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蜀漢後繼乏人 諸葛亮竭忠盡智

劉備臨終之時,托孤諸葛亮:“君才十倍曹邳,必能安國,終成大事。若嗣子可輔,君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他又給劉禪留了遺囑,要他對諸葛亮“事之如父”,不久,劉備帶著對事業未竟的無限遺憾死去。

諸葛亮不負先主的重任,竭忠盡智,為蜀國死而後已。諸葛亮,東漢末年和三國時代除曹操以外的最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軍事家。他的聰明才智受到後人的尊崇,他的功績得到曆史的承認。劉備托孤之後,諸葛亮是劉備蜀漢事業的實際繼承者,是劉備死後、劉禪親政以前的蜀漢的真正統治者。

諸葛亮隆中對策,奠定了劉備“跨有荊、益,保其岩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的戰略指導思想。劉備因得諸葛亮而興高采烈,自謂“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不久,諸葛亮即為劉備東聯孫權,打敗曹操,取得赤壁戰爭的勝利,做出了重要貢獻。繼而以軍師中郎將,督荊州之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其賦稅,以充軍實”。在平蜀的戰爭中,與張飛、趙雲等“率眾訴江,分定郡縣,與先主共圍成都”。取得益州,驅逐劉璋,諸葛亮功不可沒。

劉備取得益州後,自領益州牧,以諸葛亮為軍師將軍,署左將軍府事,建起了以“諸葛亮為股肱,法正為謀主,關羽、張飛、馬超為爪牙,許靖、麋竺、簡雍為賓友”為基礎的最初的領導核心。諸葛亮主內政,“先主外出,亮常鎮守成都,足食足兵”。令人遺憾的是,諸葛亮和劉備沒有很好地貫徹隆中對策之“結好孫權”的戰略方針,導致關羽失荊州,死麥城。

章武元年(221),諸葛亮在幫助劉備過程中起了別人無可取代的作用。劉備稱帝之後、以亮為丞相,並錄尚書事,假節,共理大政。張飛死後,又兼領司隸校尉,內察中央百官,外督諸郡。權力日隆。但劉備生前,沒有讓諸葛亮以丞相開府治事,大政仍決於己。

同年(建興元年223年),劉禪繼位後,諸葛亮為武鄉侯,以丞相開府治事。建興二年(224),又領益州牧,“政事無巨細,鹹決於亮”。自此,諸葛亮開始自主治蜀,直至病故五丈原,前後曆時十有二年。

諸葛亮頭腦清楚,深知聯吳拒魏的重要性。所以,劉備死後,諸葛亮首先想到的是對外與吳通好。

史載,正當諸葛亮“深慮(孫)權聞先主殂隕,恐有異計,未知所如”的時候,尚書鄧芝建議“宜遣大使重申吳好”,並主動請纓為使。諸葛亮即遣鄧芝出使東吳。

鄧芝到了東吳之候充分轉達了諸葛亮的意願,向孫權曉之以利害,說:“吳蜀二國四州之地,大王(指孫權)命世之英,諸葛亮亦一時之傑也。蜀有重險之固,吳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長,共為唇齒,進可並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此理之自然也。大王若委質於魏,魏必上望大王之入朝,下求太子之內侍,若不從命,則奉辭伐叛,蜀必順流見可而進,如此,江南之地非複大王之有也。”經過艱苦的談判,孫權終於決定“絕魏,與蜀連合”,並遣使“報聘於蜀”。

當然,談判之所以能夠取得成功,應該感謝曹邳,因為曹邳在此時犯了戰略性錯誤。他傾全國主力,以三路大軍向吳國發起了新的進攻,吳國邊境吃緊,孫權再次感到了曹魏的威脅。

再一次聯吳的成功,蜀漢又獲得了相對和平的外部環境,解除了東顧之憂,而且尤利於北拒曹魏以及集中力量穩定內部,平定內亂。

自此,聯吳方針再沒有動搖過。建興七年(吳黃龍元年,魏太和三年,229年),孫權稱帝號。吳國在承認劉備帝位的前提下,“其群臣以並尊二帝來告”。蜀國大臣們對此事進行討論,大家都以為“交之無益,而名體弗順”,一致主張,應該“顯明正義,絕其盟好”。諸葛亮力排眾議,剖析形勢,講明利害,認為:

權有僭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略其釁情者,求掎角之援也。今若加顯絕,仇我必深,便當移兵東伐,與之角力,須並其土,乃議中原。彼賢才尚多,將相緝穆,未可一朝定也。頓兵相持,坐而須老,使北賊得計,非算之上者。昔孝文卑辭匈奴,先帝(指劉備)優與吳盟,皆應權通變,弘思遠益,非匹夫之為忿也。今議者或以(孫)權利在鼎足,不能並力,且誌望以滿,無上岸之情,推此,皆似是而非也。何者?其智力不侔,故限江自保;權之不能越江,猶魏賊之不能渡漢,非力有餘而利不取也。若大軍致討,彼高當分裂其地以為後規,下當略民廣境,示武於內,非端坐者也。若就其不動而睦於我,我之北伐,無東顧之憂,河南之眾不得盡西,此之為利,亦已深矣。權僭之罪,未宜明也。

很明顯,這是夷陵之戰以後,諸葛亮處理蜀吳關係的一次綱領性的談話,完全是一種戰略的考慮:一是明確了聯吳的目的在“求掎角之援”,一針見血地指出,如果與吳絕盟,吳蜀立即又成敵國,對方“仇我必深”,我方則當“移兵東代,與之角力”,但是一旦出兵,必“頓兵相持,坐而須老”,給曹魏以可乘之機。反之,吳蜀盟好則可給曹魏以壓力;二是講清了“應權通變”之宜,要學習先人,遇事想得遠一點兒,不能感情用事;三則進一步分析形勢,指出在目前情況下,吳國孫權不能越江,就像曹魏之不能渡漢(水)一樣,“非力有餘而利不取”,而是“智力不侔,故限江自保”,但是,如果對其用兵,他們必將動員起來,全力對我;四則透露了“聯吳”對於即將北伐曹魏的重大意義,指出“若就其不動而睦於我,我之北伐,無東顧之憂”。

諸葛亮的一席話,讓群臣心悅誠服,對孫權稱帝不但沒有表示反對,而且特派衛尉陳震代表蜀國去向孫權表示祝賀。

劉備病危前後,蜀漢境內曾經出現混亂。諸葛亮短期內便把動亂基本平定下來。

建安十九年(214),劉備定蜀,即以安遠將軍鄧方為朱提(今雲南昭通)太守、康降都督,治南昌縣(今雲南鎮雄境)。鄧方,“輕財果毅,夷漢敬其威信”。

建安二十三年(218),馬秦、高勝等人“起事幹郪(今四川三台南),合聚部伍數萬人”亂軍,很快打到資中縣(今縣)。這些亂軍本是烏合之眾,沒有什麽戰鬥力。資中屬犍為郡,犍為太守李嚴僅“率將郡士五千人討之”,便將馬秦、高勝等斬首,“枝黨星散,悉複民籍”。

章武三年(223),漢嘉(治今四川雅安北)太守黃元謀反。如前所述,益州治中從事楊洪奏明劉禪,“遣其親兵,使將軍陳智、鄭綽討元”。黃元軍敗,“順流下江,為其親兵所縛,生致成都,斬之”。

同年,越靄(今四川西昌境)郡,夷叟大帥高定反,殺郡將軍焦磺,舉郡稱王以叛,並遣軍圍攻新道縣。犍為太守李嚴“馳往赴救”,將高定的軍隊擊敗。高定軍隊的殘部又回到越寓集結。

約同時,益州郡(今雲南曲靖境)大姓雍閻反,“殺太守正昂,耆率雍閻恩信著於南土,使命周旋,遠通孫權”。劉備以張裔為益州郡太守,徑往至郡,雍閻“據郡不賓”,流張裔於吳。史載,雍閻假借鬼教,說“張府君如瓠壺,外雖澤而內實粗,不足殺,令縛於吳”。劉備死後,諸葛亮讓尚書鄧芝出使吳國時,“令芝言次可從權請裔”,張裔才又回到了蜀國。

劉備死後,南中益州、永昌(今雲南保山)、群痢(治今貴州凱裏西北)和越寓等郡趁機叛亂,從而使諸葛亮麵臨的形勢更加嚴峻。

南中四郡,包括今四川西南部、雲南和貴州廣大地區,居住著今稱苗、傣、彝等的許多少數民族,史稱“西南夷”。如何對待這些少數民族是中國曆代王朝所麵臨的不可忽視的問題。諸葛亮對這些少數民族政策,早在“隆中”中就已提出,即“西和諸戎,撫夷越”。

諸葛亮先是以龔祿為越靄太守,住安上縣(今四川屏山西),遙領太守。不久,龔祿被殺。史載,自丞相諸葛亮討伐高定以後,叟夷數反殺太守龔祿被殺,“是後太守不敢之郡,隻住安上縣,去郡八百裏,其郡徒有名而已”。

雍閻等得知劉備已死,“驕黠滋甚”。都護李嚴給雍閻一連發去六封信,“解喻利害”。雍閭僅回一信,拒絕歸順,說:“蓋聞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今天下鼎立,正朔有三(指蜀、魏、吳),是以遠人惶惑,不知所歸也。”但他越過蜀漢而約降於吳,吳則遙以雍閭為永昌太守。

建興元年(223),群舸太守朱褒“擁郡反”,與雍閭相呼應。越寓夷王高定亦同呼應。

最初幾年,“諸葛亮以新遭大喪,皆撫而不討”。

建興三年(225)三月,諸葛亮親率大軍南征四郡,“五月渡瀘(金沙江),深入不毛”。臨行,曾一度做過越寓太守的馬謖“送之數十裏”,諸葛亮征求馬謖的意見,說:“雖共謀之曆年,今可更惠良規。”“共謀曆年”之謂,說明南征之事,已經謀劃了很久。馬謖提了一條有價值的建議,說:“南中恃其險遠,不服久矣,雖今日破之,明日複反耳。今公方傾國北伐以事強賊。彼知官勢內虛,其叛亦速。若珍盡遺類以除後患,既非仁者之情,且又不可倉卒也。夫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願公服其心而已。”諸葛亮表示讚同,采納了馬謖的計策。

諸葛亮至南中,“所在戰捷”。兵分三路,一路由諸葛亮親率主力自成都南下至金沙江北岸,“由越嵩人”,取得了“斬雍閭及高定”的勝利。一路由駐紮在今貴州畢節的康降督李恢“由益州(今雲南曲靖境)人”,作牽製性戰鬥。一路由新拜群舸太守、門下督馬忠“由群痢人”,李恢、馬良“擊破諸縣,複與亮合”。征戰幾個月,平息了四郡的叛亂,至秋,四郡皆平。

史載:“諸葛亮所屬的蜀軍主力到達金沙江北岸後,即經安上(今四川屏山),沿江西上,向集結在旄牛(今四川漢源)、卑水(今四川昭覺附近)、定笮(今四川鹽源)等地築壘防守的高定的軍隊突然發起進攻。殺掉高定,蜀軍順利地占領了越舊郡。”

南征中,李恢、馬忠等均很好地貫徹了諸葛亮的意圖。

《三國誌·李恢傳》說,劉備死後,“高定恣睢於越靄,雍閻跋扈於建寧,朱褒反叛於群舸。丞相亮南征,而恢取道建寧。

諸縣大相糾合,圍恢軍於昆明”。這說明李恢一路曾經陷入困境。“時恢眾少敵倍,又未得亮聲息”,為擺脫困境,先施以緩兵之計,欺誑南人,假意欲與共謀大事,說:“官軍糧盡,欲規退還,吾中間久斥鄉裏,乃今得旋,不能複北,欲還與汝等同計謀,故以誠相告。”南人信之,圍守鬆懈。然後,出其不意,奇襲破敵。因此,南土平定,恢軍功居多,被封漢興亭侯,加安漢將軍。

馬忠率兵打下群舸,平定了朱褒叛亂,然後繼續向益州郡進發,同諸葛亮、李恢會師於昆明。馬忠平叛、進軍、治理地方,甚知得民之要,恩威並施,兩手同用,得到了南人的擁護。

諸葛亮出征南中諸郡,最有戲劇性的是“七擒孟獲”的故事。

孟獲,建寧郡(治今雲南曲靖)人,是一位得到西南少數民族擁護的人物。他聚集雍閻餘眾對諸葛亮進行抵抗。史載:“亮在南中所在戰捷,聞孟獲者為夷漢並所服,募生致之。既得,使觀於營陣之間,問曰:‘此軍何如?’對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蒙賜觀看營陣,若隻如此,即定易勝耳。’亮笑,縱使更戰,七縱七擒,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複反矣。’遂至滇池,南中皆平,即其渠率而用之。"

諸葛亮平定南中諸郡之後,為了穩定南中秩序,采取了一係列改善民族關係和發展生產的措施。概括為如下十點:

一是把南中四郡變為越籬、建寧、永昌、群舸、雲南、興古六郡,縮小郡區利於管轄;

二是選用本地人或熟悉當地情況的人任各郡太守;

三是尊重少數民族的風俗習慣,由其首領進行自治;

四是吸收少數部族上層中有威望的一些人加入到蜀漢中央政府去,給以較高的政治待遇(如孟獲被授禦史中丞);

五是把一些態度惡劣的大姓豪紳強製遷到成都和內地,使他們離開本土,無法幹涉當地事務;

六是挑選強壯的男子編入軍隊,號稱飛軍,連同其家屬一萬多戶遷到蜀中。這支軍隊成為蜀軍中的一支勁旅;

七是把一些民戶配給焦、雍、婁、爨、孟、量、毛、李等大姓為部曲。客觀上,促進南中社會的進一步封建化;

八是把漢族比較先進的農耕技術傳授給當地的少數民族,使他們學會使用牛耕,改變原來的刀耕火種的落後耕作方法,使生產得到發展;

九是設置鹽鐵官,管理冶鐵煮鹽;派人傳授織錦技術,促進少數民族手工業的生產;

十是在永昌太守張嶷的主持下修複了旄牛道(從今四川雅安到西昌的古道)和沿途亭驛,便利商旅往來,有利於經濟發展。

諸葛亮南征四郡的戰爭相當成功,尤其是“即其渠率而用之”(以少數民族原來的頭領仍然擔任地方官)的政策,不僅有保土安民,平撫少數民族,和解民族關係,從而安定了南中四郡,而且還由於得到少數民族頭領和人民的支持,取得的經濟效益也很可觀。當時,蜀國經濟甚為困難,平定四郡後,出其金、銀、丹、漆、耕牛、戰馬以給軍國之用,史雲“軍資所出,國以富饒”。

據說,有人對諸葛亮“即其渠率而用之”的辦法持有異議,諸葛亮分析利害說:“若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留則無所食,一不易也;加夷新傷破,父兄死喪,留外人而無兵者,必成禍患,二不易也;又夷累有廢殺之罪,自嫌釁重,若留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運糧,而綱紀粗定,夷、漢粗安故耳。”論述得很透徹。這種以撫為主,從而加強民族和睦改善民族關係的政策,在中國民族關係史上留下了光輝的一頁。

諸葛亮建興三年(225)三月出兵,十二月回到成都,曆時九個月,史稱“南中四郡皆平”。“四郡皆平”之雲,自然是相對而論。史實證明,盡管諸葛亮采取了許多好的措施,穩定、改善了民族關係,產生了影響久遠的曆史作用,但並不是一次征伐性的戰爭就能使其完全臣服,而是常有反複。所以,司馬光《資治通鑒》第七十卷所說“目的終亮之世,夷不複反”的評論是不確切的。後世把平撫西南地區的功勞全都記在諸葛亮的頭上,自然也有失於絕對化。

應該說,承諸葛亮之後,遵循諸葛亮的既定方略,最終取得比較安定局麵的成果,是由李恢、馬忠、張嶷,以及霍戈等人逐步完成的。

《三國誌·李恢傳》說,諸葛亮大軍撤回以後,南夷又曾複叛,殺害守將。李恢“身往撲討”。李恢做建寧太守六年之久,“鋤其惡類,徙其豪帥於成都,賦出叟、濮,耕牛戰馬金銀犀革,充繼軍資,於時費用不乏”。

《三國誌·張翼傳》說,建興九年(231),翼為康降都督、綏南中郎將,“翼性持法嚴,不得殊俗之歡心。耆率劉胄背叛作亂,翼舉兵討胄”。張翼“修攻戰方略資儲”,來不及平定,而被調回。

《三國誌·馬忠傳》說,建立十一年(233),“南夷豪帥劉胄反,擾亂諸葛郡。征康降都督張翼還,以忠代翼。忠遂斬胄,平南土”。馬忠將床降都督治所由平夷(今貴州畢節)移至味縣(今雲南曲靖),“處民夷之間”,以便接觸、控製和使相互關於融渝洽《華陽國誌·南中誌》說,忠至,承張翼之方略、資儲,滅掉劉胄。忠在南,“柔遠能爾,甚垂惠愛,官至鎮南大將軍”。另,《三國誌·馬忠傳》還說,越需郡長時間不穩,“亦久失土地,忠率將太守張嶷開複舊郡,由此就加安南將軍”。馬忠任床降都督達十二年之久,“卒後,南人為之立祠,水旱禱之”。

張嶷曾是馬忠的屬下,北討叛羌,南平蠻夷,“輒有籌劃戰克之功”。其功債主要有:第一,往討“捉馬”部,生縛其帥魏狼,然後,“又解縱告喻,使招懷餘類。表拜狼為邑侯,種落三千餘戶皆安土供職”。史稱,“諸種聞之,多漸降服”。第二,平定了蘇祁(一作蘇示,今四川西昌北)邑君冬逢及其弟弟隗渠等人的反複降反,殺冬逢,隗渠西逃。據載,“渠剛猛捷悍,為諸種深所畏憚,(渠)遣所親二人詐降嶷,實取消息。嶷黨之,許以重賞,使為反間,二人遂合謀殺渠。渠死,諸種皆安”。第三,除掉了加害原太守龔祿的斯都耆帥李承求。

第四,收服了去郡三百餘裏的定菲、台登、卑水三縣夷率,“種類鹹麵縛謝過”,張嶷則“殺牛饗宴,重申恩信”,因此收到了“遂獲鹽鐵,器用周贍”的成效。第五,收服旄牛夷種類四千餘戶,開通經旄牛至成都舊道,“千裏肅清,複古亭驛”。至此,越需郡才平定下來,“諸種皆安”。

史載,馬忠死後,接任床降都督者有張表、閻宇等人。霍弋為閻宇參軍,繼而代為監軍,“時永昌郡夷獠恃險不賓,數為寇害,乃以弋領永昌太守,率偏軍討之,遂斬其豪帥,破壞邑落,郡界寧靜”。後來,霍弋因功升遷為翊軍將軍,兼領建寧太守。諸葛亮死後,延熙三年(240),劉禪以張嶷為越寓太守,“嶷將所領往之郡,誘以恩信,蠻夷皆服,頗來降附”。

應該指出的是,蜀漢四十餘年,對待西南少數民族基本上是沿用諸葛亮的鎮、撫兩手並用政策,效果確實比較顯著。所以,後來當魏軍兵臨城下時,劉禪和他的一些臣僚竟然想到是不是南走少數民族地區的問題。

諸葛亮十分重視恢複和發展蜀漢的經濟,建興二年(224)春,開始實行“務農殖穀,閉關息民”的經濟措施。

“務農殖穀,閉關息民”是諸葛亮試圖恢複和發展蜀漢經濟的總的政策的有機整體,根據當時的情形,隻有“閉關息民”,才能獲得一個暫時的相對穩定的生產環境,達到“務農殖穀”的目的;反之,隻有提倡農業,增加生產,也才能夠使疲敝於戰爭的廣大農民得到休養生息。就其本質來說,“務農殖穀”是其長期的立國之本,“閉關息民”是根據形勢而確定的一種臨時措施。

這項政策主要有三方麵內容:

一是體現了諸葛亮傳統的“重農”思想,即其所謂“惟勸農業,無奪其時,惟薄賦斂,無盡民財”。

二是提倡休養生息。從開始“閉關息民”到建興五年(227)春諸葛亮率軍北駐漢中,戰爭勞民、用民又開始了,實際上的閉關息民隻有兩年多時間。

三是屯田、休士,增加糧食儲備,以備軍需。諸葛亮在東漢原有督農係院的基礎上,調整、恢複、相應建立起來一套雖非完整但卻相當有效的督農係統,在一些重要郡縣保留、設置了專職或兼職農官。它的主要特點是,一些地方官,特別是邊場郡縣地方官,既治兵,又治民,並且大都兼領農事。如呂又為漢中太守,“兼領督農,供繼軍糧”。“督農”是個名詞,指督導農事的官職。

後來,諸葛亮數次出兵不能取得成功,一個很重要原因就是糧食供應困難。因此,數年之間更是常常因解決糧食問題而大傷腦筋,如:

建興十年(232)“休士勸農於黃沙(今陝西勉縣東)”;建興十二年(234)“分兵屯田,為久駐之基”。事實證明,這些措施都收到了顯著成效,一是支援了糧食供應;二是改善了軍民關係,“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

為了務農殖穀的順利進行,諸葛亮很重視水利建設。例如,為了發揮都江堰的作用,設置“堰官”,並派人常駐,以維護和保證堤壩的安全。此即《水經注》所說,灌縣都安大堰,亦曰前堰,又謂之金堤,“諸葛亮北征,以此堰農本,國之所資,以征了千二百人主護之”。還在成都外圍修築了防水工程。《成都誌》說,九裏堤在縣西北,堤長九裏,相傳諸葛亮所築,以擋悍水。另外,史載說,夔州有義泉,諸葛武侯所鑿,“侯慮城中無水,乃接筒引泉入城”。

諸葛亮還特別重視鹽鐵的生產事業。不僅設置、健全鹽鐵之官,而且親自督察、指導生產。這從流傳的一些故事可見一斑。

張華《博物誌》說:“臨邛火井一所,從(縱)廣五尺,深二三丈。在縣南百裏,昔時人以竹木投以取火,諸葛丞相往視之,後火轉盛熱,以盆蓋井上,煮鹽得鹽。”《山川紀異》說,“諸葛鹽井有十四”。《初學記·異苑》說:“臨邛縣有火井,漢室之盛則赫熾,桓、靈之際火勢漸微,諸葛孔明一窺而更盛。"

《元和郡縣誌》說,“陵州始建縣東南有鐵山,產鐵,諸葛亮取為兵器,其鐵剛利,堪充貢焉”。“蒲亭縣有鐵山,諸葛武侯取為刀劍”。“鐵山從仁壽來,橫亙井、犍、榮、威間數百裏,產鐵,諸葛武侯取鑄兵器”。《方輿紀要》說,“鐵鑽山在崇寧縣西六裏,武侯鑄鐵鑽於此,以造軍器”。又說,“鐵溪河自邛州流入新津,注入皂江,相傳諸葛武侯曾烹鐵於此”。

文獻中還留下了一些諸葛亮善鑄銅鼓的故事。史載,諸葛鼓乃銅鑄,麵廣一尺七寸,高一尺八寸,邊有四獸,腰束下空旁,有四耳,花文甚細,色澤如瓜皮,重二十餘斤,懸於水上,用槽木槌擊之,聲極圓潤。《一統誌》還記載,在柳州府融縣二十裏有銅鼓山,“舊傳諸葛武侯散埋銅鼓,以厭僚人,後有得於是山者,故名”。可見,蜀漢冶銅鑄銅的技術已經達到相當高的水平,其規模也很可觀。

諸葛亮注意發展生產,重視人民的休養生息,收到了明顯效果。表現之一是蜀漢人民戶口有了增加。

曆史證明,在魏國戶口銳減和吳國戶口增長微弱的時期,蜀漢戶口卻有相應增加。221—263年,四十三年間,蜀漢戶增八萬,約增長四成,人口增至十八萬多人,約增長二成。

應該說,這些成績都與諸葛亮治蜀的有關措施分不開。

諸葛亮尤其重視以法治國。劉備生前,曾命諸葛亮同法正、伊籍、劉巴、李嚴“共造蜀科”。

他的法治思想特點,突出地表現為從實際出發。他認為,益州的社會秩序已被劉璋父子搞壞了,“劉璋暗弱,自(劉)焉已來有累世之恩,文法羈縻,互相承奉,德政不舉,威刑不肅。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弊,實由於此”。因而,他很有針對性地提出了“威之以法”“限之以爵”的政策:“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恩榮並濟,上下有節,為治之要,於期而著。”

“治國之政,其猶治家。治家者務立其本,本立則末政矣。”什麽叫“本”呢?他說:“本者,經常之法,規矩之要,沒有規矩不成方圓。圓鑿不可以方構,鉛刀不可以砍伐,此非常用之事不能成其功,非常用之器不可成其巧。”一句話,欲要治國,必須用法,刑亂世,用重法。因而,主張“峻法”。

對於吏治,他的指導思想正如《出師表》中所言,內外上下,宮中(朝廷)府中(丞相屬下)“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

在治軍中,諸葛亮尤重法治,因而能夠收到“戎陳整齊,賞罰肅而號令明”的效果。清代張澍編《諸葛亮武侯文集》中收集的諸葛亮軍事著作,僅“軍令”“兵要”和有關軍事教令就有三十餘則。這些論兵著作,明顯地表現出兩個特點,一是明確具體;二是嚴酷非常。例如,“聞雷鼓音,舉白幢絳旗,大小船進斬”;“凡戰臨陳,皆無讙嘩,明聽鼓音,謹視幡麾,麾前則前,麾後則後,麾左則左,麾右則右,不聞令而擅前後左右者斬”。

據說,諸葛亮嚴肅執法,竟致有點“惜赦”。《華陽國誌》載:“丞相亮時,有言公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若劉景升(表)、季玉(璋)父子,歲歲赦有,何益於治!’"

諸葛亮執法嚴峻,甚或加其罪而除之。例如,前述對劉備養子劉封,“慮封剛猛,易世之後終難製禦”,便勸劉備以“封之侵淩(孟)達,又不救(關)羽”之罪將其殺掉;對治中從事彭兼,因其“形色囂然”,便讓劉備降了彭兼的官,既而加以謀反罪捉起來砍頭。侍中廖立,被諸葛亮降職為長水、校尉,“立本意,自謂才名宜為諸葛亮之貳,而更遊散在李嚴等下,常懷怏怏”,並且公然批評先帝劉備用兵“徒勞吏士”用人多為“凡俗之人”,關羽“怙恃勇名,作軍無法”。諸葛亮不能容忍,瘳立如此張狂。於是,便上表彈劾:“長水校尉廖立,坐自貴大,臧否群士,公言國家不任賢達而任俗吏,又言萬人率者皆小子也;誹謗先帝,疵毀眾臣。人有言國家兵眾簡練,部伍分明者,立舉頭視屋,憤吒作色曰:‘何足言?’凡如是者不可勝數。羊之亂群,猶能為害,況立托在大位,中人以下識真偽邪?”表中所說廖立對“有言國家兵眾簡練,部伍分明者”不以為然,顯然是諸葛亮認為是針對自己。於是諸葛亮即以劉禪名義下詔,“廢立為民,徙汶山郡”。據說,廖立躬率妻子耕殖自守,聽說諸葛亮死了,垂泣歎曰:“吾終為左衽矣!”自知再也沒有翻案的機會了。

當然,刑政雖峻也有“無怨”者。李嚴(後改名李平),章武二年(222),拜尚書令。三年(223)“與諸葛亮並受遺詔輔少主”,為中都護,統內外軍事。建興九年(231),諸葛亮率軍出祁山,命李嚴主管督運糧草,“秋夏之際,值天霖雨,運糧不繼”。李嚴害怕諸葛亮追究責任,一方麵派人假說劉禪“軍糧難繼”之意,“呼亮來還”。既而,諸葛亮退軍,李嚴又裝不知道有此事,有些吃驚,說“軍糧饒足,何以便歸”,目的是“欲以解己不辦之責,顯亮不進之愆”。另一方麵,又表後主,說“軍偽退,欲以誘賊與戰”,試圖解脫自己指喻諸葛亮退軍之過。據載,“亮具出其前後手筆書疏本末,平違錯章灼。平辭窮情竭,首謝罪負”。李嚴雖然“謝罪”,但諸葛亮並沒有輕易饒恕他,即上表彈劾,曆數李嚴之過,將其廢為庶民,逐出成都,徙居樟潼郡。李嚴被廢後,諸葛亮念舊誼,重用其子李豐,李豐官至朱提太守;並且給李豐寫了一封很感人的信,其中有言:“吾與君父子戮力以獎漢室,此神明所聞,非但人知也。……今雖解任(指李嚴被廢),形業失故,奴婢賓客百數十人,君以中郎參軍居府,方之氣類,猶為上家。若都護(指李嚴)思負一意,君與公琰(蔣琬,字公琰)推心從事者,否可複通,逝可複還也。詳思斯戒,明吾用心,臨書長歎,涕泣而已。”無疑,諸葛亮在這裏為李嚴留下“複出”的希望。因此,李嚴在家裏日夜盼望,望穿雙眼,得知諸葛亮死的消息後,便著急發病死了。陳壽說得很對,李嚴“常冀亮當自補複,策後人不能,故以激憤也”。這是一個典型的“刑政雖峻而無怨”案例,大受後人讚揚。

諸葛亮的嚴刑峻法,有效地穩定了社會秩序,加強了軍隊的戰鬥力,保證了經濟政策的實施。

諸葛亮務農殖穀、閉關息民和南撫夷越以及嚴厲法治、重視吏治的政策都取得了預期的效果,實現了既定目標,東聯孫吳也取得成功。國家相對富強了,出兵抗魏的後顧之憂也消除了,提高部隊戰鬥力,自然就提到日程上了,於是“治戎講武,以俟大舉”。

機會終於來了,建興四年(魏黃初七年,226年),魏國發生劇變,魏文帝曹丕死了,明帝曹睿初登帝位,忙於內務。吳王孫權聞曹丕死,先是親自率兵攻江夏郡,接下來以左將軍諸葛瑾攻襄陽。諸葛亮認為這是北伐曹魏的機會來了。於是建興五年(227)三月,便率軍出發,“北駐漢中”了。臨行,他給劉禪上了一個長疏,這就是舉世聞名的《出師表》。《出師表》所言內容頗多,大都是對劉禪的囑咐性言語和誓報劉備“殊遇”之恩的表示,同時反映了諸葛亮的一些重要思想:

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蓋州疲敝,此談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誌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誌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誌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技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谘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日能,是以眾議舉寵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悉以谘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嚐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

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谘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托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奸凶,興複漢室,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

至於斟的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托臣以討賊興複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谘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下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

就軍事而言,諸葛亮深知蜀實力遠不及魏,對魏用兵並沒有什麽取勝的把握。但為什麽又要主動對魏用兵呢?一是自認征南取勝之後,內外形勢比較有利;二是欲報劉備信用、托孤之恩,即所謂“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就政治而言,一是親近賢臣,遠小人,廣泛采納不同意見,不塞忠諫之路,重用賢能;二是主張刑賞平明,內外執行統一的法律標準,即所謂“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

諸葛亮出兵與魏戰爭共有五次。

第一次,出祁山(今甘肅西和西北),先勝後敗。史載,“建興六年(魏太和二年,228年)春,亮揚聲由斜穀道(今陝西眉縣西南)取郿(治今眉縣北),使趙雲、鄧芝為疑軍,據箕穀(今陝西漢中北)。魏大將軍曹真拒之。亮身率諸軍攻祁山,戎陣整齊,賞罰肅而號令明,南安(今甘肅隴西東)、天水(今甘肅通渭西北)、安定(今甘肅定西)三郡叛魏降亮。關中響震”。這是一種聲東擊西的戰術,趙雲、鄧芝自東路佯攻,可以牽製魏軍的重要主力;實則自率主力西出祁山,乘其虛弱攻其不備。從曆史的記載來看,曹魏對於蜀漢的第一次北伐感到很意外,沒有任何軍事和思想準備。正如《資治通鑒》所轉書的那樣,“始,魏以漢昭烈(劉備)既死,數歲寂然無聞,是以略無備豫;而卒聞亮出,朝野恐懼,於是天水、南安、安定皆叛應亮”。可見,首戰勝利,竟然使得魏明帝曹睿不得不倉促派出兵馬步騎五萬,西保長安,一命大將軍曹真都督關右諸軍駐郃,一命右將軍張郃拒亮。兩軍剛一接觸,蜀軍便即一敗塗地,“亮使馬謖督軍在前,與郃戰於街亭。謖違亮命,舉動失宜,為郃大破。亮拔西縣(今甘肅天水西南)千餘家,還於漢中,亮揮淚斬謖,以正軍法。”東路,趙雲、鄧芝部雖然所率兵馬多於曹真,但也因諸葛亮的戰略指導思想有誤,導致諸將輕敵,失於戒備,均被曹真一舉擊敗。

第一次出兵失敗了,兵敗後,諸葛亮總結失敗原因,倒是勇於承擔責任。他認為“大軍在祁山、箕穀,皆多於賊,而不能破賊為賊所破者,則此病不在兵少也,在吾一人耳”。於是,諸葛亮上疏自貶:“臣以弱才,叨竊非據。親秉旄以厲三軍,不能訓章明法,臨事而懼,至有街亭違命之闕,箕穀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無方。臣明不知人,恤事多暗,《春秋》責帥,臣職是當。請自貶三等,以督厥咎。”為了安撫臣下,劉禪不得不按照諸葛亮的意見,實則有限度地接受了諸葛亮的自貶,下詔:“以亮為右將軍,行丞相事,所總統如前。”第一次出兵並非是一無所獲的唯一的重要收獲是,收降了天水參軍薑維。

第二次,同年冬,出散關(今陝西寶雞西南),圍陳倉(今陝西寶雞東)。諸葛亮“聞孫權破曹休,魏兵東下,關中虛弱”,以為又有了出擊的機會,於是十一月再次上表,其中說道,"先帝慮漢(蜀)賊(魏)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托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強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待亡,孰與伐之?是故托臣而弗疑也。臣

磨砸其衝車,衝車折。亮乃更為井闌百尺以射城中,以土丸填塹,欲直攀城,昭又於內築重牆。亮又為地突(地道),欲踴出於城裏,昭又於城內穿地橫截之”。神機妙算的諸葛亮陳兵城下,對於魏國的一個區區彈丸小城和一位無名之將竟然無可奈何,無計可施。不久糧盡,又聞曹真派出的救兵和魏明帝派出的名將張郃將到,隻好引軍而還。撤軍途中,取得一個小小的勝利。魏將王雙輕敵,率領少數騎兵追趕諸葛亮,亮與戰,破斬王雙。

第三次,建興七年(魏太和三年,229年),諸葛亮遣將軍陳戒攻打武都(今甘肅成縣西北)、陰平(今甘肅文縣西北),那裏沒有魏軍正規部隊駐紮,力量比較薄弱。魏雍州刺史郭淮率眾往救,迎擊陳戒,諸葛亮率兵自出,至建威(今甘肅成縣西),郭淮自動退還。諸葛亮遂平武都、陽平二郡,並築漢、樂二城(漢城築在今陝西勉縣境,樂城築在今陝西城固境,當時地域均在漢中郡內)。又獲小勝,劉禪於是立即下詔恢複了諸葛亮的丞相職務。

建興八年(魏太和四年,230年),魏使司馬懿、張郃、曹真分別由西城(今陝西安康西北)、子午穀(在今陝西長安縣南秦嶺山中)、斜穀出兵,急奔漢中而來,諸葛亮在城因(今陝西城固西北)赤阪(今陝西洋縣龍亭山東)布防,嚴陣以待。“大雨道絕,真等皆還”,未戰而罷。

第四次,建興九年(魏太和五年,231年)二月,諸葛亮複出祁山,以木牛運,糧盡退軍。《漢晉春秋》載,司馬懿留精兵四千守上邦(今甘肅大水西),“餘眾悉出,西救祁山”,諸葛亮“分兵留攻,自逆宣王(司馬懿)於上邦。郭淮、費曜等徼亮,亮破之,因大芟刈其麥,與宣王遇於上邦之東,斂兵依險,軍不得交,亮引而還”。司馬懿軍隊至鹵城(今甘肅天水西),諸葛亮命魏廷、高翔、吳班迎戰,“大破之,獲甲首三千級,玄鎧五千領,角弩三千一百張,宣王還保營”。退軍中,“預令軍士夾道而伏,弓弩亂發”,射殺了魏國名將張郃。戰爭取得可喜的勝利。本來可以乘勝進軍,但因都護李嚴運糧不繼而且假傳聖旨,諸葛亮撤軍了。

建興十二年(魏青龍二年,234年)春,諸葛亮第五次出兵,“悉大眾由斜穀出,以流馬運糧,據武功五丈原(今陝西岐山南),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這次出兵,他沒有發動攻勢,“是以分兵屯田,為久駐之基”。據說,“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不幸的是,相持百餘日,其年八月,諸葛亮染病,死於軍中,時年五十四歲。諸葛亮遺命,“葬漢中定軍山(今陝西勉縣南),因山為墳,塚足容棺,斂以時服,不須器物”。遺命反映了東漢末年以來,包括曹操在內的諸多政治家的節葬思想。

諸葛亮死後,劉禪下詔,大讚其功績,說:“惟君體資文武,明睿篤誠,受遺托孤,匡輔朕躬,繼絕興微,誌存靖亂。愛整六師,無歲不征,神武赫然,威震八荒,將建殊功於季漢,參伊、周之巨勳。如何不吊,事臨垂克,遘疾隕喪。朕用傷悼,肝心若裂。夫崇德序功,紀行命諡,所以光昭將來,刊載不朽。今使使持節左中郎將杜瓊,贈君丞相武鄉侯印綬,諡君為忠武侯。魂而有靈,嘉茲寵榮。嗚呼哀哉!嗚呼哀哉!”這是一篇悼詞性的詔書,頌其為人,揚其事功,將其比作伊尹、周公。

“下國臥龍空悟主,中原逐鹿不由人。”(溫庭筠:《過五丈原》)。

“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杜甫:《蜀相》)。

諸葛亮死後,蜀漢一蹶不振。因而諸葛亮之智能,便更加備受好評。

晉人,《三國誌》作者陳壽說:“諸葛亮之為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製,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仇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遊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偽不齒。終於邦域之內,鹹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不過,陳壽認為,諸葛亮的軍事才能不及行政,指出“連年動眾,未能成功,蓋應變將略,非其所長歟”。又說,諸葛亮“治戎為長,奇謀為短,理民之幹,優於將略”。

《華陽國誌》作者常球在《劉後主誌》中描述諸葛亮開府治事後的重大作為和成就時,承襲了陳壽的觀點,認為諸葛亮“政修民理,威武外振”。與此同時,他非常不客氣地將其比作“宋襄公求霸”,說:“諸葛亮雖資英霸之能,而主非中興之器,欲以區區之蜀,假已廢之命,北吞強魏,抗衡上國,不亦難乎!似宋襄公求霸者乎?"

袁宏說,諸葛亮“治國以禮,民無怨聲,刑罰不濫,沒有餘泣,雖古之遺愛,何以加茲。及其臨終顧托,受遺作相,劉後(備)授之無疑心,武侯(亮)處之無懼色,繼體納之無二情,百姓信之無異辭,軍臣之際,良可詠矣”。

袁準則從多方麵評價讚揚諸葛亮:第一,稱其相才卓越,說:“張飛、關羽與劉備俱起,爪牙腹心之臣,而武人也。晚得諸葛亮,因以為住相,而群臣悅服,劉備足信,亮足重故也。及其受六尺之孤,攝一國之政,事凡庸之君,專權而不失禮,行君事而國人不疑,如此即以為君臣百姓之心欣戴之矣。”第二,稱其治國有方,說:“行法嚴而國人悅服,用民盡其力而下不怨。”第三,稱其用兵如神,說:諸葛亮“兵出如賓,行不寇,芻莞者不獵,如在國中。其用兵也,止如山,進退如風,兵出之日,天下震動,而人心不憂”。又說:“亮之行軍,安靜而堅重。安靜則易動,堅重則可以進退。亮法令明,賞罰信,士卒用命,

赴險而不顧。”第四,盛讚其成就,說:“亮之治蜀,田疇辟,倉廩實,器械利,蓄積饒,朝會不華,路無醉人。”又說:“本立故末治,有餘力而後及小事,此所以勸其功也。”第五,言其局限。當有人提出疑問:“以亮之才而少其功,何也?”袁宏明確指出:“亮持本者也,其於應變,則非所長也,故不敢用其短。”

吳國大鴻臚張儼作《默記》,在其《述佐篇》中對比諸葛亮與司馬懿時說:“孔明起巴、蜀之地,蹈一州之土,方之大國,其戰士人民,蓋有九分之一也,而以貢贄大吳,抗對北敵(魏),至使耕戰有伍,刑法整齊,提步卒數萬長驅祁山,慨然有飲馬河洛之誌。”他說:“餘觀波(諸葛亮)治國之體,當時既肅整,遺教在後,及其辭意懇切,陳進取之圖,忠謀謇謇,義形於主,雖古之管、晏,何以加之乎?"

應該說,以上史學家的評論顯然過多讚美諸葛亮,但基本上是作為人看待的,盡管有些言過其實。可是後人常嫌不夠,以致將其神化。

至唐,便有尚馳《諸葛武侯廟碑銘序》所說:“至令官書廟食,成不刑之典,一山之內,每有風行草動,狀帶威神,若歲大旱,邦人禱之,能為雲為雨,是謂存與沒人皆福利,生死古今一也。死而不朽,反貴於生。”

呂溫《諸葛武侯廟記》說,諸葛亮“大勳未集,天奪其魄。至誠無忘,炳在日月,烈氣不散,長為雷雨”。

裴度、房玄齡等人則對陳壽有關諸葛亮的評價,屢加撻伐。裴度《蜀丞相諸葛武侯祠堂碑銘》說:“陳壽之評,未極其能事,崔浩(崔浩,北魏人,善文,累官至司徒)之說,又請其成功,此皆以變詐之略,論節製之師,以進取之方,語化成之道,不其謬與!”因說,劉備“愛得武侯,先定蜀土,道德城池,禮義幹櫓”。煦物如春,化人如神……

宋明時期,人們對諸葛亮加以神化,民間流傳著這樣一些有關諸葛亮顯聖的傳說:宋建隆二年(961),曹彬為都監,伐蜀拜謁武侯祠,見宇第雄觀,心下頗有不平,對左右說:“孔明雖忠於漢,然疲竭蜀之軍民,不能複中原之萬一,何得為武?當因其傾敗者拆去之,止留其中,以祀香火。”屬下皆說不妥,並且立即有人報告說,中殿突然摧塌,有石碑出,驚視之,出土尺許,石有刻字,宛若新書,乃孔明親題也。題曰:“測吾心腹事,唯有宋曹彬。”曹彬讀罷驚恐萬分,當即下拜,叩頭謝罪說:“公,神人也,小人安能測哉!”遂令蜀守重新翻蓋其祠宇,為文祭之而去。又錄《遊梁雜鈔》說,明嘉靖年間,建乾清宮,遣少司馬馮清求大材於蜀地,至孔明廟,見柏,謂“無出其右”,定為首選,用斧削去其皮,朱書“第一號”字。遂聚千百人斫伐,“忽群鴉無數,飛繞鳴噪,啄人麵目。藩臬諸君皆力諫,遂止,命削去朱書,深入膚理,字畫粲然”。

實事求是地說,諸葛亮確實是一個偉大的曆史人物,定益治蜀,治民有道,使蜀漢地區在一定時期內社會穩定,人民得以安居樂業,休養生息;治軍嚴明,刑政峻急而不酷,給後人留下了許多有價值的東西;東聯孫吳,南撫夷越,在對外交往和處理少數民族問題上給後人以寶貴的經驗和啟示;盡心事業,鞠躬盡瘁,一種高尚的做人精神垂範後世;為官清廉,倡儉節喪,聰明睿智,長於巧思,皆令後人欽佩。

曾給劉禪奏表,表章上說:“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檢其所有,如其所言。一國丞相,在死之前,“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赤城之心,感人肺腑。

諸葛亮的確很偉大,但他也是一個普普通通的人,在他的身上也存在一定的局限和弱點,主要有以下幾點:

第一,善大謀而不懂軍旅征戰。就其為劉禪所作《伐魏詔》和他的《出師表》可以看出,他先是錯誤估計形勢,自認為是正義之師。既而,他率步騎二十萬眾,以優於魏國駐守關中的兵力伐魏,但始終不能伸其誌。魏延提出出敵不意,派其率領精兵五千,循秦嶺而東,出子午穀,直搗長安的策略,雖非必勝,但足可重創敵人牽扯對方兵力。但諸葛亮“以為此縣(懸)危,不如安從坦道,可以平取隴右,十全必克而無虞,故不用延計”。結果,坐失良機。第一次出兵失敗,嗣後敵方增加了兵力,己方士氣受挫,雖然偶有小勝,但再也不能發動有規模的戰爭了。滅魏的幻想破滅,就是犯邊略地亦屬困難。以後用兵,都是在盡忠王事。報答劉備“殊遇”之恩的心情驅使下進行的,明知不可為而為之,耗兵損國,毫無利益,遂使蜀漢開始走向下坡。換言之,這場由諸葛亮主動發動的戰爭傷亡甚大,得地甚少,是非常得不償失的。

第三,用人不明。魏延被殺,是一件曆史冤案,完全是由諸葛亮一手策劃的。諸葛亮與魏延在軍事戰術上有分歧,因而對魏延不信任。死前,他不用處於最高軍事地位的前軍師征西大將軍、假節、南鄭侯魏延,而安排自己的親信、丞相府長史(秘書長)楊儀主持退軍事宜,令魏延斷後。諸葛亮死後,楊儀秘不發喪,魏延認為:“丞相雖亡,吾自見在。府親官屬便可將喪還葬,吾自當率諸軍擊賊,雲何以一人死廢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當為楊儀所部勒,做斷後將乎!”魏延滿腹牢騷,固不可取,但“何以一人死廢天下之事”的說法頗有道理。楊儀根本不聽魏延的意見,“遂使欲案亮成規,諸營相次引軍還”。魏延大怒,阻軍後撤。丞相府的老臣留府長史蔣琬、司馬費禕以及待中董允都站在楊儀一邊,“保儀疑延”。於是魏延便成了反賊,結果被馬岱斬殺,並夷三族。

諸葛亮重視用人,主張尚賢,曆史上有所記載。《文獻通考·選舉九》說:“漢昭烈(劉備)既崩,諸葛孔明秉政,懲惡舉善,量能授任,不計資敘。時鍵為郡守李嚴以楊洪為功曹,嚴未去郡而洪以才能已為蜀郡守;洪門下書佐何抵有才策,洪未去郡而抵已為廣漢守。”但這隻是事實的一方麵,而另一方麵也是非常清楚的他缺乏識人之要,因而常有用人不當之事。這不僅表現在重用“猖狹”成性的楊儀,而且表現在錯用“言過其實”的馬謖。史載,諸葛亮出祁山,“時有宿將魏延、吳壹等,論者皆言以為晉武帝司馬炎宜令為先鋒,而亮違眾拔謖”,致有街亭失敗,士卒離散。懷疑魏延,拒用其謀略,掣肘行動,限製其應有的地位和權力,導致軍事分裂,冤殺驍將,自毀“長城”也算是一例。

關羽缺點很大,卻讓其守荊州,因為關羽高傲自負才失荊州,死麥城,貽誤軍機。

第四,沒有重視提高劉禪的素質。劉禪性本愚鈍,幼又失教,長不自厲,壯不自奮,老乏誌氣,當為曆史所非。但是,劉備、諸葛亮都應承擔劉禪後天教育的重要責任。劉備對於劉禪,少不施教,既立為太子,才感到問題的嚴重和迫切,急置仆傅,但為時已晚。兩年後,劉備死了,文未深修、武未得練的劉禪便登基為君了。劉備深知兒子無能,難以支撐並發展蜀漢局麵,不得不“托孤”於諸葛亮。諸葛亮受托後,寢不安席,食不甘味,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蓋追先帝(劉備)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劉禪)也”。我們不能不讚歎其忠於所托的品質和作為。但是,諸葛亮並沒有致力於提高劉禪的素質,亦沒有把劉禪放在主導地位而輔佐。可以說,這絕不會是劉備“托孤”的全部意義。

董允之後,相繼為尚書令或“平尚書事”的有呂乂、陳祗、董厥、諸葛瞻、樊建等。呂乂“治身儉約,謙靖少言,為政簡而不煩”,但少開拓精神。陳抵“上承主指,下接閹豎”,是一位同宦官勾結用事的尚書令。至於董厥、諸葛瞻、樊建,史載,“自瞻、厥、建統事,薑維常征伐在外,宦人黃皓竊弄機柄,鹹共將護,無能匡矯”。

諸葛亮懷疑魏延,而用楊儀,遽拔薑維,自然都是重大的失誤。

至於其他後繼人物,曆史證明,或世之碩儒,文藻壯美,或修身謹嚴,不謀家產,或忠勇堅貞,臨官忘家,甚或得到配享武侯之榮。但以定國安邦的標準來衡量,無一足稱。

清代趙藩為成都武侯祠題寫的一副對聯是:“能攻心則反側自消,從古知兵非好戰;不審勢即寬嚴皆誤,後來治蜀要深思。”此說反映了諸葛亮用兵治蜀的一些情況,出言不虛,發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