製定嚴刑峻法
劉備入成都之後,即命諸葛亮、法正等人根據社會現實,製定刑法以穩定社會秩序,維護其政權。
據說當時研製刑法的有五人,即諸葛亮、法正、劉巴、伊籍、李嚴,當時,五個人的思想很不統一,其中諸葛亮與法正的分歧最大,最後,諸葛亮的嚴刑峻法思想占了上風,成為當時製定刑法的主導思想。
裴鬆之在注《三國誌·諸葛亮傳》時駁晉人郭衝所說五事時提道:“亮刑法峻急,刻薄百姓,自君子小人鹹懷怨歎。”法正因而對劉備進諫:“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據一州,初有其國,未垂惠撫;且客主之義,宜相降下,願緩刑弛禁,以慰其望。”諸葛亮反對法正的意見,反駁說:“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濟。劉璋暗弱,自(劉)焉已來有累世之恩,文法羈縻,互相承奉,德政不舉,威刑不肅。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弊,實由於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恩榮並濟,上下有節,為治之要,於斯而著。"
這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反映了二人對於當時社會形勢的兩種不同認識。法正的“緩刑弛禁”思想認識有些膚淺確實是隻知其一,不知其二,刑法寬緩,自然不足以治亂世。諸葛亮善於度勢製法,有針對性地提出了“威之以法,限之以爵”的思路。這是一種“法無定製,因時而異”和“法爵相輔,恩榮並濟”的思想,是一種以峻法為主的恩威並施的兩麵性政策強調刑法的靈活性,無疑更適合當時的社會現實。
劉備同諸葛亮的嚴刑治觀思想基本一致,因此他同意了諸葛亮對於社會的分析及其以峻法為主的兩麵性政策,並且付諸實施。
這裏麵有這樣一則趣事,據《三國誌·簡雍傳》載,“時天旱禁酒,釀者有刑”。如果在老百姓家裏搜索到釀酒的工具,不管其在禁令頒布後有沒有繼續釀酒,“論者欲令與作酒者同罰”。有一次,昭德將軍簡雍陪同劉備外出“遊觀”,見一對男女同行,為了說服劉備減輕刑罰,便對劉備說:“那對男女想通奸,為什麽不把他們抓起來?”劉備奇怪地問:“你怎麽知道?”簡雍說:“因為他們都有**,這與家裏有釀酒工具想釀酒是一樣的。”劉備聽了簡雍的話不禁開懷大笑,知其用意,於是下令赦免了家有釀酒工具而沒有釀酒的人。
這裏應該指出的是,劉備、諸葛亮雖然執法嚴峻,但其行為並不受法律條文的約束,做不到法律麵有人人平等,常有不按法律辦事之事,法外施恩有之,律外妄殺亦有之。這說明,封建時代任何政治家都不可能做到法律麵前人人平等。自己往往淩駕於法律之上。
據載,法正“外統都畿,內為謀主,一餐之德,睚眥之怨,無不報複,擅殺毀傷己者數人”。有人告訴諸葛亮:“法正於蜀郡太縱橫,濫用刑罰,將軍宜啟主公,抑其威福。”諸葛亮說:“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公之強,東憚孫權之逼,近則懼孫夫入生變於肘腋之下。當斯之時,進退狼跋,法孝直為之輔翼,令翻然翱翔,不可複製,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意邪!"其實,諸葛亮深知法正受寵於劉備,這才這樣說。這是法外施恩,不按法律辦事的生動例子。
諸葛亮對法正庇護有加,但對彭兼卻又是另一種態度。彭兼為治中從事,“形色囂然”,“諸葛亮雖外接待兼,而內不能善,屢密言先主,兼心大誌廣,難可保安。先主既敬信亮,加察兼行事,意亦稍疏,左遷兼為江陽太守”。後來,馬超告發彭兼有大逆之言,劉備和諸葛亮便以謀反罪將彭兼捉起來。彭兼感到很冤枉,在獄中給諸葛亮寫了一封很長的信,曆述自己的功勞,盡白自己的冤枉,雖然把劉備比作“慈父”,稱諸葛亮為“當世伊、呂”,但是最終還是不免一死。這是依據自己的好惡,律外妄殺的典型案例。
再如,後部司馬張裕通曉占卜,曾諫劉備說“不可爭漢中”。劉備不用裕言,遣將軍吳蘭、雷銅等人武都,結果打了敗仗,吳雷諸人皆陣亡。據載:“初,先主與劉璋會涪,時裕為從事,侍坐,其人饒須,先主嘲之曰:‘昔吾居涿縣,特多毛姓,東西南北皆諸毛也,涿令稱曰諸(豬)毛繞涿居乎’!”裕因劉備無須,說了一個“潞(露)涿(豚)君”的故事,反唇相譏。“先主常銜其不遜,加忿其漏言,乃顯裕諫爭漢中不驗,下獄,將誅之。諸葛亮表請其罪,先主答曰:‘芳蘭生門,不得不鋤。’裕遂棄市。”這完全是挾嫌殺人,哪裏有法度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