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得儲位

康熙大帝去世之後，弘曆的父親胤祺榮登皇位，使得弘曆在皇室中的地位發生了極大的變化，由一個普通的皇孫一下變成了國家的儲君。

雍親王胤祺攫取皇位後，鑒於康熙朝建儲製度不完善而導致了皇室內部互相爭鬥的局麵，雍正皇帝便對建儲製度進行了改革並做出了秘密建儲的重要決定。雍正元年(1723)八月十七日，在他即位九個月後，便召集總理事務王大臣、滿漢文武大臣、九卿等至乾清宮，宣布了這一決定。按照這一規定，由他將儲君名單裝入密封錦匣之內，當著幾位總理事務王公大臣之麵，將錦匣“置之乾清宮正中最高之處世祖章皇帝禦書‘正大光明’匾額之後”,直到他死之後，才允許臣下拆開。爾後，又另書與之內容相同的密旨一道存放於圓明園，作為他日勘對之資。

在雍正看來，這一決定對全國臣民而言，解除了因儲位空缺而產生的危機感；對儲君而言，因為並不知道自己是內定儲君，當然也就不會因此而驕橫不法，更談不上敢和皇帝爭權了；對諸皇子而言，一是不知道自己是否是儲君，二是不知道儲君是誰，想要對其進行攻訐也無的可發；對宗室重臣而言，因為不知誰是儲君，也就無法攀龍附鳳，進行政治投機。而皇帝本人卻通過這一決定，在生前可以不受任何幹擾地處理各種國家政務，死後也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旨實現國家最高權力的順利過渡。這是雍正皇帝對清王朝建立以來建儲製度的一次重要改革。而在這次改革中，雍正皇帝內定的儲君不是別人，正是他的第四子弘曆。

雖然雍正皇帝即位時已有弘時、弘曆、弘晝、福惠四個兒子，但是弘曆被內定為繼嗣，在當時卻仍屬必然之勢。一是因為弘曆隨同康熙皇帝居住半載並受到皇祖的寵愛，從而增進了康熙皇帝和胤祺之間的感情，為自己最終贏得皇位起到一定的作用。二是弘曆既聰穎又大膽，在非常注重騎射的滿族統治者看來，弘曆具備了儲君所應有的基本素質。三是因為弘曆母家出身滿洲，並且是開國功臣額亦都之後。雖然到了康熙、雍正兩朝，由於家道衰落，弘曆的外祖父淩柱僅任四品典儀，職位並不顯赫，但是憑借血緣上的聯係，卻可以使弘曆日後不必費多大力氣就能得到滿洲舊臣的支持，有利於統治的鞏固。

在諸皇子中，除弘曆母親出身滿族外，其他如弘時母家李氏、弘晝母家耿氏、福惠母家年氏都是漢姓。其中，李氏、耿氏極有可能還是內府三旗漢人。在統治集團核心都是滿人的情況下，將她們所生之子立為儲君，日後很可能被滿洲權貴所輕視。

朝臣中就有康熙皇帝病重時曾指定胤祺繼位的傳說，並說過胤祺的第二子弘曆“有英雄氣象，必封為太子”的話，而且還傳到了朝鮮使臣金演的耳中。盡管其中康熙皇帝指定胤祺繼位一事可能是事後編造，但是在雍正皇帝建儲之前半年多的時候，滿洲貴族中就傳出了康熙皇帝關於弘曆將被立為皇太子的預言，則正反映了他們的普遍要求。作為滿洲貴族的最高統治者的雍正雖然反對他們對立儲一事進行幹預，但是對於他們的這些要求，卻是不能不加以考慮的。

對秘密建儲後的一些史實進行分析可以看出，秘密建儲製度實行之初，僅對儲君的權力有所限製，而並沒有像雍正皇帝所預期的那樣從根本上杜絕皇室內部爭奪儲位的鬥爭。盡管雍正皇帝鄭重其事地宣布儲位密建，不允許任何人看到密旨的內容，但是接近皇帝的大臣和雍正的幾個妃嬪、兒子仍可以從雍正皇帝的言談舉止中所表現出來的親疏好惡傾向以及對為數有限的幾個皇子的各方麵的條件進行比較，從而估計出誰是雍正皇帝的內定儲君來，僅從秘密建儲後成年皇子們所參加的各種禮儀活動方麵便可看出一二。

據《清世宗實錄》載，雍正皇帝在位的十三年中，派遣弘曆參加的各種禮儀活動即達二十次之多，其內容也遍及祭祀康熙皇帝和孝恭仁皇後的景陵等許多方麵。在此期間，派遣弘晝參加的各種禮儀活動僅有七次，數量和活動內容都大大少於弘曆，而且還都是在雍正八年(1730)十一月其成人之後。更為奇怪的是，年齡比弘曆、弘晝都大的弘時竟一次也沒有。後人根據這一資料統計尚可猜出雍正的心思，當時之人，尤其是當事的眾皇子們對此感受必定更為深切。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導致了雍正皇帝的第三子弘時為謀奪儲位而和雍正皇帝進行了一場鬥爭。

弘時生於康熙四十三年(1704),由於三個兄長相繼夭折，遂在雍正諸子中排行居長。其生母李氏，在康熙三十三年(1694)時便已進入胤祺府邸。胤祺封其為雍親王後，李氏晉為側妃，僅次於元妃烏拉納喇氏而在其他妃嬪之上。雍正皇帝即位後，大封後妃，李氏又晉封為齊妃。在這次宮中權力再分配中，年羹堯的妹妹年氏躍過李氏封為貴妃，原居其下的弘曆的生母鈕祜祿氏則和李氏一樣晉封為熹妃。

相比之下，李氏地位相對下降。之所以如此，一是年老色衰；二是出身漢姓。她在雍正皇帝妃嬪中地位的相對下降，也影響了弘時在兄弟中的地位。因此，雍正元年春，雍正皇帝“妙選天下之英賢”教授諸皇子讀書時，弘時雖也和弘曆、弘晝一起進學讀書，但是在一些禮儀活動中，雍正皇帝卻越過弘時而連續命弘曆參加，這無異是對弘時的歧視。

雍正如此行事，弘時一定很是不滿，並在雍正麵前有所流露。雍正當然不能容忍其為所欲為，而對之“特加嚴懲”,革除宗籍，圈禁至死。在雍正時期的政治鬥爭中，隻有在打擊昔日與之爭奪儲位的政敵允饌、允糖等人時，才極其嚴厲地將其本人及其子孫革除宗籍。這一次，雍正皇帝竟將自己的親生兒子也照此辦理，這就說明弘時的罪行顯然不像乾隆皇帝後來所說的僅僅是一般的“性情放縱，行為不謹”,而是和康熙末年諸皇子謀奪儲位鬥爭性質一樣的一場政治鬥爭。

對於這場父子之間的政治鬥爭，大概是怕政敵幸災樂禍之故，雍正皇帝一直未曾公開公布，各種官修史書中也很少記載，隻能根據《清世宗實錄》一書了解一些情況。據該書記載，雍正四年(1726)九月弘時二十三歲時，雍正皇帝曾召皇子、諸王、大學士、學士、各部院寺堂官、詹事府、翰林院、科道及文武大臣之能詩者九十四人至乾清宮賦柏梁體詩，在與會諸皇子中，僅有弘曆、弘晝二人之名而無弘時。這說明，在雍正四年秋天之前，這場鬥爭已經發生，弘時也在此後不久死去。直到弘曆即位之後，念及往日兄弟之誼，才將他的名字重新收入《玉牒》。弘時之母齊妃，也因其子被圈禁之故而獨居深宮，一直到乾隆二年(1737)四月六十歲的時候才默默無聞地死去。

定弘曆作為自己的繼承人，並對弘時進行嚴懲以維護弘曆的儲君地位的同時，為了使其增長管理國家事務的才幹，雍正皇帝也加強了對他的教育。早在雍正元年(1723)的春天，即雍正皇帝剛剛即位兩個月後，便於其原來的師父福敏之外，特旨選任朱軾、張廷玉、徐元夢、稽曾筠、蔡世遠等重臣為諸皇子師父；雍正八年(1730),又加派鄂爾泰、蔣廷錫、邵基、胡熙、顧成天等名臣侍皇子讀書。為了防止他們將弘曆培養成僅會“尋章摘句，記誦文詞”的腐儒，雍正皇帝指示在教學中當以“立身行己，進德修業”為重點。

根據雍正皇帝的這一指示，在這些師傅的精心指導下，加之弘曆本人學習刻苦勤奮，“問安視膳之餘，耳目心思一用之於學”,“朝有課，夕有程，寒暑靡間”,當年便“熟讀《詩》《書》四子，背誦不遺一字”。此後數年間，又“精研《易》《春秋》《戴氏禮》宋儒性理諸書，旁及《通鑒綱目》、史、漢八家之文”。

與此同時，弘曆還勤於習作，論賦詩詞，無一不能。等到了雍正八年(1730)夏，積稿已達十四卷之多。從這些作品中可以看出弘曆在學習過程中善於思考，重視接受曆代封建統治者成功的治國經驗，吸取失敗的教訓，並在一些問題上有著自己的治世思想。如其於《寬則得眾論》一文中認為：“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眾庶，故能成其德。”“誠能寬以待物，包荒納垢，宥人細故，成己大德，則人亦感其恩而心悅誠服矣；苟為不然，以褊急為念，以刻薄為務，則雖勤於為治，如始皇之程石觀書、隋文之躬親吏職，亦何益哉?"

事實表明這些思想對其即位之初的政治措施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例如《以仁育萬物以文正萬民論》《為萬世開太平論》《治天下在得人論》,以及對春秋以後天子、諸公以及秦漢諸帝的評論和詠史各詩，無不對曆朝政治之興亡、用人舉措之得失的經驗教訓進行了總結。應該說通過這一時期對儒家經典的探研和對曆代史書的瀏覽，弘曆積累了豐富的曆史知識，並學到了不少曆代封建統治者成功治理國家的經驗，為其日後親政打下了初步的知識基礎。

雍正七年(1729)冬天以後，雍正皇帝患病，而且還相當危重，後雖經多方治療轉危為安，但是病愈之後，身體和精神都大不如前。這樣，雍正皇帝開始更多地委派弘曆、弘晝代表他參加各種禮儀活動。

雍正十一年(1733)二月，為了提高皇子在全國臣民中的地位，訓練他們的從政能力，雍正皇帝封弘曆為和碩寶親王，弘晝為和碩和親王，並命他們參加了對西北準噶爾一部用兵和平定苗疆叛亂的領導工作。這樣，至雍正十三年(1735)八月雍正皇帝去世時，二十五歲的弘曆已經具備了作為一個君主所必不可少的文化素養和一定的理事能力，為他即位以後全麵地挑起管理國家事務的重擔做了很好的準備。

雍正皇帝秘密建儲時，弘曆剛剛十三歲，對於儲君是誰和自己是否是儲君，可能並不清楚，但由於秘密建儲後雍正皇帝對自己的百般**，隨著自己年齡的增長，這事對他本人來說似乎也成了一個公開的秘密。盡管如此，在弘曆看來，父皇不公布自己皇太子的身份仍是自己身份未定的表現。對此，弘曆雖然無能為力，但並不是沒有看法。然而，當弘時事件發生後使他看到，雍正皇帝對於敢於違背自己意誌營求繼嗣的親生骨肉也是那樣地毫不留情。如此看來，他安分守己，謹慎小心。對於父皇，他絕對服從的做法是其明智之舉、高明之處。封王之前，“問安視膳之餘，耳目心思一用之於學”;封王之後，雖然參加了對準噶爾用兵與平定苗疆叛亂的兩次戰爭，但也隻是照諭旨辦事，不敢越雷池半步。除少數幾個大臣因工作關係與他們有所來往外，很少與其他官員來往，以免引起父皇的猜忌，以至於他即位之初對許多高級官員都不認識。

對於雍正皇帝的一些舉措，如陳祥瑞、養僧道等，他並不是沒有看法，但是為了討得父皇的喜歡，他也不惜筆墨，連作《萬壽日慶雲見苗疆賦》《景陵瑞芝賦》等許多篇詩賦，借此頌揚父皇的功德。與此同時，對於自己的幾位師父，則極表尊重和關心，遇有喜慶，則贈詩祝賀；返籍養病，又寄詩懷念。尤其是對其中的鄂爾泰、張廷玉二人，因為他們是雍正皇帝的寵臣，況且其父準許他們身後配享太廟，則更是優禮有加，推崇備至。如雍正十年(1732),鄂爾泰奉命經略西北軍事，弘曆即作《遂毅庵鄂相國奉命經略西陲》一詩以贈鄂爾泰。詩曰：

清秋霽日照征鞍，上相臨戎劍氣寒。詔旨欽承三殿密，機宜默運寸心殫。馬騰士飽來裴度，風聲鶴唳避謝安。欲別先生何所贈?臨風握手勸加餐。書文一軌泰階乎，蠢爾戎夷敢弄兵。天子運籌頻下顧，相臣經略此西征。風翻武帳三台入，日耀軍門萬戟明。佇看對揚歌虎拜，邊烽永熄玉關清。

次年，張廷玉奉旨返安徽桐城原籍舉行其父張英入祀賢良祠典禮，弘曆也作《送桐城張先生暫假歸裏》一詩相贈。詩曰：

丹鳳銜書下紫廷，樅陽早已望台星。新恩優渥榮旋裏，舊德綿長肅薦馨。北闕絲綸方待掌，東山弦管暫教聽。即看穩步沙堤上，揚拜從容對禦屏。

在前詩中，他將鄂爾泰比作當今的謝安和裴度，祝願他出征之後馬到成功，“邊烽永熄”,同時又對其身體表示關心；在後詩中，他指出張廷玉是朝廷須臾不可離開的重臣。對二人推崇之意溢於辭章。此時，鄂爾泰、張廷玉兩人都已見到過雍正皇帝的建儲密旨，而弘曆在送行詩中對二人又如此推重，二人怎會不感激涕零地以圖報效呢?對於與自己一起讀書的二十一叔允禧、二十四叔允秘，弘曆則時時表示出感念祖父康熙皇帝對自己的眷愛，以聯絡相互間的感情；對於自己的同胞兄弟弘晝，則聲稱“鴿原欣得侶，雁序愧先行”,以有弟為喜並於端重自尊中略存謙遜之意。即使是對於統治集團上層所瞧不起的太監，弘曆也非常謹慎，從不輕易觸犯。這樣，終雍正一朝，康熙末年人們紛紛攻訐儲君的情況就再也沒有出現。弘曆的為人處世之道令雍正皇帝十分滿意，因而弘曆的內定儲君的地位也是穩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