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廷弼
努爾哈赤攻占鐵嶺時，消滅軍士四千餘人，並在城鄉擄殺平民萬餘人。努爾哈赤打到現在可以說是躊躇滿誌，正準備進行擴大戰果的時候，形勢又發生了急劇變化，這是因為明朝遼東，經略熊廷弼來到遼陽。
熊廷弼的到來，使後金汗進取遼沈計劃遇到了困難。努爾哈赤召集諸貝勒大臣及李永芳等人，會議進取方略。據熊廷弼獲明生員降順後金並為其諜工的賈朝輔，同年八月的供詞稱：
本月初十日，降主會集諸部各頭目及李永芳等，問此番攻取何先?或日當先遼陽，傾其根本；或曰當先沈陽，潰其藩籬；或曰熊經略已到，彼必有備，當先北關，去其內患。降主曰：“遼巴敗壞是此，熊一人雖好，如何急忙整頓兵馬得來!”李永芳曰：“凡事隻在一人，如憨一人好，事事都好。”降主曰：“說得是。我意亦欲先取北關，免我內顧。將來好用全力去攻遼、沈。”
上述供詞中的降主，即努爾哈赤。熊廷弼經略遼東，打亂了努爾哈赤擬定的進軍日程表。他根據遼東局勢的變化，重新做了部署。北取葉赫，西撫蒙古，等待時機，攻取遼、沈。
楊鎬喪師，明廷於三月二十三日起用熊廷弼立慰遼東。明朝三路喪師，遼東告警。吏部尚書趙煥率領廷臣詣文華門，具公疏跪請萬曆帝召見群臣，共議遼東戰守長策。至暮，始遣中官以帝疾諭之退。趙煥等再流趨萬曆帝禦文華殿聽政，疏言：
他日薊門**，敵人叩閽，陛下能高枕深宮，稱疾謝卻之乎?
於是，明廷在群臣促議之下，終於起用原任禦史熊廷弼為大理寺丞兼河南道禦史，宣慰遼東。
熊廷弼，字飛百，江夏(今武昌)人，萬曆二十六年(1598)進士，後任禦史。他身高七尺，雷厲風行，能左右射，有膽知兵，剛直不阿，嚴明有聲。萬曆三十六年(1608)巡按遼東。他在巡行金州路上，有一個同城隍神作鬥爭的故事："歲大旱，廷弼行部金州，禱城隍神，約七日雨，不雨毀其廟。及至廣寧，逾三日，大書白牌，封劍，使往斬之。未至，風雷大作，雨如注，遼人以為神。"這個傳說活靈活現地反映出熊廷弼敢於鬥爭的無畏精神。時巡撫趙揖、總兵李成梁放棄寬奠八百裏給建州，並將六萬民戶焚舍內徒。熊不畏權責炙炎，疏劾二人罪狀。他在遼數年，杜魄遺，核軍實，按劾將吏，不事姑息，風紀大振。後黨爭案起，熊廷弼回籍聽勘。
時廷弼家居，聞命後，每晝夜兼馳二百餘裏，赴京清敕書、關防，但兩上奏疏，不即給發。六月二十二日，擢為兵部右侍郎兼右金都禦史，經略遼東。至七月初七日，始陛辭赴遼。時開原已失，剛出山海關，鐵嶺又陷。熊廷弼於二十九日抵遼陽後，展現在麵前的是一幅殘破凋敝的畫麵：
官將：明自喪敗以來，遼軍總兵以下官將死者五六百員，降者百餘員，遼將、援將已是一掃淨盡，今殘兵零碎，皆無人統率；幸存者也是終日兀兀，畏敵如虎。
兵士：遼軍中的殘兵，身無片甲，手無寸械，隨營糜餉，裝死扮活，不肯出戰；額兵，或死於征戰，或圖厚餉逃為新兵；募兵，多為無賴之徒，不習弓馬，朝從甲營領出安家月糧，而暮投乙營點冊有名；援兵，更為濫竽充數，弱軍朽甲，不堪入目。這五六萬遼兵，各營逃者日以千百計，且人人要逃，營營要逃。
遼民：遼東人民在一年之間或全城死，或全營死，或全寨死，或全家死。軍散之日，遼、沈餘民放聲大哭，魂魄雖收，頭顱猶寄。人有百死而無一生，日有千愁而無一樂，家家抱怨，人人思逃。逃難的饑民，吃草根、樹皮度日，草根、樹皮吃盡，竟然父子相食。
軍器：明自清撫失陷以來，百年所藏儲的盔甲、弓刀、槍炮等軍器，一空如洗。堅甲、利刃、長槍、火器喪失俱盡，今軍士所持，弓皆斷背斷弦，箭皆無翎無鏃，刀皆缺鈍，槍皆頑鏽。甚至在遼陽校軍場受驗的近三萬兵士中，有的全無一物，借他人殘盔朽甲應付；竟有兩萬多人戴氈帽、著夾衫，徒手應戰。
糧餉：到戶部領糧餉，連續三個月，俱不發給。熊廷弼說：“豈軍到今日尚不餓，馬到今日尚不瘐不死，而邊事到今日尚不急耶!軍兵無糧，如何不賣襖褲什物，如何不奪民間糧窖，如何不奪馬料養自己性命，馬匹如何不瘐不死!”
戰馬：遼東原有戰馬數萬匹，兵敗之後，一朝而空。所餘馬匹贏損不堪，除因短料缺草外，“率由軍士故意斷絕草料，設法致死，圖充步軍，以免出戰。甚有無故用刀刺死者”。
熊廷弼麵對敵強我弱、危在旦夕的險惡形勢毫不畏懼，在大學士、兵部尚書等達官大僚畏敵成疾紛紛引病告退的浪潮衝擊下他毅然挺立，逆流而進，力挽狂瀾，擔起了拯救危遼的艱難重任，在短短一年裏，徹底扭轉了危局，穩定了遼東，鞏固了邊防，增強了軍力。這個奇跡之所以能夠出現，主要有以下三個原因：
其一，熊廷弼不畏艱險，親自巡視邊境城堡，收拾殘局。熊廷弼尚未出京，開原失陷，剛出關，鐵嶺又失，沈陽及諸城堡，軍民一時盡竄，遼陽洶洶。他雖然僅僅帶了幾百名疲弱士卒，卻並不畏難而退，反而兼程前進。八月剛抵遼，即令僉事韓原善往撫沈陽，但韓怯不敢行。繼命僉事閻鳴泰去，閻至虎皮驛(沈陽城南),不敢前行，痛哭而返。熊廷弼乃躬自巡曆，自虎皮驛，抵沈陽，複乘雪夜赴撫順，總兵賀世賢以撫順離建州太近，恐有危害，力行諫阻。
熊廷弼泰然自若地說“冰雪滿地，敵不料我來”,遂擊鼓吹奏，堂而皇之進入撫順。這時，兵燹之後，數百裏無人跡，熊廷弼祭悼死難兵將士民，招流移，繕守具，分置士馬，耀兵奉集，相度形勢而還，這對穩定民心，振作士氣，起了很大作用，因而“人心複固”。幾個月以後，為了鞏固東南防務，熊廷弼又從奉集至鹹寧，曆靉陽、寬奠，緣鴨綠江岸抵鎮江城，複迂道看險山舊邊，轉渡夾河，登鳳凰山尋莫利支屯兵處，再從鎮夷、鎮東、甜水站而歸，往返十三日，行走千餘裏。
其二，製定正確的抗敵方針。早在萬曆四十七年(1619)六月，熊廷弼即上疏，力言遼左為京師肩背，欲保京師，遼鎮必不可棄，河東(遼沈)為遼鎮腹心，欲保遼鎮，河東必不可棄，開原為河東根本，欲保河東，開原必不可棄。十一月，熊廷弼在巡視邊城、觀察形勢並反複思考以後，上呈《敬陳戰守大略疏》,提出以守為穩著，守正以為戰的保衛遼東的根本戰略方針以及幾項重要措施。
一是分布險要，以敵之出路為我之入路，此路有四，東南路為靉陽，南路為清河，西路為撫順，北路為柴河三岔兒之間，每路設置重兵，以為今日防守和他日進攻之備。每路設兵三萬，設裨將十五六員、主帥一員。每路軍布為前、後、左、右、中五營。在鎮江設兵二萬、裨將七八員、副總兵一員。再於遼陽設兵二萬，海州、三岔河設兵一萬，金州、複州設兵一萬。共設兵十八萬。
二為守戰之法。每路軍，首尾相應，小警自為堵禦，大敵互為應援。如與賊對壘，前鋒迎戰，中軍繼之，左右營橫擊之，後軍殿之，使各路自為一分合奇正，以當一麵。如賊與一路相持，在西路相持時，則南路、北路軍出奇以擊之，東南路軍全力以搗之。若在南路相持，則東南路、西路軍出奇以台之，北路全力以邀之。使各路總為一分合奇正，以成全局。
三是馬匹糧草。十八萬兵，一兵歲計餉銀十八兩，共該餉銀三百二十四萬兩。其中，每軍月給本色糧五鬥，該糧一百零八萬石，每馬日給豆三升，馬九萬匹，該豆九十七百二千萬石，草二千一百六十萬束。運輸糧草的水陸運費、車牛人工費，不在軍費三百二十四萬兩之內。
四是戰車火器盔甲弓箭等等軍中必不可少之物，需盡力備辦。
萬曆皇帝覽疏後降旨批示：“覽奏，審度賊勢，分布戰守方略，頗合機宜，防守既固，徐圖恢複進剿，尤是萬全之策。所有兵馬糧餉，著該部多方措處，毋致缺乏。"各省鎮應調兵將，著從速遣發，挑選精銳，不許以瘦弱搪塞。
這套戰略方針及布置是比較正確的，發揮己長，克敵所短。後金軍善騎射，士氣高昂，慣於猛衝猛打，交戰之時，萬馬飛馳，鐵騎衝突，如福陵西紅門外的神龜流淚石雕風如火，瞬息而至，箭射刀劈，敵不及防，片刻即亡。薩爾滸之勝，即係一例。但是八旗軍缺乏火器，長於野戰，短於攻堅，遇建深塹寬濠高牆堅城，騎兵難以施展，隻有使用計策，誘敵出戰，乘機殲滅，或縱間入城，開門內應，趁亂而入。
開原之失，就是智取的成功。明軍大敗之後，鬥誌不旺，弓箭不佳，但火器眾多，憑借堅固城池，據險扼守，以逸待勞，便可克服不善野戰的短處，發揮槍炮的威力，依靠人多地廣資源豐富的優越條件，打一場比資源、拚物力人力，以守為主，由守而戰的持久戰，就能抵消敵之長處，暴露對方弱點，發揮自己的優勢，擋住後金軍的進攻，守住城池，穩定戰局，再伺機而進。
美中不足的是沒有突出憑借大炮槍銃閉城固守的關鍵因素，守為穩著。這是對的，是此時對付後金的正確方針，充分發揮火器之威力，是能守的重要依據，但是，怎樣才能守住?怎樣才能充分發揮火器威力?最好的辦法，也是唯一行之有效的辦法，就是固守堅城，大炮槍銃齊放，才能守得住，才不致被敵軍衝垮，在城外設營防禦，靠營的火力，是擋不住後金軍鐵騎衝擊的。後來沈陽、遼陽之失守，寧遠閉城固守之成功，從正反兩個方麵證實了這一點。
其三，征兵調將，趕製器械，修建城堡。
雖然熊廷弼的議兵十八萬、馬九萬匹、餉三百二十四萬兩的戰守方案得到了明神宗朱翊鈞的批準，但兵馬餉銀並不會憑空而降，各方橫加阻撓，援兵餉銀遲遲不來。熊廷弼心急如焚，不斷上疏，懇請皇上降旨催促，明神宗對此倒還不算糊塗，多次諭令兵部、戶部、工部從速辦理，解往遼東。
萬曆四十七年(後金天命四年，1619年)十二月，熊廷弼上疏催兵說“兵部所調援兵，俱是紙上虛數，十無一二到遼陽者”。兵部陸續來谘，大約說是征剿失利按臣報陣亡者四萬五千餘名，現存四萬二千三百六十餘名，續到川兵一萬零五百三十二名，巡撫招募兵一萬四千二百五十八名，先調已發未出關的湖廣兵一萬五千名，兵部續調兵一萬七千五百名，其中已出關兵七千零六名，已發未出關兵二千七百名，見催未發兵七千七百四十餘名。“總計遼左見在已到兵共七萬四千二百餘名”。再議調薊、宣、真、保、延、大各省鎮及祁、魯二家兵一十萬一千六百五十名，又於大同、延綏、宣府、山西、寧夏、固原、昌平各鎮“共募兵二萬名”。此係兵部六月三十日題過清數。但是，自七月到十一月止，大同、保定、河間、山西、薊鎮、真定、天津、宣府、甘肅、山東、青州各鎮兵到遼陽者，“總計一萬五千一百二十八員名”,扣除留存廣寧的三千一百四十名及逃敵一百三十名外，實到遼陽的隻有一萬一千七百二十七員。並且，兵部谘文中所說巡撫招募兵一萬四千二百五十八名，其中汰去一千九百八十四名，逃去二千三百餘名，一部分存廣寧，實到遼陽者，隻有二千人。
熊廷弼又說，遼陽與自在州南北連城九門二十餘裏，共三千餘垛，除民兵擺守外，每垛需貼步兵二名，共“應貼六千餘名”。每二十五垛紮兵一隊為遊兵。兩項應置兵“一萬二千餘人”,今隻有殘兵八千餘人，“貼守尚少三千餘人”。城內每麵“應置馬兵二千人為遊騎”,四麵為八千人，今隻有兵五千餘人。城外紮營，隻有川兵一萬一千餘人。此外，總兵賀世賢領馬步兵一萬餘人，總兵柴國柱領馬步兵一萬餘人，總兵李懷信領馬步兵七千餘人，分駐虎皮驛、三塊石等處。
兵馬實在太少。熊廷弼懇請皇上嚴敕兵部急速催督各鎮將奉調兵將限期趕到遼東。
堂堂遼東軍事重鎮的遼陽，九個城門，周長二十餘裏，城內隻有步兵八千餘人、馬兵五千餘人，城外有兵一萬一千餘人，合計共兩萬五千人，怎能防禦後金勁旅?
萬曆皇帝讀過熊廷弼奏疏後，下旨說“據奏，前此議調援兵，多未出關，憑何調遣防禦”,著“兵部即便馬上差官嚴催”,違命者，“領兵官依律治罪。撫鎮道臣一並查參”。
略一一舉出到遼之兵實數，不敢再隱瞞，隻好立即回奏，承認谘報出關兵九萬八百一名中，“已經起程兵共一萬一千八百九十二名”,“見調未經起程兵四萬六千餘名”,“此外尚少三萬餘名”,“急宜選發”。
經過熊廷弼多次上疏督催，兵部奉旨緊急招募調集，很快就改變了兵少又弱的狀況，從區區二三萬敗殘之卒，增加到擁兵近二十萬的龐大軍隊。
熊廷弼深知火器戰車尤其是大炮禦敵威力之大，於萬曆四十八年正月上疏，請造戰車運送大炮說“奴賊戰法，死兵在前，銳兵在後。死兵披重甲，騎雙馬衝前”,“銳兵從後殺之”,“此必非我之弓矢決驟所能抵敵也，惟火器戰車一法，可以禦之”。現在正在趕造“雙輪戰車”三四千輛，“每車載大炮二位，翼以步軍十人，各持火炮，輪打夾運，行則衝陣，止以為營”。現在存有的大炮，不及所需之數十之一二，且要留為守城之用，奏請將京師“各廠局、戎政府存貯大炮，查發三千位”,並敕命薊遼總督查發薊鎮、昌平、保定三鎮四關各府大炮一千五百位。萬曆帝降旨，京師大炮供保衛京師之用。“這所請大炮等炮，著各衙門酌量發與”。
二月二十八日工部奏，經略疏討大炮，已由兵仗局查發銅炮二千位，正在裝載時，經略又來谘稱，銅炮率多崩炸，此次必發鐵炮，不炸不坐不倒者，隨即從盔甲、王恭兩廠簡出湧珠鐵炮二千位、連珠鐵炮五百位，一一演放，甚皆堪用，即將這批炮運往遼東，兵仗局的銅炮留京。經略所討建鐵四十萬斤、真銅一萬斤及牛皮等項，亦一並解往。經過一年的緊張造車造炮，原來薩爾滸慘敗之後軍無片甲，手無寸鐵局麵，已一去不複返。除了京師運來數千門大炮外，熊廷弼又造了幾千門，又打造槍銃、弓箭，製造了雙輪戰車五千輛，每輛安滅虜炮兩三門以及火箭火輪之類，無所不備，弓箭亦多。大炮上萬，槍銃數方，自此軍中始有弓矢，“軍士始有攻守具”。
與此同時，熊廷弼又大修城池，挖濠繕城。遼陽城垣，城高厚壯，屹然雄峙，城外挑場三道，每道寬三丈，深二丈，濠外複築大堤瀦水。沈陽亦修繕加固，城頗堅，城外浚濠，伐木為柵，埋伏火炮。城外挖有與人身相等的陷阱十道，井底密插尖木樁，陷阱之後挖有四道大潦，插滿尖木樁，又豎立用一二十人抬的大木頭修築的柵欄，沿內濠排列楣車，每車安置大炮二門、小炮四門，兩車中間又放置大炮五門。奉集堡、虎皮驛亦開河建閘，修繕堅固，時人稱四城猶如金湯鼎峙。其他要地，亦各加固。
熊廷弼又整軍紀，斬逃將劉遇節、王捷、王文鼎，以祭死節官兵，誅貪將陳倫，劾罷庸懦怕死的遼東總兵李如楨。
在熊廷弼多次懇求和催督下，愛財如命的萬曆皇帝不得不諭令戶部趕運餉銀，天啟皇帝繼位以後也連發內帑，增發戶部庫銀。據天啟元年(1621)正月戶部尚書李汝華奏，“遼餉之數，自萬曆四十六年(1618)四月二十五日起，至泰昌元年(1620)十月十七日止，共發銀一千九百九十三萬二千五百六十兩”。銀數之多，空前罕有，保證了增兵備糧、築城、鑄造大炮槍銃等等的用費。
經過熊廷弼精心安排，半年多後，兵、馬、將、糧、火器、大炮、軍械無所不備，城池堅固，人心安定，士氣有所振作，令嚴法行，守備大固，遼東轉危為安了。
泰昌元年(萬曆四十八年，1620年)十月，熊廷弼為辯解被人誣劾而連上二疏“自理”,疏中概括了上任之時遼東危急情形，在任之時戰防措施，以及遼東轉危為安的基本情形，現摘錄部分內容如下：
遼師三路覆滅，再陷開原，職始驅羸卒數百人踉蹌出關，至杏山，而鐵嶺報失。當是時，河東士民謂遼必亡，紛紛奪門而逃也。文武官謂遼必亡，各私備馬匹為走計也。各道謂遼必亡，遣開原道韓原善、分守道閻鳴泰往沈，皆不行，而鳴泰且途哭而返河西，謂遼必亡，議增海州、三岔河戍，為廣寧門戶也。關西謂遼必亡，且留自備而不肯轉餉也。通國謂遼必亡，不欲發軍器火藥而恐再為寇資也。大小衙門謂遼必亡，恐賊遂至京師，而晝夜搬家眷以私也。中外諸臣謂遼必亡，不議守山海。都門則議戍海州為遼陽退步，戍金、複為山東搪牌也。即奴賊謂遼必亡，而日日報遼陽坐殿，以建都也。其間蒼惶之狀，不能以旦夕待。而今何以轉亡為存，地方安堵，舉朝帖席而臥也。
自去歲開、鐵連陷，遼城非長(常)破碎，士民知不可守，而欲謀先去，賊亦知不可守，而謀速來，今內外鞏固，壯哉一金城湯池也。去年無車牛腳夫運糧，臣與各道處辦本地牛至三萬餘頭，車至三萬餘輛，晝夜攢運，而軍中始有糧草。三路覆沒之後，軍無片甲，手無寸鐵，臣調宣大各匠役改造，又增造大炮數千、槍炮一二萬，而軍中始漸有器械。采桑削警，買角易能，各鎮弓箭匠盡夜製造，而軍中始有弓矢。又調各鎮木匠，製造雙輪戰車五千輛，每輛安滅虜炮二位或三位，以至火箭火輪之類，無所不備，而軍士始有攻守具。自斬貪懦三將，而將之(知)畏，斬逃叛數卒，而卒知懼。不時捆責不喂馬不操軍者，而營伍知收拾。寒夜有賞，久戍有賞，時節有賞，而軍士知鼓舞……遼已轉危而致安，臣且生之而致死，天地鬼神實共憐鑒。
熊廷弼所言，確係實情。
奉旨行勘熊廷弼功過的兵科結事朱童蒙，出關調查後，於天啟元年(1621)閏二月，雖然處在言官紛紛參劾熊廷弼的強大壓力下，仍然客觀地上疏力言廷弼之功說：“開、鐵初陷，遼陽之人束裝思涉者，以城不足為憑也。廷弼茸其外，築其內，繞掘兩河，引水建閘，城之上密布火車、火器，分兵防守，稽閑雜，絕奸細，心思之巧，經營之周，有才人所不能到者。至沈陽、奉集、虎皮驛大小三城，修工如是，守具亦複如是，曾幾何時，而金湯鼎峙。任事才十餘月耳，而遼陽之頹城如新，喪膽之人複定，至奉集、沈陽二空城，今且儼然重鎮也。迄於今，而民安於居，賈安於市，商旅紛紛於途。巨人遼陽，民士庶垂泣而思，遮道而為之鳴，謂數十萬生靈皆廷弼一人之所留。”
袁應泰，萬曆二十三年(1595)進士，曆任知縣、工部主事。兵備參議、右參政、按察使，泰昌元年九月擢右僉都禦史，巡撫遼但是，正當明朝遼東形勢初步好轉的時候，明統治集團內部發生重大政治變化。
萬曆四十八年(1620年，天命五年)七月二十一日，明神宗萬曆帝朱翊鈞死去。其長子朱常洛於八月初一日繼皇帝位，是為光宗泰昌帝。但九月初一日又吞紅丸死於乾清宮。一月之內，梓宮兩哭。朱常洛長子朱由校襲受皇位，是為嘉宗天啟帝。時三案構爭，黨禍益熾。天啟朝統治集團內部的黨爭愈演愈烈。大臣之間，結黨營私，排斥異己，互相訐告。熊廷弼雖在邊防勞績可紀，但他性剛直，拒援引，不徇私受賄，也不曲意逢迎。得罪了一些人，成為黨爭中的被攻訐者。
劉國縉和姚宗文先挾私鼓煽同類傾陷熊廷弼，他上疏自辯；禦史馮三才、張修德又彈奏熊廷弼，他再疏自明。“遼已轉危而致安，臣且之生而致死”。給事中魏應嘉等複連章攻劾，朝廷派袁應泰代熊廷弼為遼東經略。熊廷弼在統治集團政治鬥爭中再次被擠下台。他含憤抗辯道：
今朝堂議論，全不知兵。冬春之際，敵以冰雪稍緩，哄然言師老財匱，馬上促戰；及軍敗，始愀然不敢複言。比臣收拾甫定，而愀然者又複哄然責戰矣。自有遼難以來，用武將，用文吏，何非台省所建白，何嚐有一效!疆場事，當聽疆場吏自為之，何用拾帖括語，徒亂人意，一不從，輒怫然怒哉!
熊廷弼先後五疏，極辯邊吏得不到君主的信任。針砭了當時弊政的要害。明廷罷免遼東經略熊廷弼，正是自毀長城。
袁應泰代熊廷弼為經略，薛國用為巡撫。
袁應泰，萬曆二十三年(1595)進士，曆任知縣、工部主事、兵備參議、右參政、按察使，泰昌元年(1620)九月擢右僉都禦史，巡撫遼東。十月擢兵部右傳郎兼右僉都禦史，代熊廷弼為遼東經略。袁應泰為官精敏強毅，善於治政，但用兵非所長，持法太寬，且於九月剛入遼東任巡撫，隨即轉晉經略，對遼事並不熟悉。
他是抱有保遼安遼的決心，一受命，即刑白馬祀神，誓以身委遼，並上疏說：“臣願與遼相終始，更願文武諸臣無懷二心，與臣相終始。有托故謝事者，罪無赦。”熹宗下詔對袁褒獎，賜尚方劍。袁應泰乃誅貪將何光先，汰大將李光榮等十餘人。但是，光有決心沒有才幹，也是於事無補的。身為保遼安遼的大帥，袁應泰做了危害甚巨的兩大錯事：
一是謀取撫順。袁應泰上任伊始，即奏請於明春進取撫順。天啟元年正月更上取撫方略，力言撫順為敵我必爭之地，會同巡撫、巡按、道臣、諸將商議，“皆曰宜複撫順、清河”,議兵十八萬，撫順大將(總兵、副總兵)六員，兵六萬，清河大將三員，兵三萬，寬奠、靉陽大將各一員，兵二萬，以二萬兵守遼陽，大將二員，舊兵一萬守沈陽，一萬守蒲河，七千守奉集，另外備兵一二萬為臨時調遣之用。議餉八百萬。兵馬錢糧須齊集於二月之前，齊集之後，即進取撫順，將其城修築堅固，屯兵駐守，相機進攻。
天啟皇帝批準了這個方略。這個謀取撫順的計劃，是絕對錯誤的。後金正在蓬勃發展之時，將勇兵精，士氣高昂，早就在等待時機進取遼沈，明朝則是慘敗大逃之後，剛剛穩定，民心軍心尚未恢複元氣，憑借遼陽就陽城堅炮利，也許還能固守一段時間，如果棄此不用，進襲八十裏以外的撫順，憑借這座周長隻有三裏的小小舊城，要想打敗後金那真是白日做夢，這六萬大軍恐怕又會像兩年前的杜鬆、劉延、馬林三路六七萬軍隊一樣，盡行死於後金軍之刀斧之下，再演一次薩爾滸大敗之悲劇了。
不僅如此，袁應泰及遼東宮將全力以赴，欲圖實現取撫方案，從而放鬆了對沈陽、遼陽的繼續加固和防守，客觀上為後金軍的克城，提供了有利條件。
當時的有識之士就認為袁應泰貿然進取撫順的計劃是錯誤的，將招來戰敗大禍。吏科給事中周朝瑞上疏，力言此舉不當說：“讀經略袁應泰受任一疏，欲於明春進屯撫順，心切壯之。惟是奴酋非疥癬小疾也，累歲之所訓練，數勝之所收集，今其眾已不下十餘萬，且器被犀利，馬閑馳逐，即以一兵當一賊，勢恐不勝，況我兵合之不少，分之不多乎。向者沈陽、奉集之間，守備略具，賊來不敢攻，營不能久，非示弱也，苦於糧糗糧之間，恐一旦食盡，為我所乘耳。若進屯撫順，糧草不足。兵法雲，圍則攻之，無攻入之兵，而久處圍地，一鼓成擒矣。功難立就，目前當計軍計餉，神兵足而民安，勿更墮賊謀而認為易與也。”朝廷對此，置之不理。
二是廣納降夷。當時，蒙古諸部大饑，多入塞乞食。袁應泰說“我不急救，則彼必歸敵”,是為敵方增兵也，乃下令招降。蒙古紛紛來降，歸者日眾。袁應泰將“降夷”安插在沈陽、遼陽，多至六千餘人。沈陽主將賀世賢總兵收納的蒙古降夷就多達三千餘人。總兵李光榮不收降夷，並上報，兵科給事中肖基等言收降過多，或陰為敵用，或敵雜間諜其中為內應，禍且叵測，袁應泰拒而不聽，反自詡得計。後果中其禍，為後金遣人詐降用間，城中內應，提供了十分難得的好機會。
另外，袁應泰因不諳兵法，“規畫頗疏”,又對熊廷弼之安排部署，改動頗多。廷弼“持法嚴，部伍整肅，應泰以寬矯之，多所更易”。
後金在明統治集團內部發生政治變化的時候，既有勝利，也有困難。後金滅葉赫，撫蒙古，女真實現統一，勢力空前強大，軍隊約有十萬人。同時，遼東大旱，赤地千裏，年荒米貴，石米四兩。後金人口增多，糧食奇缺，數以千計的女真人南丐東乞。後金汗為擺脫經濟困境，度過災荒，需要向遼河流域興兵。但熊廷弼任經略使努爾哈赤原擬進軍遼、沈的計劃推遲一年多。
他經過耐心地等待，向明進兵的時機終於到來。機不可失，時不再來。善於等待時機，巧於捕捉時機，是努爾哈赤聰明機智的火花。努爾哈赤緊緊地抓住明朝皇位更替，經略易人，軍心渙散，邊防紊亂的有利時機，向江、沈大舉進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