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藏業成

清軍首次進軍安藏全軍覆滅，在交戰雙方心理上都產生了重大影響。準噶爾氣焰更加囂張，繼續東侵喀木地區，欲與清朝爭奪巴塘、裏塘，並進犯青海、雲南等地。青海王公及滿漢大臣畏敵情緒滋長，以“藏地險遠”為由，不積極主張出兵。康熙皇帝則敗而不餒，雖已步入晚年，仍放眼後世及大局，而銳意進取，考慮到西藏屏蔽青海、滇、蜀，若被準夷盜據，將邊無寧日，故毅然決定繼續用兵。但他吸取了前次輕敵冒進的教訓，於戰前做了周密的準備工作。

增派滿洲兵，任命大將軍。康熙五十七年(1718)十月初，即第一次入藏作戰失敗不久，康熙皇帝決定增派京營滿兵三千八百餘名，先後分兩批發往甘肅莊浪、甘州(今張掖)等地駐紮，以備調遣。接著任命皇十四子固山貝子胤褪為撫遠大將軍，率第三批部隊於同年十二月十二日起程，開赴西寧前線。此後，又增派荊州駐防滿兵一千名到成都，派大將軍帳下護軍統領噶爾弼馳驛進川，管領滿兵；調江寧、浙江滿兵，由都統武格等率領，開赴雲南中甸一帶駐紮策應。

進一步團結青海蒙古王公。同年九月，察罕丹津等來朝請安。理藩院議照常例賞賜鞍馬銀幣。在康熙皇帝看來，察罕丹津在人心疑懼之際，委身效順，甚為可嘉，特降旨從原多羅貝勒晉封為多羅郡王。此舉對增強青海蒙古的向心力、穩定青海政治局勢頗為重要。

重用四川文武官員。四川巡撫年羹堯，深悉邊情，辦事明敏，與滿族將領關係和諧。同年十月，在軍機緊要的情況下，康熙皇帝提升他為四川總督，兼管巡撫事，使其由隻理民事，進而肩負督兵重任，為開辟由四川進藏的新路線做好準備。年羹堯主動建議滿兵駐防成都，及時設立進藏驛站，保證軍餉供應，為安藏之役出力甚多。武將中，嶄露頭角受到器重者為永寧協副將嶽鍾琪。他在招撫裏塘、巴塘及進軍西藏時均為前驅，並善於團結土司頭目，同心協力，常收事半功倍之效。

招撫裏塘、巴塘等地，掃清進軍道路。康熙五十八年(1719)二月至六月，康熙令都統法喇率滿漢官兵嶽鍾琪等先後招撫裏塘、巴塘。該地地方頭人親遞喇嘛民人戶口清冊。巴塘以外屬於喀木地區的察木多(今西藏昌都)、乍雅(今西藏察雅)、嚓哇，也相繼聞風歸順。康熙皇帝考慮到藏蒙人民非茶難以度日，特批準法喇建議，凡歸順地方，按戶口清冊，酌定數目，令其買運用茶。察木多等三處為“會兵取藏”必經要地，康熙皇帝對其歸順更為重視，特派郎中鄂賴、遊擊黃喜林等持銀牌、茶、緞，輕騎前往，除曉諭犒賞外，複令詳察三處形勢回報。

借助胡必爾汗，曉諭出師目的。康熙五十八年(1719)四月，令裏塘出的胡必爾汗擬告示，派人分三路向喀木、裏塘、巴塘等處的首領宣諭：“現在準噶爾人背逆無道，混亂佛教，貽害杜伯特(西藏)生靈。上天聖主，目不忍睹，掃除準噶爾人，收複藏地，以興黃教，使杜伯特眾生太平如恒，特派皇子封為大將軍，不分胗域，率領大軍，至西寧駐紮。不日大軍由各路進討。”告示要求“大軍所到之處，凡杜伯特人眾，皆一致順從，妥為輔助，仍舊安居，斷不致有所騷擾”。最後，強調“此舉確為杜伯特眾生”,因恐你們尚不知此中情節而畏懼，以致妄行躲避天兵，“故特遣使速為曉諭爾眾”。藏民深信胡必爾汗，故告示起到了招撫和安定民心的作用。

製定作戰方案。康熙五十八年(1719)九月，派往西藏的胡畢圖等回奏：“策零敦多布等及土伯特眾喇嘛民人，都承認在西寧現有新胡必爾汗是達賴喇嘛的轉世。”康熙皇帝受到啟發，開始醞釀一個護送達賴、兩路進兵的作戰方案：將新胡必爾汗封為達賴喇嘛，給予冊印，於明年青草發芽時送往西藏，令登達賴喇嘛之座。並對派兵人數、糧餉供應一一詳籌。令大將軍等前線將領會同確議，並傳集青海王公，曉諭會盟。然後，再將都統延信、楚宗、公策旺諾爾布、侍讀學士常授等軍前大臣召至京師。與議政大臣、九卿等一起反複詳議。

次年年初，康熙皇帝對初步方案又做如下補充：一、除青海、四川兩路進兵外，新疆也要配合，出兵襲擊吐魯番、烏魯木齊等地，以分散敵人兵力，使之首尾不能相顧。二、增加兵力，最後確定除青海、蒙古派兵外，清廷出兵兩萬二千餘人，其中青海一路一萬二千，四川雲南一路一萬。另，新疆二萬五千。(實際動用不到兩萬)。三、除青海王公護送之外，其“四十九旗”紮薩克(內蒙古),並喀爾喀(外蒙古)哲卜尊丹巴胡土克圖等，亦遣使會送。

康熙皇帝在主持討論作戰方案過程中，發現部分滿漢大臣畏敵情緒仍相當嚴重，他們認為藏地遙遠，路途險惡，且有瘴氣，不能急於進兵，宜固守邊區。對此，康熙皇帝不斷開導，指出：“如若西藏被策零敦多布占據，自青海至四川、雲南一帶也難保全，那時既難於應援，亦不能進取西藏。而我軍及早進藏定立法教之後，土伯特眾人歸服；策妄阿拉布坦發兵前來，係勞苦之兵，我則安逸之兵，即可將其剿滅。”康熙五十九年(1720)正月初五，康熙皇帝向議政大臣等介紹太祖、太宗時滿兵征戰，英勇無畏、所向立功的業績；並以自己親政以來取嶽州，征雲南，鳥蘭布通之戰，驅逐噶爾丹等事例，說明決於進戰，才得成功的道理。直到最後，部分滿漢大臣仍隻為保身，不以國事為重，堅持不進兵主張。康熙皇帝於是決意獨斷，宣布：

“此時不進兵安藏，賊寇無所忌憚，或煽惑沿邊諸部，將作何處置?”故特諭：“安藏大兵，決宜前進!”

任命進藏將軍、參讚，冊封第六世達賴喇嘛，在準備工作全麵就緒後，向西藏進軍正式開始。康熙五十九年(1720)正月三十日，康熙皇帝命撫遠大將軍允褪率軍從西寧移駐穆魯烏蘇，管理進藏軍務糧餉，居中調度；授親叔伯侄延信(豪格之孫)為平逆將軍，出青海向喀喇烏蘇進兵，為中路之師；授噶爾弼為定西將軍，會合雲南都統武格所率部隊，從巴塘進發，為南路之師；又派將軍富寧安、傅爾丹，分別從巴裏坤、阿爾泰出師，為北路配合出擊之師。同年二月十六日，冊封新胡必爾汗為“弘法覺眾第六世達賴喇嘛”(乾隆以後，稱七世達賴，第巴桑結嘉措所立的倉央嘉措仍稱六世達賴),派滿漢官兵及青海兵，送往西藏。

康熙皇帝的這種把護送達賴喇嘛和進軍西藏，驅逐準噶爾人巧妙地結合在一起，是一個相當高明的決策。藏蒙人民崇敬達賴並承認這個裏塘出生的胡必爾汗。護送，理所當然地被西藏、蒙古人民視為喜慶之事，從而擁護這一軍事行動，服從該軍將領的命令。準噶爾人如若抵抗清軍，則難逃毀滅黃教、茶毒生靈之罪，必然進一步激起藏蒙人民的憤恨；如不抵抗，則束手待斃。

同年三月，撫遠大將軍致書班禪額爾德尼，轉達了康熙皇帝諭旨，詳述護送達賴進兵安藏緣由，命班禪留坐高床，以師禮教訓達賴經典，以使黃教廣敷，眾生安樂。

爾後，各路大軍開始軍事行動。定西將軍噶爾弼率領南路軍，於康熙五十九年(1720)四月十六日自成都起程，前往自古用兵所未到之險遠絕域，經打箭爐、裏塘、巴塘，六月進抵察木多。於七八月之交，到達拉裏。原定在此休整，與平逆將軍會合後再行進取拉薩。但是，噶爾弼並未機械坐等，而是掌握敵情，主動進取。當時竹工的胡圖克圖欲來歸順，策零敦多布派吹木丕勒寨桑帶領兩千人，欲占噶爾招穆倫渡口，堅守墨竹工卡，由章名爾自榮一路來拒清兵。噶爾弼隨機應變，與眾人商議時提出，與其坐等敵人占領要地，使欲來歸順者受阻，不如搶先攻取墨竹工卡、噶爾招穆倫渡口，再等西寧之兵一同前進。這時空布地方的第巴阿爾布巴率兩千兵主動歸附，派人接納，並約於墨竹工卡相會。然後，八月初六日，噶爾弼帶領滿漢官兵從拉裏起程，到工卡爾拉地方，竹工的胡呼圖克圖呈送人口冊籍，前來歸順。次日，便順利地攻取了墨竹工卡。吹木丕勒寨桑已撤回達木地方，第巴達克咱防守渡口的二三千藏兵不戰而散，經勸說，達克咱投降。

與此同時，噶爾弼探知準噶爾人所需糧食仍運自拉薩，便決計攻取拉薩，斷敵糧源。令第巴達克咱聚集皮船，全軍於八月二十二日渡過噶爾招穆倫河。隨後兵分三路，於二十三日五更進兵，攻取拉薩。進駐後，招集所有大小第巴、喇嘛、民人，宣諭皇帝廣施法教拯救西藏民眾的旨意；封閉所有達賴喇嘛的倉庫；派兵困守拉薩附近要地，斷絕準噶爾往來交通，阻其糧運；以唐古特文字、第巴達克咱印章，致書策零敦多布處所有唐古特兵，令其自行解散；根據三大寺僧人揭發，逮捕一百餘名準噶爾喇嘛，將其中五名首惡者處斬，其餘盡行收監。噶爾弼與漢族將領密切合作，團結藏族人民，抓住一切有利時機奪取並擴大戰果，有力地支援了中路大軍。

康熙五十九年(1720)四月，平逆將軍延信率領陝甘滿漢官兵，護送達賴喇嘛自西寧出口進兵西藏。雖然路途較近，但所經之地，深山窮穀，瘴氣濃重，十分艱險。策零敦多布率主力迎擊。戰鬥頻繁，重大者就有三次：八月十五日，駐紮卜克河地方，深夜擊敗來犯的策零敦多布等，奪其馬匹器械；二十日，駐紮齊嫩郭爾地方，三更時，擊敗來犯之敵兵兩千餘人；二十二日，駐紮綽馬喇地方，五更，又有千餘敵兵劫營。清軍有備，四麵槍炮齊發，斃敵甚多，餘賊望風而遁。這時，噶爾弼已率大軍進入拉薩，斷敵餉道，散敵援兵。策零敦多布等力竭勢窮，僅率數百人，狼狽逃回伊犁。延信等將大軍留駐於達木，於九月初八日起程，率輕騎簡從，護送達賴喇嘛向拉薩進發。沿途受到僧俗人民的熱烈歡迎。他們感激聖主再造洪恩。無不踴躍歡欣，男女老幼，前來迎接，見到官兵，群擁環繞，鼓奏各種樂器，歡慶重新得到安樂的生活。

九月十五日，天氣晴朗，滿漢大臣、蒙古各部首領、西藏黃教上層喇嘛、貴族，齊集布達拉宮，為達賴喇嘛噶桑嘉措舉行隆重的坐床典禮。將拉藏所立達賴伊喜嘉措解送北京，以防後患。

兩路大軍會師拉薩的同時，新疆軍隊也屢戰屢勝，剿殺敵兵，擒獲人畜，招撫數千準噶爾人眾。

康熙皇帝得知各路都益加奮勵，實屬可嘉，命在事將軍以下，兵丁以上，從優議敘。其中，以噶爾弼等遵從皇帝指授，首先進入拉薩，大沛恩澤，四川、雲南滿漢官兵以前所借俸銀，概免扣取，並每人賞銀十兩，以示軫恤官兵勞苦之至意。

康熙皇帝在進兵安藏獲勝後，進一步加強了對西藏的管理。派滿洲蒙古及綠營兵，共四千名駐藏，由公策旺諾爾布署理定西將軍印務，統轄駐藏兵馬，額駙阿寶、都統武格均參讚軍務。這是清朝政府在西藏駐兵的開始。以空布地方的第巴阿爾布巴首先效順，同大兵取藏，阿裏的第巴康濟鼐截擊準噶爾回路，皆封為貝子；隆布奈親身歸附，授輔國公。康熙六十年(1721)春，康熙皇帝以阿爾布巴、康濟鼐、隆布奈及達賴喇嘛的強佐(一譯商卓特巴，意為司庫或總管)紮爾鼐等四人為噶卜倫(或譯噶倫，意為政務官員),聯合掌政，以康濟鼐為首席噶卜倫，組成西藏地方政府。新政府官員由中央政府任命，消除了和碩特部汗王的影響，並改變了第巴獨攬大權的局麵，調動了西藏各地區貴族的積極性。招撫裏塘、巴塘以後，暫歸四川統轄。又在打箭爐至拉薩沿途設立驛站，更加密切了西藏邊疆與內地的聯係。康熙末年對西藏的施政措施，為雍正、乾隆時期進一步治理西藏奠定了基礎。安藏，是康熙皇帝一生中重要業績之一，他踏著前人的足跡，向前邁出了新的關鍵性的一大步。這時，康熙皇帝已是暮年，他為這項事業花費了近二十年的心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