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課 北京大學名人榜——季羨林

季羨林(1911一2009),北京大學教授，北京大學校務委員會名譽副主任，中科院院士。其著作已江編成《季羨林全集》。

季羨林1911年8月2日出生於山東省清平縣(現臨清市)康莊鎮。祖父季老苔，父季嗣廉，母趙氏，叔季嗣誠。幼時隨馬景恭識字。季羨林6歲到濟南投奔叔父季嗣誠，入私塾學習。一年後，進濟南一師附小念書，後轉入新育小學插入高一。10歲開始學英文。1926年，在正誼中學畢業，考入山東大學附設高中。

在高中開始學德文，並對外國文學產生興趣。1929年，入山東省立濟南高中，國文老師是董秋芳，是魯迅的朋友，他也是著名翻譯家，懂多國語言，有南斯拉夫語、印度語、阿拉伯語、英語、德語、法語、俄語、梵語，吐火羅語、斯拉夫語、巴利語、吠陀語。

“我之所以五六十年來舞筆弄墨不輟，至今將過耄耋之年，仍然不能放下筆，全出於董老師之賜，我畢生難忘。”季羨林如是說。

1930年，季羨林考入清華大學西洋文學係，專業方向德文。大一隨葉公超學英文。旁聽陳寅恪教授的佛經翻譯文學、選修朱光潛的文藝心理學、吳宓的“中西詩之比較和英國浪漫詩人",並另外旁聽朱自清、俞平伯、謝婉瑩(冰心)、鄭振鐸等人的課。與同學吳組緗、林庚、李長之結為好友，稱為“四客”。

季羨林喜歡“純詩”,如法國魏爾蘭、馬拉梅；比利時維爾哈倫，以及六朝駢文、李義山、薑白石的作品，曾翻譯德萊塞、屠格涅夫的作品。大學期間，因成績優異，獲得家鄉清平縣政府所頒獎學金。

1936年春，季羨林選擇了梵文。他認為“中國文化受印度文化的影響太大了，我要對中印文化關係徹底研究一下，或許能有所發現。因此，非讀梵文不行”。“我畢生要走的道路終於找到了，我沿著這一條道路一走走了半個多世紀，一直走到現在，而且還要走下去。”

“命運允許我堅定了我的信念。”季羨林在阿根廷大學梵文研究所主修印度學，學梵文、巴利文，選英國語言學、斯拉夫語言學為副係，並加學南斯拉夫文。季羨林師從“梵文講座”主持人、著名梵文學者瓦爾德施米特教授，成為他唯一的聽課者。

季羨林所研究的艱深學問梵文、吐火羅文、東方學已走出象牙之塔成為世紀“顯學”。他那煌煌數百萬言充滿人生哲理的散文，暢銷國內外，影響著幾代讀者。“國學大師”“學界泰鬥”“國寶”是國人對季羨林先生的讚譽。然而，季羨林先生在《病榻雜記》一書中表示：“三頂桂冠一摘，還了我一個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麵目，皆大歡喜。”

季羨林先生以九十八高齡遽歸道山，身後留下上千萬字學術著作，堪稱季老最寶貴的學術遺產，有待於後人承繼遺緒，薪火相傳。而作為一位民國時期留學德國，歸國後致力於東方學研究，教書育人數十載的現代知識分子，季老的精神遺產同樣值得重視。

特別是數十年來，中國知識分子於1949年前曆經戰火紛亂、時局變遷，後來又幾經折騰，元氣大傷；像季羨林先生這樣經曆了近百年歲月的學者，個人遭遇與所處時代緊密關聯，不失為洞窺中國知識分子群體命運與精神曆程的典型人物。

有學者給季羨林先生作傳，為他的一生提煉出八個字——“清華其神，北大其魂”,將他看作清華、北大兩所著名學府的精神象征。還有人認為，季羨林是北大精神亦即五四精神的代表人物。

1946年，時年35歲的季羨林從德國歸來。陳寅恪先生把他推薦給了當時的北大校長胡適、代理校長傅斯年及文學院長湯用彤，先是按慣例擔任副教授一職，約一周後即轉為正教授並兼任東方語言學係的係主任，如此破格“升遷”實為當時所僅見。其後，季羨林在北大度過了三年“畢生難忘的歲月”。

在這期間，由於工作和學術上的關係，季羨林和胡適之過從甚密，常有當麵交流請益的機會。1999年，季羨林訪問台灣，專程前往拜謁胡適的陵墓。他後來回憶道：“我現在站在適之先生墓前，鞠躬之後，悲從中來，心內思潮洶湧，如驚濤駭浪，眼淚自然流出。杜甫有詩：‘焉知二十載，重上君子堂。’我現在是‘焉知五十載，躬親掃陵墓’。此時，我的心情也是不足為外人道也。”又說：“我自己已經到望九之年，距離適之先生所呆的黃泉或者天堂樂園，隻差幾步之遙了。回憶自己八十多年的坎坷又順利的一生，真如一部二十四史，不知從何處說起了。”看來，彼時彼刻的季羨林心情萬分複雜，欲言又止。

季老內心的秘密並不難解讀。1949年以後，季羨林主持的北大東語係雖然一度十分紅火，然而隨著社會激**，多位知識分子先後遭遇“華蓋運”,運動一個接著一個，批完俞平伯批胡適，最後批到了對他一生影響至深的陳寅恪頭上。在一係列批鬥麵前，季羨林保持沉默(必須說，這在當時已屬非常不易之舉),“始終沒有參加到這一場鬧劇式的大合唱中去”。晚年憶及，他說：“想到我沒有出賣我的良心，差堪**，能夠對得起老師的在天之靈了。”但是，僅僅保持沉默而不能為這些他所熟悉的師長們辯白，這不能不讓他感到有所愧疚。這大概就是他站在胡適墓前，感到自己的心情“不足為外人道也”的一個緣故。

保持沉默，既是不妥協，卻也是一種容忍的態度。季老的後半生，基本上就是在這樣的心態下走過的——在頻繁的“政治運動”麵前如此，對發生於身邊的人事亦如此。比如“藏畫盜賣風波”,季老事前並非不知情，後來也稱“丟畫兩三年了”,可他剛開始並不願積極尋求答案；對於“身邊人”的一些“小動作”,他甚至有時還刻意裝作沒看見。

季老曾經這麽說：“對待一切善良的人，不管是家屬，還是朋友，都應該有一個兩字箴言：一曰真，二曰忍。真者，以真情實意相待，不允許弄虛作假；對待壞人，則另當別論。忍者，相互容忍也。”毫無疑問，容忍精神確乎季老所踐行的一大人生哲學。

季羨林先生早年求學於清華，後赴德國哥廷根大學留學，回國後又在北大教書數十載，清華、北大的人文精神自然在他大腦裏留下了深深的印痕。但這幾所大學對他人格和精神的影響究竟有多大，三言兩語恐怕說不清楚。不過季老曾講過，自己一生中碰到了六位對他有教導之恩或者知遇之恩的恩師：在國外的有兩個人，即他的博士論文導師瓦爾德施米特教授和教吐火羅語的老師西克教授；在國內的有四個人，即馮友蘭、胡適之、湯用彤和陳寅恪。概而論之，國外兩位恩師對季羨林的學術研究幫助最大，馮友蘭、湯用彤是在關鍵時刻(留學和到北大任教)對他有提攜之恩，而對他的治學方式和人格精神均具深刻影響的，則非陳寅恪和胡適之莫屬。

陳寅恪先生是季羨林學術和人生道路上一個舉足輕重的榜樣人物。由於在清華期間旁聽了陳寅恪的“佛經翻譯文學”,季羨林在德國留學時才會動了主修梵文課的念頭。(值得一提的是，季羨林在德國留學時的導師瓦爾德施米特也是陳寅恪的導師亨利希·呂德斯的嫡傳弟子，二人為柏林大學的同學)季羨林在《回憶陳寅恪先生》中寫道：“寅恪師這種學風，影響了我的一生。如果沒有他的影響的話，我不會走上現在走的這一條治學的道路，也同樣是來不了北大。”正因如此，陳寅恪所汲汲追求的“獨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不可能不對季羨林產生人格感召作用。

季羨林得以在北大展開學術和教書之旅，也和時任北大校長胡適的大力提攜不無關係。胡適對季羨林的學術水平頗為欣賞，直至晚年還曾評價：做學問應該像北京大學的季羨林那樣——這讓季羨林“知己之感，油然而生"。北大期間，在這位大學者麵前，季羨林“經常如坐春風中”,胡適之的人格魅力，也為季羨林所津津樂道。胡適曾雲：“爭你們個人的自由，便是為國家爭自由!爭你們自己的人格，便是為國家爭人格!”晚年胡適又說：“容忍比自由更重要。”於追求自由的同時保持容忍的精神，這也正是季羨林重要的人生寫照。

但總的來說，這種容忍精神超越了季羨林對自由精神的追求。這乃時代使然，也是個性使然——卻不知這和季羨林平生致力於佛學研究有無關係。當然，季羨林總是在容忍，有時候卻也遏製不住對獨立人格和自由精神的追求。在動**年代，他對批判知識分子的行為保持沉默，對加諸自己頭上的不公平待遇保持沉默；到了晚年，當曆史的教訓逐漸為人們所遺忘，他勇敢地站了出來，憤然寫出《牛棚雜憶》,對那段曆史進行了深刻反思。還有，季老晚年對戴在自己頭上那些莫名其妙的高帽表示極度反感，多次提出要還自己“一個自由自在身”,這同樣是出於一個知識分子對時代的清醒認識。

這或者還表明，季羨林先生從來就沒有忘卻前輩學者、師長們的教誨，不敢丟掉清華、北大知識分子的優秀傳統。隻是出於時代和個性緣故，他更多是以一種容忍的姿態走完自己的一生。還應當指出，季老本人對這種容忍精神並非持悲觀態度，甚而含有積極主動的意味。大概季老總是相信“這個世界會好的”,所以對於社會天翻地覆以及個人榮辱起伏，方才能夠保持一種寬容和忍耐的樂觀精神。而這恰和胡適之先生晚年提出的“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的思想內涵，在一定程度上不謀而合，真是何其巧也。

“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一語見諸胡適發表於1959年的《容忍與自由》一文(台北，《自由中國》半月刊第20卷第6期),原話乃他的老師布爾教授所講過的一句話：“我年紀越大，越感覺到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胡適接著表述：“有時我竟覺得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沒有容忍就沒有自由。”他還指出：“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我們若想別人容忍諒解我們的見解，我們必須先養成能夠容忍諒解別人的見解的度量。”

季羨林所持容忍精神的境界，或沒有達到胡適先生所言的地步。他隻是在單方麵地容忍時代加諸個人身上的種種不幸，同時期待著，這種容忍最終能夠等到和換來社會的進步。就此而言，季羨林先生的容忍精神客觀上多少有些消極和無奈，而其積極的一麵在於，這表達了他的一種心聲：對這個時代多一些容忍和耐心，社會總會朝著更好的方向漸進發展。說到底，這種容忍精神是一種溫和的改良主義。這就是季老留給這個世界一筆重要的精神遺產。

季羨林生平簡介

1923年，考入濟南正誼中學。

1930年，考入清華大學西洋係，師從吳宓、葉公超，學東西詩比較、英文、梵文；選修陳寅恪的佛經翻譯文學、朱光潛的文藝心理學、俞平伯的唐宋詩詞、朱自清的陶淵明詩。

1934年獲得清華大學文學學士學位，任山東濟南中學高中語文教師。1935年，被德國哥廷根大學錄取，師從印度學、梵語學家恩斯特·瓦爾德施米特學梵文、巴利文和佛學。

1937年，開始兼任哥廷根大學漢學係講師。

1941年，獲博士學位。從艾密爾·西克學吐火羅語、《十王子傳》《大疏》《梨俱吠陀》。

1946年，回國，任教於北京大學，兼任東方語言文學係主任，時為北大曆史上最年輕的正教授。

1949年後積極參與各種社會活動，參加教授會的組織和領導工作，擔任北京大學工會主席。

1956年，被任命為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1965年秋，在京郊南口村任該村社教隊副隊長，分管整黨工作。

1966年“文革”初期，未被打倒，屬於逍遙派。

1967年夏秋之交，加入周培源等為首反對聶元梓新北大公社的北大造反派組織井岡山兵團，被推選為東語係勤務員。同年11月30日深夜被抄家，找到“反革命”證據，被打倒。

1968年春，在北大勞動改造。5月4日，在煤廠大批鬥。次日與一百多個“黑幫分子”被拉往十三陵附近的北大分校勞動改造。不久關入牛棚。1969年春節前，半解放，回家。同年在延慶新華營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1970年春節回校，擔任門房工作。

1973年-1977年翻譯完成《羅摩衍那》。

1978年複出，續任北京大學東方語言文學係主任，並被任命為北京大學副校長、北京大學南亞研究所所長。

1984年任北京大學南亞東南亞研究所所長。

1999年，應聖嚴法師之邀，赴台訪問，並祭拜胡適墓園，撰寫《站在胡適之先生墓前》一文。

2003年起，因病入住301醫院。

2004年，由中華民族文化促進會主辦，2004(甲申)年9月在北京舉行"2004文化高峰論壇"上，許嘉璐、季羨林、任繼愈、楊振寧、王蒙(作家)五位發起人領銜、七十二名文化人士共同簽署的《甲申文化宣言》於會後發布。該宣言強調全球化日益深化的情況下文化多樣性共存的必要性以及文化交流的平等權利。

2008年1月，季羨林獲印度公民榮譽獎。2009年7月11日上午9時，病逝於301醫院，享年98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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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學是學術的聖殿，是科學家與學者的搖籃。從“新人口論"的提出，到牛胰島素的首次人工全合成；從我國第一台百萬次電子數字計算機的設計，到漢字信息處理與印刷革命；從印度史詩《羅摩衍那》的翻譯，到微分動力係統穩定性研究榮獲國家自然科學一等獎，北大開辟的是一條奮進之路。2000年，北大納米中心“長江學者”彭練矛研究組發現了0.33nm級別的單壁碳納米管，突破了日本科學家所給出的理論極限。這一成果與北大承擔的國家空間信息基礎設施關鍵技術研究一起，雙雙入選2000年“高校十大科技進展”,北大是唯——所有兩項成果入選的學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