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我的”說成“我們的”

說話好像駕駛汽車，應隨時注意交通標誌，也就是要隨時注意聽者的態度與反應。如果紅燈已經亮了仍然向前開，闖禍就是必然了。無聊的人是把拳頭往自己嘴裏塞的人，也是“我”字的專賣者。

人們最感興趣的就是談論自己的事情，而對於那些與自己毫無相關的事情，眾多的人覺得索然無味，對於你有莫大興趣的事情，常常不僅很難引起別人的同情，而且還覺得好笑。年輕的母親會熱情地對人說：“我們的寶寶會叫‘媽媽’了。”她這時的心情是高興的，可是旁人聽了會和她一樣地高興嗎?不一定。誰家的孩子不會叫媽媽呢?你可不要為此而大驚小怪!這是正常的事情，如果不會叫媽媽才是怪事呢。

所以，你看來是充滿了喜悅，別人不一定有同感，這是人之常情。

說話時，把“我的”變為“我們的”,可以巧妙拉近雙方距離，使對方更容易接受你和你的話。

如果你在說話中，不管聽者的情緒或反應如何，隻是一個勁地提到我如何如何，那麽必然會引起對方的反感。如果改變一下，把“我的”改為“我們的”,這對你並不會有任何損失，隻會獲得對方的好感，使你同別人的友誼進一步加深。

我們經常看到記者這樣采訪：“請問我們這項工作……”或者“請問我們廠……”經常發現演講者使用“我們是否應該這樣”“讓我們……”等表達方式。這樣說話能使你覺得和對方的距離接近，聽來和緩親切。因為“我們”這個詞，也就是要表現“你也參與其中”的意思，所以會令對方心中產生一種參與意識。

比如說“你們必須深入了解這個問題”,便拉開了聽眾與演講者的距離，使聽眾無法與你產生共鳴。如果改為“我們最好再做更深一層的討論”就會縮短與聽眾的距離，使氣氛立刻活躍起來。

托爾斯泰說：“真正的藝術永遠是十分樸素的、明白如話的、幾乎可以用手觸摸到似的。”說話力求通俗化、口語化，如不考慮聽者的接受能力，用那種文縐縐、酸溜溜的語言就既不親切，又艱澀難懂，往往事與願違，弄得不好，還會鬧成笑話。

一天，某農村中學一教師去家訪，正碰上學生家賓客盈門，他見自己來得不是時候，便連連向家長道歉：“請恕冒昧!請恕冒昧!”學生家長頓時怔住了，次日，專程到學校找校長評理：“昨天是我妹妹大喜的日子，你校某老師不知羞恥地對我說：‘請許胞妹。’要我把妹妹許配給他。我看他是‘花癡’。”校長知道這位老師作風正派，工作負責，覺得奇怪，便立即找他核實並向家長做了解釋。家長自責文化水平低，真糊塗。這位老師既羞且惱，哭笑不得，這場風波就是因為他語言不通俗造成的。

口頭語言通過耳朵傳入大腦。因語言有同音異義，一音多義，如用晦澀難懂的話，勢必影響聽的效果。而且聽眾文化素養有很大差別，應該“就低不就高”。所以對廣大群眾講話，更應該明白曉暢，通俗易懂。上例中那位教師對農民用“請恕冒昧”之類的話就未免過於“高雅”了。

口頭語言與書麵語言有較大的差異。有的人在講話中過多地使用書麵語，而不是口語化，也使人聽了很不是滋味。比如有一個青年在演講中描述他聽到母親被人殺害時的心情說：“我的心海**起悲哀的浪潮，兩隻眼睛猶如雙泉，盈滿晶瑩的、清澈見底的淚水，最後我的兩行淚水像斷線的珍珠紛紛落下。”台上講者痛哭失聲，台下卻發出一陣笑聲。這樣的演講自然是不成功的。其失敗原因在於，他不講究語言的實際效果，而一味追求形式上的華美。不口語化、通俗化，而文學味太濃，遣詞造句過於華麗和艱澀，必然會令人笑話。

社交語言需要用講話者和聽者雙方都習慣，共同感興趣的“大白話”來表達，這樣才容易溝通感情，交流思想。若追求華麗新奇，過分雕琢，聽者就會認為這是在炫耀文采，從而對你的講話一隻耳朵進，一隻耳朵出。所以，使用語言正像魯迅說的：“有真意、去粉飾、少做作、勿賣弄。”否則，話說得再漂亮也不會有什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