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法國小格雷戈裏死亡迷雲
在法國東北部的沃洛涅河穀中，生活著幸福的三口之家：26歲的讓·馬利·維爾曼，24歲的克莉絲汀和他們4歲的兒子格雷戈裏。
1984年10月的一天，格雷戈裏在家門口失蹤。一個匿名電話稱，自己為了複仇，把格雷戈裏扔進了沃洛涅河。當天晚上，格雷戈裏的屍體被搜救人員從河中打撈上來。
小山村的這起案件是法國司法史上最重要的案件之一。它引起了全法國媒體的廣泛報道，持續三十六年來吸引著公眾的興趣，知名度堪比英國的瑪德琳失蹤案。
警方曾懷疑過多名格雷戈裏的親人，包括格雷戈裏的一個表伯伯、親二伯、母親，甚至更老一輩的家族成員。
在馬拉鬆式的調查中，法官、嫌疑人、記者、警察們各自的角色讓一起或許並不複雜的案件終成懸案。
究竟是誰殺了小格雷戈裏？可惜，至今沒有答案。
上篇：案情篇
01.黑影中的“烏鴉”
在法國東北部的沃洛涅河穀中散落著一些小山村。在某些法國記者的筆下，當地村民曾是一群愚昧、落後、沒有開化的農民。以維爾曼家族為例，讓·馬利的爺爺曾在妻子的包庇下把一個兒子毆打致死，後上吊自殺；讓·馬利的姨媽路伊賽特終生未婚，且有一個生父不明的私生子，當地人紛紛傳言這是她和她父親（即讓·馬利的外公）**生下的。
到了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河穀中突然新建了許多工廠，農民們搖身一變，成了工人。維爾曼家族中的大部分成員在工廠上班，報酬很高，他們因此很有優越感，覺得自己是藍領中的精英。
讓·馬利的父親阿爾伯特·維爾曼和母親莫妮科共生了六個孩子，五男一女。讓·馬利·維爾曼是老四，前麵還有大哥傑克、二哥米歇爾、姐姐傑奎琳，後麵有兩個弟弟吉伯和萊昂內爾。
出生於1958年9月30日的讓·馬利是兄弟姐妹中最英俊、能幹的一個。他在1976年遇見了在當地製衣廠工作的女裁縫克莉絲汀。當時的克莉絲汀隻有16歲，從河穀外其他村莊來這裏打工。
兩個人相戀後，於1979年1月結婚。
盡管克莉絲汀長相精致，氣質優雅，和其他村婦截然不同，但維爾曼家族的許多人看不起她，覺得她的出身低，想要通過婚姻擠進他們的圈子。
或許因為這個原因，這對夫婦與家族其他成員變得疏遠。
1980年8月24日，克莉絲汀生下一個男孩，取名格雷戈裏。格雷戈裏繼承了父親的相貌，有一頭棕色長卷發，一雙藍色的大眼睛，令他的父母十分疼愛他。
讓·馬利工作勤奮，有野心。1981年2月，他被提拔為他工作的汽車座椅廠的工頭。由於他管理工人時常帶著一副嚴厲、權威的派頭，所以大家稱他為大先生、首領、老板。
就在讓·馬利升職兩個多月後，他開始收到一係列匿名電話的騷擾和威脅。法國人把那些寫匿名信的人稱為“烏鴉”，這稱呼來自1943年的一部電影Le Corbeau（《烏鴉》）。
而事實上，讓·馬利的父親阿爾伯特早在1979年就收到過“烏鴉”的恐嚇電話。
1981年6月，讓·馬利和克莉絲汀新建了一個5萬美元的房子。當時阿爾伯特和大部分子女都住在奧蒙特西地區，而讓·馬利的新家則坐落在10公裏外的沃洛涅河畔萊龐熱區，新家的電話號碼也隻給了小範圍的家人和親密的朋友。
沒想到電話剛裝好沒幾天，騷擾電話又打來了。
1980年至1984年，這期間維爾曼家的人共收到上千個電話，有時一天之內多達二三十個。大部分打到讓·馬利家裏，有時候也打去他的辦公室，還有一部分打給他的父母和其他親戚。
在這些電話中，“烏鴉”開始隻是不說話，後來發展為：辱罵——叫克莉絲汀和其他女性家人**、婊子；恐嚇——威脅要殺死讓·馬利和家人；惡作劇——打電話給殯儀館、消防隊、其他遠親、醫生，“宣布”阿爾伯特的死訊。
1983年，維爾曼一家還收到過三封手寫的恐嚇信，不僅拚寫錯誤，用詞還帶了下層人士的粗鄙。
第一封是1983年3月5日從讓·馬利家大門的百葉窗塞進來的。後麵兩封（1983年4月27日和1983年5月17日）則是通過郵寄的方式寄給阿爾伯特的，其中第三封提到會傷害格雷戈裏。
讓·馬利新家的玻璃窗被人打碎，車輪被紮穿，半夜有人試圖闖入，這些都讓這對年輕夫婦活得膽戰心驚。
種種跡象表明，“烏鴉”不僅針對讓·馬利個人，更是針對阿爾伯特的整個家庭。他是一個（或者多個）非常了解維爾曼家族的人，知道他們家庭內部的醜聞，誰和誰說過什麽話，最近發生了什麽新變故。因此“烏鴉”即便不是家族成員之一，也是經常接近維爾曼一家的人。
讓·馬利按照警方指示錄下了兩通騷擾電話。但大家隻是發現這個偽裝後的聲音格外粗糙沙啞，卻聽不出他的身份，就連是男是女都很難辨識。鑒於有的親戚聲稱自己收到過女子打來的電話，大家認為“烏鴉”有一男一女。
1983年4月，當警察在阿爾伯特家和讓·馬利家中安裝監聽設備後，消息靈通的“烏鴉”不再打去他們家，但依然打到讓·馬利的辦公室。
“烏鴉”為什麽格外針對讓·馬利，甚至威脅阿爾伯特和讓·馬利斷絕父子關係？
大家普遍認為，讓·馬利是家族中混得最成功的人，而他又喜歡炫耀，自然容易遭人忌妒。
有一次，“烏鴉”打電話到讓·馬利辦公室，威脅要燒了他的房子。讓·馬利說：“你燒吧，我會再建一個。”“烏鴉”說會強奸他的妻子，讓·馬利尚能保持鎮定。
隨後，“烏鴉”說：“別讓你的孩子在外麵玩太久，你可能會發現他死在哪兒了。”聽到這一句，讓·馬利再也無法忍受，他對電話怒吼道：“如果敢碰我兒子，你就死定了。”
或許從這個電話中，“烏鴉”發現了他的軟肋。
1984年5月，“烏鴉”突然給讓·馬利的父母寄了一封信，說他不會再騷擾他們，他們也永遠不會知道他是誰。
自那以後，烏鴉似乎從他們的生活中消失了，這對年輕的夫婦也終於鬆了口氣。
02.案發經過
五個月過去了，一家三口在樹林邊過著平靜的生活，但“烏鴉”卻從未飛遠。
1984年10月16日（周二），天氣轉冷，但陽光明媚。克莉絲汀像往日那樣，在下班後去保姆家接上格雷戈裏。格雷戈裏想要在家門口的小石堆上玩耍，克莉絲汀答應了，怕他冷，又給他戴上了一頂羊毛帽。
房子四周很空曠，平時很安全。克莉絲汀在屋裏一邊熨燙衣物，一邊聽一個廣播節目。當時百葉窗沒有打開，所以她看不到外麵。
下午五點二十分，她發現外麵起風了，想叫格雷戈裏進屋時，卻發現他不見了。
克莉絲汀變得恐慌，猜想格雷戈裏會不會又去找保姆了，立刻開車去找，並沿途詢問鄰居。但鄰居和保姆都說沒看到。她去村裏也沒找到，便著急地回到家，打電話給丈夫。
這時，婆婆莫妮科打電話給她，告知讓·馬利的二哥米歇爾在下午五點三十分鍾左右接到一個電話。
對方在電話裏說：“我殺了老板的兒子。我的複仇完成了。他媽媽在找他，但她永遠也不會找到他。”
下午五點五十分，克莉絲汀打電話報案。
一個小時後，15個警察開始在格雷戈裏的家附近搜索。米歇爾陪弟弟讓·馬利一起去房子旁邊的樹林尋找。據2017年《巴黎競賽畫報》的一篇報道，米歇爾是在讓·馬利的一再追問下才吐露，“烏鴉”說孩子被扔進了河中。但也有其他媒體報道稱，米歇爾一開始就已經告知了“烏鴉”把屍體扔入了河中。
晚上九點十五分，搜救人員終於在距離他家約七公裏的沃洛涅河下遊打撈到了格雷戈裏的屍體。
格雷戈裏穿著藍色夾克衫，羊毛帽被拉了下來，蓋住了整張臉。他的手腕、腳踝和脖子都被繩子捆綁著，雙手交叉綁在身前。
令在場的人奇怪的是，格雷戈裏的麵部表情非常平靜、祥和，似乎臨死前沒感到任何恐懼和痛苦。他全身上下沒有淤青或者傷口，包括繩子捆綁的位置也沒有掙紮會造成的擦傷。
10月17日，讓·馬利的辦公室收到第五封匿名信。郵戳上的時間是16日下午五點十五分，是從本村郵局門口的郵筒寄出的。
信中寫道：“老板，我希望你憂傷至死。你的錢買不回你的兒子。這就是我的複仇。你這個可憐的混蛋。”
凶手冒著被人目擊的風險寄出這封信，看來他是真的忍不住想要表達出自己複仇後的喜悅，並想盡可能地折磨這個父親。
03.調查
格雷戈裏的身體沒有遭受暴力的痕跡。雖然他的頭皮上有一厘米的傷口，但顱腦沒有損傷。他的體內也沒有發現人在恐懼時會分泌的腎上腺素。
他的死因是溺亡。嘴巴和鼻孔裏覆蓋著泡沫，嘴唇發紺。他的肺腫脹，有缺氧的跡象，但肺部內隻發現少量的水，無法鑒定是河水還是自來水。同時法醫也無法判斷他是在生前還是死後被人捆綁的。
格雷戈裏的屍體照片被刊登在報紙上後，立刻引起了整個法國的關注，大城市的記者蜂擁到這個平靜的小山村。性子保守而又執拗的村民們麵對警察和記者全都保持緘默，不願意講述家族內部關係。如果記者到村子裏采訪，甚至可能會被蠻橫的村民拿槍驅趕。
警方在審問了每個家族成員後，依然毫無頭緒。於是，他們模仿電影《烏鴉》中的辦法，讓維爾曼家的人和鄰居共100人（也有說70人）都到警局來抄寫一遍匿名信，以比對他們和匿名信上的字跡。
嫌疑人一：羅傑
讓·馬利自然有他自己的頭號懷疑對象，那就是他大哥傑克的嶽父羅傑。
案發當天，當接到妻子電話得知自己的兒子失蹤後，讓·馬利立刻拿了一把短槍衝去了羅傑家，想找他算賬。
當他到達羅傑家門口時，看到有兩輛車停在那裏，在漆黑的天色中看上去像警車，便沒有動手。
再說說羅傑、傑克和讓·馬利這三個人的關係。
傑克和讓·馬利是同母異父。他們的母親莫妮科在和阿爾伯特結婚前就生下了他，親生父親不明。阿爾伯特不喜歡這個孩子，所以傑克從小受到冷落。
據一些資料描述，傑克性格低調、內向。他和妻子莉蓮結婚後，搬到了嶽父所在的GSV區居住。傑克是一家工廠的工人，而他的妻子則在家裏接一些縫紉的零活。兩個人育有一個兒子，案發時約12歲。
為什麽讓·馬利會懷疑羅傑殺害了自己的兒子？
首先，羅傑和讓·馬利曾在同一家工廠工作。羅傑是個共產黨員，也是那家工廠的工會代表，但讓·馬利當上工頭後很強勢，拒絕工會的要求，兩個人因此有摩擦。
其次，“烏鴉”有一次在電話裏大罵維爾曼家的人沒有善待私生子，會遭到報應。這讓大家相信“烏鴉”可能偏向傑克。
最後，“烏鴉”的嗓音聽上去很沙啞，而羅傑的聲音便是如此。所以，讓·馬利一直在內心相信羅傑就是“烏鴉”。
第一個筆跡鑒定專家也認為，羅傑可能是寫匿名信的人。
傑克和莉蓮當然不這麽認為。莉蓮說她也接到過騷擾電話。曾有一次，“烏鴉”在電話裏說要殺死讓·馬利和他妻子。但因為傑克夫婦和讓·馬利關係不好，並沒有通知後者。
警方在調查後發現，案發那天，傑克在修葺自家屋頂，忙活了一下午，而他的嶽父羅傑也有可靠的不在場證明。這兩個人的嫌疑被排除。
嫌疑人二：伯納德
雖然大部分家人都不願意提供線索，但10月22日，一個叫瑪麗·昂熱的女人突然神神秘秘地用咖啡館的公共電話打給警局，說她認為傑克和他的妻子莉蓮值得懷疑。
當時傑克的嫌疑已經排除了，這讓警察懷疑起了這個打電話的女人。她的丈夫伯納德是讓·馬利的表哥，和維爾曼家的其他人都住在奧蒙特西。
三個筆跡鑒定專家也認為伯納德的字跡和匿名信上的字跡相似。
1986年的一篇報道提到，當警察詢問讓·馬利和克莉絲汀時，克莉絲汀回憶起伯納德在她結婚前曾調戲過她。由於早期報道中充斥很多道聽途說的內容，因此真實性不能確定。
伯納德比讓·馬利大三歲，外形油膩邋遢，談吐舉止也比較粗俗。也有認識他的人評價他其實生性膽小溫柔、樂於助人。
根據維爾曼家族的家譜，伯納德的母親是讓·馬利母親的姐姐，在他出生那年就去世了。此後，讓·馬利的母親把伯納德撫養成人。
伯納德和讓·馬利幾個兄弟們一起長大。關係最親密的當屬年齡接近的伯納德、讓·馬利和米歇爾，三個人經常在一起喝酒玩耍。
但在大家都工作、結婚後，三個人的關係發生了微妙的變化。1976年，讓·馬利認識了克莉絲汀，同年，伯納德和瑪麗·昂熱結婚。
有種說法是，讓·馬利當上工頭後，伯納德曾想讓他介紹工作，讓·馬利沒有幫忙，兩個人因此心生嫌隙。
案發前一個月，伯納德經過自己六年的努力，終於當上了另一家工廠的工頭，並且也開始新建房子。
讓·馬利確實各個方麵都值得伯納德嫉妒：他的童年比寄人籬下的伯納德幸福，有一個優雅的妻子，事業發展得更成功，並有一個健康聰明的兒子。
在格雷戈裏出生十天後，伯納德和瑪麗·昂熱的第一個孩子也出生了，可惜男孩身患疾病，有的說他智障，有的說他健康欠佳，需時刻有人監護。
雖然在外人眼中伯納德看似和維爾曼一家人的關係親密，但據《法國競賽畫報》的一個記者回憶，他曾在伯納德和讓·馬利的姨媽路伊賽特家偶遇伯納德。
伯納德認為失去格雷戈裏是維爾曼一家人罪有應得。他情緒激動地說：“他們（維爾曼家人）利用了我，欺騙了我，然後把我丟在一旁。我替他們砍樹，把木頭送出去，他們卻隻付了我油錢……他們把我當外人。我是那個可憐的愚蠢的傻瓜。每次他們需要我的時候，我就來了，但他們在周日的時候從來不請我去他們的家裏……他們為自己做的事付出了代價……那孩子很可憐，但那是維爾曼一家人應當遭到的報應。”
在案發後那幾天，他還自稱因為害怕，晚上睡不著，和妻子一同搬到姨媽路伊賽特家住。他害怕什麽？
讓·馬利認為，這是因為自己有次當著全家族人的麵起誓，如果他找到凶手，會在凶手家裏開槍打死他，伯納德是心虛了。
瑪麗·昂熱在案發當天下午一點到晚上九點都在工廠工作，有不在場證明。那麽伯納德在下午三點到晚上六點有不在場證明嗎？雖然他把自己的大部分行程都說了出來，也得到了四個目擊證人的證實，但在案發前後最關鍵的四十分鍾，他卻很難解釋清楚自己在哪兒。
他說自己買了酒，去找一個同事但沒找到，下午五點二十分，回到姨媽家，看到15歲的妻妹米裏耶勒獨自在那兒。由於格雷戈裏是在下午五點零二至五點二十之間被綁架的，所以如果伯納德這時候回到家了，就不可能作案。
當警察找米裏耶勒問話時，她說的細節卻有出入。她說自己下午五點坐學校大巴到家，等她到家時看到伯納德已經在那兒了。（版本一）
而米裏耶勒的同學紛紛說，當天米裏耶勒放學後沒坐大巴，而是上了一輛綠色小汽車。伯納德的車是綠色的。
米裏耶勒在描述大巴車司機時，說就是平常那一個，但事實證明，那天的司機剛好換了人。
根據警方的說法，當米裏耶勒的證詞被戳穿後，她承認自己說謊。她說那天下午，她走出校門時，聽見姐夫從車上探出頭喊：“Bouboule（米裏耶勒小名），我在這兒。”她上車後發現伯納德4歲的兒子也在車上。
伯納德帶他們去了村子外一個紅頂白牆的房子（讓·馬利的家），帶回一個小男孩，然後開車去了一個河邊消防站的地方。伯納德帶小男孩下車，回來時是獨自一人。（版本二）
她的這個版本直指伯納德綁架了小格雷戈裏，並把他投入河中或者交給了其他人。
米裏耶勒作為證人沒有受到保護，反而被警察帶回村子，繼續和姐姐、父母住在一起。
兩天後，她的家人突然把記者叫到村子裏，由米裏耶勒向大家宣布：姐夫是無辜的，她當晚坐學校大巴回家，從來沒見過小格雷戈裏。這是警察威脅她這麽說的。（版本三）
自那以後，不管在法庭上還是麵對媒體，抑或是出書，她都堅持這個版本沒再改變。
米裏耶勒的證詞改變後，伯納德所有時間都有了不在場證明，於1985年2月4日被調查法官蘭伯特釋放。
讓·馬利從記者處得知伯納德背地裏很討厭自己後，更在心底認定伯納德是殺害兒子的凶手。現在嫌疑人未經審判就被釋放，而自己的妻子反倒成為懷疑對象，令讓·馬利格外痛苦和憤怒。
1985年3月29日，讓·馬利先去了兒子的墳墓傾訴，隨後就拿了一把散彈槍趕到伯納德家。伯納德向讓·馬利保證他沒有殺害格雷戈裏，但情緒激動的讓·馬利怎麽都聽不進去，他開槍打死了伯納德，隨後跑進警察局自首。
伯納德的墓碑上寫著：伯納德·拉羅什在這裏安息，他是盲目仇恨的無辜犧牲品。
嫌疑人三：米歇爾
雖然伯納德和維爾曼一家人的關係不好，背地裏很討厭他們，但他和讓·馬利的二哥米歇爾卻維持了多年的親密友誼，因為住在一個村子裏也經常見麵。
米歇爾在案發時已經和妻子生了兩個孩子。他和弟弟讓·馬利性格完全不同，比較懶散，經濟上不富裕。
就在案發前兩天，讓·馬利和克莉絲汀剛剛在家裏宴請了米歇爾和他的妻子熱內特。這是這兩對夫妻這麽多年來第一次正式社交，可見之前他們的關係並不親密。
讓·馬利向自己的二哥二嫂展示自己的成功：家具都是橡木的，沙發是真皮的，廚房很現代化，房子背後打算擴建，買了兩輛車……米歇爾當時坐在真皮沙發上尷尬地感歎：“隻有老板才能買得起這個。”
案發那天，米歇爾自稱在五點三十分鍾左右接到一個匿名電話，告訴他格雷戈裏被扔進了河中。
有人懷疑這通電話並不存在。“烏鴉”為什麽要打給他而不是其他人呢？會不會是他和凶手合夥做的，然後為了引導讓·馬利找回屍體，才編了這通電話？
米歇爾解釋說，“烏鴉”在電話接通後的第一句話就說：“我打給你，是因為隔壁（父母阿爾伯特和莫妮科的房子）沒人接電話。”
當讓·馬利當著其他家人的麵質問米歇爾是否與此事有關時，米歇爾表現得極度緊張，有些神經質。母親莫妮科極力維護米歇爾，令讓·馬利很生氣，便和自己的母親鬧翻了。
但米歇爾始終不承認與此事相關。他於2010年去世，享年54歲。
在他去世六年多後，也就是在2017年，格雷戈裏死亡一案重啟調查，他的遺孀熱內特突然被警方帶走。
嫌疑人四：母親克莉絲汀
1985年的二三月，懷疑的目光開始轉向格雷戈裏的母親克莉絲汀。
這種懷疑首先伴隨著各種謠言：譬如有人稱從格雷戈裏的肺部找到的**中沒有河水中常有的微生物，因而認為他是在浴缸中淹死的；也有人謠傳克莉絲汀說不出自己在案發時聽的廣播節目的名字……
剛開始那些懷疑隻是捕風捉影，但當國家警察取代了當地警察調查這個案子後，他們先入為主地把克莉絲汀視為嫌疑人。
克莉絲汀回憶的時間線是這樣的。下午五點之前，她離開製衣廠，開車去保姆那裏接了格雷戈裏，下午五點零二左右回到家。
但伯納德的律師為了給自己的客戶洗清嫌疑，找到克莉絲汀那家製衣廠的四個年輕女工出來做證。
她們開始說不確定，但後來咬定：案發當天，她們看到克莉絲汀從製衣廠出來後，沒有往保姆家去，而是開車去了相反方向的村子。下午五點左右，她出現在村郵局門口，然後掉頭離開。
她們的證詞指向，第二天讓·馬利收到的那封匿名信是克莉絲汀自己寄給丈夫的，而且是在她去接回格雷戈裏之前就寄出了匿名信，也就是說克莉絲汀有預謀地謀殺了自己唯一的孩子。
克莉絲汀堅持，自己在案發當天並沒有去郵局，而是在前一天去郵局寄了一個郵購商品的支票。警方在收件人那裏找到了支票，上麵的落款日期確實是案發前一天，但是信封已經被收件人扔掉，所以看不到郵戳時間。
那四個年輕女孩在描述克莉絲汀寄東西時穿的衣服並非案發那天她穿的，而是她在案發前一天穿的衣服，所以很可能她們搞錯了日期。
同時警方在她家後院搜到了一些麻繩，和捆綁格雷戈裏手腳的麻繩一樣。但這種麻繩在當地非常常見，在其他維爾曼家人的住處幾乎都找到了。
1985年3月24日，兩個筆跡鑒定專家認為其中兩封匿名信有80%的可能是克莉絲汀寫的。當天，懷孕多月的克莉絲汀因大出血被送進醫院，法官帶了筆跡鑒定專家和一大群記者趕到醫院，在病床邊向她宣布筆跡鑒定的結果。
1985年7月5日，蘭伯特法官把克莉絲汀叫到辦公室，說道：“女士，我需要推進案子並找到解決辦法，所以我起訴你謀殺了你的孩子。”
懷著近八個月身孕的克莉絲汀被關到獄中後就開始絕食，而她的丈夫也在獄中絕食抗議。十一天後，她被釋放了。
此案拖拖拉拉一直到八年後的1993年2月3日，法院才正式宣判沒有任何證據可以起訴克莉絲汀。以往法院都會說“沒有充分證據”，這次的表述便表明了法庭對這個罪名的態度。
讓·馬利在槍殺伯納德後，被囚禁了33個月，此後就一直被軟禁在家。此案同樣拖到了1993年才審判，他被輕判入獄五年。由於他已經在監獄待了一半時間，根據法國法律便可被保釋。
讓·馬利夫婦始終在一起很恩愛。他們搬去了巴黎附近的一個小鎮，隻通過律師發言。克莉絲汀在一家出版社兼職，而讓·馬利則是全職做房地產工作。
他們後來又生了兩個孩子。三個孩子都培養得很出色，學習成績很好。克莉絲汀後來寫了一本書叫《讓我告訴你》，但按照法庭的要求版稅都捐給了伯納德的遺孀。
他們多年來一直關注著案件的進展，幾次請求重啟調查。那麽到底是誰殺了格雷戈裏呢？近年來新的DNA技術有沒有幫助這個案件？2017年警方又逮捕了兩個新的嫌疑人，他們是真正的凶手嗎？
下篇：分析篇
1984年10月16日，小格雷戈裏被捆綁的屍體在沃洛涅河中被找到。自那以後，這個平靜的山區便再也不平靜。
當地的幾大家族沾親帶故，近百人之間有著各種各樣的聯係。我花了不少時間來理清那些親屬關係。
在凶案發生後，首先被懷疑的是傑克（讓·馬利同母異父的大哥）和傑克的嶽父羅傑，接著讓·馬利的二哥米歇爾也遭到懷疑，然後是伯納德和他的妻妹米裏耶勒，再接著又轉向了小格雷戈裏的母親克莉絲汀。
這篇會提到更多的嫌疑人以及談談我的看法：當年到底發生了什麽。
01. 每個人都可能是“烏鴉”
小格雷戈裏遇害後，無論是他的父母還是警察，都相信凶手就是那個已經“消失”了半年的“烏鴉”。案發後米歇爾自稱接到的電話，以及第二天讓·馬利收到的匿名信，都似乎印證了這一點。
這麽一來，隻要找到“烏鴉”，也就找到了凶手。但為什麽就是找不到“烏鴉”呢？
首先，不僅僅是讓·馬利和他父親阿爾伯特接到過騷擾電話，其他許多親戚都接到過。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法國山村的通信比較落後，除非警察安裝特殊設備，否則無法追查電話號碼的來源。而等警察在讓·馬利家以及他父母家裝好設備後，“烏鴉”就避開了這兩處的電話。
那個年代打電話很昂貴。“烏鴉”打了上千個電話，那麽他家電話賬單必然很高吧？一篇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報道提到：讓·馬利家的電話費在案發前兩年激增三倍，因而人們懷疑從河穀外其他村莊來的克莉絲汀才是“烏鴉”，打電話騷擾自己的公公婆婆和其他親屬。
可是那篇傾向性很強的報道卻沒提到：那段時間，維爾曼家族中許多人家的電話賬單都高得不尋常。
這又是怎麽回事？
當地警察建議讓·馬利和克莉絲汀給他們的懷疑對象打電話，看看能否從電話中認出對方的聲音。讓·馬利確實這麽做了。他承認曾在淩晨兩點給自己最懷疑的羅傑打過電話。而他懷疑，羅傑也曾冒充他給其他親戚打電話，導致那些親戚又打電話回來騷擾他。
所以在那四年間，可能許多人扮演過“烏鴉”，這上千個電話不是一個人打的，而是許多人打的。
“烏鴉”挑起事端，導致人們互相猜疑，胡亂攻擊。這想法相當於：我的日子不好過，既然我不知道害我的是誰，那麽大家都別想好過。於是，匿名電話像疾病一樣傳染開來，把所有人拉入了一場混戰。
警察們已經很難分清誰是始作俑者，誰是後來被卷入的報複者。
02. DNA驗證
在幾十年尋求真相無果後，所有人都把希望放在了逐漸被廣泛應用的DNA技術上。
2000年4月，檢察官提出化驗匿名信郵票上的DNA。這封信是1983年4月27日寄給小格雷戈裏爺爺的那封。大家都希望“烏鴉”在貼郵票時留下了自己的口水。可惜當時一家生物實驗室檢查了郵票後，發現樣本太少，無法使用。
2008年，格雷戈裏的父母請求重啟調查，使用更靈敏、更先進的DNA檢測技術。這一次警方化驗的郵票來自1985年7月，是在格雷戈裏遇害九個月後，“烏鴉”寄給小格雷戈裏爺爺阿爾伯特的。
這一次實驗人員成功提取到了DNA，發現是一男一女。但他們比較了和案件相關的150個人的DNA樣本，包括讓·馬利的父母和爺爺奶奶，發現全都不符合。這可能是樣本遭到汙染導致的。
2010年，檢察官還要求檢查小格雷戈裏褲子上粘的毛發、捆綁他的繩子、匿名信封口上的口水等。可惜這些證據因為浸泡在水中太久等原因，無法提取出有效的DNA信息。
2013年，警方終於在捆綁格雷戈裏的繩子上分離出十個不同的人的DNA。但最終結論卻是：證據已經被汙染了，這些DNA都是後來的辦案人員留下的。
隨著一次次檢驗的失敗，通過科技手段來尋找真相的希望越來越渺茫。
03.格雷戈裏的平和麵色
大家還記得嗎，格雷戈裏被打撈起來時麵色十分平靜，這對於溺亡的屍體而言十分反常。同時法醫發現他體內沒有和恐懼相關的腎上腺素，身上也沒有掙紮引起的擦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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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發一段時間後，有村民在河邊消防站附近的樹叢中找到了一包東西，裏麵有一支使用過的2毫升胰島素注射器，以及外包裝。而這個地方恰好是米裏耶勒曾指認的伯納德把受害人帶下車的地方。
2毫升的胰島素比糖尿病兒童可承受的量高出六倍。給一個沒有糖尿病的兒童注射2毫升胰島素危害更大，會造成他血液內血糖水平過低。大約在一個半小時後，被注射者的大腦會因缺少血糖而發生低血糖性深度昏迷。因此，許多人相信，格雷戈裏麵色平靜沒有掙紮，是因為他在被捆綁投入河裏前已經昏迷了。
由於法醫沒有檢查格雷戈裏身上是否有針孔，也沒有做毒理化驗，所以他曾被注射胰島素這件事，至今也隻是一個猜測。
04.新嫌疑人
轉眼到了2017年，維爾曼家族中老一輩的成員都年齡很大了或去世了。6月14日這一天，與這起事件相關的四個人突然被拘留。
案件發生三十三年之後，警方的這個突如其來的舉動引起了軒然大波。
被帶走的有48歲的米裏耶勒和61歲的米歇爾的遺孀熱內特。此外還有兩個新的嫌疑人：73歲的格雷戈裏的舅爺爺馬塞爾和他的72歲的妻子傑奎琳。他們被指控綁架和囚禁格雷戈裏，最終導致他的死亡。
我們在前麵提到，格雷戈裏的爺爺奶奶阿爾伯特和莫妮科、伯納德一家三口、米歇爾一家四口全都住在奧蒙特西的一個村裏。而馬塞爾夫婦恰好也住在那裏。
馬塞爾和伯納德的關係很好，兩個人雖然是舅舅和外甥的關係，但隻相差11歲。此外，馬塞爾和米歇爾的關係也很好。所以這三家人結成了大家族中的小團夥。
那警察是怎麽找上他們的呢？
首先，專家通過新的技術手段——筆跡鑒定、語言學分析以及對錄音的分析，認為“烏鴉”是一男一女，而匿名信中的前兩封是傑奎琳的筆跡。
相信大家已經發現了，每次鎖定一個嫌疑人，總有一個筆跡鑒定專家的認定。所以這個筆跡鑒定的準確性到底如何就很難說了。
其次，警方聲稱他們采用最先進的AI（人工智能）技術，把12000條證據，包括所有嫌疑人在案發時所處的時間、地點，400多份證詞，2000多封書信，都輸入一個程序，然後由AI來分析誰最可疑，最後找出了這四人。
除了AI的結論外，馬塞爾和傑奎琳這對夫婦身上確實疑點重重。
1.案發時馬塞爾夫婦都是40歲左右，在一家紡織廠工作。據他們的女兒描述，父母的脾氣都陰鬱、暴躁，尤其是她霸道的母親。傑奎琳有個情人，她兩次離開丈夫卻又不得不回去，隻因為丈夫威脅會曝光她的秘密。
2.馬塞爾自稱和姐姐莫妮科關係親密，沒理由威脅她一家人。但很早就有記者發現，莫妮科的家人包括馬塞爾，都和阿爾伯特關係不好。阿爾伯特是第一個收到恐嚇的人，“烏鴉”早在1979年就在電話裏對他詛咒：“你會上吊自殺的。”如果“烏鴉”是伯納德的話，不太可能對上一輩人這麽仇恨，而米歇爾更不太可能匿名騷擾和自己住在一起的父母。所以打給阿爾伯特的那些電話更可能來自他的同輩親戚。
3.馬塞爾本人因為喉嚨做過手術，聲音沙啞，有點像匿名電話中“烏鴉”的聲音。
4.馬塞爾和讓·馬利關係不和。1982年，他和讓·馬利曾發生衝突，當時他說了一句：“我不會和一個首領握手。”此後，“首領”這個詞才出現在匿名信中。
5.“烏鴉”曾在電話中說自己一直在監視阿爾伯特和莫妮科，連他們剛剛散完步回家都知道。而馬塞爾的獨生女瓦萊麗說，她見過父親用雙筒望遠鏡觀察位於他家下方的阿爾伯特的房子。
被拘捕的四個人全都否認自己和格雷戈裏的死亡有關。他們要不保持沉默，要不就說自己不記得了。
傑奎琳和馬塞爾一直聲稱，1984年10月16日案發當天，從下午一點到晚上九點，他們都在紡織廠上班。2017年底，他們的律師找到了不在場證明：當天下午五點結束的一個會議記錄上，有兩個人的簽名。
三十三年前的這兩個不在場證明已經很難驗證。也有人認為，從時間上來說，他們在會議結束後才去和伯納德碰頭，也是來得及的。
由於所有證據都是間接的，並沒有物證、人證能證明這三家人涉案，他們最終全都被釋放了。
自那以後，這起案件像噴發過的火山，再次進入休眠狀態。
05.討論
問題一：伯納德是無辜的嗎？
1990年的時候，突然出現了一個關鍵證人。這名叫克勞德的男子告訴警方，他在格雷戈裏被綁架的時段撞見一個留小胡子的男人和一個年輕女孩出現在讓·馬利家附近。他們的外形完全與伯納德和米裏耶勒相符。
此外還有其他鄰居、路人等多人聲稱，在案發當天看到外形似伯納德的人和紅發女孩開著綠色汽車，在讓·馬利家附近出沒。
雖然伯納德是否有罪至今沒有官方定論，但其實法庭對讓·馬利輕判五年，以及2017年檢察官的新舉動都表明：他們相信伯納德不是無辜的。
問題二：米裏耶勒的哪個版本是真的？
綜合來看，更有可能的是：米裏耶勒當天上了伯納德的車。
為什麽這麽說呢？
首先，她在第一個和第三個版本中堅持自己在案發當天坐校巴回家。但學校幾個同學和當天代班的校巴司機都說沒有看見她，而她連當天的校巴司機是誰都說錯了。（蘭伯特法官認為同學和校巴司機都記錯了日子。）
其次，她在第二份證詞中說，她走到校門口突然發現姐夫在車上探出腦袋，叫她的小名“Bouboule”，但之後她又堅持這份證詞完全是警察念了她聽寫的。法官曾問她，警察怎麽會知道你的小名呢？她答：“他們就是知道。”我認為警察不太可能知道，也沒有人說過警察曾打聽過她的小名，所以這個細節隻能是她自己提供的。
然後，米裏耶勒在1984年11月1日、2日和5日的三次審訊中都堅持第二個版本沒改變。11月5日，蘭伯特法官逮捕了伯納德，隨後急不可待地開了個新聞發布會邀功。他經不住記者套話，把證人的名字透露給了媒體以及電視機前的所有觀眾。在新聞發布會後，他又讓警察把米裏耶勒送回了村子。可想而知接下來這個女孩會麵臨什麽。
許多年後，米裏耶勒的表哥帕特裏克聲稱，1984年11月時，自己剛好住在村裏。他看到米裏耶勒遭到家人的毒打並被關進一個糧倉。他還聲稱，米裏耶勒曾親口告訴他，綁架發生時她在車上。
另一個證人是米裏耶勒的母親珍寧的護士傑奎琳。在珍寧於1987年去世前，傑奎琳每天都要去他們家給珍寧打針。有一天珍寧悄悄告訴她，11月5日那天米裏耶勒一回到家，就被她父親和姐姐瑪麗·昂熱關起門來揍了一頓。
但米裏耶勒否認自己撤回證詞是因為挨打。她和自己的表哥帕特裏克曾當麵對質，各執一詞。米裏耶勒後來出了本書叫《打破沉默》，再次譴責帕特裏克說謊。帕特裏克讀了很生氣，不僅上電視節目反駁，還控告米裏耶勒和出版社誹謗他。
問題三：伯納德為什麽接上米裏耶勒？
這也是讓我起先很困惑的。如果伯納德當天打算綁架兒童，當然知情人越少越好。他要帶上4歲的兒子可以理解，因為他兒子是需要24小時看護的特殊兒童，而他妻子當天要上班。但他為什麽要特意去接上妻妹呢？
前麵我提到，有人在案發現場找到了一個注射胰島素用的空針筒。
記者調查發現，幾大家族中患有糖尿病需要每天打胰島素的隻有米裏耶勒的母親珍寧。而據護士傑奎琳所說，米裏耶勒每次都會在旁邊看著自己怎麽給她媽媽打胰島素。
這或許解釋了為什麽伯納德要特意接上妻妹，因為隻有米裏耶勒知道該如何注射胰島素。而且，她還可以幫忙在車上照看伯納德的兒子。
1985年，讓·馬利夫婦起訴了米裏耶勒，認為她是共犯而非僅是證人。但1988年，法庭認為米裏耶勒沒有動機綁架格雷戈裏，駁回了起訴。
2017年6月，已經48歲的米裏耶勒被再次逮捕。警方認為她有意識地參與了犯罪的準備和實施。她其實早就知道姐夫想要綁架格雷戈裏，而非像她自己所說的那麽意外。根據筆跡鑒定專家的結論，案發第二天讓·馬利收到的那封信，是米裏耶勒寫的。
把所有的細節加在一起後，我推測當時情況可能是這樣的：米裏耶勒第一次被帶到警局前已經和姐夫伯納德串好供，互相提供不在場證明。隻是他們沒協商好細節，以至她和伯納德在分別交代誰先回到家這點上，出現了截然相反的說法。
當這個漏洞被警察識破後，米裏耶勒確認警察已經懷疑伯納德，便把伯納德的那部分事實交代了。但心存僥幸的她相信警察尚未懷疑自己和其他人，所以隱瞞了伯納德以外其他人的角色。
有人或許會問，15歲的小女孩會如此有心機嗎？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山村孩子早當家，克莉絲汀和讓·馬利談戀愛時也不過16歲，已經在工廠當女工了。
在最初五天內，米裏耶勒每次去警局做完口供回家，都對家人守口如瓶，直到愚蠢的法官蘭伯特對著電視台的鏡頭，把證人的名字告訴了全世界。
米裏耶勒雖然不承認自己回家後挨打，但1993年她曾在法庭上提到，自從自己揭發姐夫後，姐姐瑪麗·昂熱多年來一直把她視作空氣不再和她說話。
對於一個世界很小的15歲女孩來說，她本就不認識受害人格雷戈裏和他的父母。她的姐姐、母親、姐夫和其他兄弟姐妹才是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即便不打她，家人的冷落和責備已經夠她受了。
問題四：當年有哪些人參與作案？
在蘭伯特法官被撤職後，受人敬重的莫裏斯·西蒙法官推遲了自己的退休，從1987年1月開始負責這個案子。和前任法官不同，他腳踏實地，認真調研，訪談了200多人，用了三天時間重建時間線，匯總了近2萬頁的記錄。經過兩年多的調查，他的心中已經有了自己的答案。
但不幸的是，1990年西蒙法官突發心髒病昏迷了三天，搶救回來後失去了記憶，他在1990年去世。後來讓·馬利夫婦把其中一個孩子命名為西蒙，以紀念這位法官。
直到2016年，西蒙法官的兒子才找到了父親當年的日記本，提供給法院。
西蒙法官在日記中吐露，他認為凶殺案是由一個三角構成的：A.馬塞爾和傑奎琳夫婦；B.米歇爾和他的妻子；C.伯納德和他的小跟班米裏耶勒。
2017年檢察官的重啟調查看來也是順著西蒙法官的思路進行的。
結合其他證據，這三夥人可能是這樣分工的。
1.伯納德和米裏耶勒一直潛伏在讓·馬利家附近監視著。當克莉絲汀進屋後，伯納德立刻用捂住口鼻或者袋子套頭等方式綁架了格雷戈裏。他們把他帶上車後，米裏耶勒在他的屁股上注射了胰島素。隨後他們去了村裏，由一人下車在郵筒裏扔了米裏耶勒寫的匿名信。
他們帶格雷戈裏來到河邊消防站的空地上，把他交給了等在那的馬塞爾，並把胰島素針筒丟棄在附近樹叢中。
2.馬塞爾和傑奎琳負責看管格雷戈裏。他們把格雷戈裏帶到了某個藏匿的地點。在這期間，格雷戈裏陷入了深度昏迷。
3.米歇爾夫婦在案發前兩天去了讓·馬利家做客（多年來第一次），可能是為了觀察他們家的內部結構和周圍地形。案發當天由米歇爾謊稱接到“烏鴉”的電話。
問題五：當年發生了什麽？
1984年最早調查本案的地方警方曾拿著和小格雷戈裏一樣重量、尺寸的人偶做了實驗，得出的結論是，小格雷戈裏很可能是被人從村子中間扔進河裏的，那個地方距離他被打撈上來的地方很近。因為如果屍體是在更上遊被扔入水中的話，會順流而下跌落在一個大壩上，不可能沒有留下一點傷痕和淤青。
1987年西蒙法官接手調查後，也做了實驗，得出相同的結論。他在日記中進一步提到，格雷戈裏在下午五點多被帶走後，不是立刻被投入河中。
當天晚上九點十五分，搜救人員才在河中打撈到格雷戈裏的屍體。如果格雷戈裏已經在水流湍急、石頭很多的沃洛涅河中漂流了四個多小時，不管是順流而下還是卡在哪兒，他的夾克衫、帽子和捆綁的麻繩不太可能那麽幹淨，屍體也不會那麽完好無損。
如果西蒙法官的判斷正確，那麽凶手打這通提示電話的時間，遠遠早於他扔格雷戈裏進河裏的時間，這又是怎麽回事呢？
有兩種觀點：一、謀殺分歧說；二、惡作劇失控說。
觀點一：謀殺分歧說。
“烏鴉”早在案件發生半年前，寫給阿爾伯特的第三封信中就提到他會傷害格雷戈裏。而AI判斷這封信是傑奎琳手寫的。如果AI是對的，那麽馬塞爾和傑奎琳是案件主謀，早就想通過殺害格雷戈裏，一箭雙雕，傷害他的父親和爺爺。他們在籌劃作案的半年中，拉攏了對讓·馬利不滿的米歇爾和伯納德。
馬塞爾想以“烏鴉”身份認領這起謀殺，其實下午五點多，剛綁架完就寄出的匿名信已經達到了目的。上麵寫著：“老板，我希望你憂傷至死。你的錢買不回你的兒子。這就是我的複仇。你這個可憐的混蛋。”那麽，他還有必要重複打這個電話，或讓米歇爾謊稱接到了這個電話嗎？
況且，下午五點半時格雷戈裏尚未被扔進河裏，這麽早通知他父母，萬一河邊來了許多警察和尋找的人，馬塞爾再扔孩子會增加被目擊的風險。
所以，米歇爾的通風報信應當是他自己的主意。格雷戈裏是他的親侄子，他不是很忍心，所以沒再繼續參與這個陰謀。當天，他知道他們會動手，也聽說他們計劃把孩子扔進河裏。糾結一番後，他決定盡快通知弟弟一家。由於他不能透露自己知情，所以假借匿名電話之名。但他沒想到的是，當天馬塞爾和伯納德綁架格雷戈裏後並未立刻投入河中，而因為某些原因拖延了幾個小時，這才是提示電話早於投河行為的原因。
觀點二：惡作劇失控說。
這夥人的原計劃是囚禁格雷戈裏幾天，嚇唬讓·馬利夫婦，再把格雷戈裏還回去。
“烏鴉”一向喜歡惡作劇，譬如他之前給殯儀館打電話，說阿爾伯特死了，要收屍。對方到阿爾伯特家一看，他活得好好的呢。在過去的四年多中，這類戲弄發生了很多次，“烏鴉”似乎樂在其中，也並沒有真的對阿爾伯特和讓·馬利采取實質性的傷害。
那麽會不會四年後，他（們）要做的其實是一次更殘忍的惡作劇？他們的本意或許並非讓格雷戈裏死亡，而是控製他一段時間，在精神上折磨他的父母，讓他們體會一番絕望、焦慮、憤怒、恐懼。
他們約好了由米歇爾在下午五點半謊稱接到匿名電話，引導讓·馬利夫婦去根本沒有屍體的大河中尋找，也是戲弄這對夫婦的一個環節。
首先，殺害有血緣關係的無辜晚輩這種主意，很難讓五六個理性的人達成共識。現實中，這種心理極度陰暗，針對兒童的預謀殺害也極少是集體作案的。米歇爾和伯納德雖然討厭讓·馬利，實際並沒有深仇大恨。但是，如果這原本隻是個惡作劇，那麽很可能米歇爾、伯納德也會同意參與。
其次，如果他們的本意就是要殺害格雷戈裏報複讓·馬利的話，他們應當一抓到他就動手。對於一個毫無反抗能力的4歲兒童，他們根本無須注射胰島素這一多餘的步驟，而是可以用任何方式輕易殺害。之所以注射胰島素，更像是讓格雷戈裏保持嗜睡、昏沉，在一段時間內方便控製的手段。他們把他的帽子拉下來擋住臉，可能也是不希望他看見、認出綁架他的人。如果本來就沒打算讓他活著回去，這一步也是多餘的。
但是他們缺乏醫學知識，沒想到格雷戈裏會陷入深度昏迷，且無法再醒來。馬塞爾在幾個小時後怎麽都弄不醒格雷戈裏，甚至可能誤以為他已經死亡，惡作劇變成謀殺。他意識到闖了禍，擔心被捕或者被讓·馬利報複，這才匆忙把格雷戈裏拋入沃洛涅河中。有人或許會問，如果當時警察已經在下遊搜救，“拋屍”是不是風險有點大呢？為何不扔到樹叢中或者更下遊？這恐怕隻能解釋為，他希望格雷戈裏的屍體被他父母找回去，不管這是出於僅存的一點良知，還是想要給他們二次打擊。
以上隻是我個人的判斷。
2017年警方指控這幾名嫌犯的罪名是綁架和強製囚禁導致死亡，而非綁架、謀殺，可能也代表他們更傾向於第二種觀點。
06.獵巫
我在Netflix（一個視頻平台）看了紀錄片《誰殺了小格雷戈裏？》，當看到克莉絲汀遭受的不公正對待時，十分憤怒，甚至幻想自己能穿越回那個年代，為她發聲。
這個剛剛失去孩子的美麗母親，無論做什麽在媒體眼中都是錯的。她在兒子的葬禮上慟哭暈厥，被提前送走，一個女記者冷冷地稱之為“好一場馬戲團”。她去監獄探望槍殺伯納德後坐牢的丈夫，他們說她又開始演戲了。她不敢再去看，他們說她已經拋棄丈夫了。
案發後，克莉絲汀和讓·馬利終日沉浸在喪子之痛中。他們的律師建議他們再次懷孕。在格雷戈裏去世近一年後，她生下第二個孩子，在雜誌上展露了久違的笑容。人們質問她為何開心？她殺了格雷戈裏後又打算殺另一個了嗎？
克莉絲汀一度試圖自殺，因過度服用鎮靜劑失去意識後，被搶救回來。經受了那些毫無根據的圍剿後，她出現在媒體的鏡頭中時總是麵無表情。
她就像一個美麗的精靈，掉到人間，嘲諷地看著這個充滿惡意的世界。
克莉絲汀被懷疑時，報道她嫌疑的文章蜂擁而至，而當她在1993年被宣布無罪時，媒體報道卻很寥寥。
積極引導克莉絲汀有罪論的是一個叫貝奇納的名記者。他曾對同行說：“一個母親殺了她小孩不是一個好故事嗎？這個故事會有意思得多。”
他的第一篇把矛頭指向克莉絲汀的報道，收集的全是道聽途說的消息。貝奇納和妻子控製著一家廣播電台和多家全國性媒體，他們采用流水線作業，在全國範圍內炒作母親殺子的故事。一篇篇報道像重拳一下下打擊那個兒子被謀殺的母親。
對於記者來說，這隻是一個曲折離奇的故事，但對於當事人來說，卻是他們的人生。
性別歧視的國家警察
更令我驚訝的是那裏麵無知、膚淺、性別歧視的國家警察。
1985年2月，打扮時髦的國家警察克拉茲接管本案。他一來就看不上穿製服的當地警察，認為他們太過老派、拘謹。
他本應該調查伯納德和克莉絲汀兩個嫌疑人，但他剛到沃洛涅河穀地區就被記者貝奇納帶到了伯納德的辯護律師韋爾策那兒。韋爾策一直都在努力把嫌疑轉到克莉絲汀身上，好讓他的客戶脫罪。克拉茲接受了韋爾策的宴請，並在吃人嘴軟的場合下，接收了韋爾策提供的完全有利於伯納德的檔案。
克拉茲曾解釋為何第一次見到克莉絲汀就開始懷疑她，理由竟然是：她穿了一件黑色緊身毛衣，太有吸引力了。
他的原話是：“她確實穿了黑色，好的，但是我們可以說，這是件賞心悅目的衣服。她穿了件特別緊身的毛衣。如果是在其他場合，你會忍不住要追求她。所以我告訴自己……她看上去很美。我的意思是，作為一個男人，她看上去還不錯。我暗想，我本來以為會看見一個哭泣的人，頭發亂蓬蓬，穿得馬馬虎虎。當然，這不意味著她有罪，但是這就是疑點。”
國家警察說，阿爾伯特收到一些匿名電話的時間，克莉絲汀正好獨自在家，但卻故意忽略相反的事實：大部分匿名電話發生時她都在工廠上班。阿爾伯特和莫妮科家有個本子，詳細記錄了每次“烏鴉”打電話的時間、日期和內容，但偏偏這個本子被國家警察弄丟了。
克莉絲汀為什麽要預謀殺自己的兒子？她說過：“我愛我的兒子，失去他我什麽都不剩下了。”
國家警察問她是否有情人，孩子是不是她丈夫的，她是不是伯納德的情婦。他們用盡各種辦法想找出她對丈夫不忠的證據，但都沒有找到。
用心靈感應破案的杜拉斯
此事正被炒作到高峰時，當時在法國家喻戶曉的作家杜拉斯也來摻和了。
她來到小山村前提出想見兩個人：克莉絲汀和蘭伯特法官。克莉絲汀對和名人見麵沒興趣，拒絕了采訪。
喜歡出風頭的蘭伯特法官激動地接受了著名作家的采訪。他向杜拉斯八卦了一個他聽說的傳聞：有次讓·馬利帶回來兩塊牛排，被克莉絲汀烤焦了，讓·馬利扇了她兩記耳光。
杜拉斯靈機一動，這下殺人動機也有了。
可是克莉絲汀就算遭到家暴也應該報複丈夫，為什麽殺自己的兒子呢？
這個法國文藝女作家得出了一個神奇的結論：“這是一個母親想報複其他所有的母親。”
杜拉斯回去後寫了一篇文章《崇高的，必然崇高的克莉絲汀》。雖然她用了克莉絲汀的身份和案件背景，但內容全靠想象。她寫克莉絲汀是個女權主義者，被自己不喜歡的男人占有了，她憎恨他，想要以殺子來反抗男權壓迫。她甚至在原稿中寫：一個生育孩子的母親有權力收回生命（殺子）。這句話在刊登時被編輯刪除。
此文發表後引起一片輿論混戰。克莉絲汀看到文章後說了一句：“她瘋了吧！”
幼稚、自負的法官
紀錄片《誰殺了小格雷戈裏？》中呈現的蘭伯特是一個自負、迷戀權力卻幼稚的草包。這樣的人很容易被他人用吹捧等手段操控，而他被伯納德的律師韋爾策牽著鼻子走卻不自知。另一方麵，他認為大眾都樂於見到“凶手是母親”這樣的反轉情節，於是為了迎合大眾，推動了後續發展。
當他看到全國的媒體都來關注此案時，曾興奮地說：“這個案子是我的人生機遇。”
由於他在工作中出現的種種失誤，1986年4月，在讓·馬利夫婦的投訴下他被撤職。他後來出了一本書叫《小法官》，書中描述克莉絲汀有一種奇怪的、不可描述的魅力，能讓那些在她周邊的男人為她著迷。
2017年6月，隨著案件重啟調查，新的嫌疑人被捕，蘭伯特當年的種種失職也被重提。
一個月後，蘭伯特在家中給自己頭上套了塑料袋，用一根領帶勒住自殺了。恰好在他自殺的同一天，一家電視台發布了西蒙法官在1988年9月14日的日記中寫的一段話：“看到蘭伯特法官的缺陷、不合規矩、錯誤、隱藏證據、智力混亂，或者隻是材料混亂，我們仍處於迷茫中。我正麵對的是十分恐怖的司法不公，可以讓一個無辜者被定下最可怕的罪名。這就是司法不公，我現在知道了。”
但蘭伯特顯然不這麽認為。他留下了一封冗長的遺書討論了案情，為自己辯解。他堅信自己當年的決定沒錯，米裏耶勒坐大巴回家了，伯納德是清白的，是克莉絲汀殺害了兒子。
蘭伯特認為2017年的AI技術找到的嫌疑人是錯的，這次調查注定會失敗；而到時候新的法官、檢察官為了挽回麵子，又會找他當替罪羊。他拒絕扮演這個角色，也沒有力氣再抗爭了。
格雷戈裏已經去世近三十六年，圍繞他死亡的謎團一直沒有解開，但凶手無疑就在家族內部。
在世界各地其實都存在這樣的村莊，表麵看是那麽淳樸、寧靜，但背地裏卻惡意洶湧。教育的缺席、狹小的交際圈和社會進程中的財富地位差距，都讓人們的內心在欲望的洪流中找不到方向。在記者筆下，家暴、**、嫉妒、詆毀、反目……在幾大家族中屢屢發生。
可惜，一個可愛的孩子卻成為成年人之間貪欲和攀比的犧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