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課 北京大學名人榜——胡適

胡適(1891-1962),祖籍安徽省徽州，生於上海大東門外。他原名洪驊、嗣糜，因讀嚴複翻譯的《天演論》而改名適，字適之。

1910年，胡適考取官費留美學生資格，進入康奈爾大學讀書。初學農學，後轉入文學院，1915年又到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哲學係師從著名哲學家杜威攻讀博士學位。

1917年回國後，胡適在《新青年》雜誌上發表《文學改良芻議》一文，主張用白話文取代文言文，掀起了轟轟烈烈的白話文運動。他提出了一係列嶄新的文學觀念，這一運動不僅推動了中國文化向現代階段的發展，而且對促進民族意識的覺醒、促進民族思維方式的轉變起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五四運動爆發後，知識界出現了研究評價中國文化的新思潮，胡適在評估中華文明的同時也進行著“整理國故”的工作，既有對中國文化史的研究，也有大量對文獻的考證、訓詁、校勘等工作，並提出了後來廣為流傳的治學方法“十字真言”:“大膽的假設，小心地求證。”

1917年暑假後，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請胡適到北京大學做教授。蔡元培雖然提出了“兼容並包”的辦學方針，但實際上北京大學的學術氣氛仍然籠罩在保守勢力下。好多人對於從國外留學回來，特別是對於倡導白話文運動的胡適抱著極大的懷疑態度，甚至是瞧不起的。講授中國古代文學史和文字學、音韻學等課程的劉師培、黃侃等人，在教員中、學校內造成一種氣氛，總是對新派的學人和學說極盡非議和輕蔑之能事。

胡適的白話詩中有“黃蝴蝶，雙雙飛上天”的句子，黃侃等人就把胡適稱為“黃蝴蝶”。那時桐城派古文已經衰微，代之而起的是章太炎一派的魏晉文。黃侃自命為風流人物，玩世不恭，北京大學有許多真真假假的關於他的逸聞軼事。比如說，他在北京住在吳承仕的一所房子中，他倆本來都是章太炎的學生，是很好的朋友，後來不知怎麽鬧翻了。

吳承仕叫他搬家，他在搬家的時候，爬到房梁上寫了一行大字：“天下

第一凶宅"。又傳說，他在堂上講課，講到一個要緊的地方，就說這裏有個秘密，靠北京大學這幾百塊錢的薪水，我還不能講，你們要我講，得另外請我吃飯。還傳說，黃侃有個學生，在同和居請客，他聽見黃侃在隔壁一個房間說話就趕緊過去問好，不料黃侃對他批評起來。這個學生請的客人已經到齊了，黃侃還不讓他走。這個學生心生一計，就把飯館的人叫來交代說，今天黃先生在這裏請客，無論花多少錢都記在我的賬上。黃侃一聽，就對那個學生說，好了，你走吧。

胡適麵對這樣的保守勢力毫不示弱，他講授的中國哲學史課吸引了大量的具有深厚舊學根底的學生去選聽，形成了能夠與舊派人物抗衡的氣勢。起初學生傅斯年和胡適的關係是有點對立的。傅斯年原是北京大學國文部的學生，他在文史哲方麵具有深厚根底，本來是黃侃的得意門生。他才華橫溢，知識淵博，對於留美歸來的胡適居然講授中國哲學史課，是以輕蔑的態度來看待的。但是，和他同住的顧頡剛聽了胡適講的哲學史大綱課後，感到非常滿意，就拉傅斯年也去聽課。傅斯年也同樣感到非常滿意，後來漸漸服膺胡適等新派人物的主張。

在這之前，陳獨秀、胡適早已知道傅斯年是黃侃的得意門生。有一次國文部的學生上書陳獨秀要驅走一位教師，這篇文章寫得很好。學生說是傅斯年所寫，陳獨秀則認為一定是另有教授在背後支使。他把傅斯年叫來，當麵命題，令其應度。傅斯年把文章寫成後，很得陳獨秀、胡適的賞識。

當傅斯年從黃門轉到陳獨秀、胡適的門下時，他們經過縝密的觀察，才深信他的這一轉變確乎是出於思想的轉變。傅斯年、羅家倫就成為學生中新派的代表人物，由他們主編的《新潮》雜誌得到了魯迅、周作人等人的支持，與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成為“五四”時期傳播新思潮最風行的刊物。胡適、傅斯年兩人逐漸突破了師生關係，而成為交誼至深的師友關係。20世紀30年代初期，胡適、傅斯年、翁文灝、丁文江、蔣廷敝等人共同主辦《獨立評論》雜誌，所需費用全由他們個人出資支付，刊物隨時發表他們的學術觀點和政治觀點。

在清華大學上學期間，季羨林就認識了胡適，聽過他做的演講。那是在1932年10月3日，胡適講的題目是《文化衝突的問題》。胡適說中國文明是唯物的，不能勝過物質環境。西洋文明是精神的，能夠勝過物質環境。普通所謂西洋物質，東洋精神是錯的。西洋文明侵入中國，有的被接受了，有的不被接受，是部分的衝突。

中國雖然享受西洋文明，但是總覺得自己背後的精神文明可以自傲，老是覺著自己足夠好，其實並不是這樣。這次講演胡適的態度、聲音都是很好的，但季羨林覺得他為時間所限，帽子太大，匆匆收場，沒有深入進去。對胡適的感覺是覺得他淺，無論讀他的文字還是聽他的演說都是這樣。但是他也承認胡適的眼光遠大，常常能站在時代的前麵。《新月》雜誌上載有胡適的《四十自述·我怎樣到外國去》,季羨林讀了以後，才知道他做學生的時候，家境也是很拮據的。

抗日戰爭爆發後，胡適做了駐美大使。他在美國的一些外交活動，國民黨政府許多上層人物是不滿的。後來蔣介石便派宋子文去美國做特使，致使大使的職權被剝奪了大半。

抗日戰爭勝利後，宋子文任行政院長，把原任北京大學校長的蔣夢麟也拉進了行政院。教育部公布胡適擔任北京大學校長。胡適雖早已卸任駐美大使，但仍留居美國紐約，在華美協進社作學術研究。教育部在公布胡適擔任北京大學校長的同時，也公布傅斯年擔任代校長。傅斯年代理校長時，向人們表示隻做代理校長，等到胡適回國之日，就順利地把校長職務交予胡先生。

蔣夢麟於1930年12月來北大走馬上任，除校長一職外還兼任文學院長。因為實在忙不過來，蔣夢麟幾次懇請胡適出任文學院院長，胡適再三推卻不了，最後隻得答應，遂從這時起擔任北大文學院院長兼中國文學係主任。胡適還是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的董事，他利用這層關係極力為北大化緣拉讚助，由中基會與北大每年各出20萬元作為合作特別款項，專門設立研究講座、聘請專任教授及購置圖書儀器之用。不過，因為他主持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下屬“編譯委員會”的工作，所以向蔣夢麟校長聲明他不在北大領取薪俸。

除了胡適任文學院院長，北大還聘請周炳琳任法學院院長，劉樹杞任理學院院長，這樣就組成了一校之長下麵新的“三駕馬車”。蔣夢麟和胡適他們以“中興北大”為己任，將原來的文、理、法三科升級為“院”,將原先的校評議會改設為校務委員會，並提出了十六個字的辦學方針：教授治學，學生求學，職員治事，校長治校。

名校有賴於名師，一個學校辦得好不好在很大程度上要看其師資力量是否雄厚。胡適、周炳琳、劉樹杞，加上出自北大、關心北大的傅斯年，分別利用各自的關係和影響為北大聘請了許多出類拔萃、國內一流的專家學者。首批入選的“研究教授”人數就達15名，他們是：丁文江、李四光、王守競、汪敬熙、曾昭掄、馮祖荀、許驤(以上為理學院，院長劉樹杞也為“研究教授”);周作人、湯用彤、陳受頤、劉複、徐誌摩(以上為文學院);劉誌揚、趙乃搏(以上為法學院)。

“研究教授”職位是胡適創立的，待遇比一般教授高出四分之一，授課時數亦比一般教授少。出於中興北大的需要，同時也出於對徐誌摩的同情與幫助，他聘請徐誌摩到北京大學任研究教授。徐誌摩是詩人，但不是學者，教書也隻是玩票，所以接到胡適的聘請後不免“自視闕然，覺得愧不敢當”。胡適雖然也覺得“誌摩之與選，也頗勉強。但平心論之，文學一門中，誌摩當然可與此選。”這樣，徐誌摩就名列在了北大與中基會合作研究特款顧問委員會第一次聘請的15位研究教授之中，時間為1931年8月5日。

徐誌摩到北平後，就住在胡適家裏。那是坐落於米糧庫胡同四號的一所小洋樓，進門有一個稱為“百鬆園”的長方形的小院子，顧名思義有許多鬆樹。胡適將樓上一大間向陽的房子讓給徐誌摩住，徐誌摩在這裏備課，寫詩，寫信，每天下午由羅爾綱陪著到北海公園散散步，權當休息。胡適的夫人江冬秀酷愛方城之戲，胡家晚上常有人來打麻將，但徐誌摩從不參與。

亞東圖書館標點重印《醒世姻緣》,請胡適作序，但胡適因為沒有考證出作者“西周生”究竟是誰，所以拖了六七年序言一直未寫。胡適有意與徐誌摩合作，由徐誌摩對這部小說做文學的批評，由他做曆史的考據，所以便利用徐誌摩住在他家裏的機會，把這位作詩的詩人在小樓上“關”了四天，“逼”徐誌摩寫了一篇《醒世姻緣》的長序，足有九千字，是徐誌摩生平最長、最謹嚴的議論文字。

胡適這時擔任北大文學院院長。錢穆雖無大學學曆卻有大學問，雖僅為燕京大學講師，卻有驚世文章令學界矚目。胡適本人是“海歸”教授，擁有的博士頭銜多達三十餘個，但他重學曆而不唯學曆，根據“不拘一格用人才”的原則，聘任錢穆為北京大學副教授。錢穆被燕大解聘之後，意外地得到了北大的聘書，而且由講師升為副教授，自然喜出望外，對胡適滿懷感激之心。

胡適繼承蔡元培開創的“思想自由”“兼容並包”傳統，努力在北大營造學術上切磋辯論的氛圍，教授們各抒己見，學生們各取所需。這既給了教授們壓力，也給了教授們動力。錢穆在北大講授《中國上古史》《秦漢史》《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他感覺到“在北大上課，幾於登辯論場”。錢穆還開了一門《中國政治製度史》的選修課。法學院院長周炳琳讓政治係的全體學生都選修這門課，影響之大可想而知。

胡適早就主張北大應注重於提高，向研究院方向發展。後來又進一步主張“為國家打長久算盤，注重國家的基本需要，不必亟亟圖謀適應眼前的需要"。在他看來，“我們所應提倡的，似仍在社會不注意的純粹理論科學及領袖人才的方麵。中央研究院、北大、中基會一類的機關此時還應該繼續注重為國家培養基本需要的人才，不必趕在人前麵去求眼前的‘實用’。無用之用，知之者希。若吾輩不圖，國家將來必蒙其禍。”

在成為學校的一名主要決策者以後，他的這個設想逐步得以實行，“北大以研究高深學術，養成專門人才，陶融健全品格為職誌”,成了北大中興的指導思想與重要目的之一。

關於北大研究院的設想，最早脫胎於當年胡適等人擬定的《北京大學大學院規程草案》,但限於條件一直未能實現。1932年北大正式成立了研究院，院長由校長兼任。研究院下設文史、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三個部，後改為文科、理科、法科三個研究所，分別由文、理、法三個學院的院長兼任主任。研究院的成立與逐步擴大，為本科畢業的學生繼續深造、開展學術研究提供了平台，許多青年學子經過進一步深造成長為各方麵的專家。

胡適本人除擔任文學院院長以外，還先後在文學院六個學係中兼任過五個學係的主任，即哲學係主任、外國文學係主任、英國文學係主任、中國文學係主任、教育係主任。文科研究所主任一職自然也非胡適莫屬。出版、財務、圖書館乃至學生事務等委員會的委員名單中更少不了他這位名人名教授名學者。他每天處理校務十分繁忙，除春節外很少回家用晚餐，多是在外麵應酬。晚十一點歸家並不休息，還要鑽進書房工作到淩晨兩點。胡適自己說：“隻有夜深人靜伏案治學之時，始感覺人生最愉快的境界。”盡管校務工作繁忙，但胡適仍堅持在教學第一線教書育人。

20世紀30年代前一半時間，即從1931年至1936年，在北大曆史上是一個“中興”的時期。胡適在回憶這一時期時動情地說：“我們在那個時候，都感覺一種新的興奮，都打定主意，不顧一切，要努力把這個學校辦好，努力給北大打下一個堅實可靠的基礎。所以北大在那最初六年的國難之中，工作最勤，從沒有間斷。現在的地質館，圖書館，女生宿舍都是那個時期裏建築的。現在北大的許多白發教授，都是那個時期埋頭苦幹的少壯教授。”

胡適為北大的中興立下了汗馬功勞，被公認為是中興北大的有功之人。

北京大學小百科

1917年，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學校長，他“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並包主義",對北京大學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促進了思想解放和學術繁榮。陳獨秀、李大釗、毛澤東以及魯迅、胡適等一批傑出人才都曾在北京大學任職或任教。

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北京大學與清華大學、南開大學南遷長沙，共同組成長沙臨時大學。不久，臨時大學又遷到昆明，改稱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抗日戰爭勝利後，北京大學於1946年10月在北平複學。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全國高校於1952年進行院係調整，北京大學成為一所以文理基礎教學和研究為主的綜合性大學，為國家培養了大批人才。

據不完全統計，北京大學的校友和教師有四百多位兩院院士，中國人文社科界相當多有影響的人士也出自北京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