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李生忠暗中宣傳紅軍

第二天，池窯戶外出辦事，路上遇到前些天他窯上幹過活的李生忠。

“池老板好！”

“嗯！你好，最近在哪兒幹啊？”

“我在前麵幾裏路外的張老板那兒。”

池窯戶看看四周沒人，又問：“你是不是加入了共產黨？在別的窯上宣傳共產黨紅軍，動員發動群眾呢？”

李生忠說：“沒有，哪兒的話？紅軍在我們村住過，我看到共產黨紅軍的一些情況，大家提起紅軍了就和大家聊一聊嗎。”

池窯戶說：“現在國民黨和共產黨兩家正在打戰，誰勝誰負還說不準。如果共產黨紅軍勝了，那你算跟對了人，宣傳共產黨紅軍就是功臣。如果共產黨失敗了，那時宣傳了共產黨好的人，被國民黨黨部的特務抓了去，可就要嚴刑拷打，吃盡苦頭哩。”

李生忠說：“嗯，我知道這個道理，謝謝池老板。”接著又說：

“我聽說了，這次紅軍走後，窩藏了紅軍的人挨了馬家隊的鞭子，裝進了大牢，又交錢又賠糧食的。唉，那可是老婆孩子都跟著受罪啊。”

池窯戶說：“對！要防著些，出力流汗賺錢不容易，挨了打不說，繳那麽多一年又白幹了。”

李生忠說：“做人要講良心，說真話呢！不能做牆頭草，東風大了隨東風，西風大了隨西風。你說紅軍，他們說的做的不對嗎？他們哪一點都對哩。”

池窯戶點點頭，說：“唉！說的是，可就是憑我們一己之力，也無法改變現實啊，先防著些不要吃眼前虧吧。”

李生忠也點頭同意他的說法，他們談的很投機，最後，李生忠又轉換話題問池窯戶：“池老板，我在你窯上幹了幾天，工錢還沒有結呢，你看能結給我嗎？”

池窯戶說:“行啊！我給會計說，哪天你過來，找會計要。咋在我窯上不幹，到別處去了呢？”

李生忠說：“好的，謝謝池老板！我有兩個要好的兄弟在張老板窯上幹，叫我過去和他們一塊兒幹的。”

兩人談了一陣分開後，池窯戶回過頭來，看著李生忠遠去的背影，他在想：李生忠這個人是個好人啊，是個大公無私、一心為大家好的人，看他那樣的受到窯工熱愛。唉,可現在這個社會還容不下這樣的人，他的說話傾向於共產黨紅軍，他自己是有危險的，現在國民黨馬家隊力量還很強大，池窯戶想著想著就直搖頭。

池窯戶經常讀報紙和進步書籍，他知道孫中山、黃興、秋瑾、鄒容等這些早年革命者的故事，也知道中國共產黨內陳獨秀、李大釗、毛澤東、周恩來等一些革命者的政治主張，曲折經曆或個人故事。他知道革命的路充滿了艱難困阻，荊棘暗礁，個人危機四伏，但他們都不計個人安危，是在為國家、為人民謀福祉。近些年賀龍、彭德懷、徐向前、謝子長、劉誌丹這些紅軍主要領導人的名字和隊伍戰鬥情況，他也常在報紙上看到，這些人都是國民黨當局所不容，稱他們為“紅匪”、“紅禍”，花幾萬大洋要買人頭的人。他對中共主要創始人陳獨秀情有獨鍾，看過他的書籍，讀過他的文章，知道許多有關他的故事。讀完之後，他又是感歎又是歎息。“唉，看這些人頑強的革命意誌和鬥爭精神，苦苦探尋摸索，謀圖吾國之強盛，有時和自己的同誌意見不合，個人受到處分，受其影響，自己的兩個兒子也殉命，真可謂付出之大噫！”他知道的陳獨秀大致情況如是：

陳獨秀字仲甫，安徽懷寧人。中國共產黨創始人和早期領導人之一，早年留學日本。早年在上海創辦《新青年》雜誌，舉起民主與科學的旗幟。1916年任北京大學教授。倡導新文化運動。1918年和李大釗創辦《每周評論》，宣傳馬克思主義，是五四運動的主要領導人之一。1920年，在上海建立中國共產黨發起組，進行建黨活動。1921年7月，在上海舉行的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被選為中央局書記。自己的兩個兒子陳延年、陳喬年也受其影響，參加革命。1925年領導五卅運動。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後期，被同事和共產國際指責，說他犯了嚴重的右傾投降主義路線錯誤，使革命遭到失敗，共產黨人遭到國民黨大肆屠殺，陳獨秀的兩個兒子也被殺害。1927年，在中共“八七”會議上被撤消總書記職務。其後，他堅持城市為中心的國民會議運動和工人運動，反對農村武裝鬥爭，組織托派組織。1929年11月，被開除出中國共產黨。

小時候的陳獨秀是一個奇怪的孩子，無論挨了如何毒打，總是一聲不哭，把嚴厲可怕的祖父氣得怒目切齒幾乎發狂。祖父不止一次憤怒而傷感地罵道：“這個小東西將來長大成人，必定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凶惡強盜，真是家門不幸!”祖父看人看得很準，這個孩子長大後果然成為二十世紀中國的盜火者普羅米修斯。

一九零三年，二十五歲的陳獨秀留學日本。當時，清國湖北留日學生學監姚煜生活腐敗、思想頑固，拚命壓製進步學生。一怒之下，三名熱血青年闖入姚的房間，將他按在地上，由張繼抱腰，鄒容捧頭，陳獨秀揮剪，哢嚓一聲便剪去了姚的辮子。這一瞬間對陳獨秀而言，極富象征意義——他的一生所走的道路在這一剪中就選定了。他為之終身奮鬥的，便是剪去國民靈魂中的“辮子”。

頭上的辮子易剪，靈魂中的辮子卻不易剪。因而，這條道路是一條悲壯之路。辛亥前後十餘年，陳獨秀一肩行李、一把雨傘，足跡遍及江淮南北，到處物色革命同誌。在諸多活動中，他以辦報刊為核心。他先後辦報刊數十種，“我辦十年雜誌，全國思想都全改觀。”這並無任何自誇的成分。新文化運動前夕，陳獨秀堪稱新派獨一無二的思想領袖，那時蔡元培、胡適、魯迅等人的影響力遠遠趕不上他。在《除三害》一文中，陳氏指出中國的三害是“官僚、軍人、政客”，真是一針見血。陳氏又雲：“社會中堅分子應該挺身出頭，組織有政見的有良心的依賴國民為後援的政黨，來掃**無政見無良心的依賴特殊勢力為後援的政黨。”他開始認識到政黨的重要性，然而他本質上是個性情中人，是不能為政黨所容的，即使是他自己締造的政黨。

在北大擔任文科學長的兩年，是陳獨秀一生中最輝煌的時期。他為喚醒民眾覺悟親自在一個大樓的屋頂花園，向下層露台上看電影的群眾散發傳單。試想一位最高學府的文科學長，應當是衣冠楚楚、文質彬彬、道貌岸然的。那天晚上，四十一歲的陳獨秀獨立高樓風滿袖，這是空前絕後的舉動。但陳氏如是說：“若夫博學而不能致用，漠視實際上生活上之冷血動物，乃中國舊式之書生，非二十世紀新青年也。”他一輩子都以“新青年”自居。

北洋軍閥當局汙蔑陳獨秀妖言惑眾，引發動亂，造成城市治安混亂，把陳獨秀抓捕入獄。入獄之後，陳獨秀的痛苦很快牽動了國人的心。中國第一次出現這樣的情況：曆代文字獄、迫害、殺戮，都由知識傳播者一人承擔，而與大眾無關。而這一次，大眾與知識傳播者息息相關了。

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陳獨秀在中國一大上被缺席選舉為中共總書記。八年之後，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關於開除陳獨秀黨籍的決議案》，陳氏聽到這個消息，又該是怎樣的心情呢?政治上的遊戲規則，非陳氏這樣“俠骨霜筠健，豪情風雨頻”的狂士所能理解並操作。

一九三二年十月，患病在家休養的陳獨秀最後一次被國民黨被捕。“悠悠道途上，白發汙紅塵，滄海何遼闊，龍性豈能馴。”陳獨秀是革命家而非政治家。政治家是無人格無人性無人情的，而革命家則是單純而天真、固執而頑強的俠客和文人的結晶體。陳氏在法庭上慷慨陳詞：“弱冠以來，反抗清帝，反抗北洋軍閥，反對封建思想，反抗帝國主義，奔走呼號，以謀改造中國，實現自由社會。”他的熱情從未冷卻，難怪比他小得多的胡適也羨慕他的“年輕”。學生傅斯年談論世界大勢，悲觀地說：“十月革命本來是人類命運一大轉機，可是現在法西斯的黑暗勢力將要布滿全世界，而所謂紅色變成了比黑色勢力還要黑，造謠中傷、傾陷、慘殺……我們人類恐怕到了最後的命運!”陳氏卻堅定地說：“即使全世界都隱入了黑暗，隻要我們幾個人不向黑暗附和、屈服、投降，便能夠自信有撥雲霧而見青天的力量。”……

“這些圖謀大事之人，思想境界至高致遠，非我等小輩們可比可想啊！”池窯戶知道陳獨秀的故事和經曆後，每每發出歎息。當然，陳獨秀，李大釗這是全國的、偉大的革命者，他們振臂一呼、應者雲集，所以池窯戶也隻是耳聞，沒有眼見和打過交道，一睹他們的風采。李生忠卻是個實實實在在的他相見相識的人，他隱隱約約感覺到李生忠身上有一股革命者的味道。

對麵跑過來一條流浪狗，眼巴巴地瞅了池窯戶一會，目光像是在乞求，可能是流浪了多少天，饑一頓飽一頓的，日子肯定不好過。池窯戶看這條黑色的狗，外表較髒，毛內卻發亮發光,其實是很有靈性的，就萌發了同情心，從搭倆理掏出一塊麵餅來仍了過去，那狗很快吃了麵餅，感激的望著池窯戶。池窯戶不再多想，轉身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