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課 高級指揮員左權

大學名言

幸運並非沒有恐懼和煩惱;厄運也絕非沒有安慰和希望。

人物介紹

左權,字叔仁,中國工農紅軍和八路軍高級指揮員,著名軍事家。湖南省醴陵市(縣級市)人。他是八路軍在抗日戰場上犧牲的最高指揮員,周恩來稱他“足以為黨之模範”。

左權1924年入黃埔軍校第1期學習。1925年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12月赴蘇聯,先後在莫斯科中山大學、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1930年回國後到中央蘇區工作,先後任中國工農紅軍學校第1分校教育長、新12軍軍

長、第5軍團第15軍軍長兼政治委員、中革軍委第一局團長和紅1軍團總司令等職,參加了中央蘇區曆次反圍剿作戰和長征。1936年5月,任紅1軍團代理軍團長。

全國抗戰爆發後,左權擔任八路軍副參謀長、八路軍前方總部參謀長,後兼八路軍第2縱隊司令員,協助朱德、葉劍英指揮八路軍開赴華南抗日前線,開展敵後遊擊戰爭,粉碎日軍多次殘酷掃**,威震敵後。其高超的指揮藝術、嚴密細致的參謀業務、紮實的工作作風,深受朱、彭的讚揚。1940年秋,左權協助彭德懷指揮著名的百團大戰。

1941年11月,左權指揮八路軍總部特務團進行黃崖洞保衛戰,經8晝夜激戰,以較小的代價殲敵千餘人,被中央軍委稱為“反掃**的模範戰鬥”。他還是一個有理論修養同時有實踐經驗的軍事家,從1939年至1941年,他撰寫了《論堅持華北抗戰》《埋伏戰術》《襲擊戰術》《戰術問題》《論軍事思想的原理》等文章40餘篇。左權為創建並鞏固華北抗日根據地,發展壯大人民抗日武裝,為八路軍的全麵建設,建立了不朽的功勳。

生平事跡

1905年左權生於湖南醴陵。他幼年喪父,家境貧寒,深受母親堅強和勤勞的品質影響,形成了剛毅倔強的性格。他自幼聰慧過人,8歲讀私塾,10歲便能寫詩作對,14歲轉入“北聯高小”學習,成績名列前茅。袁世凱簽訂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時,他身背“毋忘‘五·七'國恥”標語,在村裏譴責其賣國罪行。升入醴陵中學後,他在宋時輪介紹下參加了社會科學研究社,受到五四運動影響,決心外出追求進步。

1924年,左權考入廣州陸軍講武學堂,同年參加平定廣州商團叛亂的戰鬥。這是他第一次參加實際戰鬥。周恩來曾說:“左權同誌的革命信念,便由此起。”11月間,他所在的講武學堂並入黃埔軍校第一期。在陳賡的引見下,他結識了時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來,並加入中國共產黨。他參與組織和領導青年軍人聯合會,創辦進步刊物,在廣東革命政府東征的幾次戰役中有突出表現,被稱為“黃埔新星”。

1925年夏他入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1927年冬又進入莫斯科高級步兵學校。在那裏,他與劉伯承相識並共同探討革命問題和軍事理論,結下了深厚的友誼。翌年秋,他們都轉入伏龍芝軍事學院深造。在留蘇4年多期間,左權博聞強識,掌握了豐富的軍事理論,成為一名訓練有素的軍事指揮員。

1930年6月回國後,左權先在上海與劉伯承一起翻譯蘇軍條令,隨後被派往閩西革命根據地擔任紅軍學校第一分校教育長。此後,他擔任過新12軍軍長和新15軍軍長,參加了曆次反圍剿鬥爭。他在莫斯科學習期間,因不滿一些過“左”的主張,被有些人誣稱有“托派”傾向,使他一度因所謂政治問題被調到瑞金紅軍學校當軍事教官,但他仍兢兢業業為黨工作。

1934年10月,左權作為紅一軍團參謀長參加長征,途中參與指揮了四渡赤水河和飛奪瀘定橋等戰鬥。到達陝北後,他代理紅一軍團長,率領這支中央紅軍的主力,參加了直羅鎮、東征、西征等戰役。

1937年全麵抗戰爆發後,左權任八路軍副總參謀長,協助朱德、彭德懷指揮八路軍挺進華北敵後。此後他長期戰鬥在太行山上,創建抗日根據地,參與指揮了粉碎日軍對晉東南的九路圍攻以及百團大戰和黃崖洞保衛戰等著名戰役。1942年5月,日軍向八路軍總部所在地山西遼縣(今左權縣)麻田村進犯,左權在指揮部隊掩護後方機關突圍時,被日寇的炮彈擊中而壯烈犧牲,年僅37歲。

左權是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場上陣亡的最高將領(國民革命軍少將軍銜),周恩來稱他是“有理論修養同時有實踐經驗的軍事家”;朱德讚譽他“是中國軍事界不可多得的人才”。左權短暫而光榮的一生,為中華民族的解放,為人民軍隊的發展,為抗日戰爭的勝利,做出了巨大貢獻。

轟轟烈烈的革命生涯

1924年3月,左權考入孫中山大元帥府軍政部在廣州主辦的陸軍講武學堂(主要負責人有程潛、李明灝),同年11月轉入黃埔陸軍軍官學校,編為第1期第6隊。1925年1月,經陳賡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從此,共產主義信仰“成為他以後近20年政治生活的準繩”。與蔣先雲、周逸群、許繼慎、李之龍、陳賡等人都是青年軍人聯合會的重要人物,同“孫文主義學會”的右派進行了堅決鬥爭。同年2月,左權開始步入軍事生涯,在討伐陳炯明的第一次東征中,作戰英勇,曾任黃埔軍校學生軍(黨軍)教導團排、連長。6月回師廣州後,左權又參加了平定滇、桂軍閥楊希閔、劉震寰的戰鬥。7月,在程潛攻鄂軍(後來改編成國民革命軍第6軍)衛隊任連長,參加了徹底消滅陳炯明的第二次東征。

1925年被黨組織派往蘇聯留學,先入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1927年9月入伏龍芝軍事學院深造。左權學習刻苦,善於思索。“所以在軍事、政治考試中,常能旁征博引,闡其旨趣。”

1930年6月,左權回到上海,9月經廈門、龍岩進入閩西蘇區。初任紅軍軍官學校第一分校教育長,11月,當選為閩西工農革命委員會常委,12月初為紅新12軍軍長。1931年初任紅一方麵軍總司令部作戰參謀,6月升為參謀處長,開始顯露出較強的組織才能。12月,受中央軍委派遣前往寧都附近的固村圩,協同王稼祥、劉伯堅從事國民黨第26路軍起義的聯絡指揮工作。隨後擔任紅軍第5軍團(由寧都起義部隊改

編)第15軍政委,不久,任軍長兼政委。1932年6月,受王明左傾路線的迫害,左權被撤銷軍長兼政委的職務,調至紅軍學校任教官。1933年12月,他任紅1軍團參謀長。這時,中央蘇區的第五次反“圍剿”戰爭已經開始,戰鬥頻繁而且極為艱苦。即使幾天幾夜不睡覺,他也從來“沒有表現過倦怠、疏忽、放任與暴躁”。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主力開始長征,左權隨先頭部隊指揮作戰。在攻打貴州施秉城時,他身先士卒,指揮果敢,行動迅猛,保證了大部隊的順利通過。5月,在強渡大渡河的作戰中,左權率部先是在崎嶇的小路中輕裝疾行,出敵不意地直取小相嶺隘口,攻下越西縣城。之後一天急行140華裏越過曬經關,他率軍攻占了大樹堡渡口,以佯渡之態勢轉移了敵軍對安順場方向的注意,成功地掩護了紅1師從安順場渡過大渡河。最終中央紅軍主力全部通過瀘定橋,甩掉了尾追不舍的國民黨中央軍。

1936年10月紅軍三大主力勝利會師。11月中旬,在山城堡,左權、聶榮臻指揮紅1軍團與紅15軍團一部完成了對胡宗南78師的包圍。21日發起總攻,經過一晝夜激戰,殲敵兩個團,胡部的另幾個師也被紅軍兄弟部隊擊敗,山城堡一仗共斃俘敵軍1.5萬餘人,粉碎了國民黨軍對蘇區的進犯,穩定了陝北的局麵。劉伯承說:“左權同誌部署作戰是細致周密的,1936年雙十二事變前夜的陝北山城堡戰鬥,就是一個範例。”

“七七事變”以後

“七七事變”後,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左權任副總參謀長;1938年12月,任八路軍前方指揮部參謀長,國民革命軍少將軍銜。1938年2月,日軍4萬人分三路進攻臨汾,與八路軍總部遭遇。在左權指揮下,他們堅持戰鬥,一直到後續部隊趕到,擊退了日軍多次衝鋒,這就爭取到了3晝夜的時間,使數十個村莊的群眾安全轉移,使國民黨在臨汾、洪洞的軍政機關順利撤退,並使八路軍在臨汾的軍需物資大部分轉運出去。

兩個月後,日軍3萬餘人對山西晉東南地區發動9路圍攻。左權根據日軍兵力分散的弱點,按照總部的部署,在內線,以遊擊戰牽製、騷擾襲擊敵軍,將主力部隊調到外線,尋找戰機殲敵。4月15日終於光複了武鄉縣城,16日又在武鄉縣的長樂村布下口袋陣,全殲日偽軍3000餘人,此即“長樂戰役”。隨後,他率軍在張店再殲敵1000餘人,收複遼縣、黎城等18座縣城,解放人口百餘萬人,徹底粉碎了日軍的9路圍攻,奠定了晉冀魯豫根據地的基礎。

1939年年底到1940年年初,蔣介石發動了第一次反共**。國民黨第97軍軍長朱懷冰與冀察戰區鹿鍾麟、石友三部糾集在一起,在日軍的配合下,猛撲太行抗日根據地。3月上旬,身兼八路軍第2縱隊司令的左權,指揮部隊在平漢路東西兩側發起自衛反擊戰,經四天四夜激戰,擊潰了石友三進犯軍的進攻,全殲朱懷冰等部10個團,保住了太行抗日根據地。

1940年8月20日至12月5日,八路軍發動了著名的百團大戰。這次戰役的總指揮所設在武鄉縣王家峪村。左權協助彭德懷全力投入作戰指揮,將戰役的整個部署安排得井井有條,真是運籌於帷幄之中,決勝於千裏之外。連北平日軍的報紙也說,“此次華軍出動之情形,實有精密之組織”。左權不僅謀劃整個戰役的組織、參謀工作,而且還親臨第一線指揮作戰。在百團大戰的第三階段,他協助彭德懷出色地指揮了關家堖戰役。在最緊急關頭,他命令說:“指揮所的同誌全部向前推進,猶豫等於死亡!”左權的魄力和勇氣極大地鼓舞了指揮部的士氣,結果日軍第36師團岡崎大隊500餘人,除60餘人外,其餘均被殲。

左權有著嚴謹求實的工作作風,每在成就一件大事之前,都特別注重調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材料。為興建黃崖洞(在遼縣、黎城交界處)兵工廠,他實地勘測地形,親手規劃工廠布局及保護工廠的軍事設施的配置,經過一年的建設,一座年產足可裝備16個團的兵工廠建立起來了。這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八路軍裝備匱乏的現狀。劉伯承曾經說:“左權同誌曾艱苦經營太行山製造兵器的設施起了相當的作用。”黃崖洞兵工廠的建立,很快就成了日軍的重點進攻目標。

1941年11月,日軍第36師團及獨立混成旅團各一部7000餘人向黃崖洞進攻,負責保衛黃崖洞的是八路軍總部特務團,左權要求該團在保衛戰中“一定要抓住一個‘穩’字,堅持不驕不躁,不惶不恐,以守為攻,以靜製動

的原則”。他還就應當注意的戰術原則和其他有關注意事宜做了具體的布置。11日淩晨戰鬥打響。日軍來勢極猛,並施放了毒氣。守軍按照左權副總參謀長的指示頑強堅守陣地,並利用機會組織反擊,打退了日軍的多次進攻。日軍接連失手後改變了策略,企圖利用赤峪山東側的懸崖,居高臨下側擊守軍陣地。

左權及時指示特務團“待機行動,以變應變”,重新配置了防禦力量,繼續給進攻的日軍以重大殺傷,大量消耗了其有生力量,頓挫了敵軍的銳氣。19日,黃崖洞保衛戰進入尾聲。八路軍在三十畝、曹莊一帶設下伏兵,當退卻的日軍進入伏擊圈後,立即被密集的彈雨打得陣腳大亂,傷亡慘重,向黎城方向潰逃。21日乘勝追擊的八路軍收複了黎城,勝利地結束了黃崖洞保衛戰,此仗日偽軍損失2000餘人,敵我傷亡之比為6:1。中央軍委認為,這次保衛戰是“最成功的一次,不僅我受到損失少,同時給了敵人數倍殺傷,應作為1941年以來反掃**的模範戰鬥”。

左權多次指揮戰鬥取得勝利,體現了他高超的軍事素養和軍事理論功底,他素以學習刻苦、精於鑽研而博得人們對他的尊敬。他閱讀了許多政治理論、軍事理論的書籍,對八路軍的軍隊建設、軍事理論建設做出了突出的貢獻。他與劉伯承合譯的《蘇聯工農紅軍的步兵戰鬥條令》,於1942年被18集團軍總司令部列為步兵戰術教育的基本教材,並要求“今後本軍關於現代步兵戰術的研究,均應以此為藍本”。左權對戰術問題特別是遊擊戰術的研究頗有創新,“為中國著名的遊擊戰術創始人之一”,其軍事著述的突出特點是理論聯係實際,結合中國國情的特殊性,闡述了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的具有中國革命戰爭特色的軍事思想原理。

在八路軍軍隊的建設中,他對司令部工作、後勤工作、部隊訓練、軍隊政治工作、軍民關係等,都有獨到的建樹和巨大的成就。左權善於思考、勤於筆耕,撰寫和翻譯了諸多頗具影響的軍事著作。僅在華北敵後5年間即譯著共20餘萬字。周恩來說左權是“一個有理論修養,同時有實踐經驗的軍事家”。

抗日時期

1942年5月,日軍糾集3萬兵力,再次對太行抗日根據地發動了空前殘酷的大掃**,形勢空前嚴峻。20日午夜時分,左權在戰前部署會議上分析了敵我態勢,認為麵對日軍重兵的多路合擊,我主力部隊目前已轉出外線,而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軍總司令部、野戰政治部、供給部、衛生部、軍械部、軍工部以及新華日報社等尚處在敵軍的合擊圈內。眼下直衝我們的是由涉縣、黎城、歧極關而來的一股日偽軍,約3000人。麵對重兵壓境的日偽軍,合擊圈內八路軍能夠應敵的兵力很少,隻有為數不多的警衛部隊,等待他們的將是極其殘酷的戰鬥。不過,左權提醒大家:從局部看,我們處在敵軍的包圍之中;但從全局看,敵人是處在我們的軍隊和人民的包圍之中。他對擔負主要掩護任務的司令部警衛連連長唐萬成說:“你們連百分之八十是共產黨員,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老紅軍,相信你們一定能夠完成這次任務。告訴同誌們,太行山壓頂也決不要動搖!"

鑒於眼下敵我兵力對比懸殊,彭德懷、左權等連日開會研究對策。左權提出:在敵軍分路合擊時,乘隙鑽出合擊圈,當日軍撲空撤退時,伺機集中兵力殲其一路至幾路。一切部署完畢,八路軍總部各部門於5月23日奉命轉移。次日淩晨,由掩護撤退的總部警衛連所扼守的虎頭山、前陽坡、軍寨等陣地都爆發了慘烈的戰鬥。在這次掃**中,日軍專門組建的“特別挺進殺人隊”(其隊員均著便裝,先於日軍掃**部隊潛入根據地)在麻田發現了八路軍首腦機關,故多路日軍均向麻田方向急進。警衛連僅僅200多人頑強地抵禦著2000多日偽軍的輪番進攻。敵軍多次衝擊失敗後,便發射信號彈,召來了更多的援兵,射向守軍陣地的火力更加致密。日軍鋪天蓋地的炮火將虎頭山一線轟得地動山搖,步兵隨著遮天蔽日的煙塵直逼八路軍陣地。為保證八路軍總部的安全轉移,左權不顧周圍炮彈不斷爆炸掀起的氣浪,站在虎頭山後麵的山頭上沉著地指揮戰鬥。他心裏不僅想著總部各部門的安全,也惦記著群眾的安危。當他看到附近山上還有群眾沒有脫離險境時,便命令警衛連長唐萬成從已經十分吃緊的兵力中抽出一部分兵力吸引敵軍,以便讓群眾轉移。直到安排妥當,左權才不慌不忙地走下山去。

5月25日上午,突圍隊伍仍然未脫離險境,在南艾鋪、高家坡一線的山溝裏,集結著八路軍總部、北方局、黨校、新華社的幾千人馬,四周都是激烈的槍炮聲,日偽軍以“縱橫合擊”戰術構成的包圍圈在一步步地收緊。天空中,日軍飛機也不時地投彈、掃射,受驚的騾子狂奔亂跳,將密集的突圍隊伍擠堵在狹窄的山溝中。眼看秩序大亂,左權不顧日軍飛機的威脅,跳上一匹黑騾子,跑前跑後地把混亂的隊伍重新集合起來,加快了行軍速度。左權一邊指揮突圍,一邊觀察著戰場情況的變化,他根據日軍飛機反複投彈掃射,以及千米之外響起的密集槍彈聲判斷,兵力占極大優勢的日偽軍已經發現了合圍目標,必須盡快采取果斷措施,衝出包圍圈。

左權率司令部和北方局機關人員為1縱隊,沿清漳河以東由南向北突圍;羅瑞卿率野戰政治部直屬隊和黨校、新華日報社為2縱隊,由政衛連掩護向東麵突圍;後勤部門為第3縱隊,由楊立三率領向東北角衝出重圍。日偽軍發覺了八路軍分路突圍的意圖,迅速收縮合圍圈,並將一發發炮彈砸向密集的人群,給突圍的人們造成了極大的混亂和恐慌。麵對這一極度危險處境,左權一邊鼓舞士氣,一邊迅速督促彭德懷趕快轉移。他說:“你的轉移,事關重大,隻要你安全突出重圍,總部才能得救。”彭德懷關注著仍圍在合圍圈裏的大批戰友、同誌,坐在高大的馬背上就是不挪動。左權急了,以強硬的口氣命令唐萬成:“連人帶馬,給我推!”彭德懷被感動了,揮起馬鞭,在警衛戰士的掩護下,向西北方向疾馳而去。目送彭德懷離去後,左權又奔向司令部直屬隊,繼續指揮著大隊人馬的突圍行動,他的身體這時已虛弱得很厲害,但仍然盡全力招呼著每一個人。午後2時,在十字嶺高家坡,利用短暫的休整,左權用嘶啞的聲音激勵著已極其疲勞的隊伍:“同誌們,盡管敵情嚴重,大家不要慌。我們要勝利,就得一齊衝。一齊衝就要聽從指揮,隻要衝過前麵一道封鎖線,我們就安全了。”盡管突圍形勢愈加嚴峻,左權仍然要求警衛戰士“要警衛總部機密,要保護電台,保護機密材料,保護機要人員!”並立即采取措施,將身邊的參謀人員、警衛戰士分散到電台和機要人員中去。

當左權交待完上述任務後,突然覺得有人拉住了他的胳膊,他一看是唐萬成,感到很驚奇,剛才不是安排這位警衛連長去保護彭總突圍的嗎?怎麽小夥子又轉回來了呢?當唐萬成告訴他:“彭總已衝過封鎖線,現在你快跟我走吧!”左權拒絕了,堅決命令唐萬成趕快去追上彭總。在他看來,彭總的安全遠比自己的安全重要,這涉及到八路軍的榮譽啊!現在自己的職責就是指揮突圍。看著身為八路軍副總參謀長的左權將軍,拖著虛弱的身子像普通戰士一樣在炮火中奔跑,唐萬成實在不忍心,他執拗地緊緊攥住首長的胳膊不放。左權氣極了,拔出左輪手槍,喝令道:“你要懂得,要是彭總有個三長兩短,我要槍斃你!”唐萬成隻得鬆開手,掉轉身朝彭總突圍的方向趕去。太陽偏西了,日軍的炮火依然很猛烈。左權從容地指揮隊伍繼續突圍,他登上一塊高地,盡管他聲音更加嘶啞了,還是一遍又一遍地高喊道:“不要隱蔽,衝出山口就是勝利,同誌們快衝啊!"大家見副總參謀長就在身邊指揮,情緒很快就穩定下來,突圍的速度也就加快了。當隊伍衝向敵軍最後一道封鎖線時,敵人火力更加凶猛。突然,一發炮彈落在左權身邊,他不顧危險,高喊著讓大家臥倒。接著第二發炮

彈又接踵而至,左權的頭部、胸部、腹部都中了彈片。就這樣,一位才華橫溢、智勇雙全的八路軍高級將領,為了拯救民族的危亡,過早地失去了年輕而寶貴的生命。

以身殉國,名傳千古

左權將軍犧牲後,八路軍戰士利用日軍撤兵的間隙重返十字嶺。將左權的遺體就地掩埋。沒想的日軍得到左權已死的消息後又殺了個回馬槍,並在十字嶺上到處挖掘,終於還是發現了將軍的遺體。日軍對左權將軍的遺體照了相,並登報進行大肆渲染。

1942年5月25日,左權將軍壯烈殉國。周恩來指出:“左權壯烈犧牲,對於抗戰事業,真是一個無可補償的損失。"朱德賦詩悼念:“名將以身殉國家,願將熱血衛吾華。太行浩氣傳千古,留得清漳吐血花。”為了紀念左權將軍,根據太行人民的請求,經晉冀魯豫邊區政府批準,1942年9月18日,遼縣黨政軍民等5000餘人舉行了遼縣易名典禮,從此,遼縣改名為左權縣。

左權陵墓

1942年9月18日,晉冀魯豫邊區政府為紀念左權將軍,將八路軍總部駐地遼縣改名為左權縣。太行人民懷著十分敬重的心情,選址半年,在涉縣石門村北精心修造了晉冀魯豫抗戰殉國烈士公墓,占地麵積2萬多平方米。在此葬有左權將軍、冀南銀行行長高捷成、《新華日報》社社長何雲、北方局政權工作部秘書張衡宇、冀南銀行第二任行長賴勤及其夫人、朝鮮義勇軍領導人陳光華和石鼎等8位烈士。左權將軍墓現在處於晉冀魯豫烈士陵園,位於邯鄲市陵園路中段。

左權將軍陵墓北依太行,麵臨清漳,建在上下有台階相連的3層台地的最上層。第一層台地的中間有一荷花池,第二層台地的中間建有左權將軍紀念塔,左權墓在第三層。陵墓用青石築成,呈長方形。墓碑上刻有“左權將軍墓”5個大字。左權將軍紀念塔的正麵刻有朱德總司令的悼念左權將軍的題詞:名將以身殉國家,願拚熱血衛吾華。太行浩氣傳千古,留得清漳吐血花。彭德懷副總司令親自撰寫和手書的《左權同誌碑誌》,鐫刻在左權將軍紀念塔的左側。解放後,在邯鄲修建了國內規模較大的晉冀魯豫烈士陵園,遂於1950年10月20日將左權將軍等8位烈士的忠骨移靈此園。石門晉冀魯豫抗戰殉國烈士公墓舊址因其氣勢大、修建得好,至今仍存。

人物影響及評價

左權是黨內難得的既有理論修養又有實踐經驗的軍事家和優秀指揮員,雖然英年早逝,但仍留下了眾多出色的軍事論著。

左權是近代中國社會大變革時代成長起來的一代新人。他在五四運動的影響下由家鄉到達廣州,在那裏選擇了從軍之路,並參加了共產黨。盡管他在政治上經曆過曲折坎坷,卻如同他在自述中所寫:“近17年來,從未離開過黨一步,也沒有在任何情況下動搖過,也沒有在艱難困苦麵前低過頭。”1931年及1933年,一些搞“左”的政策的領導人對他進行打擊,左權被免職後仍堅信“真金不怕火煉”,努力工作,表現出了堅強的黨性。

作為軍隊優秀的理論家,左權短暫的一生留下了豐厚的軍事遺產。他著有《論堅持華北抗戰》《埋伏戰術》《襲擊戰術》《論軍事思想的原理》等軍事論文,並與劉伯承合譯《蘇聯紅軍新的步兵戰鬥條令》,其中《論軍事思想的原理》一文深刻闡述了黨領導的人民軍隊的軍事思想產生的條件、規律、現狀及特點。他所闡述的軍事思想,也構成了毛澤東軍事思想的一個組成部分。1988年10月,中央軍委正式確認他為軍事家,收入《中國大百科全書》。

左權是黨內難得的既有理論修養又有實踐經驗的軍事家和優秀指揮員。他吸取國外的經驗,結合中國抗日戰爭的特點,提出了治軍、建軍的許多建議,並總結出當時作戰的八字方針——“秘密、迅速、幹脆、堅決”。每一次戰役或戰鬥結束,他都要寫出書麵總結報告。鄧小平稱他:“善於從經驗中抽取與總結出原則的理論,發現規律,來指導新實踐。”他犧牲後,彭德懷在《左權同誌碑誌》中寫道:“壯誌未成,遺恨太行。露冷風淒,慟失全民優秀之指揮。”

左權是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場上陣亡的最高將領,周恩來稱他是“有理論修養同時有實踐經驗的軍事家";朱德讚譽他“是中國軍事界不可多得的人才"。左權短暫而光榮的一生,為中華民族的解放,為人民軍隊的發展,為抗日戰爭的勝利,做出了巨大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