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革命黨，原來也不是想象的那麽單純

戀戀不舍地告別了英土兄長，蔣介石有了幾分豪邁。

對局勢，他已了然於心，自己也成為團體內的一分子了。從今以後，他，似乎已不再是一個遊離不定，方向未明，空有報國之誌而無實現之道的一介書生，他感到，自己已經和革命聯係在了一起。

回到東京後的蔣介石，雖然仍像以往那樣，小心翼翼地遵守軍校的規定，但是，也時常與誌同道合的幾個朋友聚集在一起談吐天下之事，還和同是同盟會員的蘇曼殊等人一起，做些同盟會浙江支部分配給的秘密工作，諸如管理浙江支部的財務，為支部裏的一些成員分配轉撥經費等等。

蔣介石就利用星期天開展活動，收款、轉賬，一同分析研判時局。

雖然蔣介石按照英士兄長的指示，不和同盟會在東京的總部往來，但是他從甚是活躍的戴季陶等朋友那裏，還是得到不少情況。

“日本的同盟會總部，已處於渙散狀態。自新加坡來日的黃興邀請在東京各省分會長開會，尋求對策，最後議定以‘勤學舍’的名義，組織一個俱樂部性質的機構，由大家分攤經費，不過半年，就因各方人心減退、不願按時繳費而解散。”

“同盟會發動的安慶之役，廣州保亞會之役，川廣安、嘉定、黔江之役，潮安、惠陽、欽廉、鎮南關、上思、河口諸役，皆以失敗而告終。黨人情緒沮喪，意誌消沉。”

這些情況，已經令人頗是不安了。

可是，還不斷發生新的事端。

這天，蔣介石和張群在看《新民叢報》，突然，看到了一向反對暴力革命、極力主張通過改良實現君主立憲的梁啟超的文章，是專門批評革命黨領袖的，其中有這樣的一句話：“徒騙人於死，己則安享高樓華屋，不過‘遠距離革命家’而已。”梁啟超的文章，頓時在留學生中引起軒然大波。蔣介石就親耳聽到，一些同窗動輒就拿“遠距離革命家”來指稱孫中山，還頗是憤憤不平地說：“孫中山、胡漢民、汪精衛他們，就會說些革命的大話，煽動人家子弟去送死，他們還不是好端端地在國外活著，那麽多次舉事，他們自己怎麽不上戰場？死了那麽多人，你們怎麽一點事沒有？”

蔣介石沒有站出來辯解，他憂心忡忡，也有些心灰意冷。

不料，更糟的情況還在後邊。

這一天，同窗好友張群神色凝重地將一份報紙拿給蔣介石看。

映入蔣介石眼簾的，竟是《孫文罪狀》。

原來是光複會首領陶成章領銜簽署的一份文告，指責同盟會總理孫中山“慘賊同誌”，貪汙公款，在香港、上海存款二十萬元，“敗壞全體名譽”，要求同盟會本部開會討論，開除孫中山總理一職。

“這……”蔣介石驚呆了。

果不出英士兄所料，這個陶成章又向孫先生發難了。正好，陶成章到東京來了，按照規定，浙江支部是要給他提供經費的，蔣介石怒火中燒，斷然停止，本想站出來和陶成章辯論一番，殺殺他的威風，但轉念一想，自己人微言輕，未必有效果，反而暴露了自己的身份，得不償失，遂急忙寫信，請英士兄長指示辦法。

陳其美回信，向蔣介石說明了原委。

原來，陶成章到南洋籌款，未獲滿意結果；而孫中山所派的汪精衛，憑借出色的演說才能，在河內、海防、西貢、新加坡、暹羅各埠，會見同誌，組織分會，報告軍情，勸募軍需，籌款甚多。陶成章遷怒於孫中山，遂根據風言風語、揣測推理，羅織了孫中山十四條罪狀，並公開發難，實欲取孫中山而代之，自為同盟會總理。

信中，陳其美明確指示蔣介石說：“陶為少數經費關係，不顧大體，掀起黨內風潮，是誠可憾。然我弟對此，可置之不理，不為所動，免致糾紛。”

“陶成章，真乃自私自利的小人！”蔣介石憤憤然。他按照英士兄長的指示，強忍怒火，沒有發作。

但是，蔣介石密切關注著事態的發展。

當時在東京主持同盟會事務的黃興，拒絕散發陶成章等人的聯名文告，還拒絕召集會議討論罷免孫中山一事，並親臨南洋平息那裏的反孫情緒。陶成章轉而攻擊黃興與孫中山“朋比為奸”，並鼓動章太炎在《日華新報》登出《偽民報之檢舉狀》，除了“昔之《民報》為革命黨所集成，今之《民報》為孫文、汪精衛所私有”雲雲外，其中有這樣的一句話：“試觀黃興，非與孫文死生共濟者耶？而以爭權懷恨，外好內猜；精衛演說，至以楊秀清相擬。”

雖然汪精衛在《民報》登出啟示，說章太炎為神經病之人，瘋人囈語自可不信！但是，難道章太炎的話，純屬空穴來風？孫、黃兩大領袖並不同心同德？汪精衛演說把黃興比擬為架空洪秀全的東王楊秀清？

其實，蔣介石早就聽說，立憲派首領梁啟超到處散布說：“孫、黃不睦久矣，黃剽悍實行，而孫巧滑卷望，黃黨極恨之。其實孫黃隻是彼此互相利用，而實有相仇之心。”

這些說法，令蔣介石心生疑雲。

原以為革命黨領袖人物，都是理想家，滿腔熱血、同心同德，致力於救國救民，可是，事實上，他們居然把很大的精力，花費在彼此猜忌乃至爭權奪利上。

蔣介石感到迷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