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課 “智將”劉亞樓1

大學名言

當一個人用工作去迎接光明,光明很快就會來照耀著他。

人物簡介

劉亞樓原名劉振東,1910年3月12日出生,福建省武平縣人。1929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任閩西遊擊隊排長,紅四軍隨營學校學員班長,紅十二軍連長、營長兼營政治委員,紅四軍第三縱隊八支隊政治委員,第十二師三十五團政治委員,第十一師政治委員,紅一軍團第二師政治委員,第一師師長,陝甘支隊第二縱隊副司令員,紅一軍團第二師師長。參加了長征。抗日戰爭時期,任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訓練部部長、教育長。1939年赴蘇聯入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1945年回國。解放戰爭時期,任東北民主聯軍、東北野戰軍、東北軍區參謀長,第四野戰軍14兵團司令員,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司令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司令員,國防部副部長兼國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長、國防科委副主任。1955年被授予上將軍銜。是第一、二、三屆國防委員會委員,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1965年5月7日,劉亞樓上將在上海病逝,年僅55歲。

劉亞樓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任空軍司令員。抗戰時期與解放戰爭時期屢立奇功,有“智將”的美譽。他多才多藝,會拉二胡、彈吉他、吹口琴,尤其擅長以彈殼吹奏各種歌曲,如《我是一個兵》《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等。劉亞樓將軍勤學習、愛思考、善分析、長歸納,軍事幹部有政治家頭腦,曾獲一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

他對人嚴,對己嚴,說幹就幹,幹就得幹出個樣兒。布置任務,一條一條,精細嚴謹,明明白白。講完了,問你有什麽困難和要求。合理的、能夠解決的,要人給人,要物給物,而且是馬上就給,從不“研究研究”。點子又多,主意又快,放手讓你去幹。幹得好,大會表揚,小會表揚,功勞全是你的。幹砸了,大會批評,小會批評。他通曉俄文,是解放軍少數接受正規軍事理論教育的高級將領,寫有《戰烏江》《學習毛主席軍事思想》《紅軍野戰參謀業務條令》《論克勞塞維茨》等。

生平概述

1910年3月12日出生於福建省武平縣湘店鄉大洋泉村一農民家庭。小學畢業後考進長汀七中,因家庭困難,不久便輟學回鄉,被母校崇德小學聘為教師。在該校校長、共產黨員劉克模的啟發下,閱讀了《新青年》《向導》等革命書刊,開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29年春加入中國共產黨,並改名為劉亞樓,積極參加了當地農民赤衛隊和鄉區蘇維埃政府的組建工作。

1929年5月底,為迎接紅四軍二次入閩,劉亞樓參加了武平農民武裝暴動。暴動隊伍後被編入紅四軍第四縱隊第八支隊,劉亞樓任班長、排長。12月,被選送到紅四軍隨營學校學習,畢業後回原部隊擔任連長。

1930年4月,劉亞樓任紅十二軍第五團第一營營長兼政治委員。1930年6月,任紅一軍團第四軍第三縱隊八支隊政治委員。9月,紅一軍團縱隊改編為師,支隊改編為團,任紅十二師第三十五團政治委員。1930年12月,率該團參加了中央根據地第一次反圍剿作戰中的龍岡圍殲戰,全殲國民黨軍第十八師9000餘人,該團作戰英勇並活捉了國民黨軍師長張輝瓚。後又率部參加了第二、第三次反圍剿作戰,並為作戰勝利做出了貢獻。

1932年3月,劉亞樓調任紅十一師政治委員,積極開展部隊政治思想工作和宣傳群眾的工作,努力擴大紅軍的政治影響。1933年6月,紅一方麵軍撤銷軍級建製,方麵軍直轄第一、第二、第三師,劉亞樓任第二師政治委員。參加了第四、第五次反圍剿作戰和長征。

在長征途中,劉亞樓率領部隊擔任紅一軍團的前鋒,取得了強渡烏江、智取遵義、勇奪婁山關和四渡赤水河等一係列重要勝利,為中央紅軍跳出強敵的包圍、勝利北上創造了條件。紅一、四方麵軍勝利會師後,劉亞樓先後任紅一軍(原紅一方麵軍)第一師師長、陝甘支隊第二縱隊副司令員。1936年6月,作為中國抗日紅軍大學第一批學員入校學習。12月畢業後,留校任紅大訓練部部長。

1938年1月,劉亞樓任抗日軍政大學(紅軍大學改稱)教育長。1939年初赴蘇聯入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蘇德戰爭爆發後,加入蘇軍參加了蘇聯衛國戰爭。1945年8月,隨出兵中國東北的蘇聯紅軍回國。1946年年初任東北民主聯軍參謀長,為組建適應戰爭需要的高效率的司令部做出了重要貢獻。8月,兼任東北航空學校校長,為後來的人民空軍培養了第一批骨幹。

東北內戰爆發後,劉亞樓先後協助總部首長部署和指揮了三下江南、四保臨江,1947年的夏季攻勢、秋季攻勢、冬季攻勢作戰,殲國民黨軍22萬餘人,迫使東北國民黨軍龜縮於長春、沈陽、錦州等幾座孤城之中。1948年1月,劉亞樓任東北野戰軍和東北軍區第一參謀長,為使司令部工作適應向“大兵團、正規化、攻堅戰”轉變的需要,對從思想、組織、作風多方麵加強司令部機關建設,付出了大量心血並做出了貢獻。6月,經中共中央批準,任中共中央東北局委員,同時被委任為軍委會東北分會委員。

1948年9月,毛澤東發出了《關於遼沈戰役的作戰方針》,10月初,當林彪私自以林、羅、劉名義向中央軍委發出加急電報,提出放棄攻打錦州而北返打長春時,劉亞樓與政治委員羅榮桓一同進行了耐心的勸說,並發了一封重申攻打錦州的電報,保證了錦州戰役及整個遼沈戰役的順利進行。遼沈戰役期間,他積極協助總部首長,指揮部隊連續作戰52天,全殲東北國民黨軍47萬餘人,解放了東北全境。遼沈戰役後,劉亞樓遵照中央軍委關於“東野盡速入關,突然包圍津、唐、塘等處之敵”的命令,立即籌劃東北野戰軍分路迅速入關的各項工作,為保證北平和平解放做出了貢獻。

1949年1月,劉亞樓任平津前線司令部參謀長兼天津前線總指揮,指揮了天津攻堅戰役,創造了全殲守軍13萬、29小時結束戰鬥的攻堅戰奇跡;3月,出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第十四兵團司令員。1949年7月,劉亞樓奉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之命,負責著手籌建人民空軍;8月,赴蘇進行購買飛機、派遣專家及援建航校的談判;10月25日,被中央軍委正式任命為空軍司令員;11月15日,向中央軍委和毛主席做出了關於空軍領導機關組建原則的報告,提出了在目前沒有空軍部隊的情況下,應集中主要力量把航校辦好的意見,得到了毛澤東的肯定和批準。為籌辦好第一批航校,劉亞樓精心規劃,具體指導,事必躬親,一絲不苟,終使6所航校於1949年12月1日如期開學。

1950年4月1日,籌建空軍戰鬥部隊的條件已經成熟,劉亞樓向中央軍委提出從陸軍各野戰軍選調建製師、團領導機構組成空軍部隊領導機構的建議,並得到批準。6月,第一支人民空軍部隊空軍第四混成旅在南京正式成立。隨後,堅決貫徹中共中央規定的“邊打邊建”的方針,派新中國空軍投入了抗美援朝作戰。在對誌願軍空軍進行空戰指導時,根據毛澤東一貫主張的“集中兵力”的思想,結合空戰實際,提出了“一域多層四四製”的戰術原則,使年輕的誌願軍空軍在開戰之初就取得了一連串的優異戰果,同時也為人民空軍的空戰戰術奠定了基礎。

1954年,劉亞樓被選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並被任命為國防委員會委員。1955年被授予上將軍銜,榮獲一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1956年參加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並被選為中央委員。1959年被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副部長。1964年被選為中國人民航空協會名譽主席。劉亞樓於1965年5月7日因病在上海逝世,終年55歲。

“貽誤軍令”險被殺

1945年8月9日零時,蘇聯紅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從東、西、北三個方向呈扇形同時進入中國東北,對日本駐中國東北關東軍發起攻擊。劉亞樓隨蘇軍行動。卻有一支小插曲,險些令他身首異處,死於不白之冤。

事情是這樣的:蘇聯紅軍進攻,其中一路經虎林一佳木斯向哈爾濱、長春。蘇軍指揮所裏,身著蘇軍製服、佩戴少校軍銜的劉亞樓,正緊張有序地工作著。一陣電話鈴聲。電話聽筒裏傳來司令部參謀長維曼諾夫少將清晰的聲音:我空軍部隊轟炸佳木斯外圍日軍控製的“407高地”的時間定為6時50分,地麵部隊據此進入,正式命令隨即送到地麵值班室,依命令通知各有關部隊。放下電話沒多久,作戰命令正式送到了。劉亞樓看看手表,時針指向兩點。他拿起電話,要通了空軍及地麵有關部隊司令部,傳達了維曼諾夫少將命令的內容並記下了對方接聽電話的值班參謀姓名。

7點鍾,劉亞樓下崗,回住處不一會兒,幾名蘇軍士兵突然闖將進來,強行將他扭送到禁閉室關押。劉亞樓急問為什麽,軍務參謀馬卡維奇上尉惱火地說:“王鬆(劉亞樓在蘇軍的化名),你貽誤軍令,造成我軍重大損失!”劉亞樓對此指責十分詫異。原來,進攻佳木斯外圍據點的蘇軍地麵部隊進展順利,先頭分隊於6時40分便占領了“407”高地。空軍轟炸機6時50分準時將一顆顆炮彈傾瀉在高地上。前線指揮員目睹了部隊在自己飛機轟炸下血肉橫飛的慘劇,惱怒萬分,向上級指揮官告了狀。上峰嚴令追查這起嚴重的失職事故。一查,當天值班參謀正好是王鬆。得知事因,劉亞樓連聲說:“怎麽會有這等差錯?怎麽會呢?"

“情況屬實,上級已令將你就地槍決!”聽完這話,劉亞樓一屁股跌坐在地上。在蘇軍生活了這麽多年,他深知下級對上級隻能服從,這是命令。他心中異常難過,不是嗎,在蘇聯好不容易熬過了前後8個年頭,如今已踏上祖國大地,正思為國效力,卻要死於不白之冤。他思前想後,橫下一條心,對馬卡維奇說:“我是中共中央派赴貴國的,請轉告上級,容我在死前給家裏寫一封信,說一說

我這些年在貴國的體會、見聞和經驗,這樣也對黨組織有個交代。”蘇軍同意了劉亞樓的請求,死刑得以延期一天。劉亞樓花了足足一天時間,寫完這封給中共中央的長信,末尾,工工整整地寫上:忠於黨的劉亞樓。他請馬卡維奇在自己死後代為上呈轉交給中共黨組織。上斷頭台的時間眼看就要到了,就在這時,一道“刀下留人”的金牌從天而降:王鬆少校無罪釋放,恢複原職。原來,一位對王鬆少校頗為欣賞的蘇軍軍官經過核實,在報務員記錄上找到了王鬆少校傳達口令的內容和時間,白紙黑字,並無差錯,王鬆少校對這場“失誤”可以不負責任。這位蘇軍軍官將實情向上稟報後,上峰同意不加罪於王鬆少校,而將對方那位接聽電話的值班參謀執行槍斃。

“雷公”劉亞樓

劉亞樓將軍瀟灑英俊,卻性烈如火,人稱“雷公爺”。空軍中曾經流行一個口頭禪:“苦不怕,死不怕,就怕劉司令來訓話。”1948年9月25日,解放軍攻打錦州前夕。

時任東北野戰軍參謀長的劉亞樓將軍忽然接報,國民黨將由沈陽空運49軍增援錦州。將軍急令東北野戰軍八縱炮火封鎖錦州機場,以阻其進。次日,八縱司令、政委回電請示:“錦州有兩個飛機場,東郊機場已幾年無用,西郊機場正在使用,請示應該封鎖哪個機場?”劉亞樓將軍閱報大怒,打電話斥之曰:“兩個機場,一個能用,一個不能用,封鎖哪個,還用請示嗎?"

又一日,八縱丟失小紫荊山陣地,未報告。劉亞樓將軍即掛電話給前線指揮所,得知情況屬實後,怒而瞪目揮拳,傳令:“不管是‘兩條腿’,還是‘四條腿’(騎馬的),嚴懲不貸。司令員也跑不了。”據劉亞樓將軍令,丟失陣地所在部隊的團長、副團長被撤職,師長、司令員受處分。命令下達後,該部隊官兵知恥而後勇,不久便奪回小紫荊山。

劉亞樓將軍任東北野戰軍參謀長期間,某戰鬥發起前,將軍與參謀對表,某參謀說:“首長的表慢了。”將軍不信:“我這是蘇聯明斯克名表,怎會慢?”又問另一參謀,答亦然。將軍大怒,脫表砸於地。一參謀急檢視之,表麵四分五裂,時針、分針、秒針“嗒嗒”依然。將軍轉怒為喜,說道:“你們的表都快了,以我的表為準,發起進攻!"眾參謀無一人敢言。

1964年7月7日,解放軍空軍擊落國民黨U-2型飛機後,劉亞樓代表中央軍委、國防部和空軍首腦機關專程從北京赴漳州參加祝捷大會。主持會議的一位地方領導,講話含糊不清,東拉西扯,劉亞樓當眾奪話筒,怒道:“你不懂,就不要亂彈琴!”

心係空軍文藝事業

劉亞樓將軍能歌善舞,會拉二胡、彈吉他、吹口琴,尤其擅長以彈殼吹奏各種歌曲,如《我是一個兵》《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等。

有一天,劉亞樓將軍率代表團由莫斯科回國經新疆,當地黨政軍舉行聯歡晚會歡迎。一維吾爾族少女表演馬祖卡舞。少女舞姿輕盈,旋轉如飛,跳至代表團成員前,誠請共舞。旋轉一圈,無一人應答。末了,少女跳至劉亞樓將軍前。將軍落落大方而起,鞠躬,伸臂撫胸作恭謙狀;少女鞠躬,伸臂做邀請狀。將軍又鞠躬,繼作恭謙狀;少女又鞠躬,再作邀請狀。如此再三,將軍隨音樂節拍緩步起舞。此時掌聲驟起。將軍掏出一塊手帕,舉過頭頂,時而翹起腳尖,作燕子翻飛狀;時而高高昂頭,作鷹擊長空狀,時而單腿跪少女裙前,手掌擊地“啪啪”響;時而蹲地圍少女旋轉,兩腿交叉踢出,口吹哨音“噓噓”響。舞畢,掌聲經久不息。

劉亞樓在當空軍司令員後,對部隊文藝工作非常重視。劉亞樓說:“空軍除了有一支幾十萬人的作戰部隊外,還應建立一支有幾百人的文藝隊伍。”在劉亞樓的直接關懷下,1950年3月25日,在長春成立了空政文工團。1958年8月,各軍區空軍文工團撤銷,空軍黨委將全空軍文工團的主力集中到空軍,組建空軍文工總團,下設歌劇團、歌舞團、話劇團和軍樂隊,隊伍達500多人。

1960年冬,劉亞樓隨中國軍事友好代表團在訪問朝鮮期間,看到朝鮮方麵由3000多人演出的大型歌舞劇《三千裏江山》,很受震動。回國經沈陽途中,沈陽軍區文工團在晚會上演出了4首革命歌曲。回國後,劉亞樓把空政文工總團的領導找來,提出要以革命歌曲對部隊進行傳統教育。總團黨委為落實劉亞樓的指示,經研究決定搞一台大型歌舞劇,把中國長期革命鬥爭中廣為傳唱的曆史歌曲按時間順序配以舞蹈。在他們排練過程中,劉亞樓經常到現場指導。劉亞樓還請了一些老同誌來指導排練。總政主任譚政大將的夫人王常德,老紅軍、楊尚昆的夫人李伯釗,總政副主任肖華和夫人王新蘭都來現場指導、提意見。

1961年八一建軍節時,《革命曆史歌曲表演唱》在北京中山公園音樂堂首次公演,引起了強烈反響。其中《十送紅軍》很快在全國廣為傳唱。

劉亞樓對於空軍第一代女飛行員非常重視,指示空政話劇團要拍一部反映女飛行員的話劇。劉亞樓把空政幾位創作員叫到空軍黨委常委會議室,問他們:“這是個碉堡,你們敢不敢攻?”他們回答:“敢攻!”劉亞樓說:“好,大力支持,有求必應!”劉亞樓親自修改他們的提綱。排演後,劉亞樓每天都要了解他們的排演情況。

1965年2月27日,話劇《女飛行員》在首都公演,深受歡迎。對於歌劇《江姐》,劉亞樓傾注了更大的心血。劉亞樓親自抓主題曲《紅梅讚》的創作和修改,經20多次才定稿。對於《江姐》,劉亞樓提出了52次修改意見。1964年9月起,空政的大型歌劇《江姐》在首都公演,一連演了20多場,場場爆滿。1964年10月13日,毛澤東和周恩來、朱德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在人民大會堂觀看了《江姐》。這是毛澤東在建國以後觀看過的唯一一部歌劇。毛澤東對於《江姐》給予很高的評價,在第二天接見空政文工總團的同誌時說:“看了你們的歌劇,劇本改編得不錯嘛!是否可以不要江姐死!我看你們的歌劇打響了,你們可以走遍全國,到處演出了。”此後《江姐》在南京、上海、廣州、武漢等地公演,引起了很大的轟動。毛澤東觀看《江姐》的第二天,正在南京主持一個會議的劉亞樓派專機將《江姐》劇組的編創人員和主要演員接到南京,表示祝賀。

淡泊名利

大連是工業城市,日軍侵占後,苦心“經營”,把這裏當作侵略中國的橋頭堡之一。到1945年8月15日無條件投降時,日軍已在大連蓄積了大量軍需戰略物資。1945年冬至1946年間,東北、華北、華東各解放區後勤部門,紛紛派員來大連籌集軍需物資。蘇軍當局為此幾次向大連市委提出:不要把物資都拿去了,以免影響本地恢複生產。

在這個問題上,大連市委也請劉亞樓出麵幫助疏通。劉亞樓找到蘇方領導申述:中國共產黨是堅決執行恢複生產的經濟政策的,各解放區來采辦物資,雖拿走了一些東西,但同時也帶來了大量資金,不會把大連拿垮。何況,中國同誌隻是把這裏作為後方基地來支援前線,沒有要把東西都拿走的意圖。劉亞樓還進一步解釋說,中國同誌對蘇聯是友好的,完全可以信賴。我們中國有句古話,“跑了和尚跑不了廟”,東西拿走了,人不是還在這裏?蘇方領導一時語塞,隻好笑了笑。大連市委根據劉亞樓的“摸底”,認清了政治形勢,清除了疑慮,更好地發揮旅大這一後方基地的作用,有力地支援了華東、華北、東北等解放戰場。在複雜的形勢下,劉亞樓巧妙地利

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一次又一次地幫助大連市委解決了困難。大連微妙的一台戲,直叫劉亞樓和韓光他們唱得有聲有色。

1946年五六月間,中蘇雙方的聯絡官王鬆少校被中國共產黨任命為東北的統一武裝——東北民主聯軍的參謀長,要打鋪蓋卷兒走人了。王鬆少校“提拔”之快,直讓蘇軍同行瞠目結舌:“王少校怎麽一下就蹦到這麽高的位置,當了將軍?”至此,劉亞樓不得不把自己的經曆簡要地告訴蘇聯夥伴們。於是,馬上招來一通埋怨:原來薩莎(劉亞樓的蘇聯名字)10多年前就擔任過中國紅軍的主力師長、政委,率部立下過很多戰功,怎麽不早點告訴我們呢?劉亞樓笑道:“過去的已成為曆史,不值得津津樂道,重要的是明天!”

“橫空出世”的參謀長

1946年2月,東北局副書記、東北民主聯軍副政委羅榮桓因腎病發作,轉到大連休養時,接見了還在蘇軍工作的劉亞樓。他對這位老部下的軍事才能是相當了解的,認為現在開辟東北需要能人,劉亞樓有國內革命戰爭的經驗,又喝過“洋墨水”,是個難得的將才,應回到我軍工作。

當時,韓光等旅大地委領導還不願意劉亞樓離開呢!因為,旅大的戰略地位重要,旅順是軍港,大連是很好的商港,中國共產黨管理這樣的城市還是大姑娘上花轎——頭一回。有劉亞樓這種具有雙重身份的能人相助,自是可以左右逢源、如虎添翼。經東北局與遠東蘇軍當局交涉,蘇方同意放回劉亞樓。1946年五六月間,中央軍委任命劉亞樓為東北民主聯軍參謀長。

劉亞樓趕赴哈爾濱上任,林彪打破不出門迎人的常規,親自屈駕相迎,握著劉亞樓的手,那平時難得一笑的臉上竟漾起了笑意。

劉亞樓就任東總參謀長一職,當年的東總老人說起這事,都喜歡用“橫空出世”這字眼兒。這4個字頗有意趣,至少能說明兩點:一是劉亞樓在國內戰場消失了8年之久;二是一回來就躋身於東北民主聯軍的最高層。這4個字當然包含了擁護、讚賞之意。劉亞樓就任東總參謀長是羅榮桓推薦、林彪首肯、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批準的。

在劉亞樓受命時,國共兩黨闖關東後的第一次大會戰——四平戰役已經結束。四平血戰,從1946年4月中旬開始,曆時一個月,所謂“殺敵一萬,自損八千",在給國民黨軍重大打擊時,東北民主聯軍也傷亡不小,其中大部分是抗戰幸存的老骨幹。

聯軍主動撤出四平後,又遭敵機械化部隊追擊,沿途不斷有逃亡、叛變現象,部隊大量減員,根據地僅剩北滿和南滿臨江等少數幾個地區。戰後,林彪病了,“空前絕後”地拿部下出氣——在舒蘭掀了參謀處處長李作鵬的酒席,還隨手抓過炕上的東西砸向李作鵬等人。

四平戰役未打響前,東北局將之定格為“決定我黨在東北地位最後一戰”,因此,四平的失守,在聯軍中引起的震動是空前、巨大的,不少人因此動搖了意誌。鑒於東北形勢嚴峻,6月16日,中共中央決定林彪任東北局書記、東北民主聯軍總司令兼政治委員,在東北實行黨政軍一元化領導。此時,林彪隻是中央委員,而彭真、高崗、陳雲三人都是中央政治局委員,林彪黨政軍一肩挑,對強調“黨指揮槍”原則的中國共產黨來說,實在是個不同尋常的重大組織措施。從某種意義上說,毛澤東將共產黨在東北的前途和命運托付給了林彪。

帶著疲憊之師一路退卻在哈爾濱安營紮寨的林彪,此時非常需要有一個得力的、能跟他很好共事的參謀長。從運動戰轉向陣地戰、大兵團作戰後的東北戰場,也需要一位絕對內行的參謀長。自中央蘇區共事以來,劉亞樓一直是林彪欣賞、信賴、滿意的一員戰將。蘇聯治病期間共同探討蘇德戰爭問題,更使他認定劉亞樓既可當軍政主官,也可當參謀長。

在羅榮桓遠赴蘇聯治病的情況下,劉亞樓的到任,可謂“受命於危難之際”。此時的東北,共產黨精英雲集,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候補委員有20來位,民主聯軍陣營戰將林立,除司令、政委外,光副司令員、副政委就有五六位之多。但軍事上,連中央候補委員都不是的劉亞樓,很快就力壓群雄,成為響當當的第三號核心人物,和林彪、羅榮桓並稱“林羅劉”。1946年5月下旬後的東北,暫時的風平浪靜中醞釀著驚濤駭浪的凶險。國共兩黨在經曆為期一個月、死傷沉重的四平大血戰後,都在喘息、休整,以圖再戰,一決雌雄,爭奪天下。劉亞樓知道形勢的嚴峻,工作上隻爭朝夕,協助林彪利用這段寶貴的停戰時間養精蓄銳,擴軍備戰,以期早見成效。

作為統帥戰局的軍事機構,當時司令部缺乏基本建設,參謀人員不僅奇缺,而且在職者大多缺乏參謀業務的基本常識,部隊就連一張完整的作戰地圖也找不到,因而沒能發揮司令部機關應有的效能。調往東北戰區的八路軍、新四軍各部隊,不熟悉東北的道路地形,前方司令部和後方司令部都苦於要不到五萬分之一和十萬分之一的軍用作戰地圖,貽誤戰機的事件時有發生。因為沒有地圖,曾發生過兩個縱隊同走一條路、兩個師同宿一個村,以及行軍作戰中兵找不到官、官找不到兵等現象。1945年年底,林彪給中央的電報就這般訴苦:“……自總部起各級缺乏地圖,對地理形勢常不了解;通訊聯絡至今混亂,未能暢通……”林彪發急後,司令部好不容易招來幾名初中生,刻蠟版印製道路村莊圖救急。

司令部的各項建設跟不上,仗自然難打,接連的失利讓林彪心情無比鬱悶。劉亞樓走馬上任後,抓緊熟悉情況,由近及遠,把日本投降、八路軍進入東北、四平會戰以前的中央及東總的電報全都看了個遍,基本摸清了東北戰局的變化和現狀。他決心從整頓司令部入手,把司令部建設成高效率的領導機關和首長的得力助手。劉亞樓召來東總參謀處地圖科長蒲錫文,嚴肅指出:軍用地圖是十萬火急的事,一天也不能耽誤,一定要千方百計,想盡辦法解決,以供行軍作戰之急需。蒲錫文匯報了印圖迫切需要解決的幾個困難:第一,需要三五百名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學習繪圖;第二,需要大量印圖用紙、製版的化學藥品,但就連製版用的玻璃也無處可買,印圖器材有錢無市;第三,難以找到懂測繪的幹部。劉亞樓掌握情況後,立即著手成立一所測繪學校,訓練繪製軍用地圖的專門人才,並起草電報,從軍政大學、部隊和地方選調300多名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指戰員和地方初高中學生來測繪學校培訓。測繪學校開學時,他親臨講話,指出軍用地圖的重要性,不懂測繪工作,就要在幹中學、學中幹,發揚紅軍優良傳統,一定會學有所成,徹底解決軍用地圖之需。

沒有原版軍用地圖,劉亞樓采取多種辦法,一麵令部隊各處尋找,一麵委托地方大力幫助。為解決器材困難,他指示由後勤部撥300兩黃金,派蒲錫文帶人去大連采購。遵照劉亞樓要求,測繪學校學員24小時輪班,開足馬力繪製地圖。劉亞樓每月都要聽取地圖出版的進展情況匯報,並做出重要指示,特別要求地圖科在1948年前必須繪製出全部東北地區軍用地圖。

劉亞樓到職僅三四個月,東總及下屬各級司令部就從他那雷厲風行且卓有成效的作風中得到了實惠:由於加強了地圖科,辦起了印刷廠,印出了第一批軍用地圖,解決了他們的燃眉之急,逐漸滿足了部隊的急需。為了加強參謀隊伍的組織建設,提高參謀人員的業務修養,劉亞樓從各部隊抽調數百名文化程度較高的幹部,開辦參謀訓練隊,主要課程,如“參謀業務”、“戰役戰術”等,他親自授課,並翻譯出版《蘇軍司令部工作條例》《紅軍參謀業務條令》,結合部隊實際親自講解。在講授“參謀道德”時,劉亞樓說:“當一個好參謀,不僅要有熟練的業務,還要有高尚的道德。要做到功不自居,過不推諉,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要和首長心心相印,想到一起,不能搞‘兩張皮’。”參謀訓練隊既學軍事又學政治,學期6個月,考試合格後,充實到各級司令部機關。實踐證明,經過培訓的參謀人員在機關建設中發揮了較好的作用。第一期結業後,又連續辦了兩期,3個月一期,共培訓學員300多人,為東北民主聯軍各級司令部機關參謀隊伍的建設,打下了厚實的基礎。

在東北,劉亞樓先後兩次主持召開參謀工作會議,不僅解決了過去司令部參謀工作中的問題,而且根據形勢發展,大膽提出司令部工作的建設方向,並從政治上、組織上、製度上解決了存在的諸多重大問題。他還主張師以上指揮部建立直屬政治機關(目前仍為我軍沿用),以加強對參謀人員的思想領導。經劉亞樓雷厲風行的整頓,參謀人員很快做了調整、充實,各種製度也很快建立健全起來,參謀隊伍穩定了,積極性空前提高,司令部工作呈現一派新氣象。林彪對此頗為滿意,稱:我們有了一個得力的司令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