊貪官汙吏，做出了重大的曆史貢獻。然而，隨著唐初全國的逐漸統一，大多數民眾也同樣希望社會安寧，不願意再有戰事了。

例如，杜伏威入朝長安，被唐王朝封為吳王後，留守江淮的輔公祐卻乘機起兵。這時，原農民軍將領王雄誕堅決不同意，說：“今天下方平，吳王又在京師，大唐兵威，所向無敵，奈何無故自求族滅乎!今從公為逆，不過延百日之命耳，大丈夫安能愛斯須之死而自陷於不義乎!”

當他被輔公祐殺害那一天， “江南軍中及民間皆為之流涕。”這也說明農民軍和民間土庶把天下統一看成是正義的事業。

由此可見，經曆隋末戰亂後，無論是北方還是南方，大多數人的共同意向就是“厭亂”思定。

“群雄競起”,自有各種各樣的勢力或集團。摧毀舊王朝的反動統治，農民義軍無疑是最根本的力量。而就“天下”重新統一來說，情況就很複雜了。李淵、李世民父子，薛舉、薛仁杲父子，劉武周，王世充等人都想圖謀帝業。即使是農民軍領袖竇建德也不斷地封建化，企圖聯合王世充，參與了爭奪帝業的活動。誰的軍事行動和政策措施能較好地適應統一潮流的需要，同時在實力對比上占優勢，誰將是最後的勝利者。

薛舉父子行嗎?不行。他們的根據地隴右地區原是隋朝牧監場所，擁有眾多的精騎驍將。起兵不久，號稱三十萬， “將圖京師”,兵鋒甚銳。強大的軍事力量，顯然超過了李淵父子。但是，隴右經濟上落後，供養遠不及晉陽、河東和關中那樣富足。薛舉不過是隋金城府校尉，在關中的社會影響微乎其微。起兵後非但不注意安撫人心，反而“每破陣，所獲士卒皆殺之，殺人多斷舌、割鼻，或碓持之。由是人心不附”。兒子仁杲更加殘暴，專門搞以醋灌鼻、猛火燒人之類苛刑。嗣位後，因與諸將帥矛盾， “眾鹹猜懼”,內部很不團結， “自此兵勢日衰”。《舊唐書》史臣評論說： “薛舉父子勇悍絕倫，性皆好殺，仁杲尤甚，無恩眾叛，雖猛何為?”的確，如此不得人心，他們的失敗下場也就是必然的了。

劉武周呢?也不行。他的起兵比薛舉父子、李淵父子都早，依附突厥，軍鋒尤盛，他還會用人，如部將宋金剛、尉遲敬德等人都是擅長騎兵戰術的。他率軍“南向以爭天下”,占據了糧倉富裕的晉陽和河東地區，威逼關中。然而，如李世民所分析： “武周據太原，倚金剛為捍蔽。軍無蓄積，以虜掠為資"; “金剛雖眾，內實空虛，虜掠為資，意在速戰。”所謂“虜掠為資”,確實是劉武周的致命弱點。因為劉武周在並、汾一帶得不到地主階級的擁護，就“以虜掠為資”;而推行這種政策的結果，又使他更加不得人心。所以，等待著劉武周和宋金剛的絕不是勝利的桂冠。一旦折敗，“人莫之從”,隻好投奔突厥去了。

王世充更加不行。他“僭即皇帝位”,固守東都。建元名曰“開明”,其實政治上腐敗無能。 “世充見眾心日離，乃嚴刑峻製，家一人逃者，無少長皆坐為戮，世充屯兵不散，倉粟日盡，城中人相食。或握土置甕中，用淘汰，沙石沉下，取其上浮泥，投以米屑，做餅餌而食之，人皆體腫而腳弱，枕倚於道路”。弄到如此地步，其失敗自不待言。李世民正是看準這種“內外離心”的局勢，故采取圍困的戰略方針， “坐收其弊”。

至於竇建德建立的夏政權，從“未有文物法度”到“定朝儀，製律令”,說明它已經逐漸地封建化了。不過，竇建德始終保持著樸實而勤儉的本色， “每戰勝克城，所得資財，悉以分將士，身無所取。”武德三年二月，建德至洺州， “勸課農桑，境內無盜，商旅野宿。”可見，他頗得人心。甚至他被殺害後，據殷侔《竇建德碑》記載，山東，河北之人“或尚談其事，且為之祀”。由於民眾的擁護，竇建德軍隊很有戰鬥力，往往勢如破竹。

但是，他過分地樸實了，局限性也大，聽“讒言”,殺了大將王伏寶，“後用兵多不利”;又信“讒言”殺了“好直諫”的宋正本， “是後人以為誡，無複進言者，由此政教益衰”。同時，戰略上無遠見，不聽部下淩敬建議，不納妻子曹氏勸阻，且又中世民“牧馬”之計，所以也失敗了。《舊唐書》史臣評曰；“建德義伏鄉間，盜據河朔，撫馭士卒，招集賢良。及宋正本、王伏寶被讒見害，淩敬、曹氏陳謀不行，遂至亡滅，鮮克有終矣。”這是有些道理的。

總之，一個個梟雄都失敗了，統一中國的曆史任務自然地落到李淵父子身上，特別是李世民身上。武德二年春正月，原隋朝步兵總管崔孝仁針對當時形勢說： “唐起晉陽，奄有關內，兵不留行，英雄景附。且坦懷待物，舉善責功，不念舊惡，據勝勢以爭天下，誰能敵之!”這是有識之見。

武德三年八月，李世民率軍圍攻東都，傳話給王世充說： “四海之人，皆承唐正朔，獨公迷不複。東都士民來請師，陛下重違，我是以來。”這話不免有點自我吹噓，但“四海”由李唐王朝來統一，確實是當時的曆史趨勢。李世民清醒地意識到自己的責任，並自覺地出色地擔負起這個曆史任務。

從各種勢力或集團的力量對比來看，李淵、李世民父子無疑地具有優越性。因關隴集團的廣泛的社會聯係，使他們得到了各地士庶地主的擁護。唐的統治區包括關中，晉陽、河東及巴蜀，人力、物力與財力都較充沛，後方穩固，社會安定。就軍事力量而言，李淵重視騎兵的建置。討伐薛舉時，從突厥頡利可汗那裏得到一批精騎，充實了李世民統率的軍隊。

武德二年，李淵派人至並州， “與齊王誘市邊馬以備軍。”武德三年七月， “初置十二軍，分關內諸府以隸焉，皆取天星為名，以車騎府統之。海軍將、副各一人，取威名素重者為之，督以耕戰之務。由是士馬精強，所向無敵。”經此改革，軍隊士氣更加旺盛，後方供養更加充足，從而保證了唐初統一戰爭的順利進行。

此外，爭取人心， “英雄景附”,這也是李淵、李世民父子的取勝之道。唐初在解決各種敵對勢力的鬥爭中，十分注意收羅將才，尤其是驍勇的騎兵將領，並使之在新的戰鬥中發揮作用。例如，平定薛仁杲後， “世民所得降卒，悉使仁杲兄弟及宗羅聯，翟長孫等將之，與之射獵，無所疑問。賊畏威銜恩，皆願效死。"後來，翟長孫便成為唐軍騎將。又如，武德二年閏二月，原李密的騎將秦叔寶和程知節， “並曉世充之猜貳，識唐代之霸圖”,毅然脫離王世充集團，歸附於唐。李世民厚禮之，以秦叔寶為馬軍總管，程知節為秦王府左三統軍。同年年底，秦叔寶跟隨李世民出征，在消滅劉武周集團的戰鬥中起了重要作用；後又在虎牢之戰中，以精騎數十先陷敵陣，被封為翼國公，賜“黃金”百斤、帛七千段。

再如尉遲敬德，他原是劉武周的將領，勇猛善戰，曾多次襲破唐軍。投降後，李世民特別高興，賜予曲宴，引為右一府統軍。秦府“諸將疑敬德必叛，囚於軍中”。李世民則命令立即釋放，並親自接見，說： “丈夫以意氣相期，勿以小疑介意。寡人終不聽讒言以害忠良，公宜體之。”敬德感恩不盡，竭忠效勞。

後來，在討伐王世充、竇建德和劉黑闥的戰鬥中，屢建功勳，被授為秦王府左二副護軍。史稱： “太宗經綸，實賴虎臣。”的確，如果李世民不善於識別與使用大批猛將，不善於處理舊、新將領之間的猜疑，要在唐初統一戰爭中取得如此輝煌的勝利，那是不可能的。

當然，李世民的統一事業絕不是一曲溫情脈脈的牧歌，而是伴隨著血與火，不可避免地要對農民軍或者起義群眾進行鎮壓甚至屠殺。武德三年五月，平定劉武周後， “秦王世民引軍自晉州還攻夏縣，壬午，屠之。”夏縣民呂崇茂迫於官府的焚燒政策，曾起兵以應劉武周。呂崇茂被殺後，餘眾繼續據縣拒守。李世民以大軍屠殺之，無論怎麽說，這總是一樁罪過，反映了封建統治者的殘暴一麵。

據《高祖實錄》記載，李淵認為“平薛舉之初，不殺奴賊，致生叛亂，若不盡誅，必為後患。”所以下詔： “勝兵者悉斬之。”這恐怕是把唐太宗的罪過推諉於唐高祖吧!

第三次大戰役結束後，唐王朝對王世充和竇建德的處置明顯不同，一個赦免徙蜀，一個則慘遭殺害，這充分地表現了李淵父子的封建統治者立場是何等鮮明。李世民雖然把被俘的建德部眾五萬人“即日散遣之，使還鄉裏”,但對河北地區並未做出妥善安置。 “唐官吏以法繩之，或加捶撻，建德故將皆驚懼不安。”於是，劉黑闥起兵“報仇”。李世民為了平定劉黑闥起兵，在決戰時，竟先派人堰塞沼水上流，待黑闥部眾渡水而陣，決堰助戰，大水深丈餘，淹死數千人，斬首萬餘級，真是殘忍!皇太子的幕僚魏徵指出： “黑闥雖敗，殺傷太甚，其魁黨皆懸名處死，妻子係虜，欲降無繇，雖有赦令，獲者必戮，不大**宥，恐殘賊嘯結，民未可安。”由於實行高壓政策，又惹起了劉黑闥的第二次起兵。

據說，這時李淵大怒， “命太子建成取山東男子十五以上悉坑之，驅其小弱婦女以實關中。太宗切諫，以為不可，遂已。”此事可靠與否，不得而知，透露了這樣的事實：李世民，李建成包括李淵已經意識到“殺不能止亂”,而必須改變對河北地區的殺傷政策。

所以，李建成到達河北地區後，魏徵建議“今宜悉解其囚俘，慰諭遣之，則可坐視離散!"果然是個好辦法。因為隨著全國統一局麵的形成，農民群眾也都想過安定的生活，恢複農業生產，所以， “建成至，獲俘皆撫遣之，百姓欣悅。"當時，劉黑闥部眾猶盛，但在安撫政策的感召下， “眾乃散，或縛其渠長降，遂擒黑闥。”這樣，河北社會秩序終於安定下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