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波助瀾蓄異誌
楊國忠與安祿山都是天寶年間的新貴,一起受到了玄宗的寵遇。然而,楊國忠發跡的起步,比安祿山要晚。當楊國忠還沒有擔任高官要職時,安祿山便在天寶元年(742)正月即升任平盧節度使,接著又兼任範陽節度使、河北采訪使、加禦史大夫,稍後又兼河東節度使,天寶九年(750)一躍即被封為東平郡王。
楊國忠是依靠外戚的關係,但遲至天寶七年(748)始遷給事中,兼禦史中丞,專判度支事,才“恩幸日隆”。肥胖的安祿山上下宮殿的石階時,身為禦史中丞的楊國忠還親自攙扶過,這不僅沒有討好他,相反被安祿山所輕視。
安祿山本是李林甫的黨羽,李林甫死後,楊國忠曾設法拉攏過他。所謂李林甫與阿布思串通謀叛的案子,就是楊國忠派人叫安祿山誣告並提供證人的。
可是,安祿山並非一個簡單的人物,他握有重兵坐鎮東北。以前之所以成為李林甫黨羽,是由於“李林甫狡猾逾己,故畏服之”。楊國忠任相後,本來並非沒有爭取甚至製伏安綠山的可能,但他無論在威望或政治手腕上,遠不如李林甫高明。
楊國忠隻能算是一個十分平庸的封建官僚政客,故安祿山“視之蔑如也”。楊國忠既然不能製伏安祿山,於是隻好采取下策,在清除李林甫在朝廷的勢力之後,立即向玄宗“屢言祿山有反狀”,想借玄宗之手來除掉安祿山。
另一方麵,又奏請讓隴右節度使哥舒翰兼河西節度使,哥舒翰素與安祿山、安思順不和,楊國忠想利用他們之間的矛盾,厚結哥舒翰,增強其實力,以共同對付安祿山。這樣,楊國忠與安祿山之間的矛盾就日趨尖銳起來。
起初,玄宗並不怎麽相信楊國忠所說安祿山將造反的話。但是,楊國忠一再堅持說“祿山必反”,還對玄宗說:“陛下試召之,必不來。”玄宗遂召安祿山翌年正月來朝。誰料,天寶十三年(754)正月,安祿山居然聞命來朝。
原來,這時安祿山謀反的條件還沒有成熟,一切準備還不充分,他不想過早地暴露自己的政治企圖。因此,在策略上還需要麻痹玄宗君臣,使其無備。
另一方麵,安祿山看到玄宗一向寵信自己,自己又沒有什麽謀叛的證據落在楊國忠之手,隻要自己應付得當,估計還可繼續得到玄宗的寵信。再說,安祿山早已在朝廷中安插了耳目,向他密報了玄宗和楊國忠召他入朝的意圖。
因此,安祿山朝見玄宗,對楊國忠之流來說卻是出乎意料的。安祿山一到臨潼華清宮麵拜玄宗時就哭著說:“臣本胡人,陛下寵擢至此,為國忠所疾,臣死無日矣!"玄宗居然憐憫起安祿山來,一麵百般進行撫慰,一麵賞賜巨萬,繼續用恩寵來籠絡他。
由於這次安祿山用自己的實際行動使楊國忠的預言失靈,結果反而使人感到這似乎是楊國忠有意在陷害安祿山。從此,玄宗“益親信祿山”,而楊國忠的話“不能入矣”。當時,太子李亨根據自己的觀察也言安祿山必反,可是玄宗照樣置若罔聞。
那麽,是不是楊國忠的話沒有事實根據,安祿山果真沒有謀叛的意圖呢?不是!安祿山自擔任高級將領開始即懷有一定的野心,隻是這種野心有一個由小而大的變化過程,至於他想徹底叛唐,則是後來逐步發展的結果。
開始時,安祿山以“愚忠”的麵目向玄宗、楊貴妃大獻殷勤,想得到玄宗的寵信,成為坐鎮東北邊鎮的節將,這一目的,他經過幾年的努力終於實現了,從一個邊鎮的小軍官,一躍而為兼領三鎮的節度使,一個手握重兵威震一方的邊鎮統帥。
因為玄宗的處置失當,一味怙寵,安祿山的胃口也越來越大,他想進一步擠身中央政府,擔任宰相重任。
天寶十年(751),那位背棄李林甫,投靠楊國忠的政客吉溫,目睹安祿山勢力漸大,暗中又去投靠了安祿山,兩人稱兄道弟,關係十分密切。他摸透了安祿山的政治野心,給他出主意說,李右丞相(李林甫)雖以時事親三兄(指安祿山),必不肯以兄為相;溫雖蒙驅使,終不得超擢。兄若薦溫於上,溫即奏兄堪大任,共排林甫出之,為相必矣。
安祿山聽了非常興奮,於是“數稱(吉)溫才於上”,而玄宗也把過去說過的不能重用吉溫的話忘得一幹二淨,安祿山領河東節度使,便推薦古溫為節度副使、知留後,以另一親信大理寺直張通儒為留後判官,“河東事悉以委之”。
或許,這時的安祿山看見李林甫年老多病,行將離開人世,才敢提出這種要求,其目的是想在李林甫之後繼任為宰相。邊帥繼任為宰相,是玄宗在開元以來長期的慣用做法。因此,安祿山認為自己任相的機會也是存在的。後來吉溫改魏郡太守。楊國總擔任宰相後,調任他為禦史中丞,充京畿、關內道采訪使等要職。
但楊國忠不了解吉溫早已和安祿山相勾結,還把他視為自己的黨羽。吉溫在擔任新的官職前,親到範陽向安祿山話別,安祿山命兒子安慶緒送出境外,還親為吉溫“控馬出驛數十步”。吉溫到長安後,便成為安祿山在朝廷的又一高級坐探,“凡朝廷動靜,輒報祿山,信宿而達”。
然而,想當宰相重任,畢竟不像弄個節度使的官職那麽容易。再說,玄宗皇帝春秋已高,壽命也不會太長,而未來的君王太子李亨,安祿山又曾故意“不拜”得罪過,安鬆山心中“頗內懼”。何況朝廷中還有一位咄咄逼人的對手楊國忠,李林甫如果死後,朝廷將會發生怎樣的變化,一時吉凶難卜,不好估計,對此,安祿山不能不加考慮。如果宰相的重職到手,那麽事情就好辦得多,隻是要做到這一點並不容易。
另一方麵,安祿山看到自己所直接控製的三鎮兵力將近二十萬,幾乎占了全國兵力的三分之一;而他多次入朝,親眼看到關中、中原地區“武備墮弛”,對唐王朝“內輕外重”尾大不掉的軍事形勢和中央集權削弱的情況了如指掌,遂“有輕中國之心”,萌生走舉兵作亂以遂其政治野心的邪念。
安祿山的部下孔目官嚴莊和掌書記高尚,也“為之解圖讖”,一再煽動叛唐,“勸之作亂”。安祿山更為之心動,積極進行準備。於是乎,安祿山在其所統轄的地區內,大肆招兵買馬,擴充實力。
要進行招兵買馬,並不需要找借口或掩飾,因為唐天寶年間的節度使,特別是兼了采訪使之後,享有籌集軍賦、招募兵員,乃至任命幕府、屬吏等方麵的權力,而這一切大權,又都是玄宗本人所授予的。
安祿山首先豢養了同羅、奚、契丹的降卒八千餘人,稱為“曳落河”,即蕃語“壯士”的意思。又選家童教弓矢者(武教頭)百餘人,皆驍勇善戰。這些都是他的貼身保鏢和隨從禁衛,也是作戰時的精銳部隊。安祿山推以恩信,“厚其所給”,因而“皆感恩竭誠,一以當百”。
為了籌集軍備,安祿山在範陽築雄武城。“外示禦寇,內貯兵器。”還在天寶六年(747)時,安祿山即築過一次雄武城,可能是因王忠嗣的彈劾,而暫時作罷。到了天寶十年(751)以後,時機成熟,安祿山複又興役築城。還畜養了精壯習戰的高頭大馬數萬匹。牛羊五百餘頭。這些戰馬,都是安祿山利用一批商胡從北方少數民族產馬地區選購來的。
另一方麵,安祿山還通過這些商胡,暗中代理他“詣諸道販鬻”,購置軍需物資,每年要支出“珍貨數百萬”。這些商胡每次來見。安祿山總是“胡服坐重床,燒香列珍寶,令百胡侍左右,群胡羅拜於下,邀福於天”,儼然以少數民族的土皇帝自居。
在組織方麵,安祿山長期來用各種辦法羅致了一大批文武人才,供自己壯大實力之用。如文人高尚、嚴莊、張通儒、李廷望(又作李庭望、李廷堅)、平洌、安史魚、獨孤問俗等為幕僚,幫他出謀劃策;安太清、安守忠、李歸仁、孫孝哲、蔡希德、牛庭瑜(一作牛廷瑜)、向潤容(一作向潤客)、高邈、李欽湊、李立節、崔乾祐、尹子奇、何千年、武令詢、能元皓、田乾真、田承嗣、阿史那承慶等拔於行伍,署為將帥。安祿山以高尚、嚴莊、張通儒及將軍孫孝哲為心腹,密議叛唐事宜,其餘文人、武將則分別成為他的爪牙。
在這些心腹爪牙中,既有許多胡人,也有不少漢人;既有武將,又有文人。可以確知的,如孫孝哲是契丹人,阿史那承慶是突厥人。還有安太清、安守誌、獨孤問俗等都可能是北方少數民族人。另一方麵,安祿山又以少數民族首領的身份,利用民族矛盾,挑撥他們反唐,以便自己從中取利。
不過,投在安祿山麾下為其效命的漢人武夫或文吏數量也不少,其中有些人都很有才幹,安祿山親自加以提拔。如田承嗣,為盧龍小校,安祿山擢升為前鋒兵馬使,治軍甚嚴。
有一大雪天,安祿山巡視諸軍,至田承嗣營寨,寂若無人,入閱士卒,無一人不在,因而安祿山對他十分器重。又如安祿山的主要謀士高尚(典箋奏)、嚴莊(治簿書,即負責理財)和張通儒,都是封建士大夫出身。高尚還是一個“頗有辭學”的文人,張通儒據說是唐初以典廄牧出名的張萬歲的後裔。
為什麽這些封建文人會願意背叛朝廷,去為一個蕃將賣命呢?這又與天寶時朝政的腐敗及上層統治集團內部矛盾的尖銳有著極大關係。
李林甫和楊國忠以宰相重位執政以後,不斷排斥異己,使統治集團內都不斷分裂,失去人心,統治的社會基礎越來越狹小。玄宗時科舉製度雖發達,然而由於李林甫、楊國忠之流竭力排斥文士,因而使一些本來胸懷抱負,想效命王朝的士大夫,很難登進仕路,或雖出任官吏但很難嶄露頭角。一方麵,由於唐代的邊鎮節度使,皆有辟署幕府屬吏的權力,而且待遇一般也不低。這樣,一些不得誌的士大夫紛紛流向邊鎮節度使下謀職,這是當時頗為普遍的現象。
當然,不是所有流向邊鎮的士大夫,都是唐王朝的離經叛道者。但這些人才流向邊鎮,與天寶年間朝政的腐敗有著密切的關係,則是毫無疑問的。
安祿山遇著這些人參與謀議,就如虎添翼。如高尚,本名不危,範陽郡的雍奴縣(天寶元年更名武清縣)人,頗有才學,曾“薄遊河朔,貧困不得誌”,常歎道:“高不危當舉大事而死,豈能齧草根求活邪!”成為安祿山的高級幕僚後竭力為其效命,故能“出入臥內”,備受重用。
據史載,安祿山叛唐,主要是由高尚、嚴莊之流煽動起來的,這雖然有誇大之處,但他們對安祿山的叛唐確實有重要影響。因為安祿山是個武夫,缺乏政治上的遠見卓識。其謀叛的組織部署、出兵的口號和策略,發動叛亂時機的選擇等,無疑是這些“有才能”的文武幕僚為安祿山出謀劃策的。
李林甫死後,安祿山曾與楊國忠合作過一次,派了原阿布思部落的降將至朝廷,證實李林甫確與阿布思“約為父子”。但安祿山這次與楊國忠卻是同床異夢,各有所圖。楊國忠意在李林甫,而安祿山則在阿布思。阿布思手下有一批同羅的精兵悍將,在朔方地區頗為出名。安祿山一直想吞並這支部隊。
天寶十年(751)秋天,安祿山率兵六萬擊契丹,結果慘敗,不僅士兵死傷殆盡,就是安祿山本人也被亂箭射中坐鞍,折斷簪冠,連腳上穿的鞋子也丟了。後隻帶領二十餘騎狼狽不堪地逃回平盧,史思明拚死相救,方免一死。
安祿山為報這一次失敗之仇,第二年三月,又發蕃、漢步騎二十萬進攻契丹。借此機會他向玄宗奏請派朔方節度副使阿布思率同同羅數萬精兵,協同作戰。
阿布思素有才略,不甘居於安祿山之下,兩人一向不和。阿布思深知安祿山這次包藏禍心,“恐為祿山所害”,因此不肯發兵。他對朔方節度留後張肺說,張肺不同意,阿布思別無辦法,隻好率部逃歸漠北。
顯然,阿布思的叛唐,其原因本與安祿山有關。當楊國忠要他出麵誣告時,安祿山正中下懷,遂對阿布思投井下石。後來阿布思被回紇擊破,安祿山乘機招誘其部將散卒,大大增強了自己部隊的實力,史載,從此“祿山精兵,天下莫及”。這是安祿山招兵買馬、擴充軍力以來最為得意的一著棋,對他而後的叛亂行動起著重要作用。
史稱安祿山叛唐,還為楊貴妃姐妹的美貌而動了心,如果這是因素之一,那也是極其次要,甚至不值得一提的因素。若僅為一兩個美女而興兵謀亂,未免太“天方夜譚”了。驅使安祿山謀叛的根本原因主要是他那欲壑難填的政治野心,同時還有著統治集團內部矛盾尖銳、中央集權削弱、吏治腐敗以及範陽、平盧等地區民族關係緊張等複雜的社會原因。
唐玄宗對於長期來兵權內輕外重的後果早已看到了,安祿山蠢蠢欲動,他也不會不了解。然而,禍患已久,覺得唯一的辦法隻有穩住局麵,不讓矛盾迅速激化。他還是想用示以恩寵的辦法,去消弭或者延緩事變的發生,他希望至少將眼下暫時太平的現狀拖到自己離世以後。玄宗正是抱著無可奈何、心存僥幸的心理來進行應付的。
對於這種僥幸,玄宗似乎抱有很大的希望。當時的節度使,特別是西北地區的鎮將,多數還是忠於自己的,所以玄宗覺得應該而且可以依靠西北的邊帥勢力來牽製安祿山。隴右節度使哥舒翰與安祿山、安思順不和,玄宗是了解的,但是,他們是否會聯合起來對付自己,還缺乏足夠的把握,他想考驗一下他們之間的關係。
天寶十一年(752)冬,哥舒翰與安祿山、安思順同時至京師長安,玄宗要高力士在城東設宴調解他們之間的關係,使約為兄弟和解之。
席上,安祿山對哥舒翰說:“我父胡,母突厥,公父突厥,母胡,族類頗同,何得不相親?”安祿山想乘此機會拉攏哥舒翰。可是,哥舒翰回答說:“古人雲,狐向窟嗥不祥,為其忘本故也,兄苟見親,翰敢不盡心!”意思是暗示他不要忘本,不要背叛唐廷。
安祿山不僅不以為然,而且“以為譏其胡也”,開口大罵哥舒翰:“突厥敢爾!”哥舒翰準備還嘴,高力士以目光暗示哥舒翰,哥舒翰才作罷,佯醉而散。
這件事表麵看來,玄宗似在命高力士調解他們兩人之間的關係,實際上是故意用哥舒翰來警告安祿山。第二年八月,楊國忠奏請哥舒翰兼河西節度使,也是為了達到同樣的牽製安祿山的目的。
在另一方麵,可以說是更為重要的,玄宗仍然想用恩寵的辦法去籠絡安祿山。玄宗自以為隻要恩寵不減,安祿山就不可能在他在世時叛唐,而且在他看來,隻有滿足安祿山所提出的各種要求,才能拴住安祿山的野心。
玄宗這種估計也有一定的道理,安祿山其時雖已具備了舉兵的條件,但玄宗畢竟是在位四十餘年的老皇帝,有一定的號召力。因此,安祿山最初的如意算盤,的確是想在玄宗作古以後再起兵的。
就在天寶十三載(754)春,安祿山入朝裝模作樣地向玄宗哭訴楊國忠“陷害”自己後,玄宗即打算擢升安祿山為宰相(加同平章事),並令太常卿張坩草擬詔敕。但是楊國忠根本不讚成這一辦法,他不能容忍安祿山政治地位再上升,與自己平起平坐。
他提出的理由是:“祿山雖有軍功,目不知書,豈可為宰相。製書若下,恐四夷輕唐。”玄宗這才作罷,不過仍加安祿山為尚書左仆射,並賜一子三品、一子四品官。
安祿山似乎摸透了玄宗的心思和想法,便乘此機會進而求兼領閑廄、群牧使,玄宗果然同意,立即任命安祿山為閑廄、隴右群牧等使。安祿山又求兼總監,玄宗也照樣批準。所謂閑廄、群牧使是專管國家軍馬的,總監是其最高官員。
安祿山謀求這些官職,完全是別有用心的。他奏以禦史中丞吉溫為武部待郎,充閑廄副使,並密遣親信選“健馬堪戰者”數千匹,精心喂養,隨時備用。
二月,安祿山又進奏:“臣所部將士討奚、契丹、九姓、同羅等。勳效甚多,乞不拘常格,超資加賞,仍好寫合身付巨軍授之。”於是,玄宗又答應安祿山除授其屬下將軍者五百餘人,中郎將者二千餘人。安祿山為部下討了功,也就為進一步收買了部眾,史稱“祿山欲反,故先以此收眾心也”。
從以上情況來看,玄宗的本意是為消減安祿山的野心而滿足他所提出的各種要求,然而所滿足的這些要求,又恰恰為安祿山的謀反提供了更為有利的條件。一代明皇居然完全聽從目不識丁的粗野蕃將的“擺布”,這真是曆史的諷刺。玄宗幹了這些蠢事之後又縱虎歸山,鑄成了他終生的遺恨!
三月,安祿山在一切安排妥當之後,向玄宗告辭欲回駐地範陽。處於此時的玄宗,還唯恐對安祿山恩寵不夠,臨別時,脫下自己的禦衣賜予安祿山,還命高力士為其在長安城東的長樂坡餞別。
安祿山這次入朝,本來是冒險而來的,在這兩個多月的日子裏,雖然化凶為吉,仍然受到玄宗無限的寵遇,可畢竟是度日如年,天天提心吊膽。加上玄宗本想任他為相、後又變卦的事,他已知道,深恐夜長夢多,擔心他的對手們又會出什麽點子留住他。
因此,他一出長安城門,就猶如囚犯逃出牢籠,趕忙“疾驅出關,乘船沿河而下,令船夫執繩板立於岸側,晝夜兼行,日數百裏,過郡縣不下船”,直奔範陽老巢而去。
高力士送安祿山,一方麵固然出於禮儀,同時也是受命觀察其言行。故高力士一回宮,玄宗便急乎乎問道:“祿山慰意乎?”高力士對曰:“觀其意怏快,必知欲命為相而中止故也。”此事本來十分機密,知道的人不多。玄宗問楊國忠,楊國忠說一定是草擬詔敕的太常卿張增泄露的;結果張坩及其兄弟刑部尚書張均都被貶黜。
可是,玄宗對安祿山的態度卻一如既往,“自是,或言祿山反者,玄宗縛送祿山”,以表明自己對他的信任。從此,人們雖然皆知安祿山即將謀叛,但卻無人敢說了。玄宗用自己的手遮掩了自己的耳目。
天寶十三年(754)八月,左相陳希烈因與楊國忠不和,上表辭職。玄宗初欲以武部傳郎吉溫接任。吉溫作為安祿山的賓佐,玄宗並非不了解。而楊國忠自從安祿山薦他為閑廄、群牧副使之後,才看清了吉溫的真麵目,故極力反對。結果,換了文部侍郎韋見素,任其為武部尚書、同平章事。因為韋見素“和雅易製”,所以楊國忠樂意支持他為相。
安祿山自從回到範陽後,好不容易才從一場虛驚中恢複過來,史稱他自此“憂不自安,始決計稱兵向闕”。當然,這也是他起兵條件已具備和成熟的結果。因而朝廷派使者前往,“皆稱疾不出迎”,或者是“盛陳武備,然後見之”。河北宣慰使裴士淹至範陽,“二十餘日乃得見,無複人臣禮”。
天寶十四年(755)二月,安祿山派副將何千年入奏,請以蕃將三十二人代漢將。玄宗仍然是有求必應,命中書趕快草敕送來禦批。韋見素知情,便與楊國忠商量說:“祿山久有異誌,今又有此請,其反明矣。明日見素當極言;上未允,公其繼之。”楊國忠當場許諾。
第二天,楊國忠與韋見素入見玄宗。玄宗知道他們的來意,見麵就說:“卿等有疑祿山之意邪?”韋見素便痛陳“祿山反已有跡,所請不可許”。玄宗聽了很不高興。而楊國忠呢,這時反而一聲不吭,將已草就的詔文留下就告退下來。
原來,他知道玄宗不願聽“安祿山謀反”的話,便改變策略,幹脆不說。他巴不得安祿山早些舉兵反叛,以證明自己的先見之明,同時這樣也可促使玄宗放棄幻想,及早拋棄安祿山,以了卻自己的心願。
韋見素眼見社稷將危,而右相楊國忠撒手不管,退到中書廳堂,嗚咽流涕,痛哭一場。過了一會兒,玄宗派中使袁思藝向書見素和楊國忠解釋說:“此一度姑容之,朕徐為圖耳。”所謂“徐為圖耳”,不過是一句推托之詞,因為沒有見玄宗在後來拿出什麽措施來。
同意安祿山以蕃將換漢將的詔書發出後沒幾天,韋見素、楊國忠又去找唐玄宗,提出說:“臣有策可坐消祿山之謀。”其策一是追召安祿山來京師,以任其為宰相(左仆射同平章事)為名義,俟安祿山入京後,嚴加控製;二是奪其兵權,改命賈循為範陽節度使、呂知誨為平盧節度使、楊光朔為河東節度使。玄宗聽了覺得不妨一試,便要他們去起草詔書。
不過,此事成敗與否,畢竟關係重大,玄宗放不下心,私下裏又派中使輔謬琳以禦賜甘果為名,進一步到範陽察看情況。楊國忠和韋見素將詔書擬好了,可是輔謬琳還未回來。玄宗與楊國忠、韋見素待在一起,將用白麻封劄的詔書放在案前,緊張地等待著。輔謬琳終於回來了,“盛言祿山竭忠奉國,無有二心”。
原來,玄宗自以為可以信賴的宦官輔謬琳在範陽接受安祿山的重賂,被收買了,所以講了假話。玄宗聽了竟如釋重負,當即將詔書焚毀,又對楊國忠、韋見素二人說:“祿山,聯推心待之,必無異誌。東北二虜,借其鎮遏。聯自保之。卿等勿憂也。”當然,即使輔謬琳不說假話,玄宗憑一紙任相詔書,安祿山也未必會再來京師;至於三鎮的武裝力量,早已被安祿山及其親信所牢牢掌握,派他人奪其兵權,談何容易。
楊國忠見唐玄宗如此堅持己見,對安祿山也就更為忌恨。還在天寶十三年(754)的年末,楊國忠先指使人告發河東太守兼本道采訪使韋陟貪汙,“下禦史按問”。韋陟賄賂吉溫,請吉溫再“求救於安祿山”。
楊國忠早已料到韋陟會出此策,已派人監視韋陟的一舉一動,因此趁機將吉溫貶為澧陽長史,韋陟貶為桂嶺尉,目的是為了清除安祿山在朝廷中的重要黨羽。安祿山得知這一情況後,即直接上書玄宗,為吉溫訟冤,“且言國忠讒疾”。對此,玄宗“兩無所問”,不了了之。
據說按治吉溫時,玄宗命高力士於朝堂宣慰百官說:“吉溫凶忍之人也,自伯父已來,世為酷吏,朕任人不明,比刑濫,悉溫所為。今為卿等除酷吏,卿其悅乎?"
吉溫乃安祿山的死黨,玄宗如此處理吉溫,絲毫不觸及其他問題;隻抓住酷吏這一條罪狀,免去其官職,估計是可以得人心的,安祿山也不便說話。當然,玄宗這樣做,與他對安祿山一貫的怙寵政策是相矛盾的,是否此時玄宗已改變了政策呢?
玄宗當時怙寵安祿山,是出於無可奈何,出於違心,出於形勢所逼。但是,安祿山的問題總得解決。在對安祿山不刺激太大的前提下,他認為可以逐步消除其在朝廷中的羽翼。
所以,他支持了楊國忠處理吉溫的做法,又派高力士去宣慰百官,以不引起百官的議論猜測,在政治手腕方麵不失為高明的一著。
然而,楊國忠所做卻粗魯露骨得多。他在處理了吉溫之後,接著便派門客蹇昂、何盈做暗探,嚴密監視安祿山在長安的私宅,所謂“日夜求祿山反狀”。然後,矯稱玄宗聖旨,命京兆尹派人包圍安祿山的私宅,進行搜查,抓住了安祿山的門客李起(一作李超)、安岱、李方來等人,送禦史台“潛殺之”。與此同時,又告吉溫“坐贓七千匹,及通士人女為妾”等罪狀,將他杖死於獄中,時在天寶十四年(755)正月初九日。
但是,楊國忠在軍事上卻沒有采取任何措施,以製止或防禦安祿山的謀叛,對洛陽、長安的防衛毫無考慮,河北等中原地區的防衛就更不用說了。無謀無勇的宰相楊國忠,隻是單純地一味“激怒祿山,幸其速反”。至於反後的結果如何,楊國忠並未顧及。
當時安祿山的兒子安慶宗尚榮義郡主,住在京師,便將朝廷中所發生的事密報其父。安祿山聞之大怒,叫嚴莊上表申辯,且指斥楊國忠罪狀二十餘事。對此,玄宗十分緊張,懼怕安祿山立即生變。隻得將其責任歸咎於京兆尹,又一次做了讓步。
玄宗在上述事件之後,又想誘騙安祿山至京師長安。在這一年的六月,安祿山的兒子安慶宗與榮義郡主成婚,玄宗手詔命安祿山入京觀禮。安祿山這時哪裏敢冒險,“辭疾不至”。至此,安祿山叛後的準備工作已完成,決心也下定了,形勢到了一觸即發的地步。
七月,安祿山上表請獻馬三千匹,每匹派兩名士兵護送,並派蕃將二十二人帶隊。送三千匹馬,要派蕃將、士卒六千多人護送,其欲突然襲擊京師長安的險惡用心已昭然若揭。玄宗再糊塗,也不至於識不破。
這個時候,宦官輔謬琳受賄賂假報安祿山忠於唐廷的事被察覺,玄宗找了個借口將他殺了。此時,玄宗終於有所醒悟,知道自己過去示以恩寵的一切努力均成泡影,安祿山叛後再也無法控製了。於是,玄宗親自起草詔書曉諭安祿山:獻馬宜等至冬天,由朝廷調撥馬夫,不必派本軍將卒護送。這是按河南尹達奚珣的建議起草答複的。
另外,又加上一句:“朕新為卿作一湯,十月於華清宮待卿。”繼續示以恩寵,想把安祿山騙來。中使馮神威拿著玄宗的手詔專程送到範陽,宣旨時,安祿山傲慢無禮,“踞床微起,亦不拜”。
在聽了詔敕之後,安祿山隻是不冷不熱地問:“聖人安隱?”又陰陽怪氣地說:“馬不獻亦可,十月灼然詣京師。”說完即令左右將馮神威安置於館舍,不複再見,還派武士嚴加看守,馮神威嚇得要死。隔了數日,安祿山才放馮神威回長安,但對詔旨一字也不作答。馮神威回到朝廷,哭著對玄宗說:“臣幾不得見大家。”
安祿山並非等閑之輩,是不會自投羅網的。他接到詔旨之後心中明白,玄宗不讓他獻馬,又“邀”他上華清宮,意味著玄宗對他已有所警覺,對他的態度也有所改變,何況楊國忠又抄了他在長安的家,自己在朝廷的黨羽被清除了不少。鬥爭的序幕已經揭開,停頓下來已不可能了。
因此當馮神威離開範陽以後,安祿山便與嚴莊、高尚及將軍阿史那承慶關起門來,加緊密謀,其他將佐皆不知情,“但怪其自八月以來,屢饗士卒,秣馬厲兵”,出現了一種緊張氣氛。
然而,這時的玄宗還沒有采取任何加強軍備的措施,急劇變化的事態,弄得玄宗不知所措,仍然跑到華清宮去“守株待兔”,夢想安祿山在十月能到華清宮來。事將臨頭,玄宗仍可笑地抱著幻想行事。然而,他等到的卻是無法躲避的一場驚天動地的大動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