肆無忌憚亂朝政

楊國忠這個外戚新貴,“強辯而輕躁”,表現出一個暴發戶的明顯特征。當了宰相以後更是得意忘形,躊躇滿誌,自我標榜“以天下為己任”。他誌大才疏,“裁決機務,果敢不疑”,草率了事,“事務鞅掌,但署一字,猶不能盡,皆責成胥吏”。楊國忠在朝廷,常常“攘袂扼腕”,“頤指氣使”,表現出的霸道,比起李林甫來真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唐廷中央政府的台省官員中,凡有才行時名,不能為己用者皆被清除。真是“順楊者昌,逆楊者亡”。

楊國忠不僅控製了唐廷中央,對地方也千方百計地加以控製,如派親信司勳員外郎崔員任劍南留後,實際行使節度使的職權,以協助他管理西南的老窩;又任曾經投靠他的魏郡太守吉溫為禦史大夫,充京畿、關內采訪等使,幫助他控製束畿地區。這樣,楊國忠就在朝廷中樞,到京畿要地,又延伸到西南川蜀之地,形成了一個進退可據的勢力網。

李林甫任相時的許多弊政,楊國忠皆承之不棄。按製度,宰相都以有功德聲望者擔任,不務威權,出入騎從皆簡易行之。自李林甫任相開始,每次出入都車騎滿街,高級文武大員,如節將、侍郎向宰相“有所關自,皆趨走辟易,有同屬吏”。

按舊例,宰相上朝堂處理軍國大事,要自早朝至午後六刻(約當下午二時二十六分)方始回家接待四方延見之士和賓客,一天的工作是很忙碌的。可是,李林甫借口國家太平無事,上午巳時(上午十一時)即回家,一切機要重務,皆決於私第,其他大臣無法參決。

楊國忠上任,也是依照這一辦法,於是宰相商議政事的政事堂,被搬到了私家宅第,而宰相的私宅依然成了小朝廷。其貽誤朝政,弊端百出是不言而喻的。

為籠絡人心,扶植自己集團的勢力,楊國忠首先在選官製度方麵大做文章。他上台才一個月,即恰逢一年一度的吏部銓選。他提出:“文部(吏部)選人,無問賢不肖,選深者留之,依資據闕注官。"一班因為各種原因久久滯淹不能升級的人,按照楊國忠的建議都銓選上了,故“翕然稱之”。

按慣例,兵部、吏部尚書知政事(任宰相),負責決策性的軍國重務,至於銓選官吏的事悉委侍郎以下屬吏辦理。為慎重起見,規定的手續十分嚴格,必須經三注三唱,反複進行,楊國忠為自示精敏,先叫胥吏到自己家裏來,預先定好名單。然後,把左相(侍中)陳希烈及給事中、諸司長官都叫到尚書都堂,唱注選人,讀一名便定一名,一日而畢。

當全部結束後,楊國忠便當著大家的麵說:“今左相、給事中俱在座,已過門下矣。”於是,選官大權通過這一過程便全由楊國忠一人壟斷。而實際上,楊國忠根本不懂具體的銓選條例,自誇“一日而畢”,結果卻謬誤百出。然而百官也隻好任其弄權,“無敢言者”。

第二年春天正式注冊時,楊國忠又在私第大集選人,令楊氏諸姐妹在旁“垂簾觀之,笑語之聲,朗聞於外”。吏部侍郎韋見素和張侍郎皆衣紫高品官員,這一天,卻與本司下屬曹郎官一起,被楊國忠隨意差使,“趨走於屏樹之間”,弄得狼狽不堪。

事畢,他們告退後,楊國忠問諸妹:“兩員紫袍主事何如人?”諸楊姐妹七嘴八舌挖苦一番,“相對大噱”。一國烏煙瘴氣,視國家大事如兒戲。

另一方麵,由於楊國忠“曲徇人欲”,使得一部分善於鑽營的士大夫得到非分的好處,因而“頗得眾譽”。楊國忠任宰相後施行的許多政策,大多如此,他就是靠這種辦法來收買人心的。

選事告終,楊國忠的親信京兆尹鮮於仲通和中書舍人竇華、侍禦史鄭昂之流授意選人,為楊國忠獻了一塊頌碑,立於省門,吹捧楊國忠的所謂“銓綜之能”。玄宗知道此事後,命鮮於仲通撰其辭,玄宗又親自動筆改定數字,鮮於仲通以金粉填之。

楊國忠一旦權在手,就肆無忌憚不擇手段地攫取私利。他的兒子楊暄參加明經考試,因學業荒陋,沒有及格。禮部侍郎達奚珣畏懼楊國忠的權勢,便派兒子達奚撫去探楊國忠的口氣。一天,達奚撫見楊國忠正準備上馬入朝,急趨至馬下,楊國忠還以為自己兒子已經中選,達奚撫是來討好的。達奚撫說:“大人(指他父親)白相公,郎君所試,不中程式,然亦未敢落也。”

楊國忠聽了頓時轉喜為怒,罵道:“我子何患不富貴,乃令鼠輩相賣!”說完,策馬而去。達奚撫碰了一鼻子灰,趕快寫信勸父親道:“彼恃挾貴勢,令人慘嗟,安可複與論曲直。”達奚珣無奈,隻好讓楊暄中第。

後來,楊暄又被破格提拔,很快擢升至戶部侍郎,而曾做過他主考官的達奚珣才剛從禮部侍郎轉為吏部侍郎。就是這樣,楊暄還不滿意,埋怨自己還不如達奚珣升遷得快。

為了鞏固自己的政治地位,楊國忠和李林甫一樣,也是不擇手段地排斥、打擊異己。從天寶十二年(753)至十三年(754),關中水旱相繼,致成饑荒。當時的京兆尹已換成李峴,李峴平時不願依附楊國忠,楊國忠便將災害的責任歸咎於李峴的失政,乘機將他逐出京師,貶為長沙太守。

楊國忠在李林甫為相時即參與了陷害太子李亨集團的勾當,他擔任宰相後,繼續排斥太子亨。太子李亨自從天寶五年(746)受到嚴重打擊後,政治上失勢,身邊羽翼幾乎全被剪除,在朝廷中十分孤立。

天寶中,有一位嵩山隱士李泌,上書論當世時務,頗有見地,玄宗親自召見,令他待詔翰林,並為東宮供奉,算是在太子身邊安排了一位官員。

李泌,字長源,祖上是遼東襄平人,西魏太保、八柱國司徒何弼是他的六世祖。父親李承休任吳房令,移居京師長安。

李泌少聰敏,博涉經史,特別是研究《易象》頗精,善屬文,尤工於詩。他“以王佐自負”,誌氣不凡,頗有政治見解。曾受到張九齡、韋虛心、張廷珪等人的器重。

而李泌本人則“操尚不羈,恥隨常格仕進”,不甘隨波逐流,有一種孤芳自賞的脾氣。所以,太子李亨對他優禮有加,視為自己的師友,李泌也頗為太子亨的遭遇抱不平。

一次,李泌賦《感遇詩》,譏諷了楊國忠等人。楊國忠知道後十分忌恨,親自上奏彈劾,於是玄宗下令將李泌貶到蘄春郡去了。楊國忠打擊李泌,目的是為了排斥太子李亨,不讓他身邊留下一個不利於自己的有用之才,使太子孤立無援,不能有所作為。

楊國忠在私生活上更是一個十分腐朽糜爛的人。他作為外戚,每次楊氏諸姐妹陪玄宗、貴妃遊幸臨潼溫泉時,總是先在他家匯集,車馬仆從,充溢數坊,錦繡珠玉,鮮花奪目。出行時,楊國忠還以劍南節度使的旌節(皇帝授予特使的權力象征)在前耀武揚威,喝道開路。

楊國忠初入京師時,住在昔日情人虢國夫人家裏。而虢國夫人喪夫寡居,兩兄妹公開在一起鬼混。後來楊國忠在長安興造私宅,故意選在宣義裏虢國夫人宅的西麵,並使兩宅相連通,極盡豪奢。既然兩宅相連,兩人的來往就更方便了,從此“晝會夜集、無複禮度”。有時兩人坐車並轡入朝,甚至還在馬車上戲諧調情,旁若無人,致使街上人觀之,“無不駭歎”。

楊國忠還利用職權大肆搜括聚斂財物,“中外餉遺輻揍,積縑至三千萬匹”。供他揮霍浪費。

楊國忠曾對人說:“吾本寒家,一旦緣椒房至此,未知稅駕之所,然念終不能致令名,不若且極樂耳!”因為楊國忠明白,自己並沒有什麽才能,完全是靠著貴妃的關係,也不可能有什麽好名聲,倒不如盡情享樂了。楊國忠這番心裏話,惟妙惟肖地勾畫了他那副外戚新貴暴發戶的醜惡嘴臉。

也正如楊國忠自己所預料的那樣,在他執政以後很不得人心,遭到了朝野正派的官員和士大夫的鄙視和反對。還在他執政的第一年,有人勸陝郡進士張彖去拜謁楊國忠,說:“見之,富貴立可圖。”張彖回答道:“君輩倚楊右相如泰山。吾以為冰山耳!若皎日既出,君輩得無失所恃乎!”於是,頭腦清醒的張彖寧願不去追求高官,跑到嵩山當隱士去了。

詩人杜甫也寫過許多詩,諷刺楊國忠及楊氏諸姐妹。如《麗人行》寫到楊氏兄妹車騎路過大街時,說:“炙手可熱勢絕倫,慎莫近前丞相嗔。”就刻畫了楊國忠在百姓麵前橫行霸道的嘴臉,同時也宣泄了百姓的不滿情緒。詩中還有一句“楊花雪落覆白萍,青鳥飛去銜紅巾”,則是影射楊國忠與虢國夫人之間的曖昧關係的。

總之,楊國忠在擔任宰相重任後的短短數年間,使天寶年間的政治更加腐敗,統治集團中的許多官員離心離德,正直的士大夫更是憤懣不已,唐王朝的威望日落千丈,政治、軍事方麵的危機重重,大有山雨欲來風滿城的味道。但是,唐玄宗仍然支持楊貴妃這位令兄。

天寶十年(751),楊國忠在關中、中原地區好不容易湊足了七萬兵力,

派司馬李宓為帥,第二次出動大兵進攻南詔。天寶十三年(754)六月,李宓率大軍渡過瀘水後深入冒進,中了南詔的誘兵之計,在大和城不戰而敗,李宓本人也死於亂軍之中。楊國忠故技重演,又隱瞞敗狀,“以捷上聞”。這本是當時朝廷中一件大事,但是,玄宗卻不聞不問。

紙裏是包不住火的,連同上次鮮於仲通的兩次出兵南詔的戰爭,發兵總數近二十萬,多數是從關中和中原地區征調的,結果“棄之死地,隻輪不還”。因此,“人銜冤毒,無敢言者”。但是,時間一久,尤其是一些幸免於難的敗兵逃歸關中,打敗仗的消息也就紛紛傳開,連居於深宮的高力士也聽到了。

一天,玄宗對高力士說:“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邊事付之諸將,夫複何憂!”高力士乘機將雲南敗報的實情奏告玄宗,說:“臣聞雲南數喪師,又邊將擁兵大盛,陛下何以製之!臣恐一旦禍發,不可複救,何得謂無憂也!”玄宗沉思許久,覺得高力士的話也有一定道理,但這時的玄宗年老力衰,暮氣沉沉,沒有再振作起來勵精圖治的銳氣,隻是搪塞一下,回答說“卿勿言,朕徐思之”。

這年的九月,關中大雨,玄宗很不放心,擔憂久雨不晴,有害秋稼,楊國忠便挑選了些長勢稍好的莊稼給玄宗看,說,“雨雖多,不害稼也”,以此蒙騙玄宗。

另一方麵,他又壓製地方官吏不準報災,如扶風太守房琯奏報所管地區的災情,楊國忠立即派禦史去整治,結果地方官吏嚇得“無敢言災者”。可是,天氣偏偏久雨不停,楊國忠本事再大,也難以一手遮天。玄宗內心很著急,對高力士說:“**雨不已,卿可盡言。”高力士對曰:“自陛下以權假宰相,賞罰無章,陰陽失度,臣何敢言!”玄宗聽後也默然無語。

盡管這兩次對話以後,玄宗並未責備楊國忠,然而對於楊國忠的亂政,內心是比較清楚了。以高力士來說,自從建議玄宗不要委政於權相李林甫碰了釘子以後,再也不敢過問軍國大事。

隻是在宮內盡心為玄宗服務,而和執掌大權的李林甫始終保持著一定距離。後來他傾心侍奉楊貴妃,那也隻是為了滿足唐玄宗的歡心,對於楊國忠仍然采取保持一定距離的做法。隻是在玄宗急急乎連續兩次(僅相隔三個月)主動要高力士對朝政發表意見時,他體會到玄宗是有感而問,也許在籌謀對策,這才敢於直言相告。

高力士作為一個宦官,沒有什麽可稱道的,然而他反映的實情及所提意見,的確是擊中要害。可惜的是,玄宗聽了雖有所動心,但也無可奈何,拿不出良策來對付。因為他心中明白,目前這種局麵的造成,無論是李林甫或楊國忠的亂政,還是邊鎮節將的權盛(包括安祿山的坐大),等等,都是自己一手直接和間接造成的,“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再說,唐玄宗這時已年屆古稀,唯一的辦法就是墨守成規,硬撐門麵,以維持現狀。他似乎有一種模糊的感覺或希望,當時執掌軍政大權的新貴都是自己用恩寵扶植起來的,自己隻要繼續示以厚恩,在人情上或許能換來自己屈指可數的晚年的太平。當然,想用所謂恩寵的辦法來弭亂,隻能是玄宗個人的意願。事態的發展,怎會以玄宗的意誌為轉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