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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二十九日(7月17日),在早朝的時候,孫家鼐做了三件對促進維新大業健康發展意義深遠的重要事情。

第一件,是向光緒皇帝上了一道《請嚴禁悖書折》,對四處樹敵的康梁派予以警示。孫家鼐寫道:

臣觀康有為著述,有中西學門徑七種一書,其第六種幼學通議一條,言小學教法,深合古人學記中立教之意,最為美善;其第四種、第五種《春秋界說》、《孟子界說》,言公羊之學,及《孔子改製考》第八卷中,孔子製法稱王一篇,雜引讖緯之書,影響附會,必證實孔子改製稱王而後已。言《春秋》既作,周統遂亡,此時王者即是孔子。無論孔子至聖斷無此僭亂之心,即使後人有此推尊,亦何必以此事反複征引,教化天下乎?方今聖人在上,奮發有為,康有為必欲以衰周之事行之今時,竊恐以此為教,人人存改製之心,人人謂素王可作,是學堂之設本以教育人才,而轉以蠱惑民誌,是導天下於亂也。履霜堅冰,臣竊懼之。皇上即令臣節製各省學堂,一旦犯上作亂之人即起於學堂之中,臣何能當此重咎?臣以為康有為書中,凡有關孔子改製稱王字樣,宜明降諭旨,亟令刪除,實於風俗人心大有關係。

第二件,孫家鼐上了一道《請飭刷印〈校邠廬抗議〉頒行疏》。他說:

……臣觀馮桂芬、湯壽潛、鄭觀應三人之書,以馮桂芬《抗議》為精密。然其中有不可行者,其書板在天津廣仁堂,擬請飭下直隸總督刷印一二千部,交軍機處,再請皇上發交部院卿寺堂司各官,發到後,限十日,令堂司各官,將其書中某條可行,某條可不行,一一簽出,或各注簡明論說,由各堂官送還軍機處,擇其鑒出可行之多者,由軍機大臣進呈禦覽,請旨施行。如此,則變法宜民,出於公論,庶幾人情大順,下令如流水之源也。且堂司各官簽出論說,皇上亦可借此以考其人之識見,尤為觀人之一法。

《校邠廬抗議》成書於鹹豐十一年(1861年)。“其書雖主變法,皆鹹、同以前舊說,近三十年中,時局大變,諸通人已棄置勿道”,然而,孫家鼐對這本書“有偏嗜焉,平日固不離左右”。馮桂芬的思想引起了他的共鳴。馮桂芬認識到中國“人無棄才不如夷,地無遺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實必符不如夷”;軍事上“船堅炮利不如夷,有進無退不如夷”。他主張“采西學”、“製洋器”,“始則師而法之,繼則比而齊之,終則駕而上之,自強之道,實在乎是。”孫家鼐在輔導光緒皇帝的功課時,經常將這些思想融匯其中,加以論述,使皇上受到了熏陶和啟發。在維新施行辦法上,孫家鼐與康梁等人的激進主義形成了鮮明對比,他主張維新要循序漸進,“次第施治”、“謀定後動”,萬不可急於求成。

孫家鼐的這個建議,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可以說是一箭三雕:一是為維新提供理論依據,進行思想發動;二是在京官中大張旗鼓、光明正大地進行一次“火力偵察”,借“加簽”了解每個人對維新事業的真實想法,為光緒皇帝選賢任能提供參考;三是廣開言路,讓大家為維新大業的順利、健康發展獻計獻策。

第三件,是上了一道《請先行指派官房開辦大學堂片》。他認為,以當時的財力和辦事效率,建設一座“規模宏遠”的京師大學堂,一時半會難以實現。夜長夢多。京師大學堂是維新大業中的“天字第一號”,首戰成敗,對於維新全局影響重大,一停二看三通過,是不行的。不如因時製宜,利用閑置的公房把大學堂先辦起來,然後再摸著石頭過河,不斷完善。

同時,他還就大學堂的人事安排,上了一個《擬保總辦提調名單》:

以刑部候補主事張元濟任總辦,翰林院修撰駱成驤、編修黃紹箕、朱祖謀、餘誠格、李家駒任稽查功課提調;……翰林院編修朱延熙、田庚、田智枚等8人為分教習;翰林院侍讀學士瑞洵、刑部學習郎中劉體乾,比照提調,在許景澄未到任之前,在堂協助管學大臣“斟酌學務,查考事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