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春水初生1
北京往事
一
1917年7月17的北京，陽光和著樹葉搖曳，蟬蟲窺視著人們的希望。在楊家大院裏，楊蔭杭正踱著步子，不時張望妻子生產的屋子，他在等待他的第四個孩子的出生。此時他已有了三個女兒壽康、同康和閏康不知道這第四個孩子是男孩還是女孩？長什麽樣？
經過漫長的等待，隨著一聲響亮的啼哭聲，他終於迫不及待地來到產房門口。產婆抱過來一個繈褓，一個粉嫩的女嬰出現在楊蔭杭眼前。1911年的中國，男尊女卑的思想還籠罩在人們頭上，每個家庭都想生個兒子。楊蔭杭卻很開明，對女兒也分外寵愛。他捧著這個小小的人兒，歡喜不已，給她取名楊季康。後來，這個女孩被叫作楊絳。
楊蔭杭是開明且威嚴的父親。他是中國近代頗有名望的進步學者，無錫人，祖輩在杭州做官。詩書傳家，他得以早早接受教育，考入北洋大學堂。青年時代的楊蔭杭，可以看作充滿革命精神與鬥爭精神的年輕人的代表。在北洋大學堂上學時，有部分學生為了夥食鬧風潮。掌權的“洋人”出來鎮壓，說鬧風潮的一律開除。一個帶頭鬧事的廣東人就被開除了。楊蔭杭並沒有參與風潮，但看其他人縮頭縮腦的樣子，很是惱火，挺身而出道：“還有我！”於是他也被開除了。好在他被北洋大學堂開除後，轉而就考上了南洋公學，那年他十九歲。很久以後，在提到北洋大學堂時，楊蔭杭還會嬉皮笑臉叉腰道：“我是老北洋。”對於被開除這件事，楊蔭杭倒是豁達。
但對於學業，他未曾有過稍微放鬆。在南洋公學就讀時，因為成績優異，楊蔭杭被派到日本早稻田大學讀書，並與在日留學生一道創辦了《譯書匯編》，譯載如《民約論》《自由原論》等歐美政法名著。這是留學生自辦的第一個雜誌。此時的楊蔭杭受西方民主自由思想影響，希望通過革命改變中國。有次楊蔭杭暑假回鄉，在中學公開鼓吹革命，還拒絕對祠堂裏的祖先磕頭，被同鄉憤然罵道：“此人該槍斃。”很快，他因“革命邪說”被清廷通緝，於是家人籌了筆款子讓他再度出國。他來到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攻讀法學。1910年學成回國後，他除在北京一所法政學校授課外，還兼任了肅親王善耆的法律教師。
同那個時代大多數人一樣，楊蔭杭很早便在父母安排下訂婚了，娶了唐家的女兒。幸運的是，他的夫人唐須嫈與他相互欣賞，可謂佳偶天成。唐須嫈同樣出生於無錫，曾在著名的上海務本女中讀書，沉靜內斂，溫婉穩重；婚後專注於相夫教子，一生共養育了八個子女。在楊蔭杭留學歸國前，她一人照料三個女兒的生活，從未有抱怨之語，將大小家庭都打理得很好。楊絳回憶：“母親每晚都要記賬，有時記不起明細，會苦惱，父親就奪過賬本，一筆寫上‘糊塗賬’，免她勞神。但據父親說，母親雖記不得小賬，每月按時寄回無錫老家的家用，一輩子從未錯過一天。”
我們經常從魯迅、張愛玲等優秀作家的回憶錄裏，發現他們的母親熱愛閱讀的痕跡。大概作家文學素質的養成，非常仰賴他們的母親做出的榜樣。唐須嫈是否有文學上的天賦，旁人無從知曉，但從楊絳後來的描述中，可以看得出她是一位頗具文字敏感度及見識的女性。她喜歡辭章小說，做針線的藤筐裏常常擺著《綴白裘》一類劇本和一些舊體小說。有次她讀綠漪作的《綠天》，便說：“這人也學著蘇梅的調兒。”楊絳覺得很佩服，因為綠漪正是蘇梅的一個化名。唐須嫈常常和楊絳交流一些對作家的看法，楊絳對她的觀點非常認同。
楊氏夫妻甚是和睦。後來有人稱讚楊絳待錢鍾書好，楊絳卻說，她們姐妹幾個對待丈夫都很好，但沒有母親待父親好。楊氏夫妻有很多話可以談。在《回憶我的父親》中，楊絳寫道：“他們談的話真多，過去的，當前的，有關自己的，有關親戚朋友的，可笑的，可恨的，可氣的……他們有時嘲笑，有時感慨，有時自我檢討，有時總結經驗。兩人一生中長河一般的對話，聽起來好像閱讀拉布呂耶爾的《人性與世態》。”有時楊蔭杭會對妻子說“我今天放了一個‘屁’”或“一個大臭屁”或“惡毒毒的大臭屁”，唐須嫈就會等上一兩天，從《申報》或者《時報》上剪下這個“屁”—大多是時評。她把剪下來的“屁”粘貼成長條，卷成一大卷，放進楊蔭杭的紅木大筆筒裏。
辛亥革命爆發後，楊蔭杭決定南下加入革命一派，楊家便在季康出生一百多天後從北京移居上海。有趣的是，清廷王室成員肅親王善耆向來看重楊蔭杭，聽聞楊蔭杭南下，專程去送他，對他說：“祝你們成功。”向來開明求變革的親王說這番話時的情緒，實在是很耐人尋味的。
楊蔭杭是難得的法律人才，被政府委以江蘇省高等審判廳廳長兼司法籌備處處長的重任。他有傲骨，剛正不阿。有個有權勢的軍閥到上海，當地紳士聯名登報表達歡迎之意，未經楊蔭杭同意便將他的名字寫了上去。楊蔭杭知曉後，特意登報聲稱自己對該人並不歡迎。這一舉動被人們嘲笑不識時務。他不以為意，稱“名與器不可以假人”。
後來因官員不得在本省任職的規定，楊蔭杭調任浙江省高等審判廳廳長，駐杭州。在任期間，有個被省長和督軍庇護的惡霸，殺人搶掠無惡不作，被告後意圖賄賂楊蔭杭逃避刑罰。雖在省長和督軍管轄之下，楊蔭杭仍然秉著“省長和督軍不得幹預司法”的司法獨立精神，堅持“殺人償命，不能寬宥”，於是被省長屈映光告狀至總統袁世凱處。幸而袁世凱秘書張一麐是楊蔭杭故友，經張一麐力保，袁世凱批了“此是好人”四個大字，在1915年把楊蔭杭調至北京了事。
二
楊絳四歲時，與父母親一同回京。起先他們租住在一戶滿族人家。女房主梳旗頭，著旗袍，穿花盆底鞋。花盆底的鞋子與上海女子的高跟鞋大不相同，高底在中。女子穿上這種鞋，身高陡增，走起路來搖搖晃晃，有楊柳之姿。楊蔭杭問四女兒長大後要不要穿這種鞋，她很認真地考慮之後，答道：“要！”
楊絳天生柔美剔透，個子不算高，在楊家八個子女中，最得父親喜歡。楊蔭杭喜愛貓，曾以“貓以矮腳短身者為良”表達對四女的偏愛。原因他人無從知曉，或因她從小聰慧伶俐，或因她出生於父親歸國躊躇滿誌之時。此時大姐、二姐在上海讀書，三姐留在無錫，楊絳便成了父母身邊唯一的孩子。楊蔭杭是頗有些嚴厲的人，在女兒麵前，卻總保持克製與柔和。他有在書房午睡的習慣，喜歡安靜不被打擾。有次偶然醒來，楊蔭杭發現楊絳像小貓似的坐在他的身旁，連添炭火都輕手輕腳，不發出一絲聲音。於是他充滿愛憐地道：“我也喜歡有人陪的，隻是不要出聲。”之後他允她陪在身邊。
垂髫之年，楊絳入辟才胡同女師大附屬小學就讀，她的童年記憶也從這裏開始。女師附小旁邊便是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楊絳的三姑母楊蔭榆在此任監事。楊蔭榆是近代中國首位高校女校長，推崇歐美教育理念。她因專製粗暴，反對進步學生參加政治活動，還曾被魯迅先生在《記念劉和珍君》等文章中點名批評。她曾非常疼愛楊絳，但因她後來脾性古怪等原因，楊絳最終不再跟姑母親近。在《回憶我的姑母》中，楊絳提到，女高師的學生會帶她到大學部玩耍，陪她打秋千，讓她在學校的懇親會上演戲，讓她扮花神，甚至在學校的運動會上，也有學生拉著她一起跳繩。“我現在回想，演戲借我做‘花神’，運動會叫我和大學生一同表演，等等，準是看三姑母的麵子。那時候她在校內有威信，學生也喜歡她。我決不信小學生裏隻我一個配做‘花神’，隻我一個靈活，會鑽在大學生身邊圍繞著跳繩。”
在北京，楊絳享受了平和歡樂的童年，而當時的父親卻正在經曆事業上巨大的顛簸。1917年5月，在調查津浦鐵路管理局租車購車舞弊案時，因懷疑交通總長許世英貪汙，楊蔭杭傳訊了對方。楊蔭杭不過是檢察長，總長卻是等同於當下部長的職位。此事引起震動，楊蔭杭被停職審查。期盼司法公正無望的楊蔭杭由此對北洋政府的政治環境感到失望，幾乎就在同時，上海傳來二女兒同康染傷寒住院的消息。如今看來微不足道的傷寒，在那個時候足以取人性命。唐須嫈隻身南下，奔波千裏，輾轉於舟車之間，趕到女兒病床前。女兒隻是拉著她的手絕望地哭，哭得唐須嫈肝腸寸斷。不久之後，二女兒便去世了。
政治失意及失去女兒的痛，讓楊蔭杭徹底舍棄了留京任職的意願。1919年，他辭去了北京的職務。楊蔭杭辭職後，家人隨他南下。楊絳的北京記憶隨之暫時終結。
倉促的南下，在楊絳看來是那樣的不合情理。匆忙收拾行李趕車的過程中，她沒有時間好好整理落在四處的小玩意兒，也沒有時間再看看北京，再與好朋友聚一聚、敘敘話；她也沒有時間回到學校去，與同學們正式道個別。在後來提及此事時，楊絳總覺得“悵然”。離家路上，她碰到了一個同學。盡管平時與這個同學關係並不要好，她還是想讓那個同學幫忙捎句話回去，告訴同學們她走了。
楊絳剛嚐到離別苦澀的內心，很快就被另一種情緒填滿了。楊蔭杭剛正不阿有原則，在北京受人尊敬，他的離開也令許多人不舍。他們爭相去火車站送楊蔭杭歸鄉。在《回憶我的父親》中，她提到：“火車站上為我父親送行的有一大堆人—不是一堆，是一大片人。誰也沒有那麽多人送行，我覺得自己的父親與眾不同，很有自豪感。”目睹此景的楊絳，已然對什麽是尊敬、什麽是人心所向有了最直觀的認識。楊蔭杭的骨氣，也在楊絳心裏播下了種子。
三
一家人乘車到天津，又從天津乘船南下。後來幾十年過去，楊絳仍然記得他們乘的那艘船叫新銘號。對需要照顧幾個孩子的楊氏夫婦來講，整艘船又髒又擠又亂，楊蔭杭甚至抱著三歲的老七被擠進海裏，好在最終獲救。然而對八歲的楊絳來說，南下途中任何所見之景都是那麽新鮮有趣，父親“夾帶”上船的黃白色獅子貓，也給旅途增添了生趣。
楊家人初回江南的記憶並不美好。除了二姐因傷寒去世外，家裏還有大姐、三姐、兩個弟弟和一個妹妹，共八口人。他們預先在無錫沙巷租下房子，免得老宅擁擠。新租的房子廚房外麵有一座木橋，過了橋就可以到自己家的後門。這令楊絳感到很新奇，因為她不用出門便可以看到河上來往的船隻。近水樓台先得月，楊家飽嚐河鮮之美，楊蔭杭尤其愛吃一道“熗蝦”。所謂“熗蝦”，就是將生鮮小蝦洗淨，蘸料生食。如今看來，這道菜的衛生程度著實堪憂。果然，沒過多久，全家都病倒了。楊絳因不忍吃活蹦亂跳的小生命，反倒逃過一劫。經過治療，大家都得以康複，唯獨楊蔭杭久治不愈。
楊蔭杭經曆了留學生涯的洗禮，非常迷信西醫，不信中醫，堅持不吃中藥。當時無錫隻有一個西醫，是個外國人，每次替病人檢查，都隻取一點大便和血液，送到上海化驗，等一周後，才送結果回來。經過兩次化驗，他都未能查出楊蔭杭是什麽病症。在等結果的日子裏，楊蔭杭的身體一天不如一天，意識也開始模糊。唐須嫈當機立斷，請了中醫給丈夫號脈。大夫馬上做出診斷，楊蔭杭是得了傷寒。
有二女兒染傷寒去世的教訓在先，麵對楊蔭杭的傷寒，全家人都不由得緊張起來。此時楊蔭杭幾乎病入膏肓，大夫束手無策，連藥都不肯開。一個晚上，年幼的楊絳似乎意識到家裏要有大事發生—房間內燈火通明，院子裏人來人往，腳步匆匆；親友紛紛來探望父親，過後都默不作聲，隻得感歎一句“要緊人啊”！
“要緊人”在無錫話的意思是要養活全家的頂梁柱。此時楊蔭杭的收入不僅要養活一家八口人，還要供給楊絳的姑姑和兄弟家的孩子，說他是家裏的天也毫不為過。很多年後提及此事時，楊絳仍然心有餘悸。萬一父親有個意外，她若能得親朋好友照顧讀幾年書，還能勉強做個小學教員；若無人照看，她就要去工廠做女工了。
全家人一籌莫展，唐須嫈卻不肯放棄丈夫。她央求丈夫的好友、名醫華實甫先生，無論如何也給楊蔭杭開個藥方。華實甫著實不忍，就“死馬當活馬醫”，開了一劑中藥。為了讓不信中醫的丈夫吃下中藥，唐須嫈挖空心思。她買來盛著西藥的膠囊，把膠囊打開倒空，再把中藥研磨成粉，倒入膠囊中，偽裝成西藥的樣子喂丈夫服下。
堅持換來了奇跡。楊蔭杭漸漸退燒，意識也慢慢清醒。對於恢複期的楊蔭杭，唐須嫈的照顧也是無微不至。每次燉好濃稠的雞湯，她都要一勺一勺撇淨油沫，隻將最營養最清爽的湯汁給丈夫喝。經過唐須嫈悉心照料，楊蔭杭竟緩緩康複了。
全家將華實甫醫生看作救命恩人，西醫則認為楊蔭杭自己身體好，在“轉換期”戰勝了病魔。但在楊絳看來，“無論中醫西醫，都歸功於我母親的護理。那年除夕，我父親病骨支離，勉強能下床行走幾步。他一手扶杖，一手按著我的頭，慢慢兒走到家人團坐的飯桌邊。椅裏墊上一條厚被，父親象征性地和我們同吃了年夜飯”。
人生在世，至親至疏是夫妻。親是夫妻，毫無保留，將最隱秘最脆弱的一麵展現給對方看，互相取暖，互相扶持；疏是夫妻，隱瞞欺騙，自己的欲望所指皆是對方所怨，相互厭惡，相互憎恨。世間夫妻情深，最怕隻能同甘不能共苦，也怕隻能共苦不能同甘。平日恩愛有加的夫妻，不見得能抵得過瑣碎的磨礪與大難的衝擊。相守到白頭的夫妻，平日裏未必如膠似漆，但危機存亡的關頭必然互不離棄。
楊蔭杭與唐須嫈，晴好時喃喃耳語，你儂我儂；暴風驟雨時也能互為肩膀，為彼此遮風擋雨。楊氏夫妻不僅守護了自己的婚姻，也造就了能夠守護婚姻與家庭的女兒們。楊絳自小將父母相處的點點滴滴看在眼裏，記在心裏，以後，她成了“最賢的妻”。
求學之路
一
就在楊家上下為男主人的病焦頭爛額時，楊家的幾個孩子卻得到了從未有過的自由。忙於照顧丈夫的唐須嫈實在是分身乏術，便將孩子們送到家附近一所叫大王廟的小學就讀。大王廟就在沙巷口，早先不知道是祭祀什麽大王的，後來改成學校，就叫大王廟小學。學校隻有一間教室，全校四個班八十多個人都在這間教室裏上課。教室裏排著雙人課桌四五行，以區分不同年級的學生。和兩個弟弟插班進入這所學校時，楊絳已經讀到了小學三年級，便進入了最高班就讀。
這所學校不僅教室小，職員也隻有兩人：一個是校長，另一個是姓孫的老師。這個孫老師剃著像光葫蘆瓢似的光頭，拿著教鞭，動不動就打學生，學生都在背後喊他“孫光頭”。但孫光頭從來不打楊家的小孩，或許在他心裏，楊家畢竟是“做官”的人家，是有些可畏的。
其他挨了孫老師打的同學，背地裏都非常痛恨他。不知是誰，在女廁所的牆上畫了一幅孫光頭的畫像，大家整日圍著畫像拜。楊絳不知其意，還以為同學們在討好孫老師呢。後來她才曉得，她們是在“鈍”他，在無錫方言裏，就是讓他倒黴的意思。
後來楊絳回憶：“在大王廟讀什麽書，我全忘了，隻記得國文教科書上有一部是‘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孫光頭’把‘子曰’解作‘兒子說’。念國文朗聲唱誦，稱作‘啦’（上聲）。我覺得發出這種怪聲挺難為情的。”由此大概可以想象，大王廟小學的教學質量的確不怎麽樣。但對楊絳來說，那段日子卻是最快樂最有意思的。在那裏，她可以無憂無慮地嬉鬧玩耍，享受了輕鬆的童年。直到年過古稀，楊絳在文章中還提到，經常恍然間覺得自己還在大王廟。那時她有很多時間與女伴玩遊戲，有種類似如今“狼人殺”的遊戲是楊絳記憶最深刻的：
我和女伴玩“官、打、捉、賊”（北京稱為“官、打、巡、美”），我拈鬮拈得“賊”，拔腳就跑。女伴以為我瘋了，拉住我問我幹什麽。我急得說：“我是賊呀！”“嗨，快別響啊！是賊，怎麽嚷出來呢！”我這個笨“賊”急得直要掙脫身。我說：“我是賊呀！得逃啊！”她們隻好耐心教我：“是賊，就悄悄兒坐著，別讓人看出來。”又有人說：“你要給人捉出來，就得挨打了。”我告訴她們：“賊得趁早逃跑，要跑得快，不給捉住。”
她們說：“女老小姑則（即女孩子家）不興得‘逃快快’。逃呀、追呀是‘男老小’的事。”我委屈地問：“女孩子該怎麽？”一個說：“步步太陽。”（就是古文的“負暄”，“負”讀如“步”）一個說：“到女生間去踢踢毽子。”大廟東院是“女生間”，裏麵有個馬桶。女生在裏麵踢毽子。可是我隻會跳繩、拍皮球，不會踢毽子，也不喜歡悶在又狹又小的女生間裏玩。
不同環境養育出不同的孩子。楊絳受到的教育，從小便讓她顯得更自由。那時候大多數女孩子，多少會被灌輸一些“女子不宜”之類的思想。因為楊絳父母從未要求她作為女性就應怎樣或不應怎樣，她對性別的角色意識並不太清楚，也不能理解女伴們的這種意識；同時她不理解的，還有女伴們的膽小：
女生間朝西。下午，院子裏大槐樹的影子隔窗映在東牆上，印成活動的淡黑影。女生說是鬼，都躲出去。我說是樹影，她們不信。我要證明那是樹影不是鬼，故意用腳去踢。她們嚇得把我都看成了鬼，都遠著我。我一人沒趣，也無法爭辯。
楊絳之所以能夠從大王廟小學的同學中跳脫出來，成為曆史河流裏令人矚目的一朵浪花，在這時便能區別得清楚。從小受到科學教養的孩子，與生活在相對封閉保守地區的孩子終究是不一樣的。受到科學教養的孩子更加大膽，敢於探索，更加自由，有更多可能，更加博學，能看到更大的世界。孩子可以超越家長，但父母的影響卻是伴隨孩子終生的。普通家庭或許無法具備知識與資源的優勢，卻可以在教育理念上無限接近鍾鳴鼎食之家。父母在痛恨孩子未能長成自己想象中的樣子時，不如反觀自己的言行，或許能找到解決之道。
楊家的幾個孩子這樣被“散養”的日子僅僅持續了半年。隨著楊蔭杭病情好轉，他漸漸有餘力操心幾個孩子的教育問題了。大王廟的教學質量著實讓他不滿意，為了孩子們的未來，他還是決定送女兒去上海讀書。剛剛經曆生死的楊蔭杭，此時怕是更希望與女兒在一起的吧。可憐天下父母心，他仍然選擇為了女兒的未來而犧牲現下美好相伴的時光。
楊蔭杭認為上海的啟明女校教學好、管束嚴，能為學生打好中文、外文基礎，便先後送了楊絳的二姑媽、堂姐、大姐和二姐去讀書，也想送楊絳去讀。這時楊絳隻有八歲半，離家去上海，令母親唐須嫈分外擔心。但楊絳執意不肯再回大王廟小學，唐須嫈左右為難，還是聽從了楊絳的意願。好在大姐已經畢業，留在啟明女校任教，三姐也正在啟明女中讀書，她們姐妹可以相互照應。
唐須嫈找出一隻小箱子，喊楊絳道：“阿季，你的箱子有了，來拿。”她又問女兒：“你打定主意了？”楊絳答：“打定了。”“你是願意去？”“嗯，我願意去。”
楊絳嘴裏說著，眼淚卻撲簌簌地落。以前的她從不悄悄流淚，隻會哇哇地哭；如今到上海上學，要離開媽媽，隻有暑假才能回家，她隻好努力變得堅強。好在那個時候無錫還沒有電燈，昏暗的屋子裏隻有點點星光，黑夜掩飾了她的脆弱。唐須嫈沒能看見楊絳的眼淚，或者即便看見了，也沒戳穿她。
臨走前，唐須嫈給了楊絳一枚嶄新的銀圓。之前小楊絳從未有過自己的錢，再說這銀圓還帶著媽媽的心意呢。她很珍惜，把錢藏在貼身襯衣的左邊口袋裏。大姐送她一塊細麻紗手絹兒，上麵有一圈紅花，很美。她舍不得用，疊成一個小方塊，與銀圓一並裝在左口袋裏，讓它們相互做個伴。每次換衣服，她都格外仔細這兩個寶貝。直到天氣熱了，要穿單衣的時候，她才把銀圓交給大姐保管。這時銀圓已經被捂得又暖又亮了。
二
啟明女校是法國人創辦的教會學校，位於上海原法租界徐家匯聖母院內。剛從大王廟小學破敗的校舍走出來，初到啟明女校時，楊絳便被氣派的校園震撼了。她心裏不斷地向大王廟小學裏的女伴們賣弄：“我們的一間英文課堂（習外語的學生的自修室）比整個大王廟小學還大！我們教室前的長走廊好長啊，從東頭到西頭要經過十幾間教室呢！長廊是花瓷磚鋪成的。長廊下麵是個大花園。教室後麵有好大一片空地，有大樹，有草地。環抱著這片空地，還有一條很寬的長走廊，直通到‘雨中操場’。空地上還有秋千架，還有蹺蹺板……我們白天在樓下上課，晚上在樓上睡覺，二層樓上還有三層……”於是沒過多久，楊絳便徹底融入了新世界，把大王廟小學拋到九霄雲外了。
新世界最先給楊絳的新奇，便是語言上的衝擊。開學那天，滿校園裏都充斥著“望望姆姆”的叫聲，這是回校的學生在與老師打招呼。在這所教會學校裏，校長和很多老師都是修女，頭戴黑帽，身穿黑袍，看上去很是莊嚴肅穆。學生們都叫這些修女“姆姆”。那時楊絳覺得，姆姆便是學校裏最威武神氣的人。姆姆們很喜歡精靈古怪的楊絳，與她相處得格外好。
然而，不同於大王廟小學的自由，啟明女校有很多規矩。起床、早中晚餐以及下午茶，都被嚴格規定了時間，吃飯間也不能言語，連自帶的零食都隻能在飯堂裏食用；上課和自修時學生也不許講話。楊絳是自由慣了的，天性又好動，剛到這裏時，因為上課講話被罰過站。那次她站在教室後麵一直哭，直到老師和同學們都走光了也不肯停住。她心裏委屈得緊，為什麽明明是兩個人講話，卻隻罰她一個人呢？直到姆姆來哄她，她才慢慢不哭了。
宿舍的設施是全校統一配置和陳設的，不能像在家裏那樣隨心布置。床鋪需要自己整理，既要自己掛床帳，又要自己鋪床、疊被、蓋毯子。雖然楊絳隻有八歲，做這些事有些困難，但她天**整理，也忙得不亦樂乎。在同學們中，她的房間整理得最漂亮規整，常常被人誇讚。這段住校經曆培養了楊絳的自理能力，讓她變成了傳說中“無所不能”的樣子。
雖然童年的快樂暫時被遏製住了，但是楊絳學業上的長進卻是飛速的。正如楊蔭杭期待的那樣，啟明女校的語言教學十分紮實，老師們也十分優秀。教法文的校長是法國人，主要負責小學生大班的教學，性情溫和。楊絳的大姐壽康算是她的助手，負責小班的教學。教英文的姆姆是蘇格蘭人，不僅和善可親，還能教授鋼琴。她也有一名助教，是個漂亮又多才多藝的混血女孩。連教體操的姆姆都是白俄貴族，不會中文，用英文喊口號。在這樣的環境下，楊絳打下了堅實的英語和法語基礎。
這所學校也重視其他學科的教學。教中文的姆姆是最得楊絳喜歡的，這位姆姆聘請了當時上海一位姓鄒的名士作為助理。楊絳是鄒先生班裏最小的學生。最令楊絳印象深刻的，是教格致的姆姆。她見到楊絳時總會喚她“同康”。雖然逝去的二姐讓楊絳傷心滿懷，但因姆姆的思念，楊絳似乎覺得二姐並未離開，也因此對那位姆姆充滿感激和敬意。
當然，除了功課，這所學校還教會了楊絳許多。在很多年後，楊絳回憶起啟明女校時講道：“我在啟明還是小孩，雖未受洗入教，受到天主教姆姆的愛心感染，小小年紀便懂得‘愛自己，也要愛別人’，就像一首頌歌中唱的‘要愛人，莫負人家信任深；我要愛人，因為有人關心’。”
度過了最初的適應期，有一件事最讓楊絳感到傷心難過，那就是學校的“月頭禮拜”。每個月的第一個周末，學校都會給學生放假，讓她們回家去看望父母。這一天，上海本地的學生們都歡天喜地、打扮得漂漂亮亮地回家。留校的學生沒有幾個，楊絳就是其中之一，對爸爸媽媽的思念伴著同伴都不在的孤寂，混成苦澀的滋味卡在喉嚨。管飯堂的姆姆知道這幫小鬼不好過，就把飯堂裏吃剩的半包“烏龜糖”送給她們解悶。糖也無法化解她們心裏的苦，她們吃得舌頭也厚，嘴巴也酸。直到同學們陸陸續續回校，她們才恢複正常。
原本以為每個“月頭禮拜”都要這樣煎熬著過，忽然有一天，大姐鄭重其事地對楊絳和三姐說，要帶她們去一個地方。說著，大姐拉過楊絳，仔仔細細整理了楊絳的衣服，把她的袖管和褲腿拉整齊，才帶她們出門。楊絳入學後第一次走出長廊，跟著兩個姐姐，乘電車到了一個地方，又走了一段路，到了一座大樓前。大姐告訴楊絳：“我們去見爸爸。”
楊蔭杭這時大病初愈，剛剛到《申報》任職。許久不見的父女格外親近。楊絳緊挨著爸爸，聽他講話。爸爸要帶她們去吃大餐，楊絳生怕用不好刀叉，爸爸就安慰她說：“沒關係，你就坐在爸爸對麵，爸爸怎麽吃，你就怎麽吃。”小小的楊絳拉著楊蔭杭的手，由他帶到附近的青年會去。爸爸穿著寬大的嗶嘰長衫，楊絳的手被蓋在爸爸的袖口裏，暖和和的。到店後，她像個小猴子，學著爸爸的樣子吃飯，但還是吃錯了。她不懂湯要一口氣喝完，總是吃吃停停。侍者想撤她的湯，她又端起來喝，侍者的手伸出去又縮回來。楊蔭杭隻好提醒她：“吃不下的湯，可以剩下。”
回去的路上，爸爸和姐姐都笑楊絳吃湯。她們又問她什麽最好吃，她答不上來，因為當時隻顧著用刀叉，食物的味道都不記得了，隻覺得都很怪，唯有冰激淩最好吃。
那年秋天，楊蔭杭就把家遷到了上海。他認為，世上隻有兩種職業是他願意做的：一是律師，一是醫生。他做不了醫生，便隻好重操法律舊業，當起律師。但當時上海魚龍混雜，伸張正義何其困難。沒過幾年，楊蔭杭又決定搬到蘇州。
楊蔭杭是反對置辦家宅的。他認為經營家宅是一件耗時費力的事，會把自己變成家宅的奴隸；對子女來說，有家宅繼承無疑是禍害，會把原本有所作為的青年人變得“吃家當”，成為廢人。他曾明明白白講：“我的子女沒有遺產，我隻教育他們能夠自立。”
但若想在蘇州開律師事務所，靠租賃宅子是不行的。楊蔭杭無法，聽聞安徐堂正在出售，便買了下來。這是一座明朝的建築，年久失修，破敗不堪，幾乎要倒塌，在當地，人們叫它一文堂。聽聞明朝魏忠賢橫行時期，有人奏稱“五城造反”，其中就有蘇州。有位徐大老爺把“五城”改成“五人”，救了蘇州老百姓性命。蘇州老百姓為感念這位徐大老爺，便一人捐獻一文錢，修築了這座一文堂。楊蔭杭用人壽保險費將這座宅子買下後，修葺了部分房子，拆了些小破屋，擴大了後園，還添置了一些花木，宅院才顯得有生氣些。
然而這所房子還是老舊的，尤其是後園，隻要掀起一塊磚，就能看到磚下有許許多多鼻涕蟲和蜘蛛。楊蔭杭想到了主意，向孩子們懸賞：鼻涕蟲一個銅板一個，小蜘蛛一個銅板三個，大蜘蛛三個銅板一個。在楊絳看來，這種教育方式其實是在鼓勵孩子們通過勞動賺錢，並非“勞動光榮”。唐須嫈有些擔心：“不好了，你把‘老小’都教育得唯利是圖了。”
唐須嫈此時要操持一大家子的事務，還要照顧楊絳的兩個姑姑。這兩個小姑子，在家事上不但沒能幫得上嫂子，反而總是給嫂子惹事端。但唐須嫈從不懊惱，總是那樣平和淡然，忙忙碌碌。這種不慌不忙的持家態度，也在楊絳心裏留下了烙印。
楊絳周末回來，發現生病休學在家的三姐和弟弟們都靠捉蟲賺了不少錢，家裏的蟲子甚至真給姐弟幾個捉到蹤跡難覓，但她並不很在意賺錢的事。父親從小便教她不要在物質上有過多要求。有次父親的一個朋友開汽車接他們一家去做客，楊絳之前從未坐過汽車，很是新奇。到那家之後，她又被房間富麗堂皇的裝飾所震撼。這裏太闊氣了，有穿著體麵的仆人，有綠樹成蔭的花園，洋房漂亮得像畫裏的一樣。回家後，姐妹幾個嘰嘰喳喳地討論著，非常羨慕。父親卻淡淡地說：“生活程度不能太高的。”楊絳成年後回憶父親的教誨時講道：“假如我對某一件東西非常豔羨，父親也常常隻說一句話‘世界上的好東西多著呢……’意思是得你自己去爭取。這也許又是一項‘勞動教育’，可是我覺得更像鼓吹‘個人奮鬥’。我私下反應是‘天下的好東西多著呢，你能樣樣都有嗎’？”這種淡然的性子伴隨了楊絳一生。
楊蔭杭還教孩子們“有誌氣”。楊絳上中學的時候，聽父親講到同鄉有一位姓陸的朋友，他的兩個在交通大學讀書的兒子“倒是有誌氣的，逃出去做了共產黨”。據楊絳回憶，兄弟倆便是陸定一兄弟。
小時的楊絳，便在啟明女校與父母的雙重教育下，漸漸樹立起了人生觀與價值觀。那時她便明白，人生有許多東西是要靠自己的能力爭取的，並不依靠別人施舍，但無須貪婪，不屬於自己的總歸是強求不來的，要學會克製。她與啟明女校的緣分僅持續了三年。在談及啟明女校對自己的改變時，她答道：“中文、英文和各課學習打下堅實的基礎是一個方麵，最重要的是鍛煉和培養了獨立的生活能力，不止於應付日常生活，還包括自我判斷、學會克製、如何正確與別人和集體相處……克製好奇心，須有堅強的意誌。意誌是逐漸練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