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天下美女誰不愛照鏡子？但照鏡子的方法不佳，也會影響“玉照”效果，甚至將風情萬種的西施，照成了怪模怪樣的“東施”。

美女照鏡子，必須把握好適當的距離。太近，看不清全貌；太遠，則看不清細節。如果照的是一麵哈哈鏡，反射出的影像隻能是扭曲、變形的，美眉也會變醜女。

中國古人似乎很智慧，很多深刻的道理，不是直言相告，而是通過比喻來深入淺出。

唐太宗與魏征的關係，早已成為中國明君賢臣的榜樣。據說，公元643年，愛提意見的“老對頭”魏征因病而死。唐太宗失去良相，傷心不已。於是，他親自前往魏征家中吊唁，失聲痛哭之際，隨口說出了一句：“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朕嚐寶此三鏡，用防己過。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鏡矣！”沒想到，卻成為千古名言，至今還被人們反複引用、不斷解讀。

中華文明，是世界四大古代文明中唯一未曾中斷的文明。有何憑證？哪些車載鬥量、多如牛毛的曆史記載，就像一根根有形、無形的鏈條，一節接一節地，從遠古到現在，從蠻荒到今朝。生生不息，代代相傳，直到永遠……

走進中華文明的曆史庫，就仿佛走進了以色列國王的寶庫，或者是東海龍宮，金銀財寶賣弄風情，珍珠瑪瑙擠鼻弄眼，焦急地等待著人們去賞識、認領。但我要提醒你的則是，金銀財寶裏麵，混雜著高仿贗品；珍珠瑪瑙中間，裹挾著沙石糞土——五四運動以後，以顧頡剛為代表的“古史辨”學派，高舉“疑古”“辨偽”的思想旗幟，通過深入考證、深刻思辨，得出結論：中國“曆史是層累地造成的”。也就是說，中國曆史是由“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逐漸累積而成的，就像珍珠落入雪地被人們滾進雪團那樣，越滾越大，珍珠的真麵目反而見不到了。如果說，“珍珠”是曆史真相，那麽，裹在其外麵的“雪團”，就是各式各樣、有意無意的謊言。有一句話說得好：盡信書則無書。演繹一下，可以理解為“盡信史則無史”。哪些粘滿塵埃的“故紙堆”，未必都是曆史的化身！

什麽是曆史？專家指出，曆史可做三種解讀。第一種，曆史就是過去客觀存在的事實，可稱之為第一曆史；第二種，曆史是先人文物的遺存和對過去客觀存在事實的記載，可稱之為第二曆史。相對於第一曆史，第二曆史往往是滄海一粟、冰山一角、九牛一毛；第三種，曆史是後人對過去存在的客觀事實及其社會發展規律的研究成果，可稱之為第三曆史。很顯然，第一曆史是判定第二曆史、第三曆史價值的唯一標準。可是，由於第一曆史已經消亡在時間的長河裏，第二曆史、第三曆史隻能無窮小地接近第一曆史，卻無法變成第一曆史。你看人物傳記影視劇中的特型演員，演得再好，也不可能成為傳主啊。而第三曆史是通過第二曆史這個橋梁“一斑窺豹”地逼近第一曆史的，第二曆史真實性的大小，直接影響到第三曆史逼近第一曆史的效果。我們掛在嘴邊的“曆史”，通常是指第三曆史。

那麽，如何比較客觀地看待第三曆史呢？

意大利學者貝內德托·克羅齊指出：“一切真曆史都是當代史”、“一切曆史都是自由的曆史”。

英國曆史學家克拉克爵士認為：“一部曆史書與僅僅是一堆有關過去的報道之間的區別之一，就是曆史學家經常運用判斷力”、“曆史不是人類生活的延續，而是思想意識的延續”。

美國曆史協會主席裏德坦言：“曆史學家的社會責任在於為當前而解釋過去。”

鄒文貴在《光明日報》上撰文寫道：“司馬遷的曆史敘事，除了要‘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外，還有一個重要目的，就是還原曆史，再現曆史。”

葛劍雄教授對於“什麽是曆史”的回答是：“曆史不僅是指過去的事實本身，更是指人們對過去事實的有意識、有選擇的記錄。而對於曆史的專門性研究，就是曆史學，簡稱史學。”

有人這樣說過，觀賞大幅油畫，應該掌握好看畫的距離。離得太近，你會把它的筆觸看得太真切，映現在你眼簾的隻會是橫塗縱抹、亂七八糟的彩色線條，卻看不到畫作的全貌，更難以產生審美感受；離得太遠，你又看不清畫作的細節，映現在你眼簾的隻是一片模糊的色塊。隻有處在恰當的位置上，才能看清油畫的真貌，把準畫麵的主題，進而獲得美的熏陶。

我認為，這也是以史為鏡、正確研究曆史的形象比喻。

遠古曆史，史料稀少，記載淩亂，神話、傳說、假托之言混為一體，真假難以辨別，研究起來往往是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現當代曆史，文本眾多，頭緒繁雜，不便梳理，許多史料因為保密等緣故尚未公諸於世，還有不少的社會利害關係難於逾越，研究起來往往要受到來自各個方麵的幹擾，一般難以實話實說……隔代修史，才可能比較公允。像當代人，要研究民國史，就或多或少地要受到黨派政治的影響，而研究清朝曆史，各種條件就比較成熟，所得出的結論也會相對理智、客觀一些。

今年是改革開放40周年，又是戊戌變法120周年。無論是從以史為鏡的角度，還是從正確研究曆史的角度，認真、深入、客觀地研究戊戌變法，理清其來龍去脈，破解其曆史謎團，辨析其成敗得失，不僅可能，而且具有鮮明的時代特色和積極的現實意義。

梁啟超在《康有為傳》中指出：“戊戌維新，雖時日極短，現效極少，而實二十世紀新中國史開宗明義第一章也。”

戊戌變法夭折至今，一百多年來，戊戌變法研究一直受到學術界的重視，專著、論文汗牛充棟，專家、學者數不勝數。可以說，成績斐然。

遺憾的是，由於種種原因，特別是“戲說”“自說”“紙說”甚囂塵上，大行其道，脫離曆史現場搞研究，使戊戌變法研究存在著一些誤區、盲區，亟待糾正。近十幾年，我以“回到曆史現場”為指針，以“啟迪當下讀者”為目標，對戊戌變法進行了較為深入的透視，改變觀念，別有洞天。有些問題得出了新的結論，有些問題發現了新的研究路標，有些人物的曆史地位給予了新的評價，並突出重點，對被人遺忘、誤解的中國改革家楷模孫家鼐做了專題研究，全麵、具體地肯定了其曆史性貢獻。現將我近年來在《人民日報》、《中國教育報》、上海《社會科學報》、《北京日報》、人大複印報刊資料《中國近代史》和《江漢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等主流報刊發表過的論文加以充實、整理，結集出版，希望這一嚐試能夠拋磚引玉，得到各位專家、學者的批評指正；也希望正本清源，有助於讀者朋友更加真切、深刻的認識戊戌變法及其有關曆史人物的本來麵目，聯係實際，舉一反三，為當下處於攻堅克難階段的改革，提供一麵明亮的、可資借鑒的“曆史之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