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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心事本拿雲,南望樵山日又曛。

賣畚何慚王景略?畫齏故是範希文!

這首題為《蘇村臥病寫懷》的七絕,是康有為尚未出山之前的作品,當時,康有為雖然一身是病,一文不名,但仍然以改革家王猛(字景略)、範仲淹(字希文)自喻,希望能為破除積習、拯救民族、振興中華貢獻才智。

廣東,是大清與西方接觸最早、貿易最多的地區。在中國近代史上,出現了一個發誓要用暴力革命推翻封建專製政府的孫中山,又出現了一個希望通過變法形式實現政治改良的康有為,都應了那句老話: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也就是說,開風氣之先的地方,必誕生開風氣之人。

康有為(1858—1927),廣東南海人,原名祖詒,後來改名有為,字廣廈,號長素。康有為兄弟二人,弟弟康廣仁。在太平天國時期,其父康達初曾隨同康有為的叔祖父康國器轉戰閩粵,與太平軍血戰,因為軍功而升為江西知縣。同治八年(1869年),康達初病逝。一家生計,全靠母親勞連枝操勞。叔祖父康國器被左宗棠“許為入粵戰功第一”,官至護理廣西巡撫。康國器不僅凶悍善戰,而且很有變革思想和戰略眼光。光緒初年,他就清醒地意識到武舉的弊端,曾寫信向左宗棠建議:“八旗不出不習,是坐生疲軟也;考試不變槍炮,是習非所用也,誠宜變之。”其思想對康有為有耳熏目染之功。

康有為天資聰慧,好學上進。曾發誓在30歲之前讀完所有聖賢書。為此,每天早晨,他起床後的第一件事,就是拿錐子用力紮進書裏,深達一指,被紮的書頁,就是他當天要完成的讀書任務。少年時代,老師為檢查學生的誌向抱負,曾出一上聯:“柳成絮”,話音剛落,康有為就答出下聯:“魚化龍”,讓老師大為驚歎:“孺子可教也。”那個時候,康有為性格內向,不愛言笑,張口閉口都是“聖人如何如何”,因而,同學們送了他一個外號:“聖人為。”

19歲那年,康有為拜嶺南名師朱次琦為師。朱次琦辭官歸鄉,在禮山草堂教書,其倡導的“通經致用”思想,對康有為影響深刻。20歲,他就樹立了“以一身為必能有立,以天下為必可為”的雄心壯誌,並對皓首窮經的學習方式產生了質疑。光緒四年(1878年)“秋冬時,四庫要書大義,略知其概,以日埋故紙堆中,汨其靈明,漸厭之。日有新思,思考據家著書滿家,如戴東原,究複何用?”於是,他“絕學捐書,閉戶謝友朋,靜坐養心”,“忽見天地萬物皆我一體,大放光明,自以為聖人,則欣喜而笑;忽思蒼生困苦,則悶然而哭……”由於喜怒無常,大家都認為他患了精神病。同年冬天,他毅然辭別朱次琦,到南海縣白雲洞研修佛、道,“常夜坐彌月不睡,恣意遊思,天上人間,極苦極樂……”一個偶然的機會,翰林院編修張鼎華到白雲洞遊玩,與康有為做了一次通宵達旦的交談,使其茅塞頓開,於是決意“舍棄考據帖括之學,專意養心,既念民生艱難,天與我聰明才力拯救之,乃哀物悼世,以經營天下為誌”,開始鑽研西學,閱讀魏源的《海國圖誌》、徐繼佘的《瀛環誌略》等圖書和西方傳教士李提摩太編寫的《萬國公報》等報刊,並借遊覽香港、上海的機會,考察、訪學,通過認真思考,終於得出了“西人治國有法度”的結論。

光緒十四年(1888年)五月,北京、奉天(今沈陽市)發生了大地震;八月,奉天遭遇百年一遇的大洪災。奉天是滿清的龍興之地,從天人合一、天人感應理論的角度,龍興之地接連發生地震、水災,是上天對朝廷暴政的不滿和懲罰。當時,康有為再次到北京參加順天府鄉試,住在宣武門外米市胡同的南海會館裏。他無心鄉試,卻熱衷於鼓吹變法思想。他認為,自馬尾海戰慘敗以來,“方今外夷交迫,自琉球滅,安南失,緬甸亡,羽翼盡翦,將及腹心。比者,日謀高麗,而伺吉林於東;英啟藏衛,而窺川滇於西;俄築鐵路於北,而迫盛京;法煽亂民於南,以取滇越;亂匪遍江楚河隴間,將亂於內。”“內外之勢蹙急至此,何啻之危也。而我事無大小,無一能舉,上下相望,拱手空談。上則土木之工大起,下則賞花之晏盛開,絕無怵惕震厲之心。大廈將傾,而酣窩安處,若罔聞之,真所謂安其危而利其災者。”麵對“將帥則烏雲瘴氣,幾榻煙霞;謀臣則巧語花言,一群鸚鵡”的腐敗政局,康有為憂心忡忡,“終日懷刺,汲汲奔走若狂”。他拜訪了工部尚書、軍機大臣潘祖蔭,潘祖蔭卻饋贈他路費,勸他早日回家,否則是勞而無功;他給理學大師徐桐送去信件,徐桐不但將信原封不動地扔出大門外,而且大罵康有為是大膽狂生;他與曾紀澤麵談,由於地位懸殊,存在代溝,不被曾紀澤理會;他給翁同龢送去一封書信,請求見上一麵,翁同龢予以拒絕……

即使是在這種情況下,康有為仍然沒有灰心喪氣。他希望借助老鄉關係,實現自己的夢想。他破除顏麵,首先找到了許應騤。1891年至1897年,他在廣州創辦萬木草堂,開課授徒,培養變法骨幹。當時,許應騤在廣州擔任地方官。按照《大清律》規定,布衣私立行會,超過200人的,政府要嚴加管製,以防止滋生事端,破壞社會和諧。而康有為開辦的萬木草堂,弟子已經超過政府規定人數,成為重點管理對象。許應騤在給皇上的“明白回奏”中回憶說:“臣恐其滋事,複為禁止,此臣修怨於康有為之所由來也。”後來,許應騤升為京官,康有為也改變心思,希望考取功名。對於康有為的求見,許應騤未加理睬;康有為又投奔廣東老鄉李廣田,同樣受到冷遇。於是,康有為對李廣田、許應騤恨之入骨。

九月,康有為再次名落孫山,但是他並不在意個人的功名,而是時刻擔憂國家的命運。經過深思熟慮,他提筆撰寫了《為國勢危蹙祖陵奇變請下詔罪己及時圖變折》(即著名的《上清帝第一書》),明確提出了“變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三大舉措,唱響了時代最強音。可是,卻無人幫助轉奏,隻是在民間產生了一定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