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琅征合

鄭經再次退守台灣後，這時的他已喪失了昔日的雄風，生活越來越腐化。他於洲仔尾擇地築造園亭，將愛妾移居於內，縱情花酒，且日與文士武將騎射酣樂，任長子鄭克臧秉政。

克臧是鄭經嬖妾所生，剛斷果決，很有其祖鄭成功的遺風。他既承父命，代理政事之後，上至國太、諸叔和鄭經的親信權幸，下至鎮將兵民，一律繩以禮法，不肯阿容徇縱。鄭經擔心他處事不穩妥，背地裏叫人將鄭克臧平日所處理的啟章政事等文件拿來詳加審閱，覺得一件件、一樁樁條晰明確，處理妥當。鄭經很是喜歡，於是對鄭克臧更加信賴，索性把所有政事通通交給鄭克臧決斷，自己竟日夜花天酒地。然而，鄭克臧的剛斷果決作風，卻遭到鄭經的親屬、親信與權幸們的妒恨。

原來，鄭經西征時，把留守台灣的任務交給總製陳永華。陳永華是鄭克臧的嶽父，鄭克臧的權威與才幹正是在陳永華的支持和培育下形成的。馮錫範等人返台後，眼見陳永華把握重權，且處事公正，敢作敢為，把台灣治理得有條不紊，而鄭經又委政於克臧，這嚴重地威脅著馮錫範等人既得的權力和地位，這是權欲熏心的馮錫範等所不能容忍的，更何況馮錫範蓄意謀立鄭經的少子、他的女婿鄭克壤。為此，馮錫範就同握有兵權的劉國軒勾結起來，合力爭奪核心權力。這樣，鄭氏政權內部一場你死我活的爭權鬥爭就不可避免地要發生了。

劉國軒、馮錫範密謀解除陳永華的職權，架空了鄭克臧。馮錫範依照劉國軒的策劃，去拜訪陳永華，他裝著一副異常自愧的樣子對陳永華說，“我扈駕西征，寸功俱無”,準備“辭職解權，杜門優遊，以終餘歲”。陳永華信以為真，他暗自思忖，馮係武臣，尚且懂得謙退，自己乃一文臣，豈可久戀重權!況且鄭經已退居二線，自己理應退位下來。於是，他呈請鄭經解除自己的職權。鄭經同馮錫範商量，馮錫範心中暗喜，對此則大加讚許。而鄭經也輕率地將陳永華執掌的軍政大權及其所部將士通通交給劉國軒掌管。從此，陳永華退位休養。然而馮錫範卻仍任侍衛如故，寸權未交，陳永華方知自己中了奸計，懊悔不及，抑鬱而死。擔任監國的鄭克臧一旦失去了陳永華這一強力的依靠，也就無所作為了，馮錫範等人由此實現了謀奪最高權力的關鍵性的一步。

鄭經病危，他在臨終前傳劉國軒和馮錫範到床前，將王印授給鄭克臧，殷切希望馮錫範與劉國軒協力輔佐新王。鄭經哪能想到眼前這兩位自己推心置腹的重臣，正像毒蛇一樣張著血盆大口準備吞噬即將繼位的嗣君呢!

康熙二十年(1681)正月二十八日夜，鄭經去世。馮錫範串通劉國軒，勾結鄭經諸弟聰、明、智、柔等發動政變，殺害了鄭克臧，立鄭經次子年僅十二歲的鄭克壊繼位。命鄭經弟鄭聰為輔國公，劉國軒為武平侯，“專主征伐”,馮錫範為忠誠伯，仍管侍衛兼參讚軍機，其餘文武各加一級。從此鄭克填“凡事皆決之國軒等”。

由馮、劉發動的政變，加劇了鄭氏集團內部矛盾，大大地削弱了自身力量。當時，這時的鄭氏政權內部，“主幼國疑，權門樹黨，部下爭權，互相猜忌，各懷異心”,由是“政出多門，人心已渙”。而劉國軒操持兵權，竟以“殺戮立威”,以致“人心不安”,鄭“軍內多思叛”。這時的鄭氏政權確已處於搖搖欲墜的危機之中。

康熙二十年(1681)四月，清總督姚啟聖獲悉鄭經已死，鄭克盛被殺，十二歲的鄭克壊繼位，其叔鄭聰攝政，內部混亂，認定這正是“天亡海逆之時也”。但事關重大，他立即與喇哈達及水陸各鎮總兵會商後，聯名向康熙皇帝奏請：“會合水陸官兵，審機乘便，直搗巢穴”,但“台灣孤懸海外，處處皆險，統師遠剿，時地難測，非臣等所敢擅定也”。康熙接讀姚啟聖等奏疏後，於六月下了一道詔旨：令姚啟聖等人“宜乘機規定澎湖、台灣”,並訓諭總督、巡撫、提督、將軍等福建前線指揮員務必“同心合誌，將綠旗舟師分領前進，務期剿撫並用，底定海疆，毋誤事機”。

然而，原水師提督萬正色自克複金、廈後，就竭力主張防守海疆，反對出兵台灣。早在康熙十九年(1680)四月，萬正色就提出“沿海設戍，以固疆隅”的主張，即在“孤懸海上”或“濱海要衝”之地，如海澄、廈門、語嶼、金門、圍頭等十四處遣兵三萬，設鎮分防，不時巡緝，使“‘賊’不能肆犯”,這樣邊海可安。所以，他主張“台灣斷不可取”。康熙皇帝深知水師提督是直接指揮並決勝海戰的關鍵性人物，如今讓持反對攻取台灣的萬正色繼續擔任水師提督去指揮這場艱巨的海戰，那是萬萬不能濟事的。當務之急，他亟須遴選確能敢當重任、才略優長、諳熟軍事、善於海戰的傑出人才去替換萬正色。經過詳細調查、慎重考慮之後，康熙皇帝決定再次起用施琅。

早在康熙十七年(1678)、康熙十八年(1679)時，姚啟聖曾先後兩次推薦過施琅“堪任水師提督”,受過康熙皇帝的駁斥。這倒不是康熙皇帝不識施琅的才幹，隻因施琅的長子施齊和侄兒施亥在鄭軍任職，不便使用。直到康熙十九年(1680)二月，姚啟聖弄清了施齊、施亥密圖擒拿鄭經因事機不密，兩家七十三口全被鄭氏磔殺，屍首沉入海中的真相之後，康熙皇帝才打消了對施琅的疑慮。

在姚啟聖與李光地的一再推薦下，康熙二十年(1681)七月二十八日，康熙皇帝任命施琅為水師提督，並指令議政王大臣等“原任右都督施琅，係海上投誠，且曾任福建水師提督，熟悉彼處地理，海寇情形，可仍以右都督充福建水師提督總兵，加太子太保，前往福建，到日即與將軍、總督、巡撫、提督商酌，期統領舟師，進取澎湖、台灣，其萬正色改為陸路提督”。康熙皇帝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其既決定任用施琅就深信不疑，給予全麵的支持。當時，舉朝大臣多以為施琅“不可遣，去必叛”。康熙皇帝卻堅信施琅不去，“台灣斷不能定”,施琅上任離京時，康熙皇帝賜食，並賜他鞍馬一匹，還語重心長地對他說：“爾至地方，當與文武各官同心協力，以靖海疆，海氛一日不靖，則民生一日不寧，當相機進取，以副朕委任之意。”施琅赴任後，題請侍衛吳啟爵隨征台灣，兵部沒有批準，康熙皇帝則認為，吳啟爵在京不過是一侍衛，也沒有多大作為，若前往福建或許更有作用，“著依施琅所請行”。施琅要求授予陳威等人官職，吏部不準，康熙卻指出“目前進取台灣正在用人之際，福建總督、提督、巡撫凡有所請，俱著允行”。

施琅本是鄭氏部下，善長海戰。順治初年，鄭成功殺了他的父親與弟弟，他才棄鄭投清，後因功升任清水師提督。康熙初年，他在指揮舟師，克複金、廈之後，向清廷表述過率師進克台灣的決心與謀略。這次康熙複任他為福建水師提督，正好迎合他早先立下的宏圖與夙願。康熙二十年(1681)十月，施琅滿懷喜悅與必勝的信念，奔赴廈門。

施琅一到廈門，立即投入備戰中，整船練兵，製備軍器。他深慮總督、巡撫並不熟悉海戰，生怕在指揮戰事的過程中，處處受到掣肘，以致影響作戰意圖的全麵貫徹。為此，他力爭執掌“專征台灣”的指揮權。他上任不久，便向康熙皇帝上了題本，明確提出自己“職領水師，征剿事宜，理當獨任”的請求；並指出督撫姚啟聖、吳興祚擔負著封疆重任，他倆都決意進兵，同意懇切，不是他所能禁止的，且至今未奉有督撫同進的詔旨，故一並“相應奏聞”。

其實，姚啟聖早有征剿台灣的素誌。康熙十八年(1679)九月，他在請定一統規模疏中，就提出直搗台灣的建議。次年三月，在克服金門、廈門後的備陳平海事宜一疏中，他又提出台灣斷須次第攻取，永使海波不揚，並表示“臣必欲親率舟師剿滅台灣，永除後患，以報國恩”。康熙二十年

(1681),他獲悉鄭經去世，立即奏請康熙皇帝審機乘便，直搗巢穴。為此，他一再推薦施琅複任福建水師提督，率師征剿。所以，當他接讀施琅的密題疏稿後，不禁心中“如焚如溺”,不能自已，他隨即於十月十六日上疏，聲稱為了實現混一區宇，統一台灣，即使“肝腦塗地，臣之願也”。

康熙皇帝沒有同意施琅獨任征剿台灣的請求，隻是將總督、巡撫分了工，諭令說“總督姚啟聖統轄全省兵馬，同提督施琅進取澎湖、台灣，巡撫吳興祚有刑名錢穀諸務，不必進剿”。

康熙二十一年(1682)三月，施琅鑒於練兵整船業已就緒，再次上疏懇請出征台灣，由他“專征前進”。在這次奏疏中，施琅竭力稱頌姚啟聖“調兵製器，獎勵士卒，精敏整暇，咄嗟立辦，捐造船隻，無所不備”的精敏幹練的作風。同時，他更明確指出姚啟聖“惟是生長北方，雖有經緯全才，汪洋巨浪之中，恐非所長”。建議其“應駐廈門，居中節製”“後趲糧運策應”,如此則軍隊“糧無匱乏之患，兵有爭先之勇”。他殷切期望康熙皇帝迅即給他頒發征剿台灣的敕諭，並將總督題定功罪賞格也一並賜予他。

姚啟聖在寧海將軍賴哈達處看到施琅的奏疏，十分氣憤。他馬上於三月二十九日上疏反駁說：“臣雖生長北方，然今出海數日……亦安然無恙，不嘔不吐，何以知臣毫無所長?”重申“剿滅台灣”是他的“素誌”,為了籌辦征台的兵餉、糧米、各項器械和木料，他費盡心機，往往是朝呼而夕至。他堅決表示“寧願戰死於海，而斷不肯回廈門偷生者也”,這足以反映出總督、提督對“專征”的爭執已是十分尖銳了。

康熙又一次沒有同意施琅的請求，仍然堅持總督、提督“協謀合慮，酌行剿撫”。

這期間，施、姚二人在出征的風向、時間以及對待剿撫等方麵，也都發生了爭論。

清廷原定於康熙二十年(1681)十月出征澎、台。施琅上任時，鑒於“點驗船兵，全無頭緒”,又需派遣間諜去台灣溝通舊時部下，使為內應；他更考慮“冬春之際，颶風時發，舟驟難過洋”,因此，不敢於十月妄舉進剿。於是，他疏請推遲至次年三四月間進兵。這時，姚啟聖卻提出要十月、十一月、十二月利用北風，盡快出兵；並主張由澎湖、淡水(今台北市)兩路進兵。為了在出征前做好充分的準備工作，康熙皇帝同意了施琅的請求。

康熙二十一年(1682)三月，施琅改變了主意：認為春夏之交，東北風為多，前議輕北風進兵，猶恐未難萬全。又上疏請求克期至夏至時，利用南風出征澎湖，十月攻取台灣。

同年四月，經議政王大臣集議決定應檄總督姚啟聖、提督施琅，克期於夏至後進取台灣。康熙皇帝慮及海上變幻莫測，難以遙度，有關戰事的具體決策與行動，需要根據實際情況和前線指揮將領的意見來決定，沒有采納議政王大臣關於限期出征台灣的決議，而是十分慎重地指令應抓住時機，協力攻取台灣。指示“進剿‘海寇’,關係重大，總督姚啟聖、提督施琅身在地方，務將海麵形勢，‘賊’中情形，審察備實，如有可破可剿之機，著協謀合慮，酌行剿撫，毋失機會”。

是年五月初一，施琅會同姚啟聖統率舟師開船至銅山，準備出兵攻取澎湖。這時，兩人對出征的風向與時間，展開了激烈地爭辯，致使征期又被拖延下來了。

施琅采納了從台灣來投誠的同安商人陳昂的意見，認為澎湖坐向東北，夏至南風成信，連旬盛發，舟師從銅山出發，順風坐浪，船得連腙齊行，將士又無暈眩之患。交戰時，自居上風上流，敵反居下風下流，敵進不得戰，退不得守，可操勝券。如若冬春進兵，北風驟發，敵居上風上流，而自己則居頂風頂流，其勢難以衝擊取勝，而姚啟勝一直堅持冬春利用北風進兵。

雙方爭論十餘天，互不相讓。各總兵、海道承姚啟聖的囑咐，力勸施琅權依督臣之議。五月十六日，寧海將軍喇哈達、侍郎吳努，到達銅山，聞悉督、提意見分歧，他們立即作出“平海事關重大，奉旨督提同心，豈可各執己見，當請展期”的決定。施琅因不便違抗，不得不聽從姚啟聖等人，這實非他的本意。

施琅為了進一步了解敵情和選定出征日期，即遣趕繒快船二十三隻，令隨征總兵董義等率領船隊前往澎湖偵察。船隊於六月初四日黎明從古雷出發，初五日下午至澎湖，在花嶼前灣泊，初六日黎明船隊進抵獅嶼頭，瞭見劉國軒等人的船隻通通布列在娘媽宮前。鄭軍一發現清軍，立刻從西嶼頭、八罩山分別發出大小戰船三十餘隻追擊。董義忙命各船歸腙返回，初七日入境，初八日順利抵達廈門。這次，施琅遣發哨船偵探，來去無阻，既摸清了敵情，又證實乘南風進取顯見成效，這更增強了他的信心。

其實，姚啟聖、施琅兩人的分歧，關鍵在於各自對形勢的不同估計及對待剿撫有別的深層矛盾上。

姚啟聖十分重視招撫工作，他出任總督後，便頒發招撫賞格十款，凡不同形式的投誠官兵與出麵招撫人員，以其貢獻大小，一一給予不等的獎勵。對投誠官兵的安置工作，也做了具體規定。為了使招撫活動經常化，還特地建立修來館，派員專門負責收納投誠將士。此外，他又不時派間諜潛入澎、台，在鄭軍內部進行策反。他曾給鄭賓客司傅為霖、續順公沈瑞送去綾劄重賞，策動傅為霖等糾聯十一鎮兵力協謀內應。在傅為霖等謀叛失敗後，姚啟聖還上疏請求給謀反將士於常格之外，量加憂恤，以感召更多的鄭軍官兵起來反叛。

姚啟聖招撫工作的順利開展，對分化瓦解鄭軍無疑起了重要作用。

但是姚啟聖對軍事征剿與自身的舟師力量卻缺乏足夠的信心，特別是在鄭方整兵嚴守澎湖之後，他總是強調用撫與間諜活動來促使敵人的解體，爾後等待時機，再行征剿。

姚啟聖自康熙二十一年(1682)鄭方萬餘軍兵據守澎湖以來，其一直受“無可破可剿之機”的思想指導，圖謀運用“撫”與“策反”或經濟上困死敵人的和平方法，來取得澎湖、台灣。

施琅一直主張“寓撫於剿”,把撲滅鄭氏政權的立足點放在征剿上。

康熙二十一年(1682)三月，施琅在奏疏中建議“先取澎湖，扼其吭，拊其背，逼其巢穴，使其不戰自潰，內謀自應；不然，候至十月，乘小陽春時，發動大軍進剿，立時**平”。

施琅反對按兵不動，相機而行，認為在沒有摧毀敵人的軍事力量前，企圖通過善言撫諭的方法，期望鄭氏就撫，那是辦不到的。

此時，施琅越來越感到出征台灣，如由總督等互相牽製，卒難成功。康熙二十一年(1682)七月，他再次上疏申述“總督生長北方水性海務非其所長”,尤其是“中有一、二視此畏途，未免低回，以致督臣，疑惑不決”。堅決懇請由他“獨任”,征伐台灣，令督撫“催趲糧餉接應”,並“勿限時日”“風利可行”,即“督發進取”。他滿有把握地表示隻須挑選精兵二萬有奇，大小戰船三百號，盡堪破滅敵軍，“事若不效，治臣之罪”。

康熙皇帝見施琅的密奏後，對此十分生氣。原來康熙皇帝對施琅“屢奏進兵”,常以風不順為由，“延遲日月，踟躕不進”的情況，早就不滿了。而施琅又一再題請勿讓總督進征台灣，這使他更加惱怒。他當即用嚴厲的口吻斥責說，作為臣子，凡事都應“據實自奏”,為此“苟且妄奏，是何道理”。然而，康熙處事畢竟是很沉著而慎重的。他想進剿台灣，事關重大，必須度勢乘機，以圖進取，尤其是處於舉足輕重地位、負有重大責任的水師提督施琅一再提出自行進征台灣的請求，已引起督、提之間的嚴重分歧，需要盡快妥善處理。於是，康熙皇帝照例先讓議政王大臣會議討論，議政王大臣等人同意提督施琅的請求。之後，康熙皇帝又征求大學士們的意見，明珠回答說：“若以一人領兵進剿，可得行其誌，兩人同往，則未免彼此掣肘，不便於行事，照議政王所請，不必令姚啟聖同往，著施琅一人進兵，似乎可行。”於是，康熙皇帝改變了主意，由施琅相機自行征剿。同年，十月二十日，諭旨說“進剿‘海寇’,關係緊要，著該督撫同心協力，催趲糧餉，勿致延誤，前姚啟聖具題功罪定例，交與施琅遵行”。並提出“‘海寇’固無能為……鄭經死，首‘寇’既除，餘黨彼此稽疑，各不相下，眾皆離心，乘此撲滅甚易。施琅相機自行征剿，極為合宜”。

施琅專征獲允，他立即統率官兵二萬一千餘名，配置大鳥船七十隻，趕繒船一百零三隻，浩浩****進兵澎湖。

康熙二十二年(1683),台灣內部危機加深。從澎湖台灣前來歸降的官兵越來越多。正月初二日有副將劉秉等坐雙帆踞船一隻，帶家眷八十二口。從澎湖前來投誠。二十六日，總理李瑞等奪民船一隻，帶兵二十一名也從澎湖前來投誠。三月十八日，有士兵許福等十四名駕小船一隻，自台灣猴樹港過來投誠。四月初有海賊鄭才等十八名，從淡水港奪柴民船一隻前來投誠。六月十六日有許六、吳阿三等奪漁船一隻，在澎湖帶家眷十九名前來投誠。

康熙二十二年(1683)四月，施琅上疏稱“海逆有日蹙之勢，航剿有可破之機”。康熙皇帝抓住了這一有利形勢，讚同並指令施琅揮師澎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