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禪暗弱難守業

劉禪生於建安十二年(207),其母為甘氏,章武三年(223)五月,劉禪繼侯於成都,時年十七歲,致元建興,死於晉泰始七年(271),終年六十五歲。

關於劉禪的出身,還有這樣一個傳說:據說劉備在小沛的時候,曹軍殺主,劉備拋下家眷,逃往荊州,當時劉禪年僅幾歲,在逃亡時走失,隨人到了漢中,被人販子賣掉。到了建安十六年(211),關中戰亂,扶風人劉括到漢中避亂,把劉禪買回家去,當作兒子養大,並給他娶了妻子,生有一子,他的鄰居有一個姓簡的人,在劉備得益州時被提升為將軍,在他回漢中時,與劉禪相見,劉禪依稀記得他父親的名字叫“玄德”,簡將軍高興,經過查驗,這個人的確是走失的劉禪,於是簡將軍報告張魯,張魯為劉禪洗了澡,然後就自送到益州劉備那裏,劉備冊立劉禪為太子。當然,這隻是一則傳說而已。

這則傳說,似乎為劉禪愚昧,既不道文,又不會武找到了借口,他被人販子自小賣走,沒有受到教育。

除了劉禪本身的素質條件外,曆史的客觀形勢使他必然成為一代暗弱無能的君主。

天下靠人打,國賴謀者治。可歎的是老天不保佑,在重要的曆史轉折時期,謀臣宿將相繼離世。據《三國誌》《華陽國誌》諸書載,劉備為帝前後,亦即劉禪即位前,許多有威望、有能力的人都相繼英年早逝,其中著者有:

建安十九年,軍師中郎將龐統,率眾攻雒城,中流矢死,年僅三十六歲;

建安二十四年,前將軍關羽,失荊州,被孫權部將所殺;

建安二十五年,後將軍黃忠,病死;

建安二十五年,尚書令法正,病死,年四十五歲;建安二十五年,安漢將軍麋竺,病死;

建安末,秉忠將軍孫乾、昭德將軍簡雍、昭文將軍伊籍去世;

章武元年,右將軍,遷車騎將軍張飛,被帳下將殺死;

章武二年,左將軍,還騾騎將軍馬超,病死,年四十七歲;

章武二年,司徒許靖,病死;章武二年,尚書今劉巴,病死;

章武二年,侍中馬良,死於夷陵之戰。

可見,劉禪繼位後麵臨的是中央機構不健全、人才匱乏的局麵。

對他打擊更大的是,建興十二年(234),諸葛亮病死五丈原(今陝西武功境),事出突然,朝無能臣,自然還是丞相府的班底執掌大權。丞相的兩位長史,亦即分別統製軍權與政權。丞相長史楊儀掌軍事;丞相留府長史蔣琬為尚書令,“總統國事”。這就是諸葛亮為劉禪安排的生存環境。據《三國誌·楊儀傳》載:“(楊)儀既領軍還,又誅討(魏)延,自以為功勳至大,宜當代亮秉政,呼都尉趙正以《周易》筮之,卦得《家人》,默然不悅。而亮平生密表,以儀性猖狹,意在蔣琬,琬遂為尚書令、益州刺史。儀至,拜為中軍師,無所統領。”可見,楊儀想做接班人,但諸葛亮“意在蔣琬”。《三國誌·蔣琬傳》載,諸葛亮常說:“公琰(琬字)托誌忠雅,當與吾共讚王業者也。”並且密表劉禪說:“臣若不幸,後事宜以付琬。”既有密表,又是留守成都,近水樓台蔣琬自然捷足先登,遂總國政。繼而又遷大將軍,錄尚書事。時間不長,又晉位大司馬。因此,劉禪又在新的領導人的羽翼庇護下深居宮中,沉溺於酒色為娛,打發其百無聊賴的日子了。據《三國誌·後主傳》注引魚豢《魏略》說,直到延熙九年(246),蔣琬病死,“禪乃自攝國事”。時,劉禪已經四十歲,且已做了二十四年的隻管享

樂的蜀漢皇帝,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冥頑成性,積習難改了。

劉禪在位四十一年,是個享祚不短的皇帝。在此期間,益州地區有過一段相對穩定和發展。但是由於他遠離政事之外,他既非決策,又不身躬,所有成績,似乎都不應記在他的名下。相反,所有失誤,最終國破家亡,他作為一國之君自然是難辭其咎。因此,曆史的公平秤,隻能將他放在庸君的位置上進行貶斥,以戒來者。

如前所述,劉禪性本愚鈍,幼又失教,長不自厲,壯不自奮,老乏誌氣,當為曆史所非。但是,就其後天教育來說,劉備當負重要責任。曆史證明,對於子女的教育,劉備遠遜於曹操。

劉備對於劉禪則不然。當他感到此一問題的嚴重和迫切時,已來不及。劉備深知兒子無能,難以支撐並發展蜀漢局麵,臨終不得不托孤於諸葛亮。諸葛亮對劉禪,從一定意義上說,應該說有負劉備之托。他完全是有意的既不對劉禪主動培養,也不給予劉禪以實際鍛煉的機會,任其**欲頹唐,逸樂後宮,不謀進取。

諸葛亮總攬國中大事。劉禪文不能謀,武不能戰,自甘無能,難務進取,自然隻好安於“政由葛氏,祭則寡人”的局麵。他親政之前無所事事二十多年,沉湎於宮中生活,愚劣之質和自卑之感日甚一日。諸葛亮在《出師表》中提醒他不要“妄自菲薄”。其實,劉禪的這種“妄自菲薄”的感覺,主要是自慚於諸葛亮。這是客觀環境所使然。也可以說,這正是由諸葛亮造成的。

劉禪親政之後,惡習難改。學不長進,謀難己出,在處理國政和兵戎大事方麵,自然就難免依舊受製於人。

他生活腐敗,驕奢**逸。嬪妃之數已逾古製,但仍不饜足,“常欲采樣以充後宮”,因此受到董允的抵製。史稱:“(董)允以為古者天子後妃之數不過十二,今嬪嬙已具,不宜增益,終執不聽。”另外,還有一段逸事,也反映了大臣們對劉禪驕奢**逸生活的反感。《三國誌·劉琰傳》說,車騎將軍劉琰的妻子胡氏人賀太後,“太後令特留胡氏,經月乃出。胡氏有美色,琰疑其與後主有私,呼卒五百撾胡,至於以履搏麵,而後棄遣”。胡氏將劉琰的行為上告,劉禪即將劉琰抓進監獄,讓刑事部門議罪。因此,“有司議曰:‘卒非撾妻之人,麵非受履之地。’琰竟棄市。自是,大臣妻母朝慶遂絕”。

劉禪荒於政事,喜歡遊山玩水,“頗出遊觀,增廣聲樂”,沉迷於聲色犬馬之中。太子家令譙周對此上表進諫。譙周在曆述王莽以來的成敗典故之後,講到劉禪“至於四時之祀,或有不臨,池苑之觀,或有仍出”,因此表示了自己的深感不安,進而勸諫說:“夫憂責在身者,不暇盡樂。先帝(劉備)之誌,堂構未成,誠非盡樂之時。願省減樂官、後宮所增造,但奉修先帝所施,下為子孫節儉之教。”事實證明,劉禪對此倒是挺有主意,我行我素,譙周的勸諫如石沉大海,沒有收到任何效果。

諸葛亮在世,總統政權,一切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麵的成功與失敗,自然都應記在諸葛亮的賬上。諸葛亮死後,蔣琬開府掌權十三年,政治、軍事無一建樹。延熙六年(243),蔣琬在給劉禪的上疏中不得不承認“臣既暗弱,加嬰疾疹,奉辭六年,規方元成,夙夜憂慘”。

延熙九年(246),蔣琬去世。蔣琬之死,對於劉禪來講是一個很重要的轉折點,蔣琬死後,劉禪開始“親攝國政”。

漢製,凡大將軍領尚書事,或錄尚書事、平尚書事,就是權力最大者。諸葛亮死後,蜀漢沒有再置丞相,大將軍錄尚書事,就是實際的執政。尚書令實際上也就是丞相。先是以蔣琬為尚書令,再遷大將軍、錄尚書事、領益州刺史,總統國事。蔣琬病死前後,又以費禕為大將軍、錄尚書事、領益州刺史,當權。

自從劉禪“自攝國事”之後。曆史證明,蜀漢不僅沒有因此好起來,而是一日不如一日了。簡而言之,第一,諸葛亮的一些行之有效的政治、經濟措施,沒有得到繼續貫徹;第二,諸葛亮的一些弊政和局限性,諸如用人不明,執法不公,非但沒有克服,反而有所發揚;第三,宦官幹政,朝無諍臣;第四,經濟凋敝,生產衰微;第五,疲於用兵,國力難支,“民有菜色”;第六,腐敗成風,大臣失信,互為掣肘,不求有功,但求免罪自保。

據《華陽國誌·劉後主誌》載,劉禪先是破格提拔蜀郡太守呂義為尚書令,晉薑維為衛將軍,與大將軍費禕並錄尚書事。這說明劉禪親政之後,依然隻能依靠諸葛亮遺留下的老臣。他沒有辦法,也沒有能力完全擺脫諸葛亮及其僚屬的影響。但是,如果從另一個角度說,幸好如此,否則,劉禪早已身死國滅江山易主了。

呂乂主內政。《三國誌·呂又傳》說,呂又曾為巴西太守,“丞相諸葛亮連年出軍,調發諸郡,多不相救,乂募取兵五千人詣亮,慰喻檢製,無逃竄者”,得到諸葛亮的信任,調為漢中太守,兼領督農。諸葛亮死後,呂乂累官廣漢太守、蜀郡太守,入為尚書。

延熙十四年(251),呂又死,劉禪任用侍中陳祗為守尚書令,加鎮軍將軍,主政事。《三國誌·陳祗傳》載,陳祗“多技藝,挾數術,費禕甚異之”,因而被越級提拔,從“選曹郎”一躍而為侍中,繼而“又以侍中守尚書令,加鎮軍將軍”。“大將軍薑維雖班在祗上,常率眾在外,希親朝政。祗上承主詣,下接閹豎,深見信愛,權重於維。”《華陽國誌·劉後主誌》載:“薑維雖班在祗右(古代官以右為上),權任不如,蜀人無不追思董允者。”陳祗主政七年,朝風日壞,寸績未見,這樣的人卻深得劉禪寵愛。景耀元年(258),陳祗死,“後主痛惜,發言流涕”,並下詔枉讚其功績,諡為忠侯,賜其長子爵關內侯,拔其次子為黃門侍郎。可見其昏庸如此不堪。

費禕、薑維主軍事。二人雖然並錄尚書事,權力很寬泛,但主要是把精力放在軍事上。他們在平撫涼州,以及益州境內汶山平康、涪陵蜀國少數民族的“反叛”中“戰功卓著”,但在對魏戰爭中卻敗多勝少。並且,二人在戰爭策略上存在很大分歧。《三國誌·薑維傳》說:“維自以練西方風俗,兼負其才武,欲誘諸羌、胡以為羽翼,謂自隴以西可據也。每欲興軍大舉,費禕常裁製不從,與其兵不過萬人。”費禕對薑維說:“吾等不如丞相亦已遠矣。丞相猶不能定中夏,況吾等乎!且不如保國安民,敬守社稷,如其功業,以俟能者,無以為希冀僥幸而決成敗於一舉。若不如誌,悔之無及。”客觀地說,費禕的方略,雖然難建大功,雖然比較保守,但比較符合蜀漢當時的實際。

延熙八年(魏正始六年,245年)冬,劉禪批準費禕出屯漢中。費禕承襲諸葛亮、魏延的做法,據險禦敵,圍守為主。延熙九年(246),回成都。延熙十一年(248)複出漢中。在此期間,蜀軍未遭敗績,是因吳、魏兩國皆忙於內部事務,沒有向外用兵。

延熙十二年(魏嘉平元年,249年),魏國發生內亂,司馬懿殺大將軍曹爽,本在秦隴與蜀軍相抗的右將軍夏侯霸(夏侯淵的兒子)懼誅,自駐屯地隴右出奔,投降蜀漢。劉禪、薑維認為,有機可乘。薑維出兵攻雍州,依翻山(今甘肅岷縣東)築二城,使牙門將勾安、李歆等守之。魏遣征西將軍、都督雍涼諸軍事郭淮與雍州刺史陳泰、南安太守鄧艾等,圍其城,“斷其運道及城外流水”,蜀軍“將士武侯祠

困窘,分糧聚雪以稽日月”。薑維自牛頭山(今甘肅岷縣東南)來救,陳泰等率軍截斷薑維的退路。薑維“懼,遁走”,置二城於不顧,勾安、李歆“孤懸”無援,降魏。

延熙十三年(250),薑維出兵(今青海西寧),“不克而還”。

延熙十六年(魏嘉平五年,253年)春,費禕為魏降人郭修所殺。史載,費禕雖典戎於外,慶賞刑威,都向劉禪報告、請示,聽聽朝廷的意見。自禕歿後,閹宦秉權。薑維自負才兼文武,“至是無憚,屢出師旅,功績不立,政刑失錯矣”。

是年夏,薑維再次率軍數萬出石營(今甘肅西和西北),經董亭,圍南安(今甘肅隴西東北)。魏雍州刺史陳泰驅兵解圍,薑維“糧盡退還”。

延熙十七年(魏正元元年,254年)夏,魏狄道長李簡密書請降,薑維率**寇將軍張嶷複出隴西,“軍前與魏將徐質交鋒,嶷臨陣隕身”,雖然取小有勝利,但斷送了善處民族關係的安邦名臣張嶷的命,可謂得不償失。魏軍敗退,薑維乘勝拔河關(今甘肅蘭州西)、狄道(今甘肅臨挑西南)、臨洮(今縣)三縣民而還。

延熙十八年(255)春,薑維又提出出征,劉禪召集大臣商議,征西大將軍張翼“廷爭”,以為“國小民勞,不宜黷武”。薑維不聽,而且故意要張翼從征,讓劉禪改授張翼為鎮南大將軍。是年夏,薑維即率魏降將、車騎將軍夏侯霸(夏侯霸投降後,被授車騎將軍)和張翼等率軍出征。史載,“維至狄道,大破魏雍州刺史工經,經眾死於洮水者以萬計”。張翼勸其適可而止:“可止矣,不宜複進,進或毀此大功。”薑維大怒說:“為蛇畫足。”薑維遂進兵圍王經於狄道,魏以征西將軍、都督雍涼諸軍事陳泰,進軍陳倉,趨兵上邦(今甘肅天水西南),“分兵守要,晨夜進前”。陳泰認為,薑維“縣(懸)軍遠僑,糧穀不繼,是我速進破賊之時也,所謂疾雷不及掩耳,自然之勢也。洮水帶其表,維等在其內,今乘高據勢,臨其項領,不戰必走”。陳泰所料無誤。魏軍“潛行,夜至狄道東南高山上,多舉烽火,鳴鼓角。狄道城中將士見救者至,皆憤踴”。陳泰與王經密謀,截斷薑維的退路,薑維等人聽到消息後,倉皇逃遁,退駐鍾提(今甘肅臨洮西)。

延熙十九年(魏甘露元年,256年)春,劉禪升遷薑維為大將軍。薑維整頓人馬與鎮西大將軍胡濟期會上邦。濟失誓不至,故維為魏大將鄧艾所破於段穀(今天水境),星散流離,死者甚眾本來形勢對蜀有利如魏將鄧艾所說:“(魏)挑西之敗,非小失也。破軍殺將,倉廩空虛,百姓流離,幾於危亡。今以策言之,彼有乘勝之勢,我有虛弱之實,一也。彼上下相習,五兵犀利,我將易兵新,器杖未複,二也。彼以船行,吾以陸軍,勞逸不同,三也。狄道、隴西、南安、祁山,各當有守,彼專為一,我分為四,四也。從南安、隴西、隴西,因食羌穀,若趨祁山,熟麥千頃,為之縣餌,五也。賊有黠數,其來必疑。”薑維果出祁山,“聞艾已有備,乃回從董亭趣南安,艾據武城山以相持。維與艾爭險,不克,其夜,渡渭東行,緣山趣上邦,艾與戰於段穀,大破之”。薑維慘敗,蜀國怨聲載道。維謝過引負,求自貶削。於是降為後將軍,行大將軍事。

延熙二十年(257),魏征東大將軍諸葛誕反於淮南,分關中兵東下,薑維意欲乘虛取秦川,再次率數萬人出駱穀(今陝西周至西南),至芒水(今陝西周至西南),與魏征西將軍、都督雍涼二州諸軍事、司馬懿的侄子司馬望和鎮西將軍鄧文對陣。司馬望、鄧艾傍渭堅圍,不與戰。既而,薑維得知諸葛誕失敗,魏國將出兵,料難進取,主動撤兵,回到成都。

景耀元年(魏甘露三年,258年),劉禪恢複了薑維大將軍的職務。據《三國誌·薑維傳》載:“初,先主留魏延鎮漢中,皆實兵諸圍以禦外敵。敵若來攻,使不得人。及興勢(今陝西洋縣北)之役,王平捍拒曹爽,皆承此製。”但薑維認為,這種立足於防禦的布兵方式,不易獲得大的成功,“不若使聞敵至,諸圍皆斂兵聚穀,退就漢(今陝西勉縣西南)、樂(今陝西城固城)二城。拒敵於城外,且重關鎮守以捍之。有事之日,令遊軍並進以何其虛。敵攻關不克,野無散穀,千裏縣糧,自然疲乏。引退之日,然後諸城並出,與遊軍並力搏之,此珍敵之術也”。一廂情願地自我設計,非常美妙。劉禪接受了薑維的建議,改變諸葛亮用兵方略,重新部署了軍隊。

以後連續幾年,魏國司馬昭忙於鞏固權力,吳國內部不穩,都沒有對外用兵,三國短暫相安。

景耀五年(魏景元三年,262年),“蜀漢國庫空虛、積弱不振,薑維又率眾出漢、侯和(今甘肅臨潭南)國小民勞,不宜黷武”。太中大夫(一作中散大夫)譙周鑒於“軍旅數出,百姓凋瘁”,而與尚書令陳祗論其利害,因作《仇國論》以諷之,其中有言“可為文王,難為漢祖”。又謂:“夫民疲勞,則騷擾之兆生,上慢下暴則瓦解之形起。諺曰:‘射幸數跌,不如審發。’是故智者不為小利移目,不為意似改步,時可而後動,數合而後舉,故湯、武之師不再戰而克,誠重民勞而度時審也。如遂極武黷征,土崩勢生,不幸遇難,雖有智者將不能謀之矣。”意思很明白,他把劉禪、薑維的屢屢用兵視為窮兵黷武,並進而危言後果不堪設想。右車騎將軍廖化說得更明白:“兵不戢,必自焚,伯約(薑維)之謂也。智不出敵而力小於寇,用之無厭,將何能立!”

薑維不悟,結果在侯和被鄧艾打敗。然後,他置益州咽喉於不顧,還住遝中(今甘肅臨潭西南),遠離漢中而又沒在漢中設重兵固守。這是重大的戰略性錯誤。

事實證明,薑維住兵遝中,完全是不顧國家大計而出於自利自保的目的;也是劉禪昏庸所導致的結果。對於薑維來說,固然情有可原;但對於劉禪來說,實在是罪不可赦。《三國誌·薑維傳》說:“維本羈旅托國,累年攻戰,功績不立。而宦官黃皓等弄權於內,右大將軍閻字與皓協比,而皓陰欲廢維樹宇。維亦疑之,故自危懼,不複還成都。”《華陽國誌·劉後主誌》說:“大將軍維惡皓之恣擅,啟後主欲殺之。後主曰:‘皓,趨走小臣耳。往者董允切齒,吾常恨之,君何足介意!'維本羈旅自托,而功效無稱,見皓枝附葉連,懼於失言,遜辭而出。後主敕皓諧維陳謝,維說皓求遝中種麥,以避內逼。”

景耀六年(八月改元炎興元年。魏元帝景元四年,263年),魏相國司馬昭知道時機成熟,發動大軍,發動滅蜀戰爭,命征西將軍鄧艾、鎮西將軍鍾會、雍州刺史諸葛緒數路並進。薑維“聞鍾會治兵關中,欲規進取”,乃上表劉禪,要求增兵,提出“宜並遣張翼、廖化督諸軍分護陽安關口(今陽平關,在陝西寧強西北)、陰平橋頭(今玉壘關,在甘肅文縣東南),以防未然”。劉禪昏庸,沒有主意,什麽事都由黃皓拿主意。他把表章先給黃皓一個人看。據說,“皓征信鬼巫”,用求神弄鬼、打卦問卜的伎倆,自欺欺人,散布鬼、巫誑語,說敵人最終是不會來的。他向劉禪上奏這些鬼話,讓劉禪“寢其事”,把薑維的表章壓下來。所以,朝臣都不知薑維表奏這回事。及至魏軍蜂擁而來,才知大事不妙。

史載,鄧艾督三萬餘人自狄道向甘鬆(在今甘肅迭部境)、遝中進發,以牽製薑維;諸葛緒督三萬餘人自祁山向武街(今甘肅武都西南)、橋頭(今甘肅文縣東南之玉壘關)進發,“絕維歸路”;鍾會統十二萬眾分從斜穀、駱穀、子午穀取漢中。劉禪下詔,敕令“諸圍皆不得戰,退保漢、樂二城”。

鍾會率領諸軍平行前進,直取漢中。令前將軍李輔統萬人圍蜀將王含於樂城,護軍荀愷圍蜀將蔣斌於漢城,護軍胡烈攻蜀將傅金於關口。蔣斌投降,傅金陣亡。鍾會得知前部已將關口拿下,驅馬前行,大得庫藏積穀。

鄧艾令天水太守王頎直攻薑維軍營,令隴西太守牽弘斷薑維後路,令金城太守楊欣徑取甘鬆。薑維“聞鍾會諸軍已入漢中,引退還。欣等追躡於強川口(在今甘肅文縣境),大戰,維敗走”。

諸葛緒得知薑維自強川口敗退,屯住橋頭,立即回軍三十裏,欲截擊薑維,追之不及,薑維率餘部退守劍閣。

兩軍相持於劍閣,鍾會與薑維書勸降,“維不答書,列營守險”。正當鍾會陷入缺糧窘境,商議撤軍的時候。鄧艾“道行無人之地七百餘裏,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穀深,至為艱險,又糧運將匱,頻於危殆。艾以氈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奪取江油(四川今縣),進逼綿竹(今四川德陽東北)。蜀漢亡國危機,便迫在眉睫了。

君主昏庸,易被宦者所控,這已成為一條不成文的規律。劉禪自然不會例外。他從立為太子,即與宦官黃皓相善;即位以後,事事依從。正因如此,諸葛亮便將太子舍人、洗馬董光提拔為黃門侍郎,主宮中事。建興六年(228),諸葛亮北出祁山前,更“慮後主富於春秋,朱紫難別,以允秉心公亮,欲任以宮省之事”,上表要求劉禪“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谘之,然後施行”。不久,“又升遷董允為侍中,領虎責中郎將,統宿衛親兵”。劉禪和黃皓都有點怕他。劉禪常想廣選美女以充後宮,如前所述,董允堅決不同意。劉禪,益加寵幸黃皓,“皓便辟佞慧,欲自容人”。董允常常“上則正色匡主,下則數責於皓”。因此,劉禪有點怕,黃皓也畏懼。“皓畏允,不敢為非。終允之世,皓位不過黃門丞”。

延熙九年(246),蔣琬、董允先後死去,劉禪自攝國政,黃皓便肆無忌憚、有恃無恐。劉禪任用陳祗代董允為侍中,繼而又讓他以侍中守尚書令,加鎮軍將軍。陳祗與黃皓互為表裏。可見,劉禪親攝國政之日,也是黃皓“始預國政”之時。景耀元年(258),陳祗死去,宦人黃皓開始“專政”,“操弄威柄,終致亡國。”

劉禪在最後的幾年裏,自己的“班子”逐步健全了。黃皓從黃門令而為中常侍、奉車都尉,執掌大權;以仆射董厥為尚書令,繼遷輔國大將軍;拜諸葛亮的兒子、劉備的女婿、尚書仆射、軍師將軍諸葛瞻為行都護衛將軍,與董厥“並平尚書事”;繼而又以侍中樊建守尚書令。諸葛瞻、董厥都與黃皓勾結為虎作代,“鹹共將護”黃皓的權力,隻有樊建還有點氣節,不與黃皓相善。

劉禪寵宦誤國,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麵:一是把權力交給了黃皓,自己沉湎酒色、不理政事。二是阻斷良謀,賢者離心。諸如前麵所說,黃皓與右大將軍閻宇勾結,陰欲廢黜薑維而樹立閻宇的權力,薑維疑懼,不敢回成都。三是貽誤軍國大事。國難當頭,竟然聽信黃皓的鬼話,把薑維求援的表章擱置不理,貽誤了僅有的一點戰機,救國的最後一點希望就此破滅了。

劉禪即位之後不幾年,便把諸葛亮取得的僅有的一點兒成就耗光了。政治昏暗,經濟凋敝,人民食不果腹。有一個曆史故事足可證明這一點:景耀四年(魏景元二年,吳永安四年,261年),吳國派遣五官中郎將薛瑚出使蜀漢,薛瑚回國後,吳景帝孫休問他對蜀漢印象如何,薛瑚生動地描述了蜀漢的情況:“主暗而不知其過,臣下容身以求免罪,人其朝不聞直言,經其野民皆菜色。”薛瑚說:“臣問燕雀處堂,子母相樂,以為至安也,突決棟焚,而燕雀恰然不知禍之將及,其是(指蜀漢)之謂也。"一言中的,蜀漢君臣上下正是這個樣子,目光短淺,安於逸樂,固之不亡,豈非咄咄怪事!

劉備力求戎馬一生,拚命爭得了一方天下,由於本人無能,未及建起牢固的基礎;諸葛亮執政,初有微績,連年廝殺繼而徒耗國力,積弱難複;阿鬥昏庸,自然無所作為。因此,沒有多年的工夫,這個偏居一隅的小朝廷便徹底斷送了。亡國之際,劉禪的怯懦之性、昏庸本質更加暴露無疑。

景耀六年(魏景元四年,263年)十月,魏征西將軍鄧艾以“攻其不備,出其不意,掩其空虛”之術,鑿山通道,驅軍於無人之地七百裏,直至江油,仿佛神兵天降。蜀漢江油守將馬邈自知不敵,開城投降,衛將軍諸葛瞻不聽尚書郎黃崇“速行固險,無令敵得入坪(平地)”的勸告。即奔涪城(今四川綿陽)而退保綿竹。鄧艾誘降諸葛瞻,說:“若降者,必表封琅琊王。”瞻大怒斬使者。鄧艾即遣其子鄧忠等“擊其右”,右司馬師纂等“擊其左”,鄧忠、師纂出戰不利,還告鄧艾說“賊未可擊”,艾大怒:“存亡之分在此一舉,何不可之有!”艾叱忠、纂等出,將斬之,“忠、纂還更戰,大破之,斬瞻及尚書張遵等首,進軍到雒(治今四川廣漢北)”。諸葛瞻長子諸葛尚仰天長歎:“父子荷恩,不早斬黃皓,以致敗國殮民,用生何為!”於是“驅馬赴魏軍而死”。由此可見,諸葛瞻父子還不愧是諸葛亮的子孫,總算戰死陣前,可以算得上壯烈殉國。

雒縣至成都,路僅八十裏,不及一日之遙。劉禪昏弱,不懂軍事,諸葛瞻既死,薑維、董厥、張翼、廖化等人遠在劍閣,於是蜀漢朝野一片驚慌,百姓皆奔向山野,無法阻止。

大敵當前,劉禪召開了一次禦前緊急會議,“計無所出”。有人主張投吳,認為“蜀之與吳,本為和國,宜可奔吳”。有人主張南逃,認為“南中七郡,阻險鬥絕,易以自守,宜可奔南”。

光祿大夫譙周則主張投降。他針對“奔吳”的主張指出:“自古以來,無寄他國為天子者也,今若入吳,固當臣服。且政理不殊,則大能吞小,此數之自然也。由此言之,則魏能並吳,吳不能並魏明矣。等為小稱臣,孰與為大?再辱之恥,何與一辱?”又針對“奔南”的主張指出:“若欲奔南,則當早為之計,然後可果;今大敵以近,禍敗將及,群小之心,無一可保,恐發足之日,其變不測,何至南之有乎!”

眾臣都同意投降,但又擔心鄧艾不受降,於是這些人把譙周團團圍住,質問他說,現在鄧艾已經離成都不遠,如果不肯接受我們投降怎麽辦?譙周根據天下形勢,做出判斷,認為:“方今東吳未賓,事勢不得不受,受之不得不禮。”並進而保證說:“若陛下降魏,魏不裂土以封陛下者,周請身詣京都,以古義爭之。”群臣竟然沒有人提出堅守成郡,抵抗到底的。

經過聚議,眾人期於自保,“皆從周議”,劉禪則依然有點傾向於

南奔少數民族地區。譙周即又上疏,陳說四點不宜南去的理由:一為南方不可靠;二為難免敵人追及,指出“北兵之來,非但取蜀而已,若奔南方,必因人勢衰,及時赴追”;三為南方沒有立足的條件;四為失掉民心,民必“亡叛”,最後,譙周對兩條道路作了對比,指出“早為之圖,可獲爵土;若遂適南,勢窮乃服,其禍必深”。

最終,劉禪覺得譙周的話有道理,於是決定投降。

當時,堅決反對投降的隻有劉禪的第五子北地王劉諶。史載:“後主將從譙周之策,北地王諶怒曰:‘若理窮力屈,禍敗必及,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可也。’後主不納,遂送璽綬。當日,諶哭於昭烈之廟(劉備廟),先殺妻子,而後自殺,左右無不為涕泣者。”

劉禪命秘書令卻正起草投降文書,並派侍中張紹(張飛的兒子)、駙馬都尉鄧良(鄧芝的兒子)等到鄧艾營,聯絡投降。投降文書,竭盡奴顏媚辭、搖尾求憐之語。

限分江、漢,遇值深遠,階緣蜀土,鬥絕一隅,幹運犯冒,漸苒曆載,遂與京畿攸隔萬裏。每惟黃初中,文皇帝(按指曹丕)命虎牙將軍鮮於輔,宣溫密之詔,申三好之恩,開示門戶,大義炳然,而否德暗弱,竊貪遺緒,俯仰累紀,未率大教。天威既震,人鬼歸能之數,怖駭王師,神武所次,敢不革麵,順以從命!輒敕群帥投戈釋甲,官府帑藏一無所毀。百姓布野,餘糧棲畝,以俟後來之惠,全元元之命。伏惟大魏布德施化,宰輔伊、周,含覆藏疾。謹遣私署侍中張紹、光祿大夫譙周、駙馬都尉鄧良奉齎印綬,請命告誠,敬輸忠款,存亡敕賜,惟所裁之。輿櫬在近,不複縷陳。

《三國誌·後主傳》載,“紹、良與艾相遇於雒縣。艾得書,大喜”,接受了劉禪投降,並立即報以回書,讓紹、良先還。“銜命來征,思聞嘉響,果煩來使,告以德音,此非人事,豈天啟哉!昔微子歸周,實為上賓,君子豹變,義存《大易》,來辭謙衝,以禮輿櫬,皆前哲歸命之典也。全國為上,破國次之,自非通明智達,何以見王者之義乎!”可見,用車拉著棺材(輿櫬)、自縛出降是鄧艾向劉禪提出的條件。

劉禪為了表示歸從,即遣太常張峻、益州別駕汝超歸鄧艾節度。同時,遣太仆蔣顯通知薑維投降鍾會。史載:“薑維未知後主降,謂且固城;素與執政者不平,欲使其知衛敵之難,而後逞誌;乃國由巴西(治今四川閬中),出郪(今四川三台縣南)、五城(今四川中江)。會被後主手令,乃投戈釋甲,詣鍾會,降於涪。軍士莫不憤激,以刀斫石。”

同時,劉禪又遣尚書郎李虎獻《士民簿》給鄧艾。簿計:“領戶二十八萬,男女口九十四萬,帶甲將士十萬二千,吏四萬人,米四十餘萬斛,金銀各二千斤,錦綺采絹各二十萬匹,餘物稱此。”

鄧艾至成都城北,劉禪率太子諸王及群臣六十餘人,輿櫬自縛,銜壁出迎。鄧艾親釋其縛,受其璧,焚其棕,承製拜劉禪為驃騎將軍,仍讓其住在成都宮中。蜀漢群僚皆“各隨高下拜為王官,或領艾官屬”。據《華陽國誌·劉後主誌》載,鄧艾捉住了宦官黃皓,“將殺之,受賄而赦之”。

不久,景元(魏元帝年號)五年(264)正月,鍾會誣陷鄧艾謀反,詔書“檻車征艾”。鍾**懷異計,重用薑維,出則同車,坐則同席,“將至成都,自稱益州牧以叛。恃維為爪牙,欲遣維為前將軍伐中國”。薑維教鍾會誅殺“北來諸將”,南安太守胡烈等知其謀,“燒成都東門以襲殺會及維、張翼、後主太子塔等”。

景元五年三月,劉禪被舉家東遷洛陽,封為安樂縣公。由司馬昭控製的魏國末代朝廷以皇帝曹奐的名義發的策命中,稱劉禪“恢崇德度,深秉大正,不憚屈身委質,以愛民全國為貴,降心回慮,應機豹變,履信思順,以享左右無疆之休,豈不遠歟”。又說,根據前訓舊典,“錫茲玄牡,直以白茅,永為魏藩輔”,食邑萬戶,賜絹萬匹,奴婢百人。史載,劉禪子孫為三都尉封侯者五十餘人。尚書令樊建、侍中張紹、光祿大夫譙周、秘書令卻正、殿中督張通等一幹幫助劉禪投降的人們並封列侯。

對於譙周、卻正等勸說劉禪投降的主張,曆史常有譴責之論。《三國誌·譙周傳》注引晉人孫綽和孫盛的話可作為代表。孫綽說:“譙周說後主降魏,可乎?曰:自為天子而乞降請命,何恥之深乎!夫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先君(指劉備)正魏之篡,不與同天矣。推過於其父,俯首而事仇,可謂苟存,豈大居正之道哉!”孫盛說:“春秋之義,國君死社稷,卿大夫死位,況稱天子而可辱於人乎!(譙)周謂萬乘之君偷生苟免,亡禮希利,要冀微榮,惑矣。……禪既暗主,周實駑臣,方之申包、田單、範蠡大夫種,不亦遠乎!”客觀地說,此皆迂闊之說,屬於傳統的儒家忠君死國理論。三國形勢,實為華夏疆域內的三個地方政權的鼎立,任何一方的戰爭行動都是統一和反統一戰爭的實施,不宜以嚴格意義的國家間關係論。“國”既難保,為使老百姓免遭塗炭,財產免遭**,全土安民,相機而降,實是對國家統一的重大貢獻,也是對人民負責的精神體現。正因如此,司馬昭為魏相國,發兵征蜀,並以“愛民全國”之功,封賞劉禪和譙周等人,都是應該肯定的。陳壽的評論更是有道理的:“劉氏無虞,一邦蒙賴,周之謀也。”

應該受到譴責的主要人物隻有劉禪。身為一國之君,雖然從譙周之策投降了,但他更多的是出於保命保族的考慮:第一,初無治國之方;第二,臨難怯敵,不明禦敵之策;第三,苟安偷生,沒有骨氣。

“樂不思蜀”的故事,生動地說明了劉禪的平庸、暗弱、可笑。《三國誌·後主傳》注引《漢晉春秋》載,劉禪投降到洛陽後,司馬昭為他辦了一次宴會,故意“為之作故蜀技”,以刺激他。結果是,“旁人皆為之感愴,而禪喜笑自若”。這不由使司馬昭發出了“人之無情,乃可至於是乎!雖使諸葛亮在,不能輔之久全,而況薑維”的慨歎。有一天,司馬昭問劉禪:“頗思蜀否?”劉禪回答說:“此間樂,不思蜀。”隨從劉禪到洛陽的原秘書令卻正聞知此等毫無人情味的回答後,急見劉禪,給其出主意說:“若王(指司馬昭)後問,宜泣麵答曰:‘先人墳墓遠在隴蜀,乃心西悲,無日不思’,因閉其目。”後來司馬昭果然又問,劉禪便按卻正的話回答,司馬昭深知劉禪說不出此等話來,因說:“何乃似正語邪!”劉禪嚇得目瞪口呆,便即承認:“誠如遵命。”惹得左右人等“皆笑”。

劉禪,晉泰始七年(271)病死洛陽,諡思公。第六子劉恂嗣爵安樂縣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