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孫家鼐為人忠厚,禮賢下士,雖然對康有為的人品不怎麽欣賞,還是認為他是一個維新人才,所以,曾兩次當麵邀請他做京師大學堂總教習,並請陳熾當總辦,康有為也表示願意。

然而,康有為卻另有打算。他按照自己授意起草上報的《奏籌辦京師大學堂並擬學堂章程折》及其《京師大學堂章程》的條款,列了一份名單,把自己的親信、弟子都安排在京師大學堂各個重要位置上。孫家鼐豈能看不透他的鬼把戲?“預謀”被識破後,康有為態度上來了個大轉變,對孫家鼐采取“不合作態度”:康有為派遣梁啟超直接找孫家鼐申明:自己“誓不沾大學一差,以白其誌。”陳熾也找孫家鼐,不願意幹總辦。孫家鼐覺得張元濟思想新,熱衷西學,攻習英文,又在京師創辦了通藝學堂,就親自登門,邀請他擔任總辦。張元濟祖籍浙江海鹽,卻生長於廣東,直至14歲才回到故裏。他與康有為有著實際上的同鄉關係。張元濟對總辦一職“初頗動心,旋知所派提調除仲、柳溪外,都不相習,且多有習氣者,亦有請托而得者。濟知此事難於措手,遂投詞謝之。”麵對康梁等人的集體“拆台”,孫家鼐十分不解,但他也不好勉強,又奏請皇上:“臣前奏請以刑部主事張元濟為大學堂總辦,該主事因有總署差事,近又派有鐵路差事,且自行創立一小學,要時常前往照顧,力難兼顧,茲請另行派員。禦史李盛鐸才具開展,講求中外情勢,擬改派該禦史充大學堂總辦,伏乞聖鑒僅奏。”

七月初五(8月26日),孫家鼐奏請“派李盛鐸率領翰林院編修李家駒、庶吉士宗室壽富、記名禦史工部員外郎楊士燮,前往日本遊曆,將大學、中學、小學一切規製課程並考試之法逐條詳查,匯為日記,謄寫成書,由臣進呈禦覽,仍發交大學堂存儲,以備考察”。於是,改黃紹箕任總辦。黃紹箕因故未能到任,最後,才確定原駐德公使、工部左侍郎許景澄為總教習,餘誠格為總辦。“伏見工部侍郎許景澄學問淵通,出使外洋多年,情形熟悉,若充當教習之任,必能眾望允符。”“但係二品大員,請與臣皆不支薪水,同堂辦事”。朱祖謀、李家駒為提調,劉可毅、駱成驤等為教習。由於許景澄還未回國,總教習一職隻好由孫家鼐自己暫時兼任。

應該說,孫家鼐對於總教習、總辦人選的“難產”一直想不明白。五月十九日(7月7日),他看見了總署轉過來的《京師大學堂章程》全文,才恍然大悟。他對康梁的“小動作”看不慣,但以他的修養,還不至於因此對康梁產生太壞的看法。直到有一天,孫家鼐遇到康有為,兩個人就維新問題進行交談,孫家鼐才徹底改變了觀點。據夏書桐《書孫文正公事》記載:“戊戌德宗(指光緒皇帝)銳意變法,而翁文恭罷,無任事之人,悉由康有為陰為支持。新進競起,中外小臣上書言事日數十,上視廷臣無可語,悉下公(指孫家鼐)議。公麵折有為曰:‘如君策萬端並舉,無一不需經費,國家財力隻有此數,何以應之?’有為曰:‘無慮。英吉利垂涎西藏而不能遽得,朝廷果肯棄此荒遠地,可得善價,供新政用不難也。’公見其言誕妄,知無能為。”一個到處宣揚通過變法來捍衛國家主權、領土完整的人,卻建議朝廷出賣主權、出售領土,此刻,孫家鼐才算真正認清了康有為“變法”之廬山真麵目。

在總署衙門提供的一份京師大學堂教科書目錄中,有康有為的大作《孔子改製考》,孫家鼐調閱了此書,對其中的一些觀點很不讚同。他開始為維新的前途擔憂:康梁派打著維新的旗號,實際上是沽名釣譽搞他們自己的“變法”,偷梁換柱,實在是有損於維新形象;朝臣對於維新,口裏說的與心裏想的並不一致。作為分管幹部工作的吏部尚書,如果才能夠摸清他們的真實想法,為皇上選賢任能當好參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