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課 劍橋名人榜——新加坡國父李光耀
劍橋名言
三思而後行的人，很少會做錯事情。
個人簡介
李光耀，新加坡華人，為新加坡前任總理、曾任國務資政以及內閣資政。為新加坡的獨立及崛起做出過卓越貢獻，被譽為“新加坡國父”。
李光耀不僅是新加坡的開國元老之一，也是現今新加坡政壇極具影響力的人物之一。
2011年5月14日，李光耀宣布退出新加坡內閣，標誌一個時代的終結。
1941年年底，新加坡被日軍占領。第二年2月初的一天，在賈朗·普莎魯的收容所裏，一群人在接受身體檢查。查完後，青壯年男子都被送上卡車，看來像是要送去當苦力。
車上一個高個子青年發覺卡車看守得很嚴，不像是開往工地，他預感不妙，便瞅準看守的疏忽，偷偷地跳車逃跑了。
20年後，這個青年回憶說：“後來才知道，那些上卡車的人，永遠不會再回來了。”這位死裏逃生的年輕人，後來領導了一個國家，創造出一個又一個的成就，他就是李光耀。
李光耀，祖籍廣東省梅州市大埔縣，漢族客家人。自幼就接受英式教育，12歲時考入當地頂尖的英校萊佛士書院(初中部),18歲時考入原校的高中部，但在日軍占領新加坡後中斷學業。戰爭結束後，李光耀榮獲大英帝國女王獎學金，並開始赴英國留學。
在留學英國初期，李光耀就讀於倫敦經濟學院，並在學習時受到導師拉斯基的社會主義理論影響，逐漸展現反殖民統治傾向。
在倫敦經濟學院學習3個月後，李光耀轉到劍橋大學攻讀法律，並於1949年畢業，獲得“雙重第一榮譽學位”,1950年6月在倫敦獲得執業律師資格。
1950年9月，李光耀與以前在萊佛士書院的同學柯玉芝結婚。柯玉芝是一位頗有名望的律師，祖籍中國福建省同安縣。
李光耀與妻子柯玉芝共育有3個子女：長子李顯龍，次子李顯揚，女兒李瑋玲。
1950年，還在英國的李光耀加入了一個由旅居當地的東南亞人所組成的、以爭取馬來亞獨立為目標的團體“馬來亞論壇”。同年8月，李光耀回到新加坡，開始從事律師工作。
1952年，李光耀因為代表“新加坡罷工的郵差”與政府談判而聲名大噪，在工會中建立了群眾基礎，從而為其將來的從政之路奠定了基石。
1954年10月，李光耀與一些從英國回來的華人、當地受華文教育的左派學生和工會領袖成立人民行動黨，參加次年舉行的首屆選舉。這次選舉中，李光耀本人順利當選立法議院議員，開始與新加坡方麵的馬來西亞共產黨負責人林清祥等合作，為新加坡爭取自治地位。
1959年6月3日，新加坡自治邦成立，而人民行動黨也在自治邦政府的首次選舉中成為立法議院第一大黨，由李光耀出任自治邦政府總理。此後，李光耀一直希望與馬來亞合並成立“馬來西亞”,從而為新加坡經濟發展提供保障。
1963年7月，李光耀在倫敦與馬來亞東姑阿都拉曼(東姑拉曼)政府達成協議，“星馬”正式合並。
“星馬”合並後，馬來西亞聯邦政府與新加坡自治邦政府在經濟等多項政策上很快就產生嚴重的分歧。
1964年，新加坡發生種族騷亂，李光耀政府借此指責馬來西亞首相東姑阿都拉曼與聯邦政府試圖推行“種族沙文主義”,企圖使馬來人在聯邦內享有特殊的高等待遇，並在幕後煽動在新加坡的馬來人反對新加坡自治邦政府。
聯邦政府高層則對此十分反感，也因隨後雙方多次協商未果，導致新加坡最終在1965年被驅逐出馬來西亞聯邦，並於8月9日被迫宣布獨立。
新加坡獨立後，李光耀積極推動經濟改革與發展，在其任內推動了開發裕廊工業園區、創立公積金製度、成立廉政公署、進行教育改革等多項政策，成功地使新加坡在30年內發展成為亞洲最富裕繁榮的國家之一。
今天的新加坡政府以高效率、廉潔而聞名，人民生活水平較其他亞洲國家高出許多。
1990年，李光耀辭去總理職務，但是留任內閣資政直至2011年5月。他始終提倡“亞洲價值觀”,認為亞洲國家不需要完全依照西方的價值觀行事。
李光耀因此也一直對西方國家對他專製的批評不加理會，認為西方民主不能強加給亞洲人民。
興趣愛好
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知識淵博、興趣廣泛。李光耀從小受英文教育，又努力學習華語和方言客家話，喜歡背誦中國人的四字成語。運動方麵喜歡跑步、遊泳。
李光耀對數學格外感興趣。
早在上大學時期，李光耀就專修過數學，從政後數學幫了他的大忙，無論是在國家經濟的宏觀決策上，還是在具體計劃製定方麵，他都要精心策劃、精心計算。
李光耀在語言方麵也顯示了出眾的才華。他既精通英語，也懂馬來語，還掌握了日語、泰米爾語。李光耀的英文水平是許多人望塵莫及的，他不僅能快速閱讀英文書籍，而且能用英文寫作，用英文發表演說，30歲以後又開始學習華語。他能使用多種語言進行交流，這對於實行種族協調倒是至關重要的。
也許很少有人知道，李光耀還特別喜歡生物學，他很善於觀察各種生物的生活習慣。
李光耀對文藝也頗有興趣，他會唱歌、跳舞，會玩多種樂器。在一次文藝晚會上，為了活躍會場氣氛，他即席唱了一首客家山歌。令人特別驚訝的是，他竟能用英文把這首歌翻譯出來。
年輕的總理
馬來半島像條色彩斑斕的大虎尾，雄踞在東南亞的海中，新加坡位於它的最南端。
這是一個海島國家，總麵積618平方公裏，人口260萬，現已發展成一個漂亮的現代化國家，成為亞洲經濟“四小龍”之一。
總理李光耀1959年上台執政時，是當時世界上最年輕的總理，也是世界上任職時間最長的總理。
李光耀的祖籍是中國廣東省大埔縣，曾祖父李沐文為了謀生背井離鄉來到新加坡。
李光耀天生有一種不服輸的性格，上學時成績優異。1941年，他畢業於萊佛士學院(新加坡大學前身)。
1946年前往英國，先後在倫敦經濟學院、劍橋大學深造，獲法學兩項最優等成績，並獲得結業成績第一名。
由於學業出類拔萃，還獲劍橋大學頒發的優異星獎。
1950年，李光耀在倫敦中殿法學協會獲得律師資格。
1952年，新加坡郵電製服職工聯合會來找律師李光耀，該工會即將舉行罷工，請他出任談判的法律顧問。李光耀以他的雄辯才能一炮打響。
後來的幾次罷工，李光耀以工會法律顧問的身份，多方策劃，據理力爭，為工友爭得了權益。
到1954年，李光耀擔任的法律顧問就有100多個，他以精明強幹、善於籌劃、辯才過人而著稱。
這年11月，一個青年知識分子小組在新加坡醞釀成立民族主義政黨——人民行動黨(英文縮寫為PAP)。當討論黨的秘書長這一要職委托給誰時，大家不約而同地同意在勞工界聲名顯赫的年輕律師——李光耀。
1959年，新加坡自治，並進行大選。人民行動黨在全部51議席中占43席，李光耀被授權組織自治政府，他成為第一任內閣總理，當時年僅35歲。
中國有句俗話：腳踏實地。李光耀將這個思想融入他的治國哲學之
中。他曾說：“我們必須生活在我們所處的世界。”
新加坡是一個600多平方公裏的彈丸之地，“飛機一起飛就進入別國領空”,地下幾乎沒有什麽礦藏，地上也沒有農田，填海造地的土石都是從外國買來的。
新加坡人風趣地說：“在新加坡做人最體麵，連請客人喝杯水都是進口貨。”他還強調：一個國家人力資源的素質是影響競爭力最重要的因素，一個民族的創造力、企業精神、集體協作和職業道德，可以使他們的競爭力更勝人一籌。
李光耀號召國人培養“共同經營”意識，為團體的生存和榮譽而埋頭苦幹。
嚴格的法製建設
新加坡經濟起飛前，麵臨的首要任務是生存。作為一個小小島國的總理，李光耀把國際社會比作大海，世界上的大小國家如同海裏的大魚和小蝦。
他認為：小蝦必須有自己生存的方法，有些魚總要吞吃小蝦，新加坡不能成為這樣的“小蝦”。
他還以蝌蚪為例，蝌蚪是一種很小的動物，可別的動物卻不吞吃它們。這是為什麽呢?據生物學家分析，蝌蚪的皮膚有一些毒素，吞吃以後會很不舒服。新加坡也要像蝌蚪一樣，否則，一定會被大國吞吃掉。
新加坡的外交政策是讓“世界上的主要強國知道它的存在——如果沒有興趣來幫助我們——至少不要把我們搞得更壞”。在這種思想指導下，新加坡還建立起規模不大，但足以表明不屈意誌的國防。
這個國家處處綠樹濃蔭、高樓大廈，街道清潔而井井有條。由於不斷綠化的結果，使平均氣溫降低了2℃。這裏雖然沒有名山大川，一年的觀光客竟有460萬之多。
新加坡的罰款之嚴舉世聞名。在許多公共場所裏，經常可以看到各種“不能做”的牌子，旁邊標著罰款的“價格”。
一般收入的居民，隻要接到任何一張罰款單，一月的工資可能就完了。因此，有人拿人民行動黨(People's Party)的縮寫PAP開玩笑，說PAP應該是Pay,就是：罰個沒完。不過，在新加坡遵守公共規則已成為習慣。
新加坡的組屋也是相當有名的。李光耀政府提出“居者有其屋”的政策，專門設立組屋發展局。
多年以來，新加坡一直維持著每17分鍾建一個居住單位的效率。現已有70%以上的新加坡公民住進政府廉價提供的組屋，人均住房麵積達20平方米。
新加坡的高效率是有名的：
穿著整齊的海關關員每20分鍾讓一條船過關；
外國人去移民局，3個小時可以辦好延長簽證；
外國人投資，有時當天就能知道是否核準；
新加坡每年以平均9%的經濟增長率、2%的低失業率、5%的物價低上漲率發展著。
為什麽會有如此的效率呢?正如新加坡一位高級官員所說：“我們沒有富饒的土地，沒有金礦，不產石油，付不起慢條斯理的代價。”
廉潔的政府
李光耀對貪汙腐化者深惡痛絕。他說：貪汙腐化曾是殖民當局的宿疾，如果我們失職，或是變得貪汙腐化，就同樣會被人民唾棄。
為保證政府官員的廉潔，政府采取了不少的措施。如設立貪汙調查局，直屬李光耀管轄。
這個機構不僅負責15萬公務員的廉潔問題，還要偵破部長級的貪汙事件。在治理肅貪方麵也很有成效，原因並不是政府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調查局僅有34名探員),也不是采用了特別的先進技術，而主要是李光耀認定，不管是什麽人貪汙，都要偵辦，決無特權和僥幸。
20世紀70年代就有幾個部長級人物因此被關進監牢。
另外，新加坡有著嚴格的管理製度。如對於饋贈的禮物，規定政府官員要交給有關部門負責禮品的人，受禮人如想得到禮物，就要由專人進行估價，然後照價收費。
公務員每年都要填表申報自己及家屬的財產，包括證券、房屋、銀行存款、債務等。如果負債額超過了3個月的工資，就會受到上級的詢問。
在新加坡，不是沒有人批評李光耀，比如說他作風專製，但確實沒有人說他不清廉。所以，當有的記者詢問新加坡人：是什麽人在提醒政府官員不要犯錯誤?是什麽人堅持犯錯誤必須受到處罰?答案多半隻有3個字：李光耀。
李光耀常常是一身白衣白褲，不打領帶。他甚至為內閣成員規定了工作服——白色短袖襯衣，以示廉政清白。他常說：“新加坡的生存，全賴部長和高級官員的廉潔和效率。”
他的人民行動黨的黨旗也很有特點：以長方形的白色為底，表示廉潔；中間是一藍色的圓圈，表示團結；圓圈中有一道閃電，表示雷厲風行地行動。
新加坡是一個多元民族的國家、一個移民社會，華人占76.7%、馬來人占14.6%、印度人占6.4%,還有一些歐亞混血人。這裏的語言、宗教也是五花八門。
李光耀政府采取寬容、和諧、多元的民族政策，不搞華人至上。他提倡保留各民族豐富多彩的傳統文化，同時也提倡各民族文化的融合，以期產生一種新的文化——新加坡文化。
李光耀每次講話，總是先用英、華、馬來三種語言分別致辭，然後才用通用的英語演講。
他每時每刻都在塑造新加坡人的形象。
現在，新加坡的各個民族的移民們，已經開始習慣於把自己看作新加坡人了。
李光耀經常在國內視察，發現有好的經驗，立刻倡導推行。1981年的一天，他出巡組屋區，吃驚地看到很多家庭都有音響設備、彩色電視、水磨地磚，卻很少有書櫃和書架，隻有一家有書和畫。於是，李光耀提出要培養“有教養的新加坡人”。
一次，在新春之際，李光耀到宏橋地區巡視，發現這個衛星鎮竟有兩座安老院(類似我國的養老院),他感到震驚。
在這年新春獻詞中他促請：“為人子女者，負起奉養父母的責任，恪盡孝道，建立一個健全的社會單位——家庭。”
新加坡人有著自己的生活方式，對此，1990年2月李光耀在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電視節目中曾說：“若模仿美國的生活方式，新加坡將會毀滅。”所以，新加坡的形象是自己逐漸建立起來的。
為了推廣某項活動，李光耀總是身體力行。如1979年的“推廣華語運動”,對他來說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李光耀30歲以後才讀中文、習華語。當他第一次用華語演講時，卻惹得聽眾哄堂大笑。但由於一直堅持下來，才取得了顯著的效果。
李光耀還特別倡導體育運動，他認為居住在城市裏的人，必須注意鍛煉身體。這方麵他也率先做到了。
1990年新加坡歡度了自己的25歲生日，李光耀也已步入花甲之年。
以第一副總理吳作棟為首的第二代領導集團已發展成熟，部長們大都是年富力強、學曆很高的中年人。
李光耀生動地比喻國家的現狀：我來當守門員，前鋒、中鋒由他們去踢了。這意味著他不再“全場跑動”了，但如果門前出現“險情”,李光耀的作用仍舉足輕重。
金融中心的建設
作為新加坡的建國之父，李光耀享譽國際政壇。基辛格在論及新加坡國父李光耀時寫道：“曆史上反複出現的一種不相稱的現象是，某些領導人的突出能力和他們所在國家的有限力量存在著差距。”基辛格的老板尼克鬆也同樣讚歎道：“假如李光耀生活在另一時代和另一個地方，他可能獲得諸如丘吉爾、迪斯累裏或者格萊斯頓那樣的世界聲望……像李光耀這麽一位高瞻遠矚的領導人不能在更廣闊的舞台上施展才幹，對世界是一個不可估量的損失。”的確，對於新加坡的發展來說，李光耀可謂功不可沒。生存在東南亞這個波詭雲譎的地緣要衝中，新加坡這個“小紅點”麵臨著巨大的外部壓力，無論是馬來西亞還是印度尼西亞，都對新加坡虎視眈眈；同時，新加坡內部從一開始就蘊藏著種族衝突的種子，稍有不慎，種族衝突一觸即發，因此新加坡自從成立之日起就處於內憂外患之中。
如今新加坡作為舉世公認的花園城市，頻頻榮登世界最具競爭力國家之前列，李光耀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作為新加坡競爭力核心之一的“金融中心地位”,自然少不了李光耀的功勞。正如撒切爾讚許：“李光耀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我一向珍惜李光耀的意見、經驗和友誼。新加坡能夠從一個小島國變成世界上最有活力的貿易和金融中心之一，這應歸功於李光耀的卓越領導和遠見。”同樣，也正如李光耀自己所言：“……如果我成功，下一個總理將繼承一個成熟的經濟體係，如果對經濟倫理和金融實踐沒有健全的基礎，他沒有資格策劃政府的政策。”李光耀在新加坡金融發展過程中的建樹主要有以下三點：想象力與執行力、謹慎而又與時俱進的戰略眼光以及鐵腕護廉潔的政治意誌。
想象力與執行力
李光耀在其記述經濟騰飛的回憶錄中稱：“1965年新馬剛分家的時候，任何人預測新加坡日後會成為一個金融中心，一定被當成瘋子。市中心一座座閃閃發亮的現代化辦公大樓，通過一組組電腦把新加坡同倫敦、紐約、東京、法蘭克福、香港和其他主要的金融中心聯係起來，這是怎麽發生的呢?”其發生來源於一種高超想象力與執行力的融合。
尼克鬆曾經在《領導者》一書中闡述：“一個領袖光知道該做什麽還不夠，他必須也能夠去做該做的事。想當領袖的人如果沒有做出正確決策的判斷力和洞察力，他就會因為缺乏想象力而失敗。光知道該做什麽但又做不到的領袖，會因無能而失敗。偉大的領袖既需要想象力，又需要有能力完成該做的事。”新加坡能夠成為今天世界不可或缺的金融中心，很大程度上伴有一種偶然的成分，而這種偶然來源於一種獨特的想象力。然而，這種想象力不是烏托邦式的幻想，也不是純粹的天馬行空、紙上談兵，其可行性基礎來源於新加坡獨特的地緣政治經濟優勢。
可以說，新加坡的世界金融中心之路就是一種偶然性與必然性的結合，一種想象力與執行力的融合。
何謂偶然性?李光耀在“金融中心的故事”一章中闡述的那段曆史就是偶然性的最好注腳。在這個故事裏，溫斯敏博士(新加坡當時的經濟顧問)對美國銀行新加坡分行的副總裁範伊厄寧闡述新加坡的雄心——要在10年內讓新加坡成為東南亞的金融中心。而範伊厄寧卻認為新加坡不需要10年，隻需要5年就可以發展起來。範伊厄寧建議，如果將新加坡置於二者之間，新加坡就會在舊金山閉市之前接手，到自己閉市時就把金融交易活動轉交蘇黎世。這將是開天辟地以來，銀行和金融活動第一次全天候不間斷地在運作。溫斯敏高超的想象力獲得了李光耀的大力支持，在克服重重困難之下，李光耀決定不惜冒險一試，吩咐韓瑞生大膽進行此項計劃。
然而，正如李光耀自己坦言，新加坡不像香港，既不能憑借倫敦市的名氣，又沒有英格蘭銀行這個後盾。新加坡在1968年屬於第三世界國家，國外銀行家對於新加坡能否提供良好的社會條件、工作與生活環境，能否發揮高效率的基礎設施，以及是否擁有一群技能高、適應力強的專業人才懷有疑心，同時對新加坡貨幣局和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監管銀行業的能力信心寥寥。而新加坡如何讓這些銀行家放心，來源於新加坡的獨特地緣政治經濟優勢，而這些優勢乃是新加坡構建世界級金融中心的必然性來源。
新加坡這個最爾小國地處東西方交匯的十字路口，在斯坦福·萊佛士時代就已經成為東西方商品貿易與物流中心，馬六甲海峽已成為世界上最繁忙的海上樞紐之一。而發達的商貿與物流使得大規模的資金流動成為可能，也催生了一個安全與穩定的金融中介的需求。誠然，單憑獨特的地緣政治優勢並不足以讓新加坡成為國際金融中心，馬來西亞與印尼也可能充當這個角色。而為什麽銀行家願意選擇新加坡，除了依托新加坡獨特的地緣優勢之外，更重要的是依靠新加坡獨特的政治經濟優勢。李光耀在“新加坡金融中心的故事"一章中總結說：“我們的金融中心發展史所寫下的是這樣的故事，如何努力建立正直之邦的信譽，如何把知識和技能傳
授給官員，訓練他們具有監管銀行、股票行和其他金融機構的能力，以便把金融體製發生崩潰的風險，減至最低程度。”或許，當這些優勢組合成一體時，新加坡與馬來西亞抑或印尼相比，自然近水樓台先得月。
謹慎和與時俱進的特質
尼克鬆曾經論述：“領袖人物一定要能夠看到凡人所看不到眼前利害以外的事情。他們需要有站在高山之巔極目遠眺的眼力。”李光耀無疑具有這樣的能力，在構建新加坡金融中心的過程中，李光耀在保持謹慎的同時懂得與時俱進，適應時代潮流。謹慎源於金融監管與生俱來的脆弱性；而與時俱進，在於李光耀所擁有的站在高山之巔極目遠眺的能力。李光耀在“金融中心的故事”中記錄的就是他這一特性的深刻寫照。
故事起源於一個評論者的話，這位評論者認為：“在香港，沒有明文禁止就可以做；在新加坡，沒有明文批準就不可以做。”實際上，這是新加坡金融監管局曆來的謹慎作風。這種謹慎作風使得新加坡度過了多次危機，
但是謹慎與保守似乎隻有一線之差，此種謹慎做法也導致了新加坡金融發展陷入種種束縛之中，無法再得到質的突破。於是，在1990年，謹慎的李光耀重新檢討了新加坡的金融監管政策；到了1992年，李光耀參加了JP摩根國際谘詢委員會會議，同眾多銀行精英進行了深入的交流，其後，李光耀得出了一個結論：新加坡跟他們比起來，差距何止十萬八千裏。也正是這一年，擅長與時俱進的李光耀對新加坡金融監管局的管製措施和銀行作風的看法開始發生了改變。
1994年，李光耀召集外國金融機構擔任管理要職的新加坡人士舉行數次獻策會議，探討新加坡的金融改革。在這些會議之後，李光耀感悟到，太多的國民儲蓄存放在公積金戶頭，法定機構以及與政府有聯係的公司把存款存進銀行的做法很保守。於是，敏銳的李光耀認識到引進國際基金管理公司的路徑。1994年之後，李光耀向新加坡四大銀行中的三家——華僑銀行、大華銀行和華聯銀行表達其對新加坡金融發展的憂慮。但是出乎李光耀意料的是，這些銀行的高管們似乎沒有意識到，在環球趨勢快馬加鞭的時代，排他、不放眼天下和缺乏前瞻性的心態是多麽的危險。他們依舊要求政府繼續約束外資銀行，不讓外資銀行在新加坡增設分行。與時俱進的李光耀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於是在1997年，李光耀果斷地要求政府持股的新加坡發展銀行以身作則，身體力行推動改革。
1998年，在李光耀的支持下，擔任新加坡金融監管局主席的李顯龍對金融監管局進行了改組，調整了重點，以全新的風格管理和發展金融業。批準銀行增設更多的分行和自動提款機，開放國內銀行業，而這恰恰是新加坡金融監管局前任主席高勝銘所回避的改革措施。同時，監管局還撤銷了對外國投資者在本地銀行的股權限製，成立銀行提名委員會，監管局的這些舉措無疑適應了金融全球化的趨勢，在控製金融風險的同時賦予了市場參與者更多的權力，而這無疑推動了新加坡的金融發展更上一層樓。
李光耀謹慎而又與時俱進的作風促進了新加坡金融業的健康與穩定發展，如果沒有李光耀的這一助力，新加坡金融改革之途不會如此順利，而新加坡金融之舟或許也會在暗礁的撞擊下沉沒大海。正如李光耀自己闡述的：“……隻有在金融監管局證明了它所建立的體製經得起1987年和1997年兩次金融風暴的襲擊後，……我們審慎的態度支撐新加坡度過了1997年到1998年的東亞金融危機……從1968年第一次推出亞元市場至今，我們花了30年才建立起新加坡國際金融中心管理妥善的信譽。”
鐵腕護廉潔的政治意誌
縱觀新加坡的金融發展曆程，不難看到，新加坡的廉潔政府體製扮演了一個決定性的角色。李光耀在總結新加坡金融中心的功業時談到：“新加坡金融中心的根基，建立在法製和司法獨立，以及政府的穩定、稱職而清廉的基礎上。”在許多西方學者看來，新加坡並不是一個民主的國家，但新加坡卻是學者們公認的東方最廉潔的國家。1996年設在柏林的國際透明度調查機構發表的題為《1996年世界各國貪汙觀察指數》的調查報告，新加坡被德國商人認為是亞洲最廉潔的國度。美國學者亨廷頓曾經說到：“各國之間最重要的政治分野不在於他們的政治形式，而在於他們政府的有效統治程度。”如果擺脫新加坡的政治形式，而將目光聚焦在新加坡政府的有效統治程度上，新加坡式的廉潔扮演了關鍵的角色。
不可否認，廉潔高效的政府推動了新加坡金融中心的不斷飛躍。客觀而言，此種廉潔來源於李光耀的政治理念，來源於李光耀的鐵腕政治意誌。在李光耀看來：“我們必須全力支持貪汙調查局的官員執行任務，無私無畏。”不可否認，新加坡式的高薪養廉對構建一個廉潔的政府機製功不可沒，但李光耀對“廉潔”的政治癖好同樣扮演了關鍵的作用，廉潔成為新加坡獨特的政治文化之一。
在新加坡的金融發展曆程中，李光耀鐵腕護廉潔的政治意誌曆曆在目。在“金融中心的故事”一章中，李光耀向我們展示了他本人及政府如何在“史拉達華克證券公司違規操作風波”中保持廉潔作風，鬥膽揭穿史拉達華克證券公司的陰謀，維護了新加坡金融中心的名譽。在西方許多觀察家看來，此次亞洲金融危機的根源在於亞洲的貪汙、裙帶風和朋黨主義。然而李光耀認為：“那些具備透明體係來偵察和防止人們濫用職權與徇私舞弊的地方，比如新加坡和香港，這種徇私舞弊的現象根本非常罕見。新加坡沒有因貪汙或者朋黨主義而扭曲了資源的分配，所以我們能夠更好地應付危機。同樣的，我們的公務員扮演的是裁判員的角色，而不是市場參與者。”新加坡式的廉潔政府體製使得新加坡避免步入其他一些東南亞國家的歧途中。
客觀而言，新加坡世界級金融中心的建立是多種因素作用的結果，無論是人民行動黨、新加坡式的廉潔政府體製、新加坡的人才培養機製還是新加坡的法製都發揮了關鍵的作用。然而深入分析，這些因素都直接或間接與李光耀息息相關。有了李光耀，新加坡構建世界級金融中心的地位成為可能；如果缺少李光耀，新加坡金融中心的夢恐怕隻是過眼雲煙而已。
與中國台灣的關係
李光耀最早與台灣方麵的聯係十分密切。在1970年，新加坡與台灣就進行了軍事上的多項合作，他本人也多次訪問台灣，與蔣經國的私交很好。1988年李登輝上台後，兩人也曾交往甚密，但後來關係破裂(因為李光耀不喜歡別人說他
有獨裁的傾向，但李登輝認為這是政治領袖都有的一麵)。2000年陳水扁上任後，李光耀曾兩次訪問台灣，但與陳水扁的關係一般。在李光耀的促成下，海峽兩岸曾經在1993年4月27日在新加坡海皇大廈舉行“汪辜會談”,極具象征意義。
與中國的建交
李光耀在70年代末開始與中國內地交往，雙方都放棄了60年代時敵對的政策。他會晤過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等多位中國內地領導人，對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製定有重要影響。
李光耀對鄧小平一直十分尊重，而二人也確實因其許多的共同點(例如都在經濟上力主開放),而被很多媒體拿來比較。他曾公開為鄧小平辯護，並聲稱這實際上與人權問題無關，而是為維護國家穩定的必要手段。由於李光耀曾經表示新加坡將會是東盟中最後一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的會員國，因此在印尼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之後，1990年10月，新加坡隨後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
退出內閣
2011年5月14日，新加坡內閣資政、新加坡第一任總理李光耀和國務資政、新加坡第二任總理吳作棟發表聯合聲明，宣布從內閣退休。聲明說：“我們研究新的政治局勢並考慮這一局勢對今後的影響……是讓年輕一代推動新加坡在更加困難和複雜的情況下向前。”從1965年8月9日新加坡共和國成立到1990年11月，李光耀一直擔任新加坡總理，並在卸
任後留在內閣擔任內閣資政，繼續為新加坡的建設和發展發揮餘熱至今。讓李光耀決意離開內閣的原因是在5月早些時候舉行的新加坡國會選舉。在選舉中，由李光耀創建並在新加坡長期執政的執政黨人民行動黨雖然繼續占據國會壓倒性優勢，但得票率跌至60%左右，創新加坡建國以來最低。李光耀和吳作棟的聲明說：“在具有分水嶺意義的選舉後，我們決定離開內閣，讓更年輕的內閣成員團隊聯係並接觸年輕一代，塑造新加坡的未來。”
李光耀和吳作棟發表聯合聲明表示，在這次“分水嶺”大選後，已研究過新政治局麵，思考過它對新加坡前程的影響，想到二人已為新加坡發展做出過貢獻，現在是讓59歲的總理李顯龍和其年輕領導團隊有全新陣容的時候了。
二人表示，明白到年輕一代除了希望政府任人唯賢、不腐敗，以及享有更高生活水平，也要求更多地參與影響他們的政策決定，故決定讓一支全新的年輕管治團隊與年輕一代新加坡人聯係，以塑造新加坡的前途。但二人強調，年輕團隊一定要關注老一代所關心的問題，稱老一代已為新加坡做出貢獻，應當好好受到照顧。
吳作棟其後在當地社交網站留言，表示二人離開內閣後，李顯龍便可以更新他的內閣，以新思維改造新加坡，從而與國人達成新共識。
為年輕一代領導讓路
1990年李光耀退出總理職位，由吳作棟接任。2004年吳作棟又將總理職位交給了李光耀之子李顯龍。在1990年辭去總理職務之前，李光耀說，那些認為他要退出政治舞台的人“應當去醫院檢查下自己的大腦"。
不過，在接下來的選舉結果顯然令他改變了主意。在這次選舉中，雖然執政的人民行動黨贏得了87個國會議席中的81席，但其得票率降至60%,創曆史新低。2006年和2001年其得票率分別為67%和75%,1968年為84%,為曆史最高。
在競選期間，互聯網首次在新加坡選舉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從未經曆過貧窮的一些年輕批評者在臉譜、推特和YouTube等網站上嘲弄李光耀和吳作棟。
李光耀和吳作棟在聲明中承認，現在麵臨的是“新的政治局麵”,新加坡的年輕一代希望更多參與決策。
自首次當選總理以來，李光耀一直是新加坡舉足輕重的政治人物。他生於1923年9月16日，在成長過程中一直認為新加坡的統治者是不可戰勝的。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當日本侵略者在1942年戰勝英軍、占領新加坡時，李光耀猛然覺醒。新加坡解放後，李光耀到英國學習法律，其間與劍橋同窗柯玉芝相識相戀，在1950年回國前秘密結婚。他們育有3個孩子，李顯龍是長子。2010年10月夫人柯玉芝辭世時，人們依稀看到了李光耀脆弱的一麵。
他在悼詞中說：“沒有她，我會是一個完全不同的人，過著完全不同的生活。她度過了充滿溫暖和意義的一生，我應該為她89年的生命感到慰藉。但今天在這個永別的時刻，我的心卻無比悲痛。”
幾個月後，他又恢複了常態，在國內外會見重要的政界和商界領導人。
競選期間，李光耀再次展現了其強硬的一麵，他在一個爭奪激烈的選區警告選民說，如果他們投票支持反對黨，他們會“後悔的”。許多人最終對人民行動黨投了反對票，給了該黨一記重擊，這促使李光耀最後決定退出內閣。
個人榮譽
作為新加坡的總理，在這個頭銜之下，李光耀不僅發起了反對隨地吐痰、嚼口香糖、喂養鴿子的運動，還禁止亂扔垃圾、在公共場所吸煙和說粗話髒話，並製定了嚴格的法律以及罰款標準。他還強烈推廣了幾項他最為倡導的行為：微笑、禮貌待人以及在公共廁所主動衝水。正是由於他在指導公眾行為方麵所做的指令性舉措，李光耀獲得了1994年的諾貝爾心理學獎。
由於李光耀祖輩均為客家人，故其本人被視為客家族裔的傑出代表之一。鑒於其對世界客家事務的影響和貢獻，李光耀被特別聘請為新加坡最大的客屬團體——新加坡茶陽會館的永遠榮譽主席一職。
2000年12月7日，香港中文大學為新加坡內閣資政李光耀頒發了榮譽博士學位。
2005年5月17日，複旦大學授予82歲的李光耀名譽博士學位。
複旦大學校務委員會主任秦紹德教授在頒授學位證書儀式上說，授予李光耀名譽博士學位，是因為他對促進中新兩國關係發展所做出的貢獻。李光耀在儀式上做了題為《中國複興中上海的角色》的主題演講。他說，未來30年，中國和印度的崛起將會把世界的中心從大西洋轉移到太平洋和印度洋。而中國的複興僅靠經濟力量是不夠的，還需要文化等軟力量的增強，“上海則有機會成為中國軟力量的中心”。李光耀說，中國複興在取得經濟發展的巨大成就的同時，也要通過複興重現中國文化的輝煌，“打造一個21世紀版的中國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