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柔道治國 治國方針

俗語說“打天下難，守天下更難”,劉秀統一天下之後，就麵臨天下治理的難題。

劉秀自二十八歲開始起兵反莽，到四十三歲實現天下統一，可以說一生戎馬十餘年。因為長時間的鞍馬勞頓，這樣就很容易讓人產生一種厭戰情緒。

所以當統一天下以後，劉秀的厭武可以說也達到了極致。“帝在兵間久，厭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樂息肩，自隴、蜀平後，非儆急，未嚐複言軍旅。”皇太子嚐問攻戰之事，帝曰：“昔衛靈公問陳(陣),孔子不對，此非爾所及。”“戢弓矢而散牛馬，雖道未方古，斯亦止戈之武焉。”劉秀的這種厭武心理，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劉秀治國的政策。他所謂的柔道治國，與此不無關係。當然，厭武隻是主觀上的一種願望，而客觀上能不能真正實現偃武，還是得看外部的環境允不允許這樣做。

自東漢統一後，其在國內鎮壓反叛的“武事”,就不曾中斷過。不過總體上看，這時的“武事”畢竟和統一前有很大的不同。特別是作為皇帝的劉秀，他本人由“厭武”而向“偃武”的努力，不失為明智務實之舉，具有積極意義。

建武二十七年(公元51),朗陵侯臧宮與揚虛侯馬武聯名上書，建議劉秀趁匈奴“人畜疫死，旱蝗赤地，疲困乏力”之機，從左右兩路出兵，徹底消滅“北虜”。特別要值得注意的是，書中寫有這樣的話：“福不再來，時或易失，豈宜固守文德而墮武事乎……臣恐陛下仁思不忍，謀臣狐疑，令萬世刻石之功不立於聖世。”在此，上書者諫勸劉秀不可“固守文德而墮武事”,不可一味“仁思不忍”,而這也正好從一個側麵反映了劉秀柔道治國的主旨。

對於兩位大臣的上書，劉秀詔告道：

《黃石公記》曰：“柔能製剛，弱能製強。”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仁之助也，強者怨之歸也。故日有德之君，以所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所樂樂身。樂人者其樂長，樂身者不久而亡。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逸政多忠臣，勞政多亂人。故日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強；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雖成必敗。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複欲遠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且北狄尚強，而屯田警備，傳聞之事，恒多失實。誠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時，不如息人。

顯而易見，詔告從理論和現實兩個層麵論述了之所以必須“守文德而墮武事”的依據。就理論而言，劉秀引《黃石公記》之言，通過對“柔”“剛”“弱”“強”意義的分析，指出要想治理好國家必須行“逸政”而不可行“勞政”,必須“舍遠謀近”而不可“舍近謀遠”,必須“廣德”而不可“廣土”,必須“安”而不可“殘”。在這個詔報中，他把儒家思想與黃老思想融為一體，對所實行的偃武國策作出了理論上的闡釋。

在當時的實際情況上說，劉秀總結是“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建武十三年(公元37)統一之後，東漢境內的所發生的“武事”實例來看，這個總結還是以事實為依據的。他還指出，如果用國家二分之一的力量能滅掉匈奴，那自然是求之不得的；可是當時匈奴力量還很強大，而許多傳聞之事和事實差距很遠並不可靠，在這種情況下“欲遠事邊外”,從時機上看實在不是時候，還不如讓人民休養生息為好。這個詔報，實際等於劉秀決心“守文德而墮武事”的宣言書，“自是諸將莫敢複言兵事者”。

對於這件事，古代史學家範曄曾作評論道：“臧宮、馬武之徒，撫鳴劍而抵掌，誌馳於伊吾之北矣。光武審《黃石》,存包桑，閉玉門以謝西域之質，卑詞幣以禮匈奴之使，其意防蓋已弘深。豈其顛沛平城之圍，忍傷黥王之陳(陣)乎?”其大意說，臧宮、馬武這些人，摩拳擦掌，利劍鳴於手中，誌在消滅伊吾以北的匈奴；光武皇帝遵循《黃石》之論，一心鞏固國家的根本，閉玉門關謝絕西域各國派來入侍的質子，以謙卑的詞語和豐厚的禮物回報匈奴的使臣，他防範的用意已經非常弘深，豈不正是要避免重蹈漢高祖平城受困、與黥布對陣受傷的覆轍嗎?應該說，範氏的看法，從一定的意義上講還是揭示了劉秀偃武的本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