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羽失荊州死麥城
關羽在樊城兵敗之後,其舟船仍盤踞沔水之上,曹操並沒有進一步追擊。他在打自己的算盤,希望借助於孫權之手消滅關羽,保存自己的九量,見機行事。
孫權視關羽為嚴重威脅,必欲除之而後安,既與曹操結盟,就免除了後顧之憂,集中精力謀劃攻取江陵,消滅關羽。孫權及其將呂蒙、陸遜等甚知關羽的弱點,而且成功地利用了關羽“意驕誌逸”的弱點和“但務北進”,少備孫權的戰略錯誤。
呂蒙自始至終都把關羽視作重要敵人。如前所述,早在魯肅為督時,“魯肅等以為曹公尚存,禍難始構,宜相輔協,與之同仇,不可失也”。而呂蒙卻秘密向孫權獻策,讓自己前據襄陽,令征虜(孫皎)守南郡,潘璋住白帝,蔣欽率領遊兵萬人,循江上下,應敵所在。他特別強調指出:“且羽君臣,矜其詐力,所在反複,不可以腹心待也。今羽所以未便東向者,以至尊聖明,蒙等尚存也。今不於強壯時圖之,一旦僵仆,欲複陳力,其可得邪?”孫權對他的主張很重視。魯肅死後,呂蒙西屯陸口,收編魯肅萬餘部屬之,又拜漢昌太守(治今湖南平江東),與關羽分土接境。呂蒙“知羽驍雄,有並兼心,且居國上流,其勢難久”,所以代肅後,製造假象,“初至陸口,外倍修恩厚,與羽結好”;內則積極謀戰,待機而動。因此想出了詐病一招,麻痹關羽。據載。關羽圍曹仁、攻襄樊時,曾在公安、南郡留下部分兵力,以防孫權。呂蒙即上疏孫權說:“羽討樊而多留備兵,必恐蒙圖其後故也。蒙常有病,乞分士眾還建業,以治疾為名。羽聞之,必撤備兵,盡赴襄陽。大軍浮江,晝夜馳上,襲其空虛,則南郡可下,而羽可擒也。”於是呂蒙“遂稱病篤,權乃露檄召蒙還,陰與圖計”。關羽果然深信不疑,“信之,稍撤兵以赴樊”。
接下來,陸遜為右部督,代呂蒙,進一步麻痹關羽。陸遜由定威校尉遽拔為督,是呂蒙向孫權推薦的。史載,呂蒙稱病回建業,路經蕪湖,陸遜甚知呂蒙用意,因對呂蒙說:“關羽接境,如何遠下,後不當可憂也?”呂蒙說:“誠如來言,然我病篤。”陸遜進計說:“羽矜其驍氣,淩樂於人。始有大功,意驕誌逸,但務北進,未嫌於我,有相聞病,必益無備。今出其不意,自可禽製。下見至尊,宜好為計。”呂蒙唯恐泄露機密,故作不然狀,說:“羽素勇猛,既難為敵,且已據荊州,恩信大行,兼始有功,膽勢益盛,未易圖也。”話雖這樣說,但呂蒙心中對陸遜欽佩不已,所以呂蒙至都,孫權問:“誰可代卿者?”便對孫權說:“陸遜意思深長,才堪負重,觀其規慮,終可大任。而未有遠名,非羽所忌,無複是過。若用之,當令外自韜隱,內察形便,然後可克。”於是,孫權即召陸遜,“拜偏將軍,右部督,代蒙”。用沒有名氣的陸遜來麻痹關羽,這個計策本身就很高明。
陸遜至陸口,針對關羽喜歡“戴高帽”的弱點,投其所好立即給了關羽一封信,將其大大吹捧了一通,說:“前承觀釁而動,以律行師,小舉大克,一何巍巍!敵國敗績,利在同盟,聞慶拊節,想遂席卷,共獎王綱。近以不敏,受任來西,延慕光塵,思秉良規。”又說什麽“於禁等見獲,遐邇欣歎,以為將軍之勳足以長世,雖昔晉文城濮之師,淮陰拔趙之略,蔑以尚茲”。在稱頌關羽的同時,假意向關羽獻策,“聞徐晃等少騎駐旌,窺望麾葆。操猾虜也,忿不思難,恐潛增眾,以逞其心。雖雲師老,猶有驍悍。且戰捷之後,常苦輕敵,古人杖術,軍勝彌警,願將軍廣為方計,以全獨克”。陸遜的態度甚是恭謙,自稱“書生疏遲,忝所不堪,喜鄰威德,樂自傾盡,雖未合策,猶可懷也。倘明注仰,有以察之”。
關羽讀了陸遜的信,覺得陸遜“有謙下自托之意,意大安,無複所嫌”,這就是關羽對陸遜的評價,揚揚自得之中,他鑽進了呂蒙和陸遜的圈套。陸遜察覺到時機已經成熟,遂向孫權“具啟形狀,陳其可禽之要”。
關羽俘獲於禁等人馬數萬後,致使兵馬俱增,導致糧食乏絕,於是擅取孫權湘關米,充軍糧,以解燃眉之急。孫權在這件事上找到了發兵的借口,“權聞之,遂行,先遣(呂)蒙在前”。
此時,曹操在打了一場規模不大的戰爭後,便按兵不動而坐山觀虎鬥了。但曹操沒有想到孫權、呂蒙竟會那樣容易地取得南郡。
史載,“蒙至尋陽,盡伏其精兵解眺中,使白衣搖櫓,作商賈人服,晝夜兼行,至羽所置江邊屯候,盡收縛之,是故羽不聞知。遂到南郡,士仁、麋芳皆降。蒙人據城,盡得羽及將士家屬”。
麋芳、士仁奉關羽命留守江陵、公安因為辦理軍需有誤,關羽揚言要治他們的罪,麋芳、士仁心裏害怕,便即投降了呂蒙。史載:“初,南郡城中失火,頗焚燒軍器。羽以責芳,芳內畏懼,權聞而誘之,芳潛相和。及蒙攻之,乃以牛酒出降。”同書注引《吳書》載,士仁在公安據守,呂蒙令虞翻說以利害,指出:“呂虎威(蒙)欲徑到南郡,斷絕陸道,生路一塞,案其地形,將軍為在箕舌上耳,奔走不得免,降則失義,竊為將軍不安,幸熟思焉。”士仁得書,“流涕而降”。呂蒙帶上士仁,兵至南郡,“南郡太守麋芳城守,蒙以仁示之,遂降”。
關羽聞南郡失守大驚,不得不立即拔營南撤。這就是說,孫權幾乎是兵不血刃地奪取了南郡。
據說,曹操的將領們深恐功勞被孫吳獨占,大都認為應該乘關羽危懼之機,追而擒之。但趙儼甚得曹操之意,對大家說:“權邀羽連兵之難,欲掩製其後,顧羽還救,恐我承其兩疲,故順辭求效,乘釁因變以觀利鈍耳。今羽已孤進,更宜存之以為權害。若深入追北,權則改虞於彼,將生患於我矣。王必以此為深慮。”趙儼說得很對,曹操聽到關羽南走的消息,果然深恐諸將追擊,急令曹仁勿追。曹操的用意昭然若揭,就是讓孫權去消滅關羽,從而使孫、劉兩家就此勢不兩立,不共戴天。
呂蒙率軍入據南郡之後,利用懷柔策略,積極穩定局勢。其一,“蒙入據城,盡得羽及將士家屬,皆撫慰,約令軍中不得幹曆人家,有所求取”。據說,有“蒙麾下士,是汝南人(呂蒙亦汝南人),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鎧,官鎧雖公,蒙猶以為犯軍令,不可以同鄉故而廢法,遂垂涕斬之。於是軍中震栗,道不拾遺”。其二,“蒙旦暮使親近存恤耆老,問所不足,疾病者給醫藥,饑寒者賜衣糧”。其三,“羽府藏財寶,皆封閉以待權至”。其四,厚待關羽家人,“羽還,在道路,數使人與蒙相聞,蒙輒厚遇其使,周遊城中,家家致問,或手書示信。羽人還,私相參訊,鹹知家門無恙,見待過於平時,故羽吏士無鬥心”。呂蒙采取以上這些措施,大大瓦解了關羽的軍心,削弱了關羽部隊的戰鬥力。
不久,孫權帶兵至江陵(南郡),劉備所置荊州將吏紛紛歸附孫權。據說,隻有治中從事潘浚“稱疾不見”,孫權不但沒有生氣,反而“遣人以床就家輿致之,浚伏麵著床席不起,涕泣交橫,哀哽不能自勝。權呼其字與語,慰諭懇惻,使親近以手巾拭其麵。浚起,下地拜謝,即以為治中,荊州軍事,一以諮之”。隨後,潘浚為孫權帶兵五千,平定了樊仙之亂。當時樊仙正“誘導諸夷,圖以武陵附漢中王(劉)備”。
十一月,劉備所設宜都太守樊友棄郡而逃,“諸城長吏及蠻夷君長皆降於(陸)遜”。陸遜即命將軍李異、謝旌等率領三千人馬,占領險要地勢,先攻蜀將詹安、陳鳳,又攻蜀置房陵太守鄧輔、南鄉太守郭睦,均大破之。據載,秭歸大姓文布、鄧凱等合夷兵數千人,聲援蜀軍,也被打敗了。真可謂兵敗如山倒。短短的時間之內,陸遜“前後斬獲招納,凡數萬計”。孫權特別高興因而加封陸遜為右護軍、鎮西將軍,晉封婁侯。
至此,劉備、關羽在荊州,丟兵失地,更失民心,一種特別危險的形勢形成了。
關羽“自知孤窮,乃走麥城(今湖北當陽東南),西至漳鄉,眾皆委羽而降”。或謂“關羽還當陽,西保麥城,權使誘之,羽偽降,立幡旗、為象人(假人)於城上,因遁走,兵皆解散,尚十餘騎”。此時,關羽已經眾叛親離,敗局已定。
孫權料關羽不會死守孤城必將逃走,先使朱然、潘璋在麥城周圍設伏,關羽士卒解散,孤城難保,不得已率領僅有的十餘騎逃出麥城,結果在漳鄉遇到伏兵,被孫權的伏兵、潘璋的司馬馬忠等抓獲。關羽及其養子關平、都督趙累等均被斬首。
當時是建安二十四年(219)十二月。孫權為了表示對劉備的不承認,即以被劉備廢逐的原益州牧劉璋再為益州牧。
關羽死後,孫權對此深感憂慮既感到除掉大患,又感問題嚴重。從戰略上考慮,他要把曹操也拉上。他要製造假象表明自己是奉曹操的命令而襲殺關羽的,據《三國誌·關羽傳》注引《吳曆》說,孫權把關羽的首級送給了曹操,而以“諸侯禮葬其屍骸”。
關羽首級既至,曹操乘機加緊了對孫權的籠絡,即表孫權為驃騎將軍,假節,領荊州牧,封南昌侯。孫權因知孫、劉之戰勢不可免,他需要曹操的力量支持,則亦主動上書向曹操稱臣。
關羽失荊州死麥城,既有客觀的原因,也有主觀的原因。
客觀上,第一,因為孫曹聯合,很快使荊州局域內力量的對比發生了根本性變化;第二,曹操的包圍與反包圍策略的運用,使關羽很快由優勢變為劣勢,由攻勢變為守勢作戰;第三,孫權及其重將陸遜、呂蒙久所籌謀的計策突然付諸實施,陡然使關羽麵臨腹背受敵的局麵。
主觀上,應從關羽自身找原因,這就是:第一,不善謀略,沒有全局意識,遣兵部將不留後路,盲目行動;第二,不懂兵法,使自己陷入兩麵作戰之中;第三,缺乏自知之明,剛愎自用;第四,缺乏應變能力,身為軍帥,而不知“知己知彼”之要,數萬之眾竟猝然敗於“詐謀”和“奇襲”;第五,苛對部眾人,常使部屬處於畏懼之中,一旦有變,士心自解。
但是,應該看到關羽是按照劉備、諸葛亮的總的戰略部署行事的。關羽兵敗,劉備難辭其咎。
跨有荊州、益州,是劉備、諸葛亮的既定目標。“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是在《隆中對》中說明白的。劉備取得漢中後,又取得了上庸、房陵,控製了沔水上遊,而關羽北上取襄陽,正是劉備試圖有效控製荊州北部的戰略組成部分。事實上,與孫權關係不是很牢固的時候,貿然大舉振兵襄樊自然就引起了孫權的緊張,促成了曹操與孫權的聯合,進而使孫權認為必須除去關羽。此其一。其二,如此大的軍事行動,為了確保其成,應該預為北自沔(漢)水、兩由長江順流而下大舉聲援之謀,至少應該授予關羽調動漢沔駐兵的權力,以備急需。而劉備、諸葛亮同關羽一樣,已經陶醉於“自許以南,望風景附”和關羽“威震華夏”的神話中,根本沒有想到關羽會失敗,便放心大膽地把關羽派去了。其三,劉備、諸葛亮均知關羽勇猛有餘而智謀不足及其剛愎自用的性格缺點,對其行動卻不聞不問。所以,失荊州,劉備、諸葛亮應承擔一定的責任。從國之大計和戰略上說,他們應該承擔主要責任。
失去荊州對蜀漢以後發展的影響無法估量,從而基本注定了蜀漢隻能偏安一隅的曆史局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