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他險些被登革熱撂倒

維和行動具有極大的危險性，稍有不慎就會付出慘痛的代價。據聯合國披露的材料，從1948至2001年12月31日為止，在維和行動中，有1706 名維和官兵、警察和工作人員殉職。其中，損失較大的，一次是60年代初期的剛果維和行動，總共有237名藍盔官兵被打死。最嚴重的一次是在1961年，一天之內，44名加納籍維和軍人被打死。當時的聯合國秘書長哈馬舍爾德也因飛機失事命喪剛果，成為聯合國曆史上惟一一位因公殉職的秘書長。另一次是在1993年6月，聯合國索馬裏維和部隊在索馬裏摩加迪沙執行搜索武器的任務時，遭到艾迪德武裝的伏擊，24名巴基斯坦籍維和士兵被打死。隨後，索馬裏武裝不斷襲擊美軍軍隊，擊落多架美軍武裝直升機，造成美軍22人死亡，70多人受傷。

按照《聯合國憲章》的要求，維和部隊、警察隻能攜帶輕武器，對衝突雙方起到隔離勸阻、維持和平的作用，保持中立，不準介入派別、種族、國家間的爭端。但是，在炮火硝煙中，維和部隊、警察常常成為衝突雙方攻擊的目標，甚至成為犧牲品。他們雖然受過嚴格的軍事訓練，熟練掌握多種兵器，卻始終沒有真正使用武器的機會，而是擔任“行善者”的角色：照顧病人、運輸食品、修繕房子、架橋鋪路以及記錄敵對雙方互相發射的炮彈。在執行維和任務的日子裏，他們經常受到挑釁或人身攻擊，但上級嚴格命令他們“罵不還口、打不還手”，不到萬不得一不準許持槍自衛，其內心的痛苦絕非一般人所能體味。

而且，維和任務區的環境相當惡劣，給人造成許多精神傷害。維和人員的神經每天都處於高度戒備狀態，隨時準備衝向現場，處置突發事件；他們還要經常參與處理受害者的屍體，隨時隨地都有被流彈擊中和觸雷身亡的危險。他們每天都要麵對著惡劣的氣候條件和衛生條件，稍微大意，就會染上各種疾病；又因為駐地偏僻、分散，治療條件比較差，生病後，往往得不到及時、有效的救治，以至於耽誤治療時間，成為終生殘疾，甚至是命歸黃泉。

維和危險。

在東帝汶維和更危險。1999年9月18日，英國著名的《經濟學家》周刊發表了題為《東帝汶危險重重》的文章，寫道：

第一種危險將出自敵友難辨這種狀況。聯合國已經同意讓印尼軍隊同維和部隊一道留在東帝汶。他們既可以早撤，也可以繼續留下來，直到印尼人民協商會議舉行會議。此前，印尼的軍人和警察有可能與維和部隊發生衝突。這就是說，維和人員會遭到民兵——如果不是軍人的話——的槍擊。

第二種危險將來自這樣一種可能性：為了自衛，聯合國軍會進行還擊。這樣，在政治上會造成事與願違的不利後果。一旦出現人員傷亡，那將立即會激起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很可能在雅加達引發混亂。

即使維和人員不進行回擊的話，也存在第三種危險：軍隊到達後，支持東帝汶獨立的人們將會對迫害過他們的人進行報複。東帝汶流亡國外的、主張東帝汶獨立的領導人霍爾塔告誡說：“一旦外國軍隊開進東帝汶，而印尼軍隊繼續留在那裏的話，我們將很難控製我們的人民的感情。”

經過親印尼民兵的大屠殺、大洗劫之後，東帝汶的社會組織全部癱瘓，公共設施幾乎全被夷為平地，百姓人心渙散，部族積怨很深，維和警察就是在這種條件和環境中，履行著在自己國家一樣的警察職能。

但是，首次參加維和的中國警察，怎麽也沒想到，他們遇到的第一個敵人，竟是能導致“登革熱”的蚊子。

一個小小的蚊子，為何讓大家如臨大敵、神經過敏呢？原來，這種蚊子不是一般的蚊子，而是能夠傳染登革熱的白尾伊蚊和埃及伊蚊，也就是人們平常所稱的“花蚊子”、“麻腳蚊子”。

登革熱是一種熱帶傳染病，其病毒主要是靠白尾伊蚊和埃及伊蚊傳播。典型的登革熱的潛伏期為5-8天，臨床主要有三大症狀：發熱、皮疹、出血。病人通常是發病急驟，一發就是高熱、頭痛，直至全身肌肉、關節、骨頭疼痛難忍。目前，世界上尚無治療登革熱的有效辦法。

東帝汶氣溫高，空氣潮濕，垃圾遍地，雜草叢生，十分有利於蚊子的繁殖，堪稱白尾伊蚊和埃及伊蚊的“天堂”。有關數據表明，一對蚊子可以通過自己及其後代的倍增，一年內繁殖數億隻蚊子，繁殖能力的確驚人。而且，白尾伊蚊和埃及伊蚊是夜伏晝出，攻擊力很強，甚至可以隔著衣服叮人。所以，東帝汶的登革熱比較流行，稍不注意，就可能成為它的攻擊對象。

為了預防登革熱，聯合國維和總部規定，維和警察每天都要在晚飯時吃一片Doxcig藥片。每天值勤，無論天氣怎樣炎熱，都是身著長衣長褲，腳蹬高腰皮靴，外露處還要抹上藥水；住房內噴灑殺蟲劑，24小時點蚊香，還要用紗網封好門窗，以拒蚊子於身體之外。

可是，蚊子卻十分了得，無孔不入，趕不淨更殺不絕。一次，在馬拉圖圖的維和警察羅振寰把洗好的衣服掛在房間裏，過一會兒再一看，衣服怎麽變成黑顏色了？再仔細一瞧，嚇得他渾身起了雞皮疙瘩，原來，衣服上附了密密麻麻的黑蚊子。從此，他再也不敢把衣服掛在房間裏招蚊子了。

由於水土不服，身上缺乏抗體等原因，登革熱對初來乍到者毫不留情，統統給予“下馬威”，並接連奪去了數名維和人員的性命。在中國維和警察到達東帝汶前夕，有一名澳大利亞士兵為此喪生；之後，又有一位加納警察痛苦地離開了人世——

2000年2月17日，聯和國秘書長安南到東帝汶訪問考察，這位加納維和警察作為警衛整整跟著忙碌了一天。在東帝汶維和警察部隊中，加納警隊人數較多，有150人之眾。因為安南也是加納人，所以這名加納警察深感自豪。白天，他精神振奮，士氣高漲，身體狀況良好；有人看見，晚間10點左右，他還在辦公室裏使用電腦撰寫警衛工作報告。

次日上午8時許，他突感身體不適，大汗淋淋，惡心嘔吐。隨後，他被送往帝力市一家醫院治療，病情不見好轉，躺在病**不省人事。他又被轉送到澳大利亞的一家醫院搶救。雖經多方治療，卻回天無力，這位維和警察於2月25日淩晨4時45分，在醫院病故。遺憾的是，這個身體健壯的小夥子，才於2月3日到達東帝汶任務區，執行維和任務還不到一個月，患疾也不到8天，就這樣匆匆走完了自己的人生之路。根據醫生的診斷，他患的就是登革熱。

接二連三的噩耗，使東帝汶維和人員整天提心吊膽，人人談“登”色變，內心充滿了恐懼。

中國維和警察非常注意個人和環境衛生，嚴格執行遵守聯合國的有關規定，可是，左躲右躲，仍然沒有躲過登革熱的淩厲攻擊，基本上都領教過登革熱的厲害。

登革熱似乎也很懂得“擒賊先擒王”的道理，為了顯示自己的威力，它最先登門拜訪的就是中國維和警隊領隊徐誌達。

2月8日，也就是徐誌達剛到東帝汶一個月後，那天下午，他完成曆行的巡邏任務，晚上回到宿舍，就感到渾身發冷、疼痛，體溫迅速竄到了40多度。那麽熱的夜晚，他將睡袋、毛巾被都裹在身上，還是冷得隻打顫顫。吃了一把國內帶來的退燒藥，也不頂事。第二天，同事們開車把他拉到UN醫院，一位孟加拉國的醫生給他做了係統檢查，排除了瘧疾的可能性，但並沒有確診他患得是登革熱。這位醫生給他開了一種據說是當今世界上最好的退燒藥，一般一次隻能吃一粒，實在不行才吃兩粒，而徐誌達為了早點見效，一次吃了三粒，仍不退燒；燒到第五天，他的四肢起了紅斑，臉色變得黑紫，非常嚇人；燒了七天後，全身起滿了紅斑，估計得登革熱是八九不離十。乘軍事直升機到達爾文市一檢查，果然就登革熱。

徐誌達是1966年生人，1988年畢業於中國人民警官大學（現在已經並入中國人民公安大學），是從東北白山黑水走出來的硬漢子。他後來回憶說：得了登革熱的惟一“好處”，就是對死亡的恐懼感減輕了。有時我就想，再把其他幾種病都得完了，那我就什麽也不怕了。家裏人至今也不知道我得過登革熱。我十幾歲時就在外闖**，有許多人生經驗。這樣的事情跟家人尤其是父母說，他們幫不上什麽忙，還落個幹著急。公安部領導得知我患病的消息後，立即指示：要不惜一切代價，一定要把徐誌達的病治好。如果需要，到哪裏醫治都可以。聽了這話，我感動得默默流淚。在最關鍵的時刻，有領導的這句話，就是在東帝汶光榮了，我也覺得值！

2月18日，中國駐悉尼總領事館的領導，受外交部和公安部的委托，專程到達爾文市慰問徐誌達，並約見達爾文維和培訓中心官員，敦請他們為維和警察就醫提供一切便利條件。經過一段時間的治療，徐誌達終於戰勝了登革熱，返回東帝汶維和第一線。他幽默地對警友們說：我已經代表弟兄們拜會“登革熱先生”了，大家工作都很忙，以後就可以不予理睬它了。

可是，“登革熱先生”是個蠻橫貪婪的家夥，它不懂得中國式的幽默，照樣是我行我素，使不少中國維和警察相繼到它那裏去報到。其中，最為凶險的，莫過於公安部禁毒局的李東。李東是赴東帝汶第二批中國維和警察。2000年10月24日，在他第一次休假前夕，他突然生了急病，被從suai地區用直升飛機送到帝力軍事醫院，一量體溫，竟有 42度。李東冷得非常厲害，但醫生卻感到無能為力，采取物理降溫的方法，一邊用四台特大號的電風扇對著他猛吹，一邊用毛巾裹著冰塊不停地擦拭他的身體。就這樣，李東發燒一個星期，燒到後來整天嘴裏說個不停，無論是警友還是醫生，全都聽不懂。原來他的大腦被高燒燒得有點“短路”，說出來的全是胡話。有一次，他趁自己清醒時，就讓警友幫他在手機上輸入了自己家的電話號碼。他請求醫生，拿走身邊的什麽東西都可以，千萬不能拿走手機。因為，萬一他真的挺不住了，還有最後一口氣的時候，他要拔一個電話給遠在天邊的媽媽，告訴她老人家，兒子不能回去了，要多保重，自己照顧好自己……

在整個病期內，他時而清醒，時而糊塗，不管是清醒還是糊塗，他都把手機緊緊攥在手裏，按住快捷撥通鍵，連昏迷時也不鬆開。手機外殼被他攥得滾燙。有幾次，他實在有些支持不住了，就想拔通手機，與母親訣別，但被陪護他的警友們勸阻。如果拔通手機，既會給遠方的母親造成精神痛苦，也會使李東失去治愈的信心，那是非常危險的。最嚴重的時刻，他昏迷得一塌糊塗，連醫生都有些麻爪了，警友自發地聚集在醫院的急診室門外，默默地流淚，默默地祈禱。十分鍾，半個小時，一小時，高燒達42度的李東真是有如神助，在一小時後，奇跡般的開始下降體溫，神誌漸漸恢複了清醒，眼淚還未擦幹的同誌們竟忘記了是在醫院，大家聞訊後，高興得又蹦又跳。看著中國警察這麽團結，一位外國警友羨慕地說：“他終於戰勝了病魔，挺過來了。這不僅是他個人的運氣，也是中國警隊團結關愛的結果。我現在才知道，我所看到的每一名中國警察都不是單個的，而是一個團體，一個生死相依、榮辱與共的警隊。”

又經過一段時間的治療，李東奇跡般的出了院。出院那天，一位來自埃及的軍醫告訴他：李警官，你真得命大，我們已經悄悄為你準備後事了。他還向李東嚴肅地提出了三個問題：你為何能如此迅速地康複？你是否皇親國戚，為何中國政府有關方麵如此重視，一再做出指示，要全力以赴地救治你？為何你如此樂觀，信心十足，難以看到痛苦的表情？

李東想了想，一本正經地回答道：第一，埃及軍醫是埃及伊蚊的天敵，我相信你們能夠治好我的病；第二，我是一名普通警察，其他中國警察如果也患上如此危險的疾病，中國政府也會十分重視；第三，我很樂觀，知道你會盡全力治療，因為，如果你失職誤診，你難道不怕有160萬大軍的中國警察來找你的麻煩？

說罷，兩個人互相擁抱，大笑不止。

後來，其他十幾名警友也相繼得了登革熱，有的還得了兩次，但都有驚險無，轉危為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