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剿撫並行，收複台灣 以撫為主

順治十八年(1661)十二月，鄭成功率軍攻占台灣，結束了荷蘭侵略者在台灣長達三十八年的統治。從此，鄭氏政權以台灣為根據地，以金門、廈門兩島為支點，繼續與清廷抗爭，使清政府在東南沿海地區的政局很不穩定。

康熙皇帝自即位伊始，為繼續完成順治皇帝遺留下來的統一台灣的未竟大業，根據不同時期的形勢變化，交替運用軍事征剿與和平談判的兩手策略，同鄭氏政權進行了長期複雜的鬥爭。

康熙元年(1662)五月，鄭成功逝世，他的兒子鄭經駐守在廈門，其弟鄭襲在黃昭、肅拱宸的策動下，假借鄭成功遺言，陰謀襲取藩主位置。鄭經獲悉這一消息後，立刻偕同周全斌、陳永華與馮錫範等人準備率軍赴台灣正位。

清廷乘鄭氏政權內部發生內訌之際，福建總督李率泰、靖南王耿繼茂等人派遣都司王惟明、李振華同總兵林忠前往廈門，以“遵製削發登岸，自當厚爵加封”為條件，以招撫鄭經。於是，鄭經暫停台灣之行，召集伯鄭泰、洪旭、黃廷等軍事首腦會議議定，“欲效朝鮮事例，不削發，稱臣納貢”,以此作為和談條件。是年八月，李率泰、耿繼茂又差林忠等人到廈門勸諭，要鄭經將前此所占各州縣的印信交還給清廷，並派員去漳州酌議，爾後帶上奏章往京城請旨。鄭經在內外交困的逆境下，不得不暫借清廷招撫之名，陽奉陰違，贏得時間，欲待平息內患後再作打算。於是，鄭經遣楊來嘉、吳蔭為使臣，攜帶前此所得各州縣之印共二十五顆，隨林忠到漳州和談。

耿繼茂、李率泰一麵厚待鄭經使臣，並差員同楊來嘉等人一起入京上奏待命；一麵乘鄭氏叔侄爭權之機，隨檄水師提督施琅、提督馬得功、海澄公黃梧及諸路總兵等，暫且按兵不動，要他們趁機密布間諜，挑動鄭氏政權內部矛盾，使其互相猜疑，以亂人心。

與此同時，鄭經也抓住招撫的空隙，將金、廈各島事務交伯鄭泰、洪旭和黃廷等調度。同年十月，他同周全斌率領舟師疾赴台灣。師至澎湖，先差禮官鄭斌往台灣向當地官兵宣告：世藩親統六師抵台奔喪，各鎮官兵應分屯駐守原地。隨後，鄭經率軍除滅了黃昭、肅拱宸等倡亂首惡，以禮寬待其叔鄭襲，這樣使台灣局勢很快穩定下來。於是，鄭經命鄭省英為承天知府，顏望忠鎮守安平鎮，黃安提調承天府暨南北兩路兵馬地方軍務。

同年十二月，楊來嘉從京城返回廈門，報稱清廷必欲鄭氏剃發登岸，然而毫無結果。

康熙二年(1663)正月，鄭經偕同周全斌、陳永華與馮錫範等率親軍五總旗下兵丁共四千餘人，戰船九十餘艘，自台灣返回廈門。諸將都來迎接，唯有伯鄭泰在金門稱疾沒來。原來，鄭經曾於黃昭營中搜出鄭泰勾結黃昭圖謀篡權的親筆密信數封，鄭經雖然將密信暗藏起來，不露風聲，但鄭泰心中有鬼。這時，周全斌向鄭經獻計說：“彼船隻倍多，未可輕舉，急則變矣!不如用香餌法餌之。”鄭經忙問：“何謂香餌?”周全斌不慌不忙地答道：“藩主可假言向泰宣稱台灣新創，地方無人約束，恐怕發生意外，決意將眷屬搬往台灣安插，然後西向，金、廈兩島隻好暫交伯總製，這樣，泰必安心。”鄭經點頭稱好。六月，鄭經特派禮官鄭斌、戶官吳慎兩人趕赴金門，將金廈總製印交付鄭泰，並向鄭泰轉達鄭經的命令說：“經將東行台灣，金、廈諸島，煩伯總製。”鄭泰受印後十分歡欣，厚待鄭斌、吳慎兩人。但鄭泰心懷疑懼，總不敢至廈稱謝。同月初四，鄭經將劉國軒、黃安等眷口第一批載往台灣，鄭泰稍稍釋疑，方於同月初六親往廈門謁見鄭經。鄭經待鄭泰禮意倍厚，又囑托鄭泰要一心擔當起固守金、廈的重任，鄭泰對鄭經的這一番“深情厚意”怦然心動，疑慮頓釋。翌日鄭經置酒邀泰議事，鄭泰坦然從命。其實鄭經早已布置甲兵暗伏於內。等到酒過三巡，鄭經突然擲杯於地，甲兵立刻奔出，鄭泰猝不及防，被當場擒住。鄭泰大聲疾呼：“我有何罪?”鄭經立時沉下臉來，出示鄭泰與黃昭圖謀篡位的密信，鄭泰一時語塞，無言以對。鄭經立命鄭泰自縊。並遣周全斌率舟師飛速進踞金門。

鄭泰弟鄭鳴駿聞訊，連忙偕同楊來嘉、楊富等帶領所部官兵船艦向清提督馬得功投降，接著鄭泰子鄭鑽緒與其弟都督鄭庸、鄭經叔、伯平國公鄭世襲、定國公鄭耀吉等鄭氏親族以及慶都伯王秀奇、忠靖伯陳輝、左都督陳舜穆、副都統何義等一批重要將領也陸續歸順清廷。

由爭權引發出鄭氏家族內部的火並使鄭氏政權的自身力量大減，驅走了一批諳熟水戰的將軍、都督、總兵、參領、遊擊、守備、千、把總等將弁與兵丁，帶走了大量船艦器械等裝備，僅鄭泰子鄭鑽緒就帶走所部文武官員四百名，水陸兵丁七千三百名，舟艦一百八十艘。這批投誠官兵都受到清廷的優待和重用。清廷授予原同安伯鄭鳴駿為遵義侯、原永誠伯鄭鑽緒為慕恩伯、原都督何義、陳舜穆為左都督等，後來他們成了清水師的骨幹力量，為瓦解和消滅鄭氏政權起了很大作用。

對於台灣問題，清政府在招撫未成之後，轉入武力征剿。

康熙二年(1663)四月下旬，施琅上疏具體分析了形勢，認為鄭氏以前所依靠的乃鄭泰所屬官兵，鄭泰被害，其弟鄭鳴駿攜帶其兄鄭泰家口妻孥及官兵已前來投誠，廈門實無良將精兵；又鄭氏政權內部“相互猜疑，心懷芥蒂，貌合神離，多年負固之賊，眼見漸見瓦解”;從嚴敕邊民內遷立界以來，沿海居民與鄭氏“私通接濟者日少”,廈門米價一擔貴至三兩五錢，草料一擔增至三錢五分，糧餉匱乏；況且清軍占踞同安、海澄兩地，先已扼踞廈門咽喉，每晝夜派船襲擾敵巢，弄得鄭方力竭窮蹙，以致每聞風聲，慌亂不堪，驚魂不定。據此，施琅向康熙進言，若不趁此良機進擊，必將貽誤戰機。康熙皇帝采納了施琅的意見，一麵派人四出打探信息，並將招降之意，遍行散布；一麵降敕靖南王、總督、提督整飭水陸各軍相機進剿。於是福建水師提督施琅籌建快船一百六十艘，新募官兵三千名，日夜操練，準備進兵廈門。

鄭經獲悉清軍將大舉進兵，於同年七月二十九日將家口遷往金門。三十日頒發告示，限令廈門民戶自八月初三日至初十日內，移往他處躲避，將所有船隻集於金門、圍頭，抵禦清軍。

這時，荷蘭侵略者應清政府約請，率領二千五百六十三名兵士，裝備四百四十門大炮，駕駛十七艘巨艦，於七月底抵達福州港。荷蘭從“擇地常久貿易”出發，一則欲取台灣；二則以圖通商，他們為實現這一侵略意圖，自願力助清廷攻取金門、廈門二島，然後進兵奪取台灣。為此，荷蘭船隊於九月十六日駛入泉州灣。清軍在荷蘭船隊的協助下，於十月向鄭軍發起大規模的軍事進攻。

十月十九日，荷蘭夾板船領前，後麵鄭軍投誠將領鄭鳴駿、陳輝、楊富及清鎮營將弁等率領所屬船隊依次緊跟著，提督馬得功駕船守後。鄭鳴駿坐一號大煩船，尾樓後大書“寧海”二大金字，楊富坐一號大鳥船，尾樓後大書“海晏河清”四大金字，提督自坐一號大坐駕，尾樓後大書“澄清海寧”四大金字，舟師出泉州港向金門進發。漳州、海澄水陸清軍由總督李率泰、海澄公黃梧與水師提督施琅率領，進攻廈門。

鄭經命周全斌率煩船二十隻，同來之於泉州的清水師和荷蘭船隊在金門沙港展開一場惡戰。荷蘭船隊依恃它的巨艦、大炮、洋槍向鄭師猛烈射擊，並堵住金門口，不讓鄭軍戰船駛入。周全斌察覺荷蘭船大，必在深港，他立刻督令船隊從邊緣挺進，並連續向荷船發炮還擊。清提督馬得功恐荷船著火，吹角搖旗，命後麵全部船艦從左翼馳援。這時，南風突發，鄭船揚帆，順風順流，從右翼迂回，向清師戰船的後方逼進，正遇上楊富船隊，周全斌率先衝入，霎時五六隻鄭軍戰船緊跟著圍襲上來，火罐連擲，矢石如雨，楊富船上兵士傷死殆盡，楊富急忙從舵後板肚帶下水。提督馬得功見楊富船被奪，飛速轉舵來援，周全斌當即揮船合攻，馬得功四麵受敵，火罐藥矢都用盡了，船上兵士傷亡嚴重，而清軍各船又聚集一處，相互阻擋，各船船頭不能掉轉，馬得功眼見無援，自度不能幸免，遂投海自盡。周全斌又帶領船隊，反過來攻擊荷蘭夾板船，從上午九時一直戰鬥到日斜，二十隻船一無所失。

另一支清軍在總督李率泰、靖南王耿繼茂率領下向廈門發動進攻。施琅率戰船百隻領先，黃梧繼後。泊禦在南山邊的鄭將黃廷，見施琅船開出雞嶼，急命二十隻戰船速起楗帆，發鬥頭煩迎戰。頓時，煙焰蔽天，鄭軍因處於逆水逆風，形勢不利，鄭將黃廷急忙率師撤退。耿繼茂、李率泰乘勝率領大隊人馬向廈門挺進，守衛高琦的鄭軍將領陳昇率隊來降。正在高琦一帶迎敵的鄭將林順聽說陳昇投降，廈門失守，也無心戀戰，飛駛退到金門，同周全斌合腙。這時周全斌也因寡不敵眾，敗退下來，時正日暮，又因廈門失守，隻得率師退泊語嶼(在廈門港)。林順則帶領船隊寄泊鎮海(語嶼西南)。清軍乘勢進踞金門。鄭經見金門、廈門兩島已失守，就偕同洪旭與王秀奇撤離大擔、列嶼(金門西),率舟師下銅山。耿繼茂、李率泰邀荷蘭軍共剿銅山，荷軍反而要清廷派船兵同它一起共同進取台灣。耿繼茂、李率泰沒有應允。後來，銅山平定，荷軍察覺清廷一時無意渡海攻台，隻得悻悻地離去。

耿繼茂、李率泰乘鄭軍失守金、廈之際，差官到銅山、鎮海等地，四處招降，以此來瓦解鄭軍。清使者到銅山招撫鄭經，鄭經仍執“高麗事例，若欲削發登岸，雖死不允”。使者還密通忠振伯洪旭，策動洪旭生擒鄭經，許諾他上奏清廷封為同安侯，世守泉州。洪旭笑而拒絕。但是，迫於清軍壓境，鄭軍內部又互相傾軋，鄭軍軍內煽起了一股投降風。洪旭目睹諸將陸續叛去，就向鄭經建議說：“金門、廈門新破，人心不一，銅山必難保守，靖藩、總督頻頻派人前來，非為招撫，實窺探以散人心。今各鎮紛紛離叛日報，不如撤離銅山，速赴台灣，如若遷延時日，恐變起肘腋。”鄭經接受了洪旭的意見，準備率師赴台灣。

康熙三年(1664)三月初六日，耿繼茂、李率泰率舟師至八尺門，鄭威遠將軍翁求多率兵民六萬餘人投降。十四日夜半，清軍渡海進拔銅山，鄭方永安侯黃廷、都督餘寬等率所部及家屬三萬二千四百名出降。麵對如此不利情勢，鄭經隻好率數十艘戰船乘風遁走台灣。周全斌因與洪旭有宿嫌，擔心至台灣後遭傾軋，便乘機帶領部屬從漳浦鎮海衛投降清軍。

同年七月，清廷任命施琅為靖海將軍，以承恩伯周全斌為太子少師，都督楊富為副，左都督林順、何義等為佐，率領水師征剿台灣。十二月，施琅統率兵船向台灣進發，師至洋麵，驟起颶風，兵船難以逆進而還。

康熙四年(1665)三月二十六日，施琅再率舟師征台，中途又因南風阻滯，不能前行，於海上稽留三天兩夜，暫返料羅(金門島上)。之後，一直風勢不順，驟起東南風，施琅一直在金門躲避風浪。

四月十六日，天時晴霽，施琅再次進師台灣。次日船隊駛入澎湖口，突遇狂風大作，驟雨傾注，怒濤山高，雲霧迷漫，施琅速令放炮，收兵返航。但船隊在汪洋大海中，遭受巨浪淩空拍擊，人仰船傾，大小各船或有船舷、船首、船尾、船麵、船底等被狂瀾拍擊而散裂進水，一瞬間，偌大船棕任憑風浪四處漂流，直漂至大擔、語嶼、廈門、鎮海、靖衛、漳浦、潮州等地。施琅所乘戰船漂流到廣東潮州府表尾後，急速駛抵南澳，於銅山、陸鼇等處沿海，收攏漂散各船，直至二十六日才返回廈門。

台灣遠隔大洋，孤懸海外，清軍三次出征，都為風浪所阻，無功而返，這無疑地引起了清廷對繼續征剿台灣的疑慮。加之長期的國內戰爭又導致民生凋敝，庫帑困乏，為了醫治戰爭創傷，清廷也需要獲得喘息的時機，休養生息。而內部因鼇拜專權與激烈的派係鬥爭，更需大力整頓，以穩定政局。由此，清政府對統一台灣的策略就由軍事征剿轉變為和平談判。在鄭氏一方，由於台灣正處在新開發時期，百業待興，急需贏得時間，從事和平建設，增強實力，以待東山再起。這樣，清廷、鄭經之間就出現了和平共處的短暫時期。

康熙六年(1667)六月，福建招撫道官劉爾貢、知州馬星持福建招撫總兵官孔元章的信，赴台灣招撫鄭經未果後，九月，清廷派孔元章親詣台灣勸降。鄭經提出若照朝鮮事例，“則可允從”孔元章帶了鄭經這個就撫條件，離開了台灣。

福建水師提督施琅鑒於使命兩次到台，台灣方麵都沒有重要官員前來輸誠，就在是年十一月、次年四月，先後兩次上疏，陳述“台灣剿撫可平""寓剿於撫”的策略。之後，施琅奉命進京，清廷授施琅為內大臣，並裁去水師和水師提督，另設總兵一員，鎮守海澄。這充分表明清廷對台灣的持和態度。

康熙皇帝親政後，於康熙八年(1669)七月，又遣刑部尚書明珠、兵部侍郎蔡毓榮，召集耿繼茂與都督祖澤清到泉州商議撫台事宜。他們遴選興化知府慕天顏加卿銜，與都督僉事季住赴台招撫。鄭經依然堅持“照朝鮮事例，不削發，稱臣納貢”。慕天顏等人則許以“削發歸順，自當藩封”。彼此爭論旬日，各執議未定。於是，鄭經派刑官柯平、禮官葉亨隨同慕天顏等人到泉州談判。柯平等總執“朝鮮事例，不肯剃發，世守台灣，稱臣納貢而已”。明珠等人則遵照康熙關於“果遵製剃發歸順，高爵厚祿朕不惜封賞，即台灣之地，亦從彼意，允其居住。至於比朝鮮不剃發，願進貢投誠之說，不便允從”的指示，“許其藩封，世守台灣，但既受封稱臣，自然不能異其製，別其服”。因雙方各持己見，互不讓步，談判陷於僵局。為了爭取和平解決台灣問題，明珠等人讓慕天顏、季住兩人隨同柯平、葉享再赴台灣力勸鄭經，遵製削發，而鄭經則堅定地答複：“若欲削發，至死不易。”慕天顏等見鄭經言辭嚴切，隻好辭回複命。明珠等人亦照康熙旨意，“如不削發投誠……即回京”。至此，招撫不成。

以往清朝依靠滿洲鐵騎，馳騁疆場，奪取天下。如今台灣遠隔大洋，鐵騎無能為力，清廷又未能建立起訓練有素、足以使鄭軍喪膽的龐大水師，鄭經得以憑借海洋波濤之險與舟師熟悉水戰的優勢，同清朝分庭抗禮；同時，鄭經對清朝的所謂“寬仁無比”的招撫政策，也是顧慮重重、心有餘悸。如今他雖然退踞台灣，但是還有力量同清廷對抗，清廷的“重爵厚祿永世襲封”的許諾，怎能打動他的心。

特別是台灣經過鄭氏三代的開發，經濟日漸繁榮，這為鄭氏繼續對抗清廷提供了物質保障。

鄭經退踞台灣後，他繼承父輩耕戰結合的遺策，農忙從事生產，農隙訓練武事悉心開發，台灣日漸興旺。尤其是他重視吸引泉、漳、惠、潮等地大批流離失所的無業窮民，到台灣從事開荒造田，南至琅矯，北及雞籠皆有漢人足跡。一批新的村鎮如琅矯、彰化、雲林、新竹等陸續出現，農業年年豐熟，百姓殷足。另外，又設立圍柵，嚴禁賭博，教工匠取土燒瓦，往深山伐木斬竹，起蓋廬舍，因煎鹽苦澀，就在瀨口地方修圻埕，潑海水為鹵，曝曬作鹽，教民種植棉花，從事紡織，等等。

各鎮營凡農隙時，教習武藝弓矢，春秋操演陣法，又令南北路各鎮入深山窮穀中，采伐木材或遣商船前往各港購買船料，教工匠修葺朽爛的煩船或白鹿皮、蔗糖等物運往日本，購買物料，製造銅煩、倭刀、盔甲，強化軍事力量。

為了打破清政府的經濟封鎖，鄭經采納了勇衛陳永華的建議，收降鎮海太武山江勝及其數百健兒，派駐廈門，建立據點，開展海上貿易，以接濟台灣。江勝聯合踞廣東達濠、專事海上搶掠的潮陽人丘輝，合師打敗了盤踞在廈門的無業遊民陳白骨、水牛忠等，在廈門站穩了腳跟。從此，江勝一麵輯和邊界，同駐守在廈門的當地官兵搞好關係，一麵廣泛展開商業活動，斬矛為市，禁止擄掠，平價交易。自此內外相安，邊疆無釁。清守將亦以寧靜是安，雖汛地謹防，透越不時可通；有“佩鞍命甲追趕者，明是護送；而巡哨屢行，有耀武揚威才出者，明使回避”。所以，台灣貨物船料不乏於用。後來，丘輝也率眾向台灣投誠。於是，廣東、福建等沿海地區的貨物源源不斷地運往台灣。由此“台灣日盛，物價平穩，洋販愈興，田疇市肆不讓內地”。

鄭經繼承了祖、父兩代早先開拓的海外貿易，不斷擴展外貿活動。鄭氏在海上每隔六十裏設一站，自漳州府南行海路，共設有十二站，從台灣到呂宋設二十四站，其間都與澎湖相連。鄭經以澎湖為門戶，同日本、呂宋(菲律賓)大泥、交趾(越南)、暹羅(泰國)、六昆、柬埔寨、噶喇巴、東西洋等通商貿易。除販運日本的金銀、藥材、珍珠、翠羽和呂宋等的蘇木、胡椒、檀香、降香、蘇合香、象牙、丁香、翠羽等奇珍異物外，日本、呂宋和西洋各國更是台灣所需糧食的主要來源。在貿易中，鄭氏每年獲利不可勝數，“其所以得資者，皆係由此而來”,因而“得以富國”。

這正如曾為鄭氏管過海外貿易的清候補都司僉書史偉瑜所說：“鄭經依恃海島為王、依賴外國致富……糧食豐足，地形險阻，雖有聖詔，亦未必傾心降服”。鄭經複明珠的信也明白聲稱：“衣冠吾之所有，爵祿亦吾之所有，而重爵厚祿，永世襲封之語，其可以動海外孤臣之心哉”。看來沒有軍事力量做後盾，僅靠招撫來統一台灣是不可能實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