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甲午戰爭敗北的原因很多,最主要的原因是慈禧的垂簾聽政。

光緒皇帝一天天長大。

坐上金鑾殿以後,雖然光緒皇帝名義上是一國之君,可是,他沒有一天不是在“親爸爸”的陰影下生活,無論是政事,還是自己的私事,一切都得看她的眼色行事。

按照清朝祖宗大法,皇帝16歲時,就可以獨斷朝綱了。可是,慈禧遲遲不願意交出權柄。光緒十二年六月十四日(1886年7月16日),載湉父親、醇親王奕譞和禮親王世鐸等投慈禧所好,聯名上了一道奏折,“合詞籲懇皇太後訓政”。光緒十三年正月十五日(1887年2月7日),舉行了盛大的光緒皇帝“親政大典”,實際上卻是“太後訓政”儀式。從此,清王朝進入了太後訓政時期。光緒十五年正月二十六日(1889年2月26日),在慈禧的威逼利誘下,光緒皇帝娶了其親弟弟桂祥的女兒隆裕做了皇後;光緒十五年二月初三(3月4日),慈禧搬進頤和園,作出了“即日歸政”的姿態。表麵上不再過問朝政,實際上,卻通過光緒皇帝“至頤和園請安”來繼續掌控政權。當年,交通不便,皇宮距離頤和園15公裏,乘坐轎子單趟就得三四個小時。光緒皇帝隔三差五的要去頤和園請安,從四月下旬到七月下旬,就去頤和園請安10次,旅途的疲勞與內心的無奈,那是可想而知的。怎麽才能證明自己具有獨斷朝綱的能力呢?光緒皇帝在焦急地等待著時機。

光緒十七年(1891年),在檢閱北洋海軍後,李鴻章頗為自得地向朝廷奏報:“綜核海軍戰備,尚能日新月異……但就渤海門戶而論,已有深固不搖之勢。”光緒二十年(1894年),李鴻章再次檢閱北洋海軍,並奏報:北洋海軍“技藝純熟,行陣整齊”,“台塢等工,一律堅固”。朝野上下,無不為大清海軍名列亞洲第一、世界第七而沾沾自喜,一時間,對李鴻章及其北洋海軍好評如潮,對洋務運動的成功褒獎有加。就在舉國上下沉浸在“同光之治”的喜悅氛圍內的時候,朝鮮半島則烽火連天,東學黨起義聲勢浩大,朝鮮政府軍屢戰屢敗,朝鮮王室岌岌可危。當時,朝鮮是大清的藩屬國,情急之下,朝鮮政府向清政府提出了派兵助剿的請求,大清也是當仁不讓,爽快答應。豈料,螳螂捕蟬,黃雀在後。正在崛起的日本從朝鮮半島升騰的硝煙中,看到了振興大和民族的千載良機。於是,朝鮮內戰很快就演變成為中日決鬥。

戰與和,在中國對外戰爭史上,從來都不是軍事問題,也不是實力問題,而是“政治”問題——說白了,就是利用戰或和的戰術,戰勝自己的政敵。不管是勝了外敵,還是敗給外敵,都無所謂,“寧贈外臣、不與家奴”,最重要的是保持自己“內戰內行”的地位。所以,中日外戰未打,朝廷內耗蜂起。以翁同龢、李鴻藻、文廷式、誌銳、汪鳴鑾、長麟、張謇等為代表的帝黨堅決主戰,並希望通過中日一戰殺雞給猴看,捍衛大清在朝鮮的既得利益,給西方列強一個嚴厲的警告,從而展示光緒皇帝的聰明才智,擴大其政治聲望,以早日擺脫太後的控製而“放單飛”。以世界第七之中國海軍,與世界十一之日本海軍放手一搏,豈不是大人打小孩,勝敗似乎毫無懸念。光緒皇帝也認為“海軍成績既大有可觀,當日人之挑釁,何至不能一戰而徒留為陳設品”。剛開始,慈禧也支持主戰派,並表示“不可借洋債、不可示弱”,用中國自己的實力戰勝日本,以揚國威。“舉朝言戰”,全國形成了濃厚的迎戰氣氛。

可是,時隔不久,老謀深算的慈禧便明白了帝黨的“醉翁之意不在酒”,於是,她的態度來了個180度大轉彎,不僅不支持抗日,而且釜底抽薪,以慶賀60大壽的名義,擠占挪用大筆備戰軍費。以李鴻章、孫毓文、徐用儀等為代表的後黨見風使舵,希望通過議和甚至是敗北,來證明大清一日不能沒有慈禧“老佛爺”,從而挫敗帝黨的政治企圖。身為帝黨的孫家鼐深知後黨的險惡用心,又了解北洋海軍的真正實力,因此,他堅決反對為虛名而惹實禍,“獨力言釁不可開” ⑴,遺憾的是,這個時候,光緒皇帝頭腦發燒,還是對師傅翁同龢的建言深信不疑,卻對孫師傅的這些中肯建議並未采納。

戰端一開,前線指揮員李鴻章首尾兩端,“陽作備戰,陰實求和”,表麵上按照光緒皇帝的聖旨排兵布陣,實際上卻看著太後的眼色行事,消極避戰以保持自己的實力……光緒二十年六月二十六日(1894年7月28日),中日陸軍首戰朝鮮成歡,清朝勁旅便潰不成軍,落荒而逃;八月十八日,中日海軍在遼寧莊河王家島黑白石頭黃海海域決戰,北洋海軍損兵折艦,元氣大傷;十月九日,大連灣失守,旅順總辦龔照嶼以搬取救兵為名乘上魚雷艇,由旅順逃亡煙台。十月二十四日,花了十年的時間、耗費一億兩白銀建造的旅順海軍基地,一日之間拱手資敵……光緒皇帝怒不可遏,接連降旨,將李鴻章“拔去三眼花翎,褫去黃馬褂,以示薄懲”。但毫無收效,甲午一戰使洋務運動的重要成果——北洋海軍全軍覆滅,“同光之治”轉瞬間變成了中華之恥。光緒二十年(1895年)春,李鴻章狼狽不堪地前往日本,代表清政府簽署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同意割讓台灣及遼東、賠款二萬萬兩白銀。消息傳回國內,朝野震驚,人們像馬蜂炸窩般的吵吵嚷嚷,大小臣工“章疏條陳,流涕諫阻。市肆行人,聚談偶語,……皆裂眥切齒。”譚嗣同悲憤地寫下了《有感一章》,真實地抒發了內心的痛苦:“世間無物抵春愁,合向蒼溟一哭休。四萬萬人齊下淚,天涯何處是神州!”正在京師參加科舉會試的18省1200名愛國舉人,在康有為、梁啟超的組織、率領下“公車上書”,提出了“拒和、遷都、變法”的三大主張,並決定四月九日(5月3日)集體前往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簡稱總署,下同)請願。翁同龢也為舉子們的愛國熱情所動,匆匆走進孫府拜訪,希望說服孫家鼐在遷都上海的奏折上簽字,孫家鼐認為遷都未必是解決問題的良策,“根本動搖將至不可收拾”,還有可能引發國內政局不穩,給列強以可乘之機,所以沒有答應。翁同龢氣得麵如豬肝,一甩袖子,不辭而別。

可是,就在愛國舉子動身的前一天,康有為得知自己已經被錄為進士,並即將發榜。為了不引火燒身,丟掉得之不易的功名,康有為以“條約已簽”為由,取消了請願計劃,使“公車上書”流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