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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同龢、孫家鼐兩位師傅,都是中國傳統文化培養出來的士大夫,溫文爾雅,彬彬有禮,注重個人修養,“有古大臣風”。

相比較來看,翁同龢畢竟是相府裏走出來的“公子哥”,身上既有京官“依違圓滑”的一麵,也有喜怒無常、“倔強負氣”的一麵,對人總是有意無意地流露出優越感,遇事也難免不夠冷靜。在《致叔平弟》中,二哥翁同爵提醒他說:“吾弟素性近於允厲,須時時自持之,切勿太過為囑。”但江山易改,秉性難移啊。遇到事情,他的火暴脾氣,還是很難抑製的。

他曾經喝過大嫂的乳汁,從小以大哥翁同書為啟蒙老師學習功課,與大哥感情非他人可比。但情歸情,理是理,情不能悖理。在“壽州擅殺案”中翁同書因為失職瀆職、奏報不實,受到刑部的審斷,被流放到蠻荒邊陲。聞訊後,翁同龢怒不可遏,以手擊案,竟把自己的中指都拍骨折了!晚年,他被開缺回籍,拋開別的不談,他的火暴脾氣也是一條導火索。

他與潘祖蔭(49)同年出生,既是老鄉,又是世交,同為“清流”南派的首領。兩人曾經作為正、副考官,一道前往陝西,組織鄉試,應該說,交情很不一般。《翁同龢日記》中,不時可以見到兩個人的交際記載。然而,到了晚年,潘祖蔭卻對人坦言:“叔平(翁同龢的字)雖為君之座師,其人專以巧妙用事,未可全信之也。……吾與彼同時貴公子,總角之交,對我猶用巧妙,他可知矣。”意思是說,翁同龢功於心計,善耍手腕,言行不一,即使是對他這個“發小”,也不放過。

翁同龢曾與榮祿結拜過。晚清時,兩個人同為軍機大臣,經常在一起商討軍國大事。甲午戰爭期間,榮祿在寫給陝西巡撫鹿傳麟的便條中寫道:“常熟(指翁同龢)奸狡性成,真有令人不可思議者。合肥(李鴻章)甘為小人,而常熟則仍作偽君子。”

另外一個世交之友張之洞,對翁同龢更是耿耿於懷。《廣雅堂詩集》中,有一首《送同年翁仲淵撰從尊甫藥房先生出塞》一首,張之洞親自做了一段注釋:“藥房(即翁同書)先生在詔獄時,餘兩次入獄省視之。錄此詩,以見餘與翁氏分誼不淺。後叔平相國一意傾陷,僅免於死,不亞其章之於讚皇,此等孽緣,不可解也。”

平時無事,同僚們可以對翁同龢的做派不加理會,能讓且讓,但時機一到,牆倒眾人推,落井再下石,也是“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必然結果。

在性格修養方麵,孫家鼐就顯得修養更高,處人處事更老道一些。“二人(指師傅翁同龢、孫家鼐)亦儒重忠懇,……然翁性偏急,以專斷致嫌,晚遭讒沮,幾致不測;孫則務簡約斂退,本其黃老之學,能冥合道妙,默操元牝(即玄牝,玄牝之門,就是所謂的“天地根”。 玄牝是道家所認為的宇宙本原,這裏借指世間萬物),調和宮廷母子之間,常以資望領新政,曆三十年恩遇而不衰,世稱壽州相國。”(52)

兩個師傅,一個外向,一個內向;一個剛,一個柔。性格互補,也是他倆保持終身友誼的不二法門。試想,如果兩個人都剛,針尖對麥芒,見麵必“打仗”;或者,如果兩個人都柔,麵團對泥團,遇事無主見,豈能在與同僚們的激烈競爭中脫穎而出,相繼榮登大學士高位,成為晚清政壇股肱、文壇雙衡呢?

從《翁同龢日記》的詳細記載中可以發現,從1879年至1894年間,每年兩個人的交往都有30多次。兩個人不僅向光緒帝係統傳授儒家之經、帝王之術、治國之道,而且,還能與時俱進,結合時政和社會思潮,通過進呈新書等形式,向光緒帝灌輸新知識、新觀念,為培養光緒帝的維新變法思想打下了堅實基礎。

1885年4月,進呈魏源的《海國圖誌》;

1889年1月,進呈錢恂的《中外交涉表》;

1890年7月,進呈錢恂的《通商出入表》、《關稅出入表》,出國《遊曆諸臣日記》,曾紀澤薦呈漢譯西學新書16種;

1893年4月,安排資深外交官張德彝⑼進講西國近事;

1897年5月,進呈黃遵憲的《日本國誌》……

由於孫家鼐的史料有限、學界對其研究不夠,所以,在培養、教育光緒帝的維新變法思想方麵,孫家鼐做了哪些具體工作,目前的證據不多,但不多的記述,也能夠一斑窺豹,說明問題:

1871年7月25日 (同治十年六月初八日),翁同龢寫道:

竟日濃陰欲雨。……邀孫燮臣便飯,主客二人,自戌初談至亥正而散。燮臣以母老乞養,進退倬然,其議論和平中正,洵有道之士矣。……又曰:“上果以堯舜湯武為心,必有堯舜湯武之佐。膽生於識,識生於上下千古之議論。”亦名言也。⑸

堯舜是唐堯、虞舜的合稱,都是遠古傳說中的聖明君主;湯武是商湯王、周武王的合稱,都是替天行道,分別舉兵推翻了殘暴的夏桀王、商紂王,成為商朝或周朝的開國帝王。堯舜湯武是有膽識、有作為、有創新的皇帝的代表。作為帝師,孫家鼐堅信如果皇上“果以堯舜湯武為心,”那麽,身旁就會出現像伊尹、薑尚(字子牙)這樣忠心耿耿、才智超群的謀臣,輔佐他建功立業,名垂青史。一席話言簡意賅,折射出孫家鼐胸懷大誌、不甘守成的政治抱負。

1898 年 7 月17日,百日維新進行期間,孫家鼐見康梁日趨現形,群臣莫衷一是,朝野亂做一團,變法缺乏理論指導,於是,上了一道《請飭刷印頒行疏》,建議將馮桂芬的《校邠廬抗議》刷印一二千部,“發交部院卿寺堂司各官,發到後,限十日,令堂司各官,將其書中某條可行,某條可不行,一一簽出;或各注簡明論說,由各堂官送還軍機處,擇其簽出可行之多者,由軍機大臣進呈禦覽,請旨施行。如此,則變法宜民,出於公論,庶幾人情大順,下令如流水之源也;且堂司各官簽出論說,皇上亦可借以考其人之識見,尤為觀人之一法。”在《請飭刷印頒行疏》中,孫家鼐回憶說:

臣昔侍從書齋,曾以原任詹事府中允馮桂芬《校邠廬抗議》一書進呈,又以安徽青陽縣知縣湯壽潛《危言》進呈,又以候選道鄭觀應《盛世危言》進呈,其書皆主變法,臣亦欲皇上留心閱看,采擇施行。

這說明,早年間,孫家鼐也像翁同龢一樣,陸續向光緒帝進呈了《校邠廬抗議》、《危言》、《盛世危言》等書。至於光緒帝親政後,翁同龢給他讀講的《校邠廬抗議》,是翁同龢自己進呈的,還是使用孫家鼐進呈的那一部,屬於細枝末節,似乎不必再耗費精力去做煩瑣考證。

在《親曆晚清四十五年》一書中,著名的英國傳教士、教育家李提摩太回憶道:

(1895年)10月12日,我同光緒皇帝的師傅孫家鼐進行了一個多小時的談話。……第一次見麵時,他告訴我,有兩個月的時間,他每天都為皇上讀我翻譯的麥肯西的《泰西新史攬要》。

這也說明,作為帝師,孫家鼐在培養光緒帝的變法思想、國際視野上,與翁同龢一樣,是始終如一、不遺餘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