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

我怎麽能與國際維和結緣?為什麽一直堅持采寫、宣傳維和事業,還交了不少維過和、熱愛維和的朋友?說起來真是千載難逢,千言萬語,一言難盡……

1992年4月,中國政府應聯合國請求,組建了一支由47名軍事觀察員、400名工程官兵組成的維和大隊,赴柬埔寨任務區參加維和行動。我曾工作過的大連艦艇學院“鄭和”號訓練艦接到運送命令,將全體維和官兵及其工程裝備安全運抵磅遜港。作為一名海軍航空兵飛行員出身的我,對這一行動產生了濃厚興趣,開始收集與維和有關的資料,做一些專題性研究。

2001年11月28日,中國第一批維和警隊大隊長廉長剛參加北京中英維和事務研討會之後,又應母校大連外國語學院邀請,返回家鄉大連,為母校師生做報告。作為記者,我與他一見如故,相見恨晚,出於新聞敏感和職業責任,我滿腔熱情地投入到采訪中,一幹就是半年多,並廢寢忘食,發表了一係列人物專訪和新聞報道。

而作為一名紀實作家,我認為這樣好的題材,隻寫新聞報道,簡直是資源浪費。於是,我又改變視角,對素材進行深加工、新構思、再創作,於2003年1月,同時推出了人物傳記《維和高官傳奇》和長篇報告文學《中國維和警察》。

今年1月12日,是中國警察參加維和行動十周年紀念日。為了紀念這個特殊的日子,我又拿起了筆,希望從中國維和警察全程十年、全景透視、詮釋人性的高度,寫作一部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的交響樂。除了當麵采訪,我還利用互聯網,把自己的采訪提綱分別發給了幾十位維和朋友,得到了許多人的響應,特別讓我感動、欣慰的是,已升任中國刑警學院院長助理的廉長剛教授,給予我熱情鼓勵和大力支持;遠在英國公幹的黃偉教授於百忙中擠出時間,給我提供維和圖片和報道線索;童章毅、何穎等警官,都提供了一批珍貴的維和圖片、寫作素材。何穎還在信中勉勵道:“對您多年來始終如一地為維和民警宣傳做出的卓越努力、貢獻,深表感謝!”……我認為,有多高的眼界才會有多高的境界,有多大的胸懷才會有多大的舞台。維和警察也是人,而且大多是有血有肉、有棱有角的普通人,他們之所以能夠做出並不平凡的業績,為中國民族爭光,為世界和諧盡力,就是因為他們眼界高、胸懷大,具有深厚學養、紮實功夫和擔當意識,就是因為他們具備國際視野、寬闊胸懷和開拓精神。可以說,他們是中國警察的驕傲,也是中國籍“世界人”的先行者。

不巧的是,正值十周年紀念的次日,萬裏之外的加勒比島國海地突發裏氏7.3級大地震,8名中國警察之花凋謝太子港,舉世震驚,舉國哀悼。中國維和警察群體再次引起炎黃子孫和國際社會的高度關注。在悲痛之餘,我調整了寫作提綱,將“海地維和八烈士”列入其中,予以讚美。我希望此書能夠厚積而薄發,為中國維和警察事業做紀實,為中國維和警察致敬意,為“海地維和八烈士”樹豐碑,為關心維和行動的讀者朋友提供生動詳實而又深入淺出的佳作美文。

7年前,我從中國維和警察走出國門的舉措中,受到了振奮和激勵,我為祖國一掃百年頹勢、重新崛起而歡欣鼓舞,熱血沸騰!在《中國維和警察·後記》中,經過係統研究、理性思考,我有感而發地寫下了這麽一段話:

中國在實行“拿來主義”的同時,也應實行“走出主義”,主動、自信地參與國際交流,在奧運會、世界杯的竟技場上,在奧斯卡、諾貝爾的角逐中,在聯合國、WTO的大家庭裏,在維和行動的血風腥雨中,通過近距離的“親密接觸”,重塑中國人的強悍、開放、正直形象。作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作為世界負責任的大國,中國理應在國際事務中發揮舉足輕重的作用,而在表決中盡量少用或者不用“棄權票”來“示弱”。

現在,上述理想基本都化作了現實,“大國”一詞也成為大家的口頭禪,但在當年,使用得並不多。今天,再讀這段話,我依舊感到豪邁、提氣。如果說需要補充、完善的話,我倒是想把“大國”一詞調換為“壯國”。因為,“大國”往往是相對於小國而言的,小國占世界大家庭中的絕大多數,在小國麵前自稱大國,容易使人產生“大國主義”的反感,而中國目前的綜合國力,顯然不是富國,成為強國還有相當長的距離……思來想去,無論是從新中國建國60多年,還是改革開放30多年的角度,現在隻能是“壯年”,與此相匹配的,則是國力的逐漸壯大、國庫的不斷充實、國民身心的日益健壯。到什麽山上唱什麽歌,有多少家底做多大事。不久前,在“搜狐2010·新視角高峰論壇”上,張朝陽直言相告,30多年的改革開放成就巨大,我們也因此沉浸在成功的喜悅之中,津津樂道於大國的崛起。其實,西方人依然不怎麽把我們當回事。實際上,我們剛剛參加完經濟的“預選賽”,剛剛進入“決賽圈”,而我們的對手依然是強大的。不改革就沒有出路。而全國政協常委、全國工商聯原副主席胡德平則提醒道:

中國人民的健康心態首先應表現在中國人的思想解放上,以及有致力於世界民族之林的平等觀念上。我國現在這個經濟體隻是大而不是強,我們還有文化、社會、法律等方麵的軟肋和改革任務。如果我們驕傲了,那麽2049年建國百年時,中華民族還要吃虧。

我對中國近代史暨戊戌變法有所研究,在讀到張朝陽、胡德平的文章時,我的耳畔很自然地回**地“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刻”的激昂旋律。是啊,思危更加安居,謙虛才能進步。遠的不說,就說甲午戰爭吧,中日開戰之前,晚清政府順應時代潮流,埋頭苦幹,搞了30多年的洋務運動,國庫充實,經濟社會和科技水平有了較大提高,以至於北洋水師稱霸亞洲,雄居世界第八,可歎的是,舉國上下好大喜功,九州勁吹奢靡之風,從朝到野報喜不報憂,陶醉在“同光中興”之中。而一衣帶水的日本卻發憤圖強,節衣縮食擴軍備戰,伺機與清政府一搏。結果,1894年(中國農曆甲午年),“大清”為了與“小日本”爭奪朝鮮半島的利益,兵戈相見,正中了日本下懷。甲午一戰,不僅北洋水師全軍覆沒,洋務運動宣告失敗,“同光中興”的神話破滅,而且,在“小日本”的威逼下,“大清”政府不得不簽訂《馬關條約》,割地賠款,喪權辱國,一舉使中華民族跌進了長達半個世紀苦海深淵,中國工業化速度因而放慢,並走了一大段彎路。尋根溯源,今天成為中國人心病的釣魚島問題等等,還是甲午戰敗埋下的病根。但願我們能以史為鑒戒,溫故而知新,不再重犯曆史性、戰略性的錯誤。

作為一部紀實文學,在短時間內,不可能似乎也沒有必要,把參加過東帝汶、阿富汗、波黑、科索沃、利比裏亞、蘇丹和海地任務區的所有維和警察、維和警察防暴隊都一一寫到,因此,我采取了抓主要矛盾的辦法,決定突出重點,對中國警察參加維和的四大洲七個任務區區別對待,集中寫作代表性較強的東帝汶(亞洲)、波黑(歐洲)、利比裏亞(非洲)和海地(美洲);在各個任務區中,對於那些表現相對突出、傳奇故事較多的維和警察濃墨重彩,對於一些基本過程盡量少交代或略去不寫,以便於主題更集中,情節更緊湊,故事更好看,人物更鮮活,篇幅更精短,也更有文學味。

值得說明的一點是,在本書采寫過程中,我不可避免地拜讀了一些同行的新聞報道,有的還作為素材做了適度引用,並盡可能地加以注明;對於圖片,在采用時,也是盡量寫上攝影作者的大名。遺憾的是,仍有一些文字、圖片資料未見到作者姓名,一時也來不及逐個查尋、核對,除了要對原作者表示感謝之外,我們還願意按照《著作權法》和出版社的相關規定,經確認之後,支付合理稿酬。

通往和平的路,總是在施工中,但我一點也不氣餒。維和之路修到哪裏,我就跟進到哪裏!

再次對為采寫、出版這部紀實文學作品做出貢獻、提供方便、付出心血的責任編輯和各界朋友鞠躬致謝。

2010年3月12日於大連一顆印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