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即位

由於立儲的失敗，給康熙皇帝的晚年帶來了無限煩惱和憂傷。他日夜不安，費心勞神。身體病弱，健康狀況越來越不如前。

康熙皇帝自康熙四十七年(1708)九月廢太子起，因傷心過度，大病一場。從此疾病纏身，日漸衰老。到康熙五十一年，須發盡白。康熙五十三年，被胤裸氣得“心悸幾危”。康熙五十四年，右手不能寫字，隻好用左手寫朱批。康熙五十五年初，膀子覺有微痛，左手連背都不大好使。康熙五十六年夏天又病，冬天腿腫得下不了床，心神恍惚，身體虛憊，動轉非人扶掖步履難行。康熙五十七年二月明顯羸瘦，步履猶難；稍微早起，就“手顫頭搖，觀瞻不雅”,遇到心跳過速時，“容顏頓改”。同年四月，雖說比前大安些，但走動還須人扶掖。自康熙五十八年以後，雖然病情略有好轉，但手腳仍不夠靈便。去木蘭圍場及南苑行圍，已不是騎馬，而是乘坐四人抬的轎子。並且仍然病不離身，康熙六十年四月身體已經“違和”,仍於十六日前往避暑山莊。五月初旬又複著涼，病情加重，之後，稍行動或多說話便不勝倦乏，確實已是風燭殘年。

康熙皇帝於康熙六十一年四月十三日至九月二十八日去熱河避暑，並到木蘭圍場行圍。剛剛回京不久，又在十月二十一日赴南苑狩獵。由於圍獵十分辛苦，淩晨四時吃早飯。黎明前即一切準備就緒；行圍時追逐野獸，也難免奔波勞累；加上入冬以後氣溫驟冷，以至於堅持半月之後，於十一月七日突然病倒，不得不返回暢春園。據《永憲錄》記載，康熙皇帝於八日宣布：“偶患風寒，本日即透汗。”另據耶穌會教士透露，康熙皇帝症狀是寒顫和發高燒，很像是重感冒，後引起並發症，於十三日戌刻(晚七至九時)去世。從七日病重，到十三日，七天的時間調治護理，還算不得猝死；沒發現意外情況，應屬於正常病故。

重病中的康熙皇帝，神誌清醒，理所當然地要決定帝位繼承人。七日從南苑回駐暢春園，九日因冬至將臨，命皇四子胤祺到天壇恭代齋戒，以便代行十五日南郊祭天大祀禮。同時自己也宣布齋戒五日，不接奏章。十日、十一日、十二日一連三天，皇四子胤祺遣護衛、太監等至暢春園請安，均傳諭“朕體稍愈”。十三日淩晨兩點左右，病情惡化，命從齋所召皇四子胤祺速歸，改派鎮國公吳爾占代行祭天禮。四點左右，召見皇三子胤祉、皇七子胤祐、皇八子胤裸、皇九子胤糖、皇十子胤械、皇十二子胤袍、皇十三子胤祥、理藩院尚書隆科多等至禦榻前，麵諭：“皇四子胤祺人品貴重，深肖朕意，必能克承大統，著繼朕登基，即皇帝位。”胤祺於十時左右至暢春園，先後三次進入寢宮探視和寬慰皇父。在最後一次見麵時，康熙皇帝把自己的念珠贈給了胤祺，說是順治皇帝臨終贈予他的，讓胤祺好好保存，理解其意義。當晚八時左右，康熙皇帝駕崩於寢宮。隆科多向胤祺宣布皇帝遺詔，二十日胤植即位，改年號雍正。

康熙皇帝最後傳位於胤祺並不是偶然。康熙五十二年(1713)再廢太子之後，鑒於公開建儲的弊端，決定不立太子。但繼承人這件大事，須臾未忘，隻是不動聲色，仔細考察，在諸子中選擇“以朕心為心者”,默記於心，“不告知諸大臣，亦不令眾人知”,直到生命的最後時刻，才口述遺命，麵諭諸皇子及隆科多，欽定皇四子胤祺繼承帝位。

這是康熙皇帝一生中最後一項高明的抉擇。自廢太子以後，在眾多皇子中，皇四子胤祺是皇位繼承人的最佳人選。他比較全麵、成熟、穩健，品德和才能都很優秀，和皇父的君臣父子關係、和諸皇子的兄弟關係，都遵循儒家倫理道德行事，把大權交給他，康熙皇帝自然放心。自從康熙四十七年(1708)九月首次廢太子起，諸皇子爭奪儲位的鬥爭異常激烈，康熙幾次嚴令製止，多不聽從，而胤祺卻未陷入任何一方，隻是遵照皇父諭旨秉公行事，因而博得其父的好感。康熙四十八年(1709)三月，複立胤禍為太子，同時晉封諸子。胤祺與皇三子胤祉、皇五子胤祺同被封為親王。胤祺與胤祺都是從貝勒越過郡王，超升親王的，由此可見康熙對他們最為滿意。他倆的共同特點都是未明顯的參與儲位之爭。

胤植並非對儲位毫不在乎，但他不做傷害手足情義之事，從不在皇父麵前議兄弟之非。他奉命與皇長子胤褪共同看守廢太子，能據實代為陳奏正當要求，也常為諸阿哥陳奏求情，以致感動了康熙皇帝，稱他“性量過人，深知大義”“似此居心行事，洵是偉人”。

康熙五十一年(1712)十月，皇太子胤初二次被廢之後，諸皇子爭儲鬥爭再度活躍，廢太子也不甘示弱，積極活動謀求複位。在這種形勢下，胤祺的門下也有人為之出謀劃策，建議參加爭儲角逐；或以算卦、問卜、天命所在之類美言相煽惑。胤祺也曾動心，並且也有通過屬下人與地方督撫進行聯係之舉，如：通過與之關係好的川陝總督年羹堯聯係新任四川巡撫蔡斑，但活動審慎，著手很晚，基本上是康熙皇帝逝世前一兩年的事，因此未引起人們的注意和懷疑。

皇長子遭幽禁、皇太子被廢黜，相繼退出政治舞台，康熙皇帝便委派皇三子胤祉、皇四子胤祺及皇五子胤祺等，幫助自己處理政務。其中委派胤祉及胤祺的次數更多些。但自從胤祉屬下人孟光祖，打著主子的旗號到山西、陝西、四川、湖廣、廣西等五省活動事件，在康熙五十六年(1717)被揭露以後，委派胤祉之事顯著減少，而皇四子胤祺則進一步得到重用。如康熙五十七年(1718)皇太後的遺體安放地宮，康熙皇帝因病不能親往，命胤祺去陵前讀文告祭；康熙六十年(1721)康熙皇帝禦極六十年大慶，需往盛京三陵大祭，因年邁不能親行，於正月派胤祺攜同十二阿哥胤袍、世子弘晟前往致祭；回京後，遇三月十八日萬壽節，又命祭祀太廟後殿；同年冬至節，又命胤祺代自己行祀天大典；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月，康熙皇帝發現天下錢糧各省皆有虧空，於是想到通倉、京倉倉米發放中弊端嚴重，也應徹底清查，若派遣他人，恐辦不了，所以特命胤祺帶領世子弘晟、輔國公延信、戶部尚書孫渣齊、理藩院尚書隆科多、兵部右侍郎查弼納、鎮國公吳爾占等前往查勘。胤祺果然不負重望，至十一月六日，不到一月的時間，先後三次上疏奏報情況，並提出改進建議；同年十一月初九日，因冬至將屆，康熙皇帝命胤祺往齋所恭代齋戒，準備令其代行十五日南郊祭天大典。冬至祭天屬於大祀之首，一般都是由皇帝恭親行禮，此前，唯一曾代他行過此祭禮的皇子就是太子胤初。自胤仍被廢以來，不曾派其他任何一位皇子代他祀天；卻於康熙六十年至康熙六十一年，竟一連兩次命胤祺代行此禮，這不能不說明他在康熙皇帝心目中的地位。

胤祺實心盡孝道，與乃父的感情比較融洽。康熙皇帝曾當眾表彰說：朕之諸子，多令人視養，唯四阿哥朕親撫育。他能體朕意，愛朕之心，殷殷切切，可謂“誠孝”。康熙皇帝因廢太子及諸子爭儲事，憂心忡忡，臥病不起，諸子多不靠前，隻有胤祺和胤祉兩人勸請就醫，並請求由他們來擇醫護理。康熙四十七年(1708)十一月初旬，康熙皇帝病情加重，胤祺奉召至皇父跟前，流著淚提議選醫調藥治療。康熙皇帝接受了他的建議，令他同胤祉、胤祺、胤裸等幾位稍知藥性的皇子，照顧服藥後，病情好轉，逐漸恢複健康。康熙皇帝晚年，家事不夠稱心，體弱多病，需要安慰。胤祺和胤祉經常請皇父到他們在京西和熱河的花園遊玩散心。康熙六十一年(1722)三月十八日，康熙皇帝生日前後，胤祺兩次請皇父臨幸圓明園觀花。父子談到高興之際，胤祺向皇父提及愛子弘曆(乾隆)。康熙皇帝當即召見，很是喜歡，命送至宮中養育，不久隨從到熱河避暑山莊。康熙皇帝帶弘曆臨幸胤祺的獅子園，召見弘曆的生母鈕祜祿氏，連連稱她是“有福之人”。一時祖孫三代、翁媳之間，雍雍睦睦，共享天倫之樂。

康熙皇帝晚年，在幾位具備儲君候選人資格的成年皇子中，皇四子胤祺既能敬天法祖，又有較強的理政才能，已為皇父所賞識和信任，所以比較起來頗占優勢。康熙在彌留之際指定他為帝位繼承人，是順理成章的。

然而，爭奪儲位的失敗者並不甘心。就在康熙皇帝去世的當天，胤裸在院中沉思，考慮如何應付未來的局麵，對派他辦的事務不予理睬；胤糖則突然走到胤祺麵前，表現出傲慢無理的態度。胤械、胤祉當時雖無異常表現，但內心不服氣，暗中對立。他們之間的矛盾並非僅僅是個人恩怨，而是根植於八旗內部封建領主製經濟基礎。他們每人都有自己的所屬人口和親信奴仆，每個人都在爭奪儲位的鬥爭中形成一支幫派勢力，誰勝誰負直接關係各派勢力的切身利益；鬥爭不可能由於新帝的即位而休止。敗者方麵新的進攻方式就是在雍正繼位的合法性問題上大做章，千方百計地否定胤祺繼位的合法性。一些關於康熙皇帝死因的傳說，便在這種背景下逐漸傳播開來。

有人傳說，“聖祖皇帝在暢春園病重，皇上(指雍正)就進一碗人參湯，不知何故，聖祖皇帝就崩了駕，皇上就登了位”。意思是說康熙皇帝是由胤祺親手謀害而死。

也有人說，先帝欲將大統傳與十四子胤額。聖祖病重時，降旨召胤褪來京，其旨為隆科多所隱，先帝賓天之日，胤褪不到，隆科多傳旨遂立胤植。與隱匿詔書相類似的傳說是篡改詔書。說聖祖皇帝原傳位於十四阿哥胤褪，皇上將“十”字改為“於”字。

傳說的來源很清楚。雍正六年(1728)在湖南永興縣秀才曾靜投書案中，揭露出關於雍正弑親篡位的傳言。經追查來源，多係胤裸、胤糖、胤械、胤褪等人門下太監所為。宣傳胤祺以人參湯毒死其父、篡改詔書的何玉柱，即是胤械的心腹太監，傳播的地點在三姓地方(今黑龍江省伊蘭縣)八寶的家中，而八寶又是胤械的手下人。雍正將有關上諭、審訊詞及曾靜口供，匯集成《大義覺迷錄》一書，於雍正七年刊刻麵世，頒布全國各府州縣。雍正皇帝敢於將對自己極端不利的傳言公之於世，表明他有十足的信心澄清事實，贏得輿論對自己的支持。

其實那些傳說並不高明，存在諸多漏洞，可議之處甚多。

關於康熙皇帝被胤祺所進人參湯毒死之說。眾所周知，皇帝進膳進湯進藥，均由親近太監、侍衛先事嚐過，康熙皇帝也不會例外，即在病中，非常清醒，怎能喝下毒湯之類?更何況康熙皇帝防人謀害的警惕性甚高，從廢皇太子開始，就極力注意保護自己。他在康熙五十六年(1717)說梁武帝的台城之禍，隋文帝的見害於逆子煬帝，深知《尚書·洪範》所談“五福”,其中以“考終命”為最難得，因而對亂臣賊子下毒之類活動防範更嚴。早在廢黜太子之前，即曾將與胤仍有非法關係的禦膳房、禦茶房用人處死。再者，康熙皇帝一向反對喝參湯。他在大學士李光地等人奏折上曾朱批，認為人參對人體有害無益，“北人與參不合”。可見，他不會同意喝什麽人參湯。

至於說隆科多隱匿召十四阿哥胤褪來京的諭旨，也與事實不合。隆科多作為步軍統領，雖負責暢春園周圍的治安和保衛，但並不負責傳宣諭旨。如果真有這個諭旨，依照清代聖旨頒發製度，應由親近內侍轉達內閣承辦，擬成文字，再由兵部所管的驛站遞送。隆科多並不經手此事，又怎能阻止諭旨下達?說有此類諭旨者，並沒能拿出根據。關於篡改遺詔，將“傳位十四子”改成“傳位於四子”之說流傳甚廣，史學界早已有人做過論證。南開大學馮爾康教授認為，這種說法不合於清代的皇子稱謂製度和文書製度。

《清實錄》凡提到某皇子，前麵必有個“皇”字，寫作“皇某子”“皇某某子”。因此，遺詔應寫“傳位皇十四子”才合乎規範。若把這裏的十字改為於字，詔書變成“傳位皇於四子”,文理不通；再有，十字改為於字，在今天可以，因為“於”“於”兩字通用，可是康熙時代不行。那時傳位給誰，應用“於”字，不可能用“於”。可見，改詔之說不能成立。

還有一個關鍵問題，是康熙病重及彌留之際，身邊是否僅有隆科多一人?他是否有可能憑借手中的步軍統領之權，將皇帝完全控製在自己手中?這是不可能的。因為康熙皇帝提高步軍統領權力，用以懲治豪強、抑製諸王、維護京師治安，但絕不讓它發展到足以危及帝位的程度。尤其在處理前屆步軍統領托和齊結黨會飲案之後，已經使他意識到爭儲皇子欲借助軍權“興兵構難”的危險，因而不能不設法加以防範。令皇子管理旗務便是重要防範措施之一。康熙皇帝於康熙五十七年(1718)十月，任命皇七子胤祐辦理正藍旗滿洲、蒙古、漢軍三旗之事；皇十子胤械辦理正黃旗滿洲、蒙古、漢軍三旗之事；皇十二子胤袍辦理正白旗滿洲、蒙古、漢軍三旗之事。這裏包括與胤裸關係密切的正藍旗，及上三旗中的正黃和正白兩個旗。上三旗中的鑲黃旗未任命皇子管理，可能是由康熙皇帝親自掌管。直到康熙六十一(1722)年十一月七日康熙皇帝病重時，才任命胤袍為該旗滿洲都統。上三旗侍衛及前鋒、護軍全麵負責皇宮及暢春園等皇帝駐地的衛戍工作。康熙皇帝直到逝世之前，一直有效地控製與管理著上三旗，這就使隆科多很難有機會以自己手下的步兵取代上三旗侍衛，實現對康熙皇帝的控製。按慣例，皇帝行圍必有諸皇子隨侍，這次南苑行圍也不例外，皇父七日病重回至暢春園，隨侍諸皇子當然不會拋下不管。九日，康熙皇帝派胤祺去齋所恭代齋戒時，他正在康熙皇帝左右侍奉；而他能接受派遣前往齋所，說明康熙皇帝身邊還有其他皇子侍奉，否則他會向皇父提出需有人侍奉問題。所以，康熙皇帝彌留之際，身邊尚有除胤祺、胤祺(奉命齋戒與祭陵)之外的七名皇子與隆科多一起應召到禦榻前，共同聆聽遺命是合情合理的。康熙皇帝因心腦血管疾病，多年之前已不便書寫，值此突然病重之際，更不可能留下親筆朱批的遺詔。因此，所謂隱匿或篡改遺詔之說，很難成立。

有些學者認為康熙皇帝晚年已屬意於皇十四子胤褪(原名胤禎)。主要根據是當準噶爾占領西藏之後，康熙皇帝於康熙五十七年(1718)十月任命他為撫遠大將軍，派往西北前線，委以進軍拉薩，收複西藏、直搗伊犁、安靖邊疆的重任。不可否認，滿、蒙等北方民族，一向十分重視軍功，而一旦取得巨大功勳，又確實是被立為太子、繼承大統的重要條件。據此認定康熙皇帝是重用胤褪，胤褪是繼胤裸之後儲位的重要競爭者，都是可信的。至於康熙皇帝是否已內定他為皇儲，或是否是唯一的儲位候選人，尚有商榷餘地。因為康熙皇帝在自己垂暮之年、體弱多病情況下，將唯一的一位皇位繼承人長期置於遠離京師數千裏之外，無論如何都是說不通的。如果令其出征是為了創建功勳給立太子做準備，為何不在進兵安藏事畢，即令其在康熙

五十九年(1720)冬或康熙六十年(1721)初乘勝班師回朝?順治年間進軍東南及平定西南，都不是由一名大將軍從始至終負責到底；而是出征一二年完成一兩次重大戰役之後，即勝利班師，另派大將軍繼續率師推進。可是康熙皇帝對胤褪並未這樣做，而是藏事完畢，即令其從西寧移駐甘州，策劃進軍伊犁大計。而直搗伊犁，徹底解決準噶爾問題又非易事，從前線將領到康熙皇帝本人，都深知條件很不成熟，因而大舉進兵日期一再拖延。在西北問題短期內不能解決的情況下，康熙皇帝仍然讓他繼續留在甘州前線，這就不能不促使我們考慮，康熙皇帝究竟準備如何使用胤褪。

還有一個因素很值得重視，那就是康熙皇帝最反對皇子結黨。從胤仍到胤裸，都因結黨而與儲位無緣，至於胤褪，涉嫌胤裸之黨，是有目共睹之事。胤褪曾在康熙皇帝麵前冒死力保胤裸；胤裸見自己爭儲無望，便轉而支持胤褪爭儲。一些原來支持胤裸的大臣，也都迫不及待地轉而支持胤褪。胤褪受命大將軍後，在朝野內外，繼儲的呼聲驟然大增，其中就包括胤裸黨人的遊說活動。康熙皇帝對此類活動既敏感又反感，這對胤褪競爭儲位所起的作用是相反的。胤褪有才能，但也最容易冒險生事，被人當槍使，令其出征在外，既分散胤裸的勢力，又挽救了胤褪。不論康熙皇帝是否有此意圖，客觀上有此作用。儲君似乎應在親王中選拔。胤褪原來僅是貝子，任大將軍後雖也稱王，但無名號，說明在郡王中也隻能排在末位。西藏立功之後，仍未能授與名號或晉封親王，證明他在康熙皇帝心目中距離繼承人尚有一段距離。

總之，現有資料證明，康熙是因病自然去世，胤祺是正常繼承父業。胤祺自幼貼近皇父，對皇父的性格、心理及其旨意，都有較深的了解，他善於施展各種手法，順著皇父的心意辦事，使皇父對他有個“孝誠”和“性量過人”的印象。他又能在處理國家事務的實際工作中，顯示出較強的政治魄力和膽識，獲得父皇的信任。因此康熙皇帝把他留在身邊，讓他執行一些本該由他自己執行的事務。所以，胤祺在儲位鬥爭中實際上已占據有利的地位，為他取得皇位鋪平了道路。由此看來，胤祺被康熙皇帝定為自己的繼位人，是比較符合實際的。後來，康熙皇帝開創的事業在雍正時期有的得到繼續發揚，有的在康熙皇帝時期出現的弊端在雍正時代亦得到匡正。因而雍正時代是大清王朝又一個輝煌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