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 權力控製的遊戲：李世民的帝王術
有人曾經把管理稱為“權力控製的遊戲”。如果從人與人之間利益博弈的角度來看，此言可謂確論。作為一個管理者，不論是古代的帝王，還是今天的一個組織領導，要想高效地運用權力，除了依靠明麵上的製度和規則之外，更要有一些隱性的馭人手段。
在古代，這種隱性手段就是帝王術，稱之為“恩威並施”。用我們今天的話說，就是“胡蘿卜加大棒”，而用日本“經營之神”鬆下幸之助的話來講，則是——慈母的手中緊握鍾馗的利劍。
那麽，李世民又是如何一邊扮演“慈母”、一邊揮舞“利劍”的呢？
看看李世民如何處理與李靖、尉遲敬德、李世勣、房玄齡等元勳功臣的關係，我們或許就能略窺李世民的馭人之術。
（一）“慈母之手”與“鍾馗利劍”
貞觀四年（公元630年）春天，李靖一舉平滅東突厥，為大唐帝國立下了不世之功。凱旋回朝之日，本來滿腔豪情準備接受嘉獎的李靖卻突然被人參了一本。
參他的人是時任禦史大夫的溫彥博，彈劾的理由是“（李靖）軍無綱紀，致令虜中奇寶，散於亂兵之手”（《舊唐書·李靖傳》）。
聽到自己被彈劾的消息，李靖就像從三伏天一下子掉進了冰窟窿裏。得勝凱旋的喜悅還沒退去，功高不賞的憂懼已經襲來。
“虜中奇寶散於亂兵之手”？
李靖一邊硬著頭皮入宮覲見皇帝，一邊回味著這個讓人莫名其妙的彈劾理由。
天知道溫彥博人在朝中，他是用哪一隻眼睛看見數千裏外的亂兵哄搶突厥寶物的。就算他所說屬實，可自古以來，在外征戰的將士一旦打了勝仗，隨手拿幾件戰利品也是常有的事，犯得著上綱上線嗎？更何況，相對於“平滅突厥”這樣的不世之功，那幾件所謂的“虜中奇寶”又算得了什麽？
李靖搖頭苦笑。
這種事其實是可大可小的。往小了說，就是個別士兵違抗主帥命令，犯了軍紀，大不了抓幾個出來治罪就是了；往大了說，卻是主帥縱容部屬趁機擄掠、中飽私囊，不但可以把打勝仗的功勞全部抵消，而且完全有可能為此鋃鐺入獄、前程盡毀！
李靖大感恐懼。他不知道此時此刻，會不會有一隻“兔死狗烹、鳥盡弓藏”的翻雲覆雨手正在那金鑾殿上等著自己。
見到太宗李世民的時候，李靖內心的恐懼幾乎達到了頂點。
因為李世民的臉上果然罩著一層可怕的冰霜。
接下來發生的事情似乎都在李靖的預料之中。李世民根據溫彥博奏疏中提到的那些事端和理由，把李靖劈頭蓋臉地訓斥了一頓，然而卻矢口不提此戰的功勳。李靖不敢辯解，更不敢邀功，隻能頻頻叩首謝罪。（《舊唐書·李靖傳》：“太宗大加責讓，李靖頓首謝。”）
後來的日子，李靖頗有些寢食難安，時刻擔心會被皇帝找個理由滅了。有一天，太宗忽然又傳召他進宮。李靖帶著一種赴難的心情去見皇帝。
還好，謝天謝地！這回皇帝的臉色平和了許多。
李靖聽見太宗用一種語重心長的口吻對他說：“從前隋朝的將領史萬歲擊敗西突厥的達頭可汗，回朝後卻有功不賞，被隨便安了一個罪名就殺了。這些事情相信你也很清楚。不過你放心，朕是不會幹這種殺戮功臣的事情的。朕想好了，決定赦免你的罪行，獎勵你的功勳！”
聽完這一席話，李靖頓時感激涕零，連日來憂愁恐懼的心情一掃而光，取而代之的是一種喜獲重生的慶幸和感恩。
隨後，李世民就下詔加封李靖左光祿大夫，賜絹千匹，並賜食邑（與前共計）五百戶。
又過了幾天，李世民又對李靖說：“前些日子有人進讒言，說了一些對你不利的話。朕現在已經意識到這一點了，你可千萬不要為此介懷啊！”隨即又賜絹二千匹，拜李靖為尚書右仆射。
那一刻，李靖真的有一種冰火兩重天之感。幾天前還在擔心被兔死狗烹，現在居然頻頻獲賞，並且出將入相、位極人臣！如此跌宕起伏、乍起乍落的境遇真是讓他不勝唏噓、無限感慨。
換言之，李靖算是結結實實地領教了一回天子的“恩威”——一邊是皇恩浩**，如“慈母之手”化育萬物；一邊又是天威凜凜，如“鍾馗之劍”森冷逼人。李靖在感恩戴德之餘，不免惶恐之至，從此在餘生中平添了幾分臨深履薄的戒慎之心。
也許正因為此，所以當貞觀九年（公元635年）李靖再度出師大破吐穀渾、卻再次遭人誣告謀反時，他就深刻汲取了上次的教訓，趕緊閉門謝客、低調做人。雖然史書稱太宗很快就把誣告的人逮捕治罪，證實了李靖的清白，可李靖卻從此“闔門自守，杜絕賓客，雖親戚不得妄進”（《舊唐書·李靖傳》）。
與李靖類似的故事也曾經發生在尉遲敬德身上。
貞觀六年（公元632年）九月的某一天，李世民在他的出生地武功的慶善宮賜宴百官。其時四夷賓服、海內晏安，君臣們自然心情舒暢，於是在宴席上奏樂觀舞、飲酒賦詩，一派喜慶祥和之狀。
但是觥籌交錯、歡聲笑語之間，卻有一個人滿麵怒容。
他就是尉遲敬德。
從一入席，尉遲敬德的怒火就騰騰地往上躥了。因為有某個功勳並不高的將領，此時此刻的座次卻在他之上，尉遲敬德無論如何也吞不下這口惡氣！
他越想越是火大，於是借著酒勁發飆，對那個將領怒喝：“你有何功勞，座次居然在我之上？”
對方懾於尉遲敬德的氣勢，也怕破壞宴會的氣氛，隻好低下頭不敢吱聲。坐在尉遲敬德下麵的任城王李道宗見勢不妙，趕緊過來打圓場，不住地好言勸解。沒想到尉遲敬德突然怒目圓瞪，額頭上青筋暴起，猛然揮出一拳砸在了這位親王的臉上。
李道宗當場血流如注，一隻眼睛差點報廢。
慶善宮的喜慶氣氛在刹那間凝固。百官們目瞪口呆，搞不清這一幕究竟是怎麽發生的。
太宗李世民龍顏大怒，當即站起來拂袖而去。
一場好端端的宴會就這樣不歡而散。
宴席散後，李世民把尉遲敬德叫到了自己麵前。此刻，尉遲敬德的酒早已醒了。他滿心惶恐，意識到接下來要聽到的，很可能是足以讓他一輩子刻骨銘心的話。
果然，尉遲敬德聽見李世民說：“朕過去對漢高祖劉邦誅殺功臣之事非常反感，所以總想跟你們同保富貴，讓子子孫孫共享榮華、世代不絕。可是你身為朝廷命官，卻屢屢觸犯國法！朕到今天才知道，韓信、彭越之所以被剁成肉醬，並不是劉邦的過錯。國家綱紀，唯賞與罰；非分之恩，不可常有！你要深加反省，好自為之，免得到時候後悔都來不及！”
身為人臣，聽見皇帝當麵說這些話，尉遲敬德所感受到的震撼和恐懼是不言而喻的。
盡管時節已近深秋，那一天他的全身還是被冷汗浸透了。
就是從這個時候起，這個大半生縱橫沙場的猛將一改過去的粗獷和豪放，為人變得謹小慎微，事事唯恐越雷池半步。
因為他知道，要想保住自己的項上人頭和整個家族的榮華富貴，最好的辦法隻有一個——學會自我克製！（《舊唐書·尉遲敬德傳》：“敬德由是始懼而自戢。”）
盡管尉遲敬德從這件事後就學會了夾起尾巴做人，凡事小心翼翼，但是，李世民還是沒有忘記隨時敲打他。
貞觀十三年（公元639年），君臣間又有了一次非同尋常的談話。
李世民先是和尉遲敬德說了一些無關緊要的事，而後忽然話鋒一轉，說：“有人說你要造反，是怎麽回事？”
尉遲敬德頓時一怔。
可他馬上就明白是怎麽回事了——皇帝這是在對他念緊箍咒啊！
“是的，臣是要造反！”尉遲敬德忽然提高了嗓門，悲憤莫名地說，“臣追隨陛下征伐四方，身經百戰，今天剩下的這副軀殼，不過是刀鋒箭頭下的殘餘罷了。如今天下已定，陛下竟然疑心臣要造反？”
話音未落，尉遲敬德嘩的一聲解下上衣——遍身的箭傷和刀疤赫然**在李世民的麵前。李世民不無尷尬地看著這個一路跟隨他出生入死的心腹猛將，眼前那一道道觸目驚心的傷疤仿佛都在述說著當年浴血奮戰的悲壯和艱辛以及君臣之間同生共死的特殊情誼……
李世民的眼眶濕潤了。他隨即和顏悅色地對尉遲敬德說：“賢卿快把衣服穿上。朕就是因為不懷疑你，才會跟你說這事，你還埋怨什麽！”
高明的帝王在運用“恩威術”的時候，都很善於把握一種“分寸感”，既不會一味施恩，也不會總是發威，而是在二者之間維係一種動態平衡。
李世民顯然是這方麵的高手。
經過這次敲打，尉遲敬德越發低調內斂，而李世民對他的表現也感到滿意，所以自然而然地收起了“大棒”，很快就給出了一根足以讓尉遲敬德受寵若驚的“胡蘿卜”。
有一天，照舊是君臣間在說話，李世民說著說著忽然冒出一句：“朕打算把女兒許配給你，不知賢卿意下如何？”
雖然這次不再是什麽壞消息，而是天大的好事，可尉遲敬德所感受到的詫異和震驚卻絲毫不亞於上次。
因為這一年，尉遲敬德已經五十五歲了，而太宗皇帝本人也不過才四十三歲，他的女兒能有多大可想而知。暫且不說皇帝的女兒身份如何尊貴，讓人不敢高攀，單純就年齡差異來說，雙方的懸殊也實在太大了，簡直大得離譜！
如此不可思議的恩寵，叫尉遲敬德如何消受？
好在尉遲敬德仕途多年、經驗豐富，聞言立刻跪地叩首，謝絕了皇帝的好意。他說：“臣的妻室雖然出身卑微，但與臣共貧賤、同患難已經幾十年了；再者，臣雖然不學無術，但也知道古人‘富不易妻’的道理，所以迎娶公主一事，實在非臣所願。”
李世民微笑頷首，沒再說什麽。
此事就這樣不了了之。
其實，尉遲敬德很清楚，皇帝並不是真想把女兒嫁給他。之所以沒頭沒腦地唱這麽一出，無非是想表明對他的信任和恩寵罷了。所以，這種事千萬不能真的答應，而應該婉言謝絕。
換句話說，皇帝的這種美意隻能“心領”，絕不能“實受”！
假如尉遲不開竅，真的順著杆兒往上爬，傻乎乎地應承下來，那等待他的很可能不是“抱得美人歸”的美妙結局，而是“吃不了兜著走”的尷尬下場。
尉遲敬德當然不會不明白這一點，所以他和李世民之間就配合得相當默契。
當皇帝的，要善於表明自己的慷慨，不妨偶爾表示一下額外的恩典；做臣子的，要懂得恪守自己的本分，知道什麽叫作器滿則盈、知足不辱。大家把該說的話都說得漂亮一點，不該說的則一句也不說。許多事情點到為止，心照就好……
也許，就是在這種反複的君臣博弈之中，尉遲敬德居安思危的憂患之情越來越強烈，所以到了貞觀十七年（公元643年），五十九歲的尉遲敬德就不斷上疏“乞骸骨”（請求退休），隨後便以開府儀同三司的榮譽銜致仕。
而就在致仕的前一年，尉遲敬德就已經有意識地淡出現實政治、棲心於神仙道術了。史稱“敬德末年篤信仙方，飛煉金石，服食雲母粉，穿築池台，崇飾羅綺，嚐奏清商樂以自奉養，不與外人交通，凡十六年”（《舊唐書·尉遲敬德傳》）。
直到唐高宗顯慶三年（公元658年）去世，尉遲敬德基本上一直保持著這種遠離政治的生活方式。這一點和李靖晚年“闔門自守、杜絕賓客”的結局可以說是如出一轍。
不過，比起曆朝曆代那些“功高不賞”、“兔死狗烹”的功臣名將，他們實在應該感到慶幸了。就算是跟同時代的人比起來，他們也遠比後來因涉嫌謀反而被誅的侯君集、張亮等人聰明得多，也幸運得多。
從這個意義上說，也許正因為唐太宗李世民能夠把這種“恩威並施”的帝王術運用得爐火純青，從而牢牢掌控手中權力，所以才能與絕大多數元勳宿將相安無事、善始善終，而不至於像曆代帝王那樣，在江山到手、權力穩固之後就迫不及待地屠殺功臣，以致在曆史上留下難以洗刷的汙點和罵名。
（二）“龍須湯”與貶謫令
除了李靖和尉遲敬德，還有一個初唐名將對李世民的恩威之術也體驗得非常深刻。
這個人就是李世勣。
貞觀十五年（公元641年）十二月，時任兵部尚書的李世勣突然患病，郎中給他開了一服藥，說必須要用“須灰”做藥引子才能治病。所謂“須灰”，就是人的胡須所研成的粉末。李世民聽說這件事後，立刻前去探視李世勣，並且二話不說就剪下自己的胡須，把它賜給了李世勣。
可想而知，當李世勣雙手捧著這幾綹天下最尊貴的“龍須”時，內心是何等的感激，又是何等的惶恐！
他當即跪倒在地，“頓首見血，泣以懇謝”。
這服藥引子的分量實在是太重了！以至於李世勣不但感動得熱淚漣漣，而且把頭都磕出了血。可即便如此，似乎也遠遠不足以表達他對皇帝的感恩戴德之情。
李世民寬宏地一笑，說：“吾為社稷計耳，不煩深謝！”（《舊唐書·李（左責右力）傳》）
史書沒有記載李世勣是否因服用這服藥而很快痊愈，但是我們不難想見，當李世勣把這碗曆史上絕無僅有的“龍須湯”喝進肚子裏的時候，內心肯定是無比激動、無比滾燙的。換句話說，李世民的這幾綹胡須就算沒有對李世勣的身體發揮作用，也足以在他的內心深處發揮某種神奇的效用。
這種神效就是——一個深受感動的臣子在有生之年對皇帝死心塌地的忠誠！
在李世民的帝王生涯中，恩威之術施展得最典型的一次，是在貞觀二十三年（公元649年）四月，也就是他生命的最後一刻。
當時，李世民已經病勢沉重，知道自己即將不久於人世，於是把太子李治叫到身邊，給他交代政治遺囑。
在李世民的遺言中，主要提到的人就是李世勣。
李世民對李治說：“李世勣才智過人，但是你於他無恩，恐怕難以使他效忠。我現在把他貶黜到地方，如果他馬上出發，等我死後，你就起用他為仆射；要是他遲疑拖延，你隻能把他殺了！”
五月十五日的朝會上，李世民一紙詔書頒下，把時任同中書門下三品的李世貶為疊州（治所在今甘肅迭部縣）都督。
沒有人知道在接到貶謫令的那一刻，李世勣心中做何感想。
相信他肯定有過一瞬間的震驚和困惑。
然後就是一陣緊張而激烈的思考。
在皇帝病重、帝國最高權力即將交接的這一重大時刻，自己突然無過而遭貶，這到底意味著什麽？
李世勣不知道彌留中的皇帝在想什麽，也不知道自己最終的結局究竟是福是禍，但是有一點他可以確定——一切都取決於他當下這一刻的選擇。
也就是說：是散朝後直接離開長安、趕赴疊州，還是暫時回到家中、靜觀事態演變？
走還是不走，這是一個問題。
經過片刻思索，李世勣很快做出了決定——他連家都沒回，連妻兒老小都來不及告別，徑直揣上詔書就踏上了貶謫之途。（《資治通鑒》卷一九九：“世（左責右力）受詔，不至家而去。”）
聽到李世勣當天就啟程前往疊州的消息，即將登基的太子李治長長地鬆了一口氣，而彌留中的太宗李世民也感到了莫大的安慰。
李世勣被貶當月，李世民撒手人寰。次月，李治即位。登基僅三天後，李治就把李世勣擢升為洛州（今河南洛陽市）刺史兼洛陽宮留守；半個月後，又加開府儀同三司、並“同中書門下，參掌機密”；同年九月，正式拜其為尚書左仆射。
至此，所有的人肯定都會為李世勣當初所做的那個決定慶幸不已。
因為這個決定不但讓李世民父子避免了誅殺功臣的惡名，而且也為高宗一朝留下了一位忠肝義膽的開國元老和輔弼重臣。假如李世勣當初不是當機立斷、毅然離京，而是多一念遲疑、回家多耽擱幾天，那麽下麵這一頁輝煌曆史，有可能就不會這麽快出現：
高宗總章元年（公元668年），李世勣以七十五歲高齡掛帥出征，一舉平滅了高麗。這個曾經讓隋文帝楊堅、隋煬帝楊廣和唐太宗李世民三個皇帝傾盡國力、終其一生都無法戰勝的強悍小國，終於匍匐在了須發皆白的老將李世勣的腳下、也匍匐在了大唐帝國的腳下！
此時此刻，唐太宗李世民倘若九泉之下有知，一定會露出欣慰的笑容。
因為他在臨終前所走的最後一步棋，似乎仍然影響著他身後數十年的曆史。
假如當初沒有施展那一招先抑後揚、恩威並施的帝王術，李世勣能否對起用他的新天子李治感恩戴德呢？假如沒有貞觀二十三年（公元649年）“乍落乍起”的人生際遇，李世勣能否深刻意識到，隻有在新朝再立新功，他才能福祿永固、富貴常保呢？如果沒有這一切，李世勣有沒有那麽強的動力在七十五歲高齡創造出“平滅高麗、鷹揚國威”的曆史功績呢。
這些問題或許永遠沒有答案。但是有一點我們不難發現——“帝王術”在古代政治生活中所占據的比重絕對是不可小覷的，而它對曆史所產生的影響有時候也遠遠超乎我們的想象！
（三）政治是聰明人之間玩的遊戲
以上這些君臣博弈的故事，都是在李世民和武將之間展開的。那麽，在李世民與文臣之間，演繹的又是一個什麽樣的版本呢？
說起貞觀的文臣，其代表性人物當非房玄齡莫屬。
作為後人心目中居功至偉的一代“良相”，房玄齡對“貞觀之治”所作出的努力和貢獻是有目共睹、不言而喻的。史稱其“既任總百司，虔恭夙夜，盡心竭節，不欲一物失所。……明達吏事，飾以文學，審定法令，意在寬平。……論者稱為良相焉”（《舊唐書·房玄齡傳》）。
毫無疑問，在貞觀群臣中，房玄齡絕對是李世民最為信任、最為得力的心腹股肱之一。
然而，就是這樣一位兢兢業業、一心為公的宰輔重臣，也依然會時刻感受到李世民手中那把“鍾馗利劍”的森寒之光。
據《舊唐書》記載，大約在貞觀初年，房玄齡“或時以事被譴，則累日朝堂，稽顙請罪，悚懼踧踖，若無所容”。意思是他時常會因某些過錯而遭到太宗的譴責，以至於一連數日都要到朝堂上叩頭請罪，內心恐懼不安，一副彷徨失措、無地自容的樣子。
史書並未記載房玄齡到底犯了什麽錯。
不過，這一點其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像房玄齡這種位高權重、深受寵信的臣子，身為皇帝的李世民自然要時常給他念念“緊箍咒”。這一點我們從李靖、尉遲敬德等人的遭遇就可以明顯看出來。
也正因此，所以房玄齡有時候就不僅僅是被“譴責”那麽簡單。隻要太宗李世民認為“有必要”，房玄齡甚至會被勒令停職。
按史書記載，房玄齡在貞觀年間至少曾經被停職三次。
第一次大概是在貞觀十年（公元636年），也就是長孫皇後病重的那些日子。《資治通鑒》稱“時房玄齡以譴歸第”，也就是說他遭到太宗的譴責，被勒歸私宅。長孫皇後臨終前，特意為此事勸諫李世民說：“房玄齡侍奉陛下時日已久，一貫謙恭謹慎，所有的朝廷機密從未泄露半句。如果沒有什麽重大過失，希望陛下不要舍棄他。”
此次房玄齡的停職原因史書同樣沒有交代，但是有一點我們很清楚——李世民之所以將房玄齡“譴歸私第”，絕不是要“舍棄”他，而充其量隻是想“冷卻”他。
暫時冷卻的目的，當然是希望在適當的時候再把他“解凍”，然後讓他以更加謹慎的態度和更加飽滿的熱情，加倍地發揮光和熱！
所以，不管有沒有人勸諫，李世民在適當的時候肯定是會召他回來的。
對此，長孫皇後其實也是心知肚明。不過該勸諫她還是得勸諫，因為第三者的勸諫有時候也未嚐不是給皇帝一個台階下，好讓君臣雙方在“握手言和”的時候顯得比較自然，也顯得比較有麵子。
比如貞觀二十年（公元646年），房玄齡又一次被停職，時任黃門侍郎的禇遂良就連忙上疏，列舉了房玄齡對國家的諸多貢獻：“玄齡自義旗之始翼讚聖功，武德之季冒死決策，貞觀之初選賢立政，人臣之勤，玄齡為最。”（《資治通鑒》卷一九八）然後禇遂良說，假如不是犯了什麽不赦之罪，就不應該把他摒棄；如果是因為他年邁體衰，陛下可以暗示他主動致仕。若非如此，隻是因為一些小過失，希望陛下不要拋棄跟隨數十年的元勳老臣。
禇遂良的諫言句句在理，當然給足了雙方麵子，所以李世民很快就把房玄齡召回了朝廷。
但是，並不是李世民每次把房玄齡“趕”回家去，都有和事佬出來打圓場。比如房玄齡這次複職沒多久，就再一次“避位還家”，史書還是沒有說明具體原因，但卻記載了這次複出的過程。
這個過程很簡單，但是卻很微妙。
再次把房玄齡“譴歸”後，一連過了好幾天，始終沒人來勸諫，李世民不免有些著急。
朝中政務煩冗，絕不允許他把房玄齡晾太久，可李世民一時又找不到什麽好聽的理由公開讓房玄齡複職……
該怎麽辦？
李世民畢竟是聰明人，他很快就有了辦法。
這一天，李世民忽然告訴侍臣，說他要去芙蓉園遊玩。芙蓉園位於長安東南角的曲江，要去那裏必然要經過房玄齡的宅邸。房玄齡得知消息後，立刻命子弟灑掃門庭。子弟問其故，房玄齡笑著說：“皇上隨時會駕到！”
片刻之後，龍輦果然“順道”來到了房府的大門口，然後太宗李世民就“順便”進來看望賦閑在家的房玄齡，最後又“順帶著”用禦輦把房玄齡接回了皇宮。
綜觀李世民跟房玄齡玩的這些政治遊戲，我們不難解讀出這樣一些內涵：
首先，不管是身為皇帝的李世民還是身為宰相的房玄齡，他們心裏都很清楚，要把貞觀的政治局麵玩好玩大，要想建功立業、青史留名，他們兩個就誰也離不開誰。從這個意義上說，他們是“夥伴”關係；但是，君就是君，臣就是臣，這個界限到任何時候都是不能模糊的，所以，他們之間更主要的還是“主仆”關係。
在這兩重關係之下，情況就變得有些微妙而複雜。
作為皇帝的李世民，必須“兩手抓，兩手都要硬”：一方麵，李世民必須給予房玄齡最尊崇的地位和官爵，對他寄予最大的信任，賜給他人臣所能享有的最高恩典（比如把女兒高陽公主嫁給房玄齡的次子房遺愛，又讓弟弟韓王李元嘉娶了房玄齡的女兒當王妃），以此加強雙方的情感紐帶和利益聯結。
這些都屬於“恩”的範疇，目的是為了贏得房玄齡對自己的絕對效忠。
另一方麵，李世民又必須經常玩一些“小動作”，時不時把房玄齡“譴歸私第”、晾在一邊。這麽做的目的有三：一、檢驗自己對權力的掌控程度，以防被暗中坐大的“權臣”架空；二、借此顯示皇權的威嚴，讓房玄齡懂得：君與臣之間，有一道永遠不能跨越的界限，所以，保持一個適當的距離對雙方都有好處；三、提醒房玄齡：雖然你很重要，但是你千萬不要以為朝廷離了你就不轉了！你應該始終保持戒驕戒躁、謙虛謹慎的態度，永遠不能驕傲自大、忘乎所以。
這些都屬於“威”的範疇，目的是讓房玄齡時刻牢記——我是君，你是臣；政治第一，友誼第二！
其次，對於房玄齡而言，或許一開始對李世民的帝王術還比較陌生，所以在貞觀初年一被批評就嚇得惶惶不可終日，可他後來就逐漸明白了——皇帝手中的那把“鍾馗利劍”盡管看上去有些可怕，可它通常隻是起一種威嚇作用的；隻要你忠心不改、恪盡職守，那把劍就不會真的往你身上招呼。
正因為房玄齡後來全盤領會了太宗試圖傳達給他的信息，所以他自然而然就有了“一顆紅心，兩種準備”。
一方麵，他雖然仍舊對他的本職工作兢兢業業，但卻時刻有著被皇帝“譴歸私第”的心理準備。他不但再也不會被皇帝的批評嚇得寢食難安，而且就算被停職，他也權當是度假。因為他知道皇帝離不開他、朝廷離不開他，所以不管怎麽“譴歸”他都能很快官複原職，一點也不用擔心。
可另一方麵，他也深深懂得，自己所享有的一切榮寵和恩澤都是天子的賜予，假如稍有不慎，隨時有可能被天子全盤收回。所以，必須時刻保持臨深履薄、戒慎恐懼之心，越是皇恩浩**，越要謙遜辭讓。總而言之一句話：為官要盡職，做人要低調。
有一件事可以充分說明房玄齡的這種“覺悟”。
貞觀十三年（公元639年），時任左仆射的房玄齡又被李世民加封為太子少師，不僅肩負國之重任，而且更兼輔弼少主之責，房玄齡大為惶恐，不斷上表請辭仆射之職。李世民當然沒有批準，而是下詔對他進行了勉勵，房玄齡沒辦法，隻好硬著頭皮答應下來。到了太子拜師那天，東宮舉行了隆重的儀式，一切都已準備停當，可房玄齡卻“深自卑損，不敢修謁，遂歸於家”。他深感自己不夠資格，所以不敢去東宮接受太子禮拜，隻好躲在家裏，始終不願露麵。
房玄齡的謙卑贏得了時人的一片讚譽。《舊唐書》稱：“有識者莫不重其崇讓。”
這一切當然也被李世民看在了眼裏，所以他對房玄齡越來越感到滿意。
貞觀十六年（公元642年），李世民又晉封房玄齡為司空，仍舊讓他總攬朝政，並且監修國史。房玄齡再次上表請辭，李世民又下詔勉勵他說：“昔留侯讓位，竇融辭榮，自懼盈滿，知進能退，善鑒止足，前代美之。公亦欲齊蹤往哲，實可嘉尚。然國家久相任使，一朝忽無良相，如失兩手！公若筋力不衰，無煩此讓。”（《舊唐書·房玄齡傳》）
這段話看上去好像是普通的慰勉之詞，實則大有深意。所謂“自懼盈滿，知進能退，善鑒止足”，其實正是李世民對臣下的一種要求。假如做臣子的都能具備這樣的美德，或者說都能諳熟這樣的遊戲規則，那皇帝自然就沒有什麽放心不下的。換言之，臣子越是謙讓，皇帝反而會更加信任他，越敢把權力交給他。所以，李世民才會毫不避諱地說了一句大實話：“朝廷一天沒有好宰相，就像失去了左膀右臂一樣！”
正是由於對房玄齡的信任，所以貞觀十九年（公元645年），當李世民禦駕親征高句麗的時候，他才會命房玄齡留守長安，把朝政大權全部委托給他，讓他“得以便宜從事，不複奏請”（《資治通鑒》卷一九七）。
這實際上就是賦予了他皇權代理人的身份和權力。
那麽，麵對李世民交給他的無上信任和權力，房玄齡又是怎麽做的呢？
有一天，房玄齡正在留守衙門辦公，有人突然闖進來，口口聲聲說要告密。房玄齡問他告誰的密，那人說：“告你的密！”
房玄齡一聽，連想都沒想，立刻命人準備車馬，把這個告密者直接送到了前線的天子行在。
李世民聽說留守送來了一個告密者，剛開始頗為詫異。因為以房玄齡的能力而論，他是不可能隨隨便便把皮球踢給皇帝的，更何況此時皇帝還在前線打仗。所以李世民斷定，若非出於某種特殊原因，房玄齡是絕不會這麽做的。
李世民轉念一想，馬上就猜出了答案。
他隨即命人持刀列隊，然後接見告密者，問他要告誰，那人回答說：“房玄齡。”
李世民冷笑一聲：“果然！”當即喝令左右，二話不說就把那個告密者腰斬了。
事後李世民給房玄齡下了一道手詔，責怪他不夠自信，還說：“更有如是者，可專決之！”（《資治通鑒》卷一九七）
這又是一個典型的按照規則來玩的政治遊戲。
作為房玄齡，雖然被皇帝賦予了專斷之權，但是碰上這檔子事，他是萬萬不能專斷的。因為這件事實際上是把房玄齡推到了一個極為尷尬的境地，那就是——要恪盡一個留守的職責，還是要謹守一個臣子的本分。
如果房玄齡選擇前者，自作主張把這個人殺了，那固然是盡了留守的職責，可皇帝過後一旦知道了這件事，會不會對房玄齡起疑心呢？會不會覺得房玄齡過於獨斷專行，因而對他產生不滿和戒備呢？
完全有這種可能。
所以，房玄齡寧可挨罵，也必須把事情交給皇帝處理。這麽做，一來可以證實自己的清白，二來可以表明自己的忠誠，最後還能夠向皇帝傳遞出這樣的信息——無論在任何情況下，他都會謹守人臣本分，碰到必須由皇帝親自處理的事情，他絕不會越俎代庖。
而作為李世民，他內心對房玄齡這種做法其實是很滿意的。他之所以在聽到告密者的回答時會說出“果然”二字，是因為他猜出了告密者的來意；而他之所以能猜出告密者的來意，恰恰是因為他了解房玄齡的性格，也知道房玄齡這麽做的用心所在。
可即便李世民覺得房玄齡這麽做是對的，表麵上他也必須“責怪”他，並且重申對他的授權和信任，這樣才能展示一個皇帝用人不疑的胸懷。
總之，君臣雙方其實都明白是怎麽回事，但都要按照遊戲規則把屬於自己的那個角色演好。所以，我們說——政治是聰明人之間玩的遊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