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敗有因
虢亭之戰,劉備慘敗,探究失敗的原因,劉備自謂“吾之敗,天也”。這是不願從自我批評的角度去總結戰爭。事實上,他的失敗既有客觀的因素,也有主觀的因素,而其主觀方麵是最主要原因。
首先,從戰略上說。
第一,他從前輕率地支持關羽伐吳,構惡雙方關係,即已違背了“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的總的戰略方針,在自己實力不具備的情況下,促使孫吳在一段時間內改變外交策略,向魏稱臣,使東吳謀取荊州的行動進一步提前。
第二,前羽兵敗,劉備不但事先沒有防範,事後也沒有及時救援,遂使自巫以下沿江戰略要地盡失,吳方控製了夔道及沿江地區,蜀軍如果深入,自然便有被夾於狹窄地帶和被切斷後路之虞,因而他不得不連營向前。
第三,因為自己用人失誤,導致孟達降魏,失掉荊州北三郡,從而失去了可派另部自漢江而下,進而威脅武昌的軍事要道。
第四,兩麵作戰,力量分散。這一點孫權比他聰明得多。孫權為了對付劉備,不惜上書曹操“稱說天命”,進而向魏稱臣。而劉備卻始終處在兩麵作戰的態勢中。此時,曹操雖從漢中撤兵了,但魏軍仍控陳倉一線,威脅漢中。因此,他不能更多地集中兵力,不敢把據守益州北部、漢中地區的驃騎將軍馬超、鎮北將軍魏延、偏將軍吳壹所部調往荊州前線。
劉備發動討吳戰爭犯有戰略性錯誤,諸多蜀臣對此沒有異議,所以便有了“先主東伐,群臣多諫,不納”和“先主既即尊位,將東征孫權以複關羽之恥,群臣多諫,一不從”一類的記載。諸如,前引秦宓進諫被執、趙雲力諫被安置江州督軍等都是實證。
應該注意的是諸葛亮對於這場戰爭態度模糊,並沒有強烈反對。戰爭失敗後,諸葛亮不禁歎息:“法孝直(法正,字孝直)若在,則能製主上,令不東行;即複東行,必不傾危矣。”諸葛亮所以這樣說,自然是因為自己沒有做到這一點,同時也可以看出他對戰爭的態度。
法正為人,敢於死諫。史載,劉備與曹操爭戰漢中,“勢有不便,宜退,而先主大怒不肯退,無敢諫者。矢下如雨,正乃往當先主前,先主雲:‘孝直避箭。’正曰:‘明公(指備)親擋矢石,況小人(自謂)乎?’先主乃曰:‘孝直,吾與汝俱去。’遂退”。
那諸葛亮為什麽不能表明立場力諫呢?可能存在這種可能:第一,他對戰爭形勢估計不足,未曾料到蜀軍會敗得這樣慘;第二,一時間他對戰爭態度暖昧首鼠兩端。從根本上說,他一直主張“外結孫權”。況且,“群臣多諫”和老兄諸葛瑾時領吳國南郡太守直接與蜀軍相持及其代表孫權向劉備求和的行動與意見,對他自然產生影響。因此,他不會積極主張東征。另外,他雖知東擊孫吳有危險,但卻覺得稍有拓地以取吳數郡是可能的,更未想到慘敗。因此,他既不讚成出兵,也不堅決阻諫,客觀上默認、支持了劉備的錯誤決策和行動。所以,作為蜀漢丞相、軍師將軍,諸葛亮對於夷陵一虢亭戰爭的失敗不能不負有一定責任。
其次,從戰術上說,關鍵在於劉備不善指揮戰爭。陸遜給他“前後行軍,多敗少成”的評價是非常貼切的。
第一,未及練兵。曆史的時間表說明,建安二十四年(219)十一月,關羽失敗被殺,劉備悲憤交加,即要起兵東征,但當聞知曹丕稱帝後,便緊鑼密鼓地開始籌劃並實施自己的稱帝活動;章武元年(魏黃初二年,221年)四月,劉備稱帝,並按漢代禮製設官立製,備後宮,立太子,改元,大赦,兩三月間草草地完成了必要的諸多程式之後,便即移蹕江州了;在江州,劉備迅速地調動軍隊,粗略地按自己的想法做了初步的戰爭規劃,任命了左右大督、先鋒及各部將領,七月便出兵了。可見他集中起來的以步兵為主的軍隊並沒有經過認真的訓練,特別是沒有經過乘船水上作戰的訓練,從素質上說,缺乏一定的戰鬥力。
第二,軍中無良將。帥(指劉備)本不明,又加軍謀乏人,後果自然可知。法正已死,孔明留蜀,軍中幾乎無人能夠對劉備的戰略戰術提出異議,更不用說奇謀妙計了。隻有黃權通達軍謀,但得不到信任,難展其能。黃忠先此而亡,張飛死難,趙雲留守江州,馬超、魏延北據魏軍,竟然沒有一位名宿大將隨征,所用諸將大都是一些平庸之輩。這些人是否能夠服眾,是否具有指揮作戰的能力,姑且不論,但其自然不能震懾敵人,反長敵軍士氣。所以,負麵作用是非常明顯的。
第三,無自知之明。劉備兵本來兵力有限,漢中必須布以重兵防魏,又失荊州北三郡,分散了一些兵力;本要張飛率巴西兵萬人,自閬中會江州,張飛被殺,這萬餘人是否調到了夷陵前線,史無記載。權算其數,可用兵力,傾其所有,大約也隻能調集四萬餘人,所以,僅就兵力而言,同陸遜都督五萬人相比,並不占優勢。況且陸遜守勢待敵,兵力容易集中;劉備長驅而進,沿途設防,兵力自然分散。但劉備卻沒有自知之明,認為以此足以敗敵複仇;既得武陵“蠻夷”願為己用,遙為策應,更覺得勝利在望了。實際上,劉備可用於陣前的兵力是非常有限的。相反,陸遜在虢亭決戰前,則已把所督諸將各部大都集中到作戰前陣,相對兵力超過了劉備,在兵力上占了伏勢,具備了集中兵力打擊敵人的能力。
第四,不知彼。兵法雲“知彼知己,百戰百勝”,劉備出兵,隻是激於義憤,沒有對魏蜀吳三方基本形勢作出應有的分析。他對魏吳能夠達成諒解,暫時媾和,從而使孫權可以將主要精力和兵力用於對付蜀軍的形勢估計不足,此其一。其二,他沒有認識到魏國曹丕仍在忙於鞏固地位,暫時不可能在秦川舉兵,從而使自己不敢把備戰於漢中的具有戰打虢亭爭經驗的將領和富有戰鬥力的主力部隊調動一部到荊州前線。其三,最為重要的是,他低估了孫吳的軍事力量和軍隊將領的指揮水平。時,吳名將魯肅、呂蒙、甘寧先後死去,陸遜雖在打敗關羽時起了重要作用,但在劉備眼裏,年已三十八歲的陸遜仍被看作是不諳軍旅的年輕人。其四,他不善靈活機變因時因地具體分析敵我雙方的力量對比,錯把劣勢當優勢,缺乏應有的應敵之變。
第五,舍船就步。蜀軍居水上遊,乘船作戰,順水而下,勢難抵擋,是其有利條件。戰爭開始時,最使陸遜擔心的也是蜀軍“水陸俱進”。但劉備卻拋開這一有利條件,而是“舍船就步”,跋涉並屯兵於“苞原隰險”之地,其結果便是士卒疲敝,立營難固,最終給敵人以可乘之機。
第六,連營向前。劉備長驅深入數百裏,連營數十座,雖然聲勢很大,但卻埋下了嚴重的危機。善治兵者皆知其誤。由此可見,劉備之失,失在製軍有誤。但是,客觀地說,還應該看到劉備如此布兵亦是被形勢所迫。他長驅深入,隻控長江沿線,兩廂大都為敵方領地,不能不擔心敵人斷其後路。連營向前,正是為此。
第七,師疲不振。蜀軍東出,利在速決。但陸遜大步後撤,避免接觸,以待敵疲而戰的方針,使劉備無法實現目的。因此,“自正月與吳相拒,至六月不決”。師老兵疲,劉備熟視無睹,抑或雖知而乏複振之策,客觀效果都一樣。因此一敗塗地,不堪收拾。
第八,沒留後路。說劉備完全沒有考慮後路,自然不是這樣。他沿江設營四五十座,目的不外乎:一保軍需可繼;二禦兩廂敵人,防斷後路;三利大兵進退。但他沒有考慮戰爭或有大失的可能,因此也就沒有慮及戰略退卻和安全撤兵的問題。因此,其一,他立營雖多,但卻沒有選擇有利地勢建立幾個可資戰守的據點;其二,由於自上而下沒有兵敗退卻的思想準備,俗謂“兵敗如山倒”。預為戰敗之謀尚且如此,況無如此準備者。
戰爭是由敵戰雙方來進行的,勝敗自有主體和客體兩方麵的因素。因此,討論劉備的失敗原因,不能不探討孫權的得勝之道:
第一,準備充分。孫權擊殺關羽以後,知劉備必興兵複仇,雖然試圖謀和,但不抱幻想,因此在戰備上做了充分的準備。
第二,戰略正確。孫權最為正確的戰略決策莫過於同魏修暫時之好,避免兩麵作戰,得以集中兵力對付劉備。否則,他不敢也不敢將其主力部隊和諸多重要將領置於夷陵前線。其次便是先取守勢略防禦,不惜大步後撤,迫使劉備拉長戰線、分散兵力,有時機成熟,一舉殲敵。
第三,用人準確。孫權重用陸遜,足見其很有知人善任之明。當時,戰功卓著,且職爵高於陸遜的宿將如朱然、呂範、韓當、淩統、徐盛等俱在,但是在不到三年時間裏,卻將相對年輕的陸遜由校尉遽拔為偏將軍,撫邊將軍,右護軍,鎮西將軍,封侯,進而臨變受命為大都督,假節,督兵抗敵。一路輕雲直上升遷之快,世所少有。因而諸將多有不服者。實踐證明,陸遜是當之無愧的帥才。一是打敗關羽以後,他在不長的時間裏有效地控製了荊州之地;二是他熟悉兵法,甚通謀略,能屈能伸,善知製敵策略不製於敵的策略;三是他尤知禦將之要,剛柔相濟,最終能夠把資深老將團結在自己周圍,全力對敵。
第四,擁有地勢之利。曆史表明,自劉備謀蜀起兵之日起,孫權也同時加快了謀得荊州的步伐。及至關羽敗死,孫權已完全控製了長江水域及其臨江諸郡、沿岸戰略要地,迫使劉備隻能沿江布兵,連營向前。連營七百裏,自然兵力嚴重分散,後方既遠,又乏兩廂策應,蜿蜒如同長蛇,一旦頭部遭到致命打擊,全身立即癱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