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農村創業去

對於身處農村的小人物來說，成功的底線大約是“跳出農門”。就像出生農村的筆者一樣，從小就被父母灌輸莫要當農民的思想。臉朝黃土背朝天的父輩，在長期與貧困的鬥爭中，已經心灰意冷。他們已經無法離開農村融入城市，但他們不願意後代再重複他們的故事。

長期的城鄉二元化管理，造成了我國城鄉之間的巨大壁壘和差距。城鄉之間的人員流動，遵循“人往高處走”的定理，從來就是農村人往城裏擠。而如果有哪個城市裏的工人犯了錯誤（如違反計劃生育），則會被“貶”回農村作為懲罰。

劉永行四兄弟是令鄉下人羨慕的城裏人，都先後接受過高等教育，有著各自穩定的“鐵飯碗”。這幾個城裏人，居然自願“下放”到農村去，這在20多年前顯然是驚世駭俗的。最初提出到農村去創業的，是老大劉永言。1982年，在成都電機廠工作的老大劉永言提出兄弟幾個聯手養鵪鶉。劉永行便在陽台上先試養了幾十隻，並研製人工孵化器。借助於過去當無線電修配工的技術背景，在經過一段時間的摸索後成功研製出了人工孵化器。

1982年年底，根據老大劉永言的建議，兄弟四人開始合辦育新良種場（希望集團的前身）。由於缺少資金，兄弟們不得不設法籌措。劉永行曾這樣回憶那時的艱難：當時，為了辦企業，我們四兄弟賣掉了手表、自行車和自己裝的電視機，湊了1000元錢。城裏有正式工作的工人到農村去創業，到現在都不多見。劉永行兄弟幾人到鄉下去創業的行為，貌似逆潮流而行，實則是頗具眼光與智慧的決策。

每一波潮汐，都是大自然有形的呼吸。可是，在這潮起潮落之間，或許就孕育了一場生命的大躁動，完成一次曆史的大跨越。劉永行的成功，與30年前的改革開放的大環境是分不開的。1978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正是百廢待興的一個黃金創業時期，城市裏有城市的創業機會，比如做劉永行一度想開的音響廠，但由於資金等問題無法解決而不得不放棄。農村也有農村的創業機會，例如農村的養殖業就正在以“專業戶”的形式登台亮相。劉永行兄弟利用自己研製的人工孵化技術來開發禽類育種市場，無疑迎合了當時急劇增加的“專業戶”對於禽類種苗的批量需求。

十一屆三中全會已經過去了30年，30年前改革開放的春風吹綠了長江南北，30年後的今天，新的一輪針對農村的改革正在緊鑼密鼓地進行。除了這幾年中央連續以1號文件的形式對農村進行政策上的傾斜外，更大的改革已經呼之欲出。如一度欲出台的“土地流轉”政策，雖最終未出現在2008年的十七屆三中全會公報上，但由此反映出中央對農村問題的看重。在“破除城鄉二元結構”、“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中，農村這片廣闊的天地，無疑是大有作為。

在近20多年裏，農村人口大量流向城市。農村生產者越來越少，而城市消費群體在不斷擴大。據估計，農村自改革開放以來為城市消費人群貢獻了3億多人。他們不再是農業的生產者，而成為農產品的消費者。這樣一增一減，農產品的供需矛盾就會倍增。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農村進城的人群，相對都是智力或體力上的優勢人群。留下的則是所謂的“389961”部隊（指女人、老人和孩子），就是農村人口蕭條的一個縮影。

上麵所談及的人口結構的重新分配，導致農村形成了一個空檔：首先勞動力減少；其次就是農產品的生產也相應減少——這是導致近期糧食和肉蛋等農產品價格上漲，進而形成目前新一輪價格波動的重要原因之一。這種人口分布的格局對國家的整體發展其實是不利的，而國家也看到了這些問題，並且連續四五年都出台關於‘三農’問題的一號文件，提出要進行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而包括國家在內，各個地方政府部門都相繼出台了扶持去農村創業的條例法規，努力給創業者提供合適的創業土壤。

此外，近年來城市消費人群對食品質量、食品安全的期待不斷提高，這給綠色安全的農副產品提供了很大的發展空間。而相對來說，來自城市裏的人（包括從農村來到城市裏的人），對於農產品市場的需求更為敏感，在農產品經營上也有優勢。

綜上所敘，魯冠球認為：“‘下鄉創業、進城就業’，將是未來一段時期，城鄉一體化進程中的大趨勢和政策引導的著力點。”劉永行則堅信：農村在一段時間的沉寂後，正迎來第二次創業的高峰，現在的農村存在著豐富的創業機會。

在某公司當副總經理的彭煥新，有廣西大學工商管理碩士學位，年薪20萬元。同在公司工作的妻子年薪也達10萬元。但他卻於2007年年初和妻子雙雙辭職，回到湖南長沙縣金井鎮沙田村種紅薯。當然，他種的不是普通的紅薯，也不是種三五幾畝地。他種的是售價為18元／公斤的“迷你”型紅薯，而且一種就是3000畝。而在陝西寶雞市鳳縣秦嶺山脈的大森林裏，一位養豬的豬倌卻是留美肄業博士。同樣，這位名叫陳聲貴的“海歸”，他養的也不是普通的豬，而是野豬。現在，種紅薯的碩士與養野豬的“海歸”，雖然都還沒有“大富大貴”，但事業都在平穩地壯大。

下鄉創業的方式其實是多種多樣的，可以采取“公司+農戶+市場”的種養、加工、銷售一條龍方式，在農產品的初加工、深加工以及綜合利用上做文章。現在此類型的公司很多，而且大多取得了不俗的成績。還可以開辦生態旅遊農業園，利用農村優美的風光，吸引城市遊客來此體驗耕種的樂趣、垂釣的悠閑。還可以直接開辦養殖（種植）場，用現代經營理念來運作。自己有養殖的專業知識當然更好，如果沒有，聘請專業人士協助自己也未嚐不可。

改革開放以來，大多數國人經曆了三次致富的絕佳機會，但因此而致富的隻是極少數。多數人是如何失去機會的呢？第一次是1980年代中期的下海經商，因為擺脫不了過去“投機倒把罪”的陰影，或者擺脫不了傳統重工輕商的思想，以及對於經商前途的不看好，大多數人都錯過了；第二次1990年代初期的股票，認為是“資本主義”的糟粕或其他原因而錯過；第三次是新世紀初期至今的房地產，在一路飆升中總是充滿懷疑而錯過。到頭來一看，結果不是我們的想象，卻正相反。

這一次對於農村的政策上的傾斜以及可預見的深化改革，將會是催生第四次致富的良機嗎？

——說實在的，筆者不能給出百分之百的肯定答案。生於這個機會迭出的時代，是所有小人物們的幸運，也是挑戰。如果你有眼光、有膽量，就會看準並抓住機會，一舉成名。伴隨時代的步伐加快，機會會來得更加頻繁與迅速——但同時也會去得更頻繁與迅速。每一項新政策的出台，或新技術的出現，都有可能顛覆原有的商業格局，造成財富的重新分配。看每年的財富英雄榜上名單的更新，你就知道發財與出局是何等劇烈。你要在這一場場洗牌中抓一副好牌，不能光憑運氣，還要憑眼光與智慧。

每一波潮汐，都是大自然有形的呼吸。可是，在這潮起潮落之間，或許就孕育了一場生命的大躁動，完成一次曆史的大跨越。生於這個機會迭出的時代，是所有小人物們的幸運，也是挑戰。如果你有眼光、有膽量，就會看準並抓住機會，一舉成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