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誡在麵從”

曹操重視人才的思想，終其一生未曾移。但如果綜合考察則將發現，他的思想是在實踐中不斷升華的。

建安初年，剛剛迎漢獻帝都許，百廢待興，急需人才，他征召賢能，重用舊部，獎攜有功，擢用舊僚，很快建立並發展了自己的勢力，有效地控製了朝廷和軍事實權。這表明曹操在網羅人才和使用人才方麵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從思想的角度考察，似乎尚乏重大建樹。

官渡之戰以後，曹操開始真正地從思想和理論上考慮問題，表現之一就是用人重謀， “誡在麵從”的思想。建安十一年(206),他發出了《求言令》:

夫治世禦眾，建立輔弼，誡在麵從，《詩》稱“聽用我謀，庶無大悔”,斯實君臣懇懇之求也。吾充重任，每懼失中，頻年已來，不聞嘉謀，豈吾開延不勤之咎邪?自今以後，諸掾屬、治中、別駕，常以月旦各言其失，吾將覽焉。

另據《初學記》載，曹操為了“求言”還專門設置了主管這件事的官員，負責按時發送統一格式的紙張和函套，因令：

自今諸掾屬、治中、別駕，常以月朔各進得失，紙書函封，主者朝常給紙函各一。

事實表明曹操的諸多勝利，特別是建安初年的幾次勝利都是同諸多謀臣共同謀劃而取得的，其中如荀彧、郭嘉、荀攸、賈詡等都發揮了很大作用。但自平定河北、自領冀州牧以後，曹操威望日高，權力日大，自負之心日長，在一段時間內便很少主動聽取謀士們的意見了；謀士們亦懾於曹操的威權而很少主動獻策。因此，導致諸多決策出現了失誤，如征高幹，先是遣樂進、李典擊之，繼而親征，但圍城三月而不能拔。究其原因，是因為他下令說： “城拔，皆坑之。”曹操聽不到不同意見，在事實麵前逐漸覺悟到自己用人方麵存在問題，因而發出《求言令》指出， “頻年以來，不聞嘉謀，豈吾開延不勤之咎邪?”為了糾正這一現象，他汲取曆史的經驗，把問題提到一定的思想高度，作出了理論上的概括，指出：“治世禦眾，建立輔弼，誡在麵從。”麵從，就是長官意誌，上級領導說什麽就是什麽，隻跟著附和，或想方設法完善上級領導的意圖，而不主動從多方麵或反對方麵權衡得弊得失、提出問題。為了減少或防止“麵從”現象，鼓勵眾官進言獻謀，曹操曾積極從兩個方麵進行工作：

第一，鼓勵並強製屬官提出建設性意見。上述“自今以後，諸掾屬、治中、別駕，常以月朔各言得失，吾將覽焉”,就是明顯的例子。月旦、月朔，指每月初一日。這就是說曹操要求其主要屬官每月初一都要呈送一份書麵報告，對其所司各事做出得失分析。這種報告固然要匯報成績，要講“得”,同時也要匯報問題和缺點，要講“失”。既然是得失之議，自然就應有建設性的議論和具體措施的提出，於是便不愁不聞“嘉謀”了。

第二，優獎嘉謀。在《求言令》發出之前，曹操已開始了大獎善謀的活動。建安八年(203),他連上數表，借為荀或請爵為由，盡言荀或之功，突出“奇策密謀”之用；表述了“慮為功首，謀為賞本，野績不越廟堂，戰多不逾國勳”的思想，指出“珍策重計，古今所尚”;通過肯定荀或“參與計劃，周旋征伐，每皆克捷，奇策密謀，悉皆共決”的功績，進而講到“《詩》美腹心，《傳》貴廟勝”,或有大功，宜進封賞，以彰元勳，以勸後進。

與此同時，他還嘉獎了荀攸。曹操曾以荀攸之計，大破袁紹於官渡，援袁譚攻袁尚，繼而盡滅袁氏，其謀皆善。曹操因而為荀攸請封，表稱： “軍師彧攸，自初佐臣，無征不從，前後克敵，皆攸之謀也。”重點也突出了一個“謀”字。

建安十二年(207)二月，曹操東征管承後回到鄴城，開始論功行賞，發出了具有重大意義的《封功臣令》:

吾起義兵，誅暴亂，於今十九年，所征必克，豈吾功哉?乃賢士大夫之力也。天下雖未悉定，吾當要與賢士大夫共定之；而專饗其勞，吾何以安焉!其促定功行封。

這是曹操第一次集中大封功臣的行動，有著承前啟後的作用。所謂承前就是封賞了自中平元年(184)陳留起事以來十九年間跟隨自己打天下的謀臣與武將。無異於一次功勞評結大會賞。據載，此次大封功臣二十餘人，皆為列侯，其餘各依次受封，及複死事之孤，輕重各有差別。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曹操在這次評賞功臣中再次強調了謀臣“賢士大夫”的地位和作用：一是專發了有關荀彧、荀攸的特令，說“正忠密謀，撫寧內外，文若(或)是也，公達(攸)其次也”。二是又一次為荀或請封，寫了《請增封荀或表》,不僅更充分地述其功勞，而且更加明確了自己的用人思想之特點，即所謂“貴指蹤之功，薄捕獲之賞”“尚帷幄之規，下攻拔之力”。

曹操重視謀臣，還可從他對待郭嘉之死中得到驗證。曹操北征烏桓雖然軍事上取得了重大成功，但最讓他傷心的是回軍途中智謀之士、軍祭酒郭嘉病逝。

曹操說過： “唯奉孝(郭嘉字)為能知孤意。”說，郭嘉最善於領會曹操的意圖，所以每說必中。他“深通有算略，達於事情”,每每在關鍵時刻，解除了曹操的猶疑之念，提供了曹操決策的根據和理由，堅定了曹操的決策信心。據記載，郭嘉死時才三十八歲，曹操“臨其喪，哀甚”,對荀攸等說：“諸君皆孤輩也，唯奉孝最少。天下事竟，欲以後事屬之，而中年夭折，命也夫!”隨後上表為郭嘉褒功請封，其表略謂：

軍祭酒郭嘉，自從征戰，十有一年。每有大議，臨敵製變。臣策未決，嘉輒成之。平定天下，謀功為高。不幸短命，事業未終。追思嘉勳，實不可忘。可增邑八百戶，並前千戶。

此外，曹操在“誡麵從”求言令之後，建安十二年(207)北征烏桓回師鄴城，不僅大封有功，而且還特賞了敢諫之人。這也是他重視獻計之人的舉措。《三國誌·武帝紀》注引《曹瞞傳》記載了曹操封賞敢諫者的情況。

時寒且旱，二百裏無複水，軍又乏食，殺馬數千匹以為糧，鑿地入三十餘丈乃得水。既還，科問前諫者，眾莫知其故，人人皆懼。公皆厚賞之，曰：“孤前行，乘危以徼幸，雖得之，天所佐也，故不可以為常。諸君之諫，萬安之計，是以相賞，後勿難言之。”

雖然諫而不納，但皆賞之。這是為什麽?恐塞言路也。這既說明曹操能夠大處著眼考慮問題，同時也說明曹操在一定情況下還是很善於接受不同意見的。這種情況後來也有，如建安十九年(214)賈逵諫阻雨季伐吳被收監待誅，後來證明賈逵的意見是對的，立發《原賈逵教》,稱“逵無惡意，原，複其職”。

曹操重謀賞、封功臣的舉措極大地鼓舞了部屬，並在全社會發生了重大影響，這就是它的啟後作用。文如華歆、王朗，聞征而鼓舞，願為其用；武如徐晃、朱靈等終生以遇明主自豪。徐晃常常感慨地說： “士人患不遇明君，今幸遇之，當以功自效”;朱靈說，曹操“乃真明主也。今已遇，複何之”。曹操征荊州，王粲、蒯越勸劉琮降，並隨歸操。曹操置酒漢江之濱，粲舉杯向操祝酒： “方今袁紹起河北，仗大眾，誌兼天下，然好賢而不能用，故奇士去之。劉表雍容荊楚，坐觀時變，自以為西伯可規。士之避亂荊州者，皆海內之俊傑也，表不知所任，故國危而無輔。明公定冀州之日，下車即繕其甲卒，收其豪傑而用之，以橫行天下；及平江、漢，引其賢俊而置之列位，使海內回心，望風而願治，文武並用，英雄畢力，此三王之舉也。”由此可見，曹操知人善用已譽滿海內，並收到了頗為強烈的社會效果。曹操下荊州，以劉琮為青州刺史，蒯越等侯者十五人，蒯越為光祿勳、韓嵩為大鴻臚、鄧羲(羲，一作義)為侍中、劉先為尚書令， “其餘多至大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