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姿態為人處世，高水平傳道授業

從辛亥革命到新中國成立前的這段時間裏，清華大學的師生，特別是一些老教授、老講師，是中國教育史上值得回眸的一個群體，當年的校園刊物中很多文章在談論著他們，今天讀起來仍然興味無窮，從中能夠感受到濃濃的人文氣息，那真是一個令人流連的時期。沒有一個大學生沒有議論過教授，但也很少有像清華大學的學生如此大膽又如此深情地大範圍、公開化地大談特談教授甚至是校長的。我們不得不為當時學生的大膽驚歎，更不得不為那時寬鬆的師生氛圍驚歎。從中足見教授們謙和處世，低調做人的情懷與風範。

常言說：“以貌取人，失之子羽”。這句話好像是特別為劉叔雅先生而設的。當清華大學第一個國文班快要上課的時候，學生們喜洋洋地坐在三院七號教室裏，滿心想親近這位渴慕多年的學界名流的風采。可是鈴聲響後，走進來的卻是一位憔悴得可怕的人物。看啊!四角式的平頭罩上寸把長的黑發，消瘦的臉孔安著一對沒有精神的眼睛；兩額高聳。雙頰深陷；長頭高舉兮如望空之孤鶴，肌膚黃瘦兮似辟穀之老衲。狀貌如此，聲音呢?天啊!不聽時猶可，一聽時真叫我連打幾個冷噤。既尖銳兮又無力，初如饑鼠兮終類猿。

一幅多麽不堪的形象。這是發表在1934年《暑期周刊》上的《教授印象記》中劉叔雅先生的畫像。一位有著清新優美的文筆、綿密新穎的思想的學者，在學生的想象中該是位風流倜儻的摩登少年，至少也得是個狀貌奇偉的古老先生，怎知是這副尊容!作者是真的失望嗎?其實不然，他先抑後揚，馬上極力抒寫劉先生學問的淵博精深，對學生的懇摯，對國事的熱忱，其精神的力量遠遠蓋過了相貌的不足，矗立著的仍然是一個可敬可愛的長者。

在學生筆下遭遇相同命運的遠不止一個兩個教授：

比如俞平伯先生：“一個五短身材的人，禿光著腦袋，穿著寬大的衣服，走起來蹣蹣跚跚的，遠遠看去，確似護國寺裏的一個呆小和尚!他就的的確確是俞先生麽?”這是相貌與學問之不成正比。

比如陳寅恪先生：“裏邊穿著皮袍外麵套以藍布大褂青布馬褂、頭上戴著一頂兩邊有遮耳的皮帽、腿上蓋著棉褲、足下蹬著棉鞋、右手抱著一個藍布大包袱、走路一高一下、相貌稀奇古怪的純粹國貨式的老先生從對麵孑了而來。”這是衣著與學問之不成正比。

比如馮友蘭先生：“口吃得厲害。有幾次，他因為想說的話說不出來把臉急得通紅。那種‘狼狽’的情形，使得一群無涵養無顧慮的青年人想哄笑出來。”這是口才與學問之不成正比。

還有的“汗流浹背，喘呀，喘呀，上課的工夫大半用在揩汗、摩肚皮上麵”,或一開口就“唾沫星兒，一串一串地進出，又好像過山炮彈，坐在前排聽講的同學們，怎會不大遭其殃，連聲叫苦”,或“下堂了，大家還沒有完全走出教室，一支煙已經又吸掉了三分之一”。這是舉止與學問之不成正比。

但千萬不要以為清華的學生在貶抑他們的先生，恰恰相反，他們為擁有這樣看似與平常人無異而實際上是些天才們的教授而深深地驕傲，而且不論他們的外貌舉止如何乖戾(當然隻是一小部分),個性如何奇特，打扮如何不拘小節，卻無一例外的都淵博、盡職、和藹與可愛，是一些不會混淆、不可取代的學術泰鬥。

雖麵上嚴肅一點兒，而心腸是最軟不過的。那是朱自清先生。

他那便便大腹，好像資本主義過剩生產，已達到了第三期的恐慌似的——瞧著瞧著，原來裏麵裝的是一肚子的詞源呀。那是楊樹達先生。

有時你看到吳先生獨自呆呆地立著，嘴角浮漾著輕微的笑影，那笑，無形中由苦笑而有時竟至非哈哈大笑不可的神情，但刹那間，像在荷葉上飄過的輕風，一切終歸沉寂，他畢竟意識到自己是個學者，笑影俱散，剩下的是那儼然不可侵犯的矜持的麵相。那是吳密先生。

雖然是福建人，可是國語講得夠漂亮，一個字一個字吐得很清楚，而不顯得吃力。在深刻的時候，學生沒有一個敢出聲的，隻靜心凝聽，因為他的聲音是有節奏的，有韻律的，能使人如同聽音樂一樣，有著一種內心的快感。那是陳貸孫先生。

還有一則關於國文係主任自己開汽車前往西山的消息：他自己開車，半路上掉了一個輪子，三個輪的車還一直走，及發現前麵有一個輪子在滾，才知道自己的汽車掉了一輪。那是施嘉煬先生。

循循善誘的每堂課都寫了許多筆記，所以同學們不愛再發出什麽問題，但在真是莫名其妙時，不禁要去一問。很怪，那時的陶先生好好的麵孔上又加厚了一層紅雲，好像是個新娘子，羞羞答答地吞吞吐吐地來答複你。那是陶保楷先生。

在學生的心目中，每個教授都是獨特的，最棒的，不論是有著“兩道濃黑的劍眉，一雙在眼鏡裏閃爍的炯炯有光的眼睛”的詩人教授聞一多，如同“耶穌下蛋那天給你送東西來的北極老人”似的體育教授馬約翰，還是“無論他身上哪一點，都有點兒哲學味兒似的”哲學大師金嶽霖，“真個把西洋式尖頭鰻的氣味表現得十足”的政治係主任浦薛鳳，抑或兄弟教授——“把時間權衡了一分一秒不差”的大哥薩本鐵和給“分數是很摳的”弟弟薩本棟，一人一種風範，一人一個世界。但他們都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質樸、平和、低調、謙遜。

是這些教授本身為作者提供了鮮明的範本，更是同學們栩栩如生地刻畫了這些“教授印象”。當年的清華園有這群卓越不凡的教授固然是大幸，同樣的，有了這些妙筆生花的學生給後來的人們留下這些形象，不也是大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