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鹽鐵之利
天府之國,物產豐饒,產鹽的曆史很悠久,鹽鐵之利是蜀地的重要經濟支柱。秦時已置鹽鐵官管理鹽鐵交易。李冰為蜀守,“識齊(察)水脈,穿廣都(今成都東南)鹽井、諸陂池,蜀於是盛有養生之饒矣”。西漢臨邛(今四川邛崍)人卓王孫以冶鐵煮鹽發家致富,家貲數千萬,童仆上千人。
西漢和東漢當局都重視蜀地鹽業的管理和開發。漢武帝實行鹽鐵官營政策,“是以縣官(指朝廷)用饒足,民不困乏”“兵革東西征伐,賦斂不增而用足”。東漢解除鹽鐵禁令,但加強了鹽鐵稅賦的管理和征收。漢末軍閥混戰期間,曹操用治書侍禦史衛覬的建議,實行鹽鐵“監賣”政策。
鹽鐵經濟如此重要,劉備、諸葛亮自然不能等閑視之,所以,入蜀之後,雖然沒有迅即製定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嚴厲的官營政策,但立即建立和健全了鹽鐵的管理機製,控製了鹽鐵之政,從而收到了與鹽鐵官營同樣的效果。
據《三國誌·王連傳》載:“及成都既平,以(王)連為什邡令(治今四川廣漢南),轉在廣都,所居有績。遷司鹽校尉,較鹽鐵之利,利入甚多,有裨國用,於是簡取良才以為官屬,若呂乂、杜祺、劉幹等,終皆至大官,自連所拔也。”《呂乂傳》亦謂:“初,先主定益州,置鹽府校尉,較鹽鐵之利,後校尉王連請(呂)乂及南陽杜祺、南鄉劉幹等並為典曹都尉。”後來王連升官蜀郡太守、興業將軍,仍然“領鹽府如故”。可見“鹽府”的重要。
由此可以看出劉備初定益州,便把鹽鐵之利放到了重要地位,而且非常用心去配備和建立起一套比較完整的、穩定的、有效的鹽政管理機構。
鹽政的最高主管官為司鹽校尉,屬官有典曹都尉等。校尉、都尉均屬武職,說明鹽政管理不屬地方,具有軍管性質,直轄於中央。校尉、都尉的官秩分別為二千石和比二千石,位當列卿,說明鹽政管理在國家部門中地位相當重要。“簡取良才以為官屬”雲雲,說明鹽政管理係統對於管理人員的任用很嚴格,司鹽校尉的屬官最終大都做到“大官”,更加證明了當政者對於選拔鹽政人員的重視。據載,都尉呂又來官至尚書令(丞相);杜祺曆任郡守、監軍、大將軍司馬;劉幹官至巴西太守。
蜀地井鹽資源相當豐富。四川境內,魏晉時期,東起朐忍(今雲陽),西至臨邛(今邛崍),北到汶山(今汶川),南至越寓(治今西昌),都分布井鹽產區。
由於官府對鹽業的重視,食鹽生產技術,特別是“官灶”的煮鹽技術,有了迅速提高。昔時一灶五鍋,蜀漢時期已有一灶十四鍋者。例如,《太平寰宇記》“貴平縣”條引《益州記》說:“官有兩灶二十八鑊,一日一夜,收鹽四石,(色白)如霜雪也。”而且,已知使用“井火”因而大大提高了產量。“井火”可能是天然氣,晉人劉逵《蜀都賦》注稱:“取井火還煮井水,一斛水得四五鬥鹽,家火煮之,不過二三鬥。”常琥《華陽國誌》卷三《蜀誌》說,臨邛縣“有火井,夜時光映上昭。民欲其火,先以家火投之。頃許,如雷聲,火焰出,通耀數十裏,以竹筒盛其光藏之,可拽行終日不滅也。井有二,取井火煮之,一斛水得五鬥鹽;家火煮之,得無幾也”。說明使用天然氣可以提高煮鹽的產量和質量。
對於冶鑄方麵的政策,大抵實行了如同鹽政一樣的管理體製,甚或更多官營性質。《三國誌·張裔傳》載,劉備入成都,“以裔為巴郡太守,還為司金中郎將,典作農戰之器”。鐵器之用,無非農戰。由官府控製了冶鐵業。中郎將本武官,官秩比二千石,以武官主管冶鑄,稱司金中郎將,如同以校尉主管鹽政一樣,同樣表明了它的軍事管製性質。
劉備用張裔為司金中郎將,如同曹操用韓暨為司金校尉、王修為司金中郎將用意是一樣的,最重要的是看重了他們的能力。韓暨發明水排,“因長流為水排,計其利益,三倍於前。在職(監冶謁者)七年,器用充實”。
曆史上留下了不少有關劉備入蜀以後冶鑄方麵的記錄,證明了他對於冶鑄業的重視以及蜀漢冶鑄業所達到的水平。
陶弘景《刀劍錄》載,蜀章武元年辛醜先主采金牛山鐵,鑄八鐵劍,各長三尺六寸,一先主自佩,一與太子,一與梁王理,一與魯王永,一與諸葛孔明,二與關羽、張飛,一與趙雲。各劍之上,都鑄上了諸葛亮的親筆題詞,內容為“書作風角處所”。“風角”為古時占候之術,《後漢書·郎顓傳》有李賢注說:“風角謂候四方四隅之風,以占吉凶也。”可見,劉備鑄長劍和曹操做百辟刀的用途都是一樣的,盡管質地上乘鋒利無比可做武器使用,如曹植得到百辟刀後特作《寶刀賦》,其中有謂“故其利:陸斷犀革,水斷龍角,輕擊浮截,刀不纖削”。但主要不是用作武器,而是用來趨吉避凶。曹操在《百辟刀令》記載了百辟刀事:“往歲作百辟刀五枚適成,先以一與曹丕。其餘四,吾諸子中有不好武而好文學,將以次與之。”曹操在《內誡令》中又說道:“百煉利器,以辟不祥,懾服奸宄者也。”“百煉利器”,指的就是曹操製作的五把百辟刀。他把五把經過千錘百煉的寶刀分給兒子們,用於除凶辟邪,震懾奸人。劉備把鑄好的八把寶劍分賜兒子和心腹,自然亦取“百煉利器,以辟不祥”之意。
《古鼎錄》說,劉備章武二年,於漢川鑄一鼎,名克漢鼎,置丙穴中(丙穴,地名,在今陝西略陽縣東南);又鑄一鼎,沉於永安(今重慶奉節東)水中;又鑄一鼎於成都武擔山,名曰受禪鼎;又鑄一鼎於劍口山,名曰劍山鼎。
《書苑》說,蜀先主常(嚐)作三鼎,皆武侯篆隸八分,極其工妙。
《鼎錄》說:“龍見武陽(今四川彭山東)之水九日,因鑄一鼎,像龍形,沉水中。”
《鼎錄》又說:“章武三年,又作二鼎,一與(兒子)魯王,文曰:‘富貴昌,宜侯王’;一與(兒子)梁王,文曰:‘大吉祥,宜公王’。並古隸書,高三尺,皆武侯跡。”劉備鑄鼎,也是為了趁吉避凶,祈禱國運昌盛江山永固。
劉備實行的鹽鐵管製政策收到了多大的經濟成效,史書沒有明確記載。僅就王連為司鹽校尉,“較鹽鐵之利,利入甚多,有裨國用”一語可以看出,鹽鐵收入當是劉備入蜀建國初期的重要經濟來源,而且確實收到了成效。
後來,劉備去世之後,諸葛亮繼承、發揚了同劉備一起推行的鹽鐵政策,因而留下了更多的鹽鐵記錄和遺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