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第二天,我下午才從山上的一號急救站回來,在分送站門口停好車,傷員和病號被送到這兒後,再根據病曆分別送到合適的醫院。那天車是我開的,讓駕駛員進去送病曆,我則在車裏坐著。那天氣溫很高,晴空湛藍,白花花的馬路上布滿了塵土。坐在費亞特高高的座椅上,大腦一片空白。我看著一個團走在路上。士兵們全都大汗淋漓,大部分士兵的鋼盔都在背包上斜掛著,也有些士兵把鋼盔戴在頭上,這些鋼盔大部分實在是大太多,甚至幾乎都要遮住了戴的人的耳朵。軍官們全都頭戴鋼盔——他們的鋼盔大小更合適。通過他們紅白相間的領標,我認出這是巴西利卡特一個旅的半個兵力。他們走過去,過了很久,又走來一波沒跟上大部隊的散兵。他們灰頭土臉、渾身是汗,一臉疲憊。有些看起來感覺要堅持不住了。這些掉隊的散兵走過後,又一瘸一拐地走來個士兵。他停在路邊,坐了下來。我下車朝他走過去。

“你怎麽樣?”

他抬頭看著我,慢慢站起來。

“我馬上就走。”

“你怎麽樣?”

“去他媽的戰爭!”

“你腿怎麽了?”

“腿沒事,是疝氣。”

“為什麽不上救護車?”我問。“為什麽不去醫院?”

“中尉覺得我成心弄丟了疝氣帶,所以不許我上。”

“我來看看。”

“滑了出來。”

“是哪麵?”

“在這麵。”

我摸過去,感覺到了。

我說,“咳一下試試。”

“我不敢,怕腫得更厲害。現在跟早上比已經大了有一倍。”

“坐著歇會兒,”我說。“等我拿到傷員的病曆,帶你一起上路,送你到你們的軍醫那兒去。”

“他會覺得疝氣帶是我故意弄丟的。”

“他們不會怎麽你的,”我說。“你這也不是傷。以前就有這毛病,對吧?”

“可疝氣帶被我弄丟了。”

“他們會送你去醫院。”

“中尉,我能留在這兒嗎?”

“不能,你的病曆不在我手裏。”

這時駕駛員拿著車上傷員的病曆走了出來。

“四個送105,132兩個,”他說。105和132這兩所醫院都在河那邊。

“車你來開。”我說完扶著那個疝氣發作的士兵上了車,讓他也一起坐著。

他問我:“你會英語?”

“當然啊。”

“你怎麽看這該死的戰爭?”

“糟透了!”

“唔,糟透了!上帝啊,簡直不能更糟了!”

“去過美國嗎?”

“去過。我去過皮茲堡。你是美國人,我早就知道了。”

“因為我意大利語不夠正?”

“總之你是個地道的美國人。”

駕駛員用意大利語看著疝氣發作的士兵說道:“又一個美國佬。”

“中尉,您一定要送我回部隊嗎?”

“當然。”

“其實我有疝氣,我們上尉軍醫早就知道的。我想要是發病的話,就可以不用上戰場了,於是我故意扔掉了那見鬼的疝氣帶。”

“這樣啊。”

“所以,您能不能送我到別的地方去?”

“要是離前線近的話,我倒是可以把你送到急救站去。可現在,在這兒,必須得有你的病曆才行。”

“要是把我送回去,他們會給我動手術,這樣我就不得不留在戰場上。”

我認真地思考著。

他問我道:“你也不想一直留在前線,對吧?”

“對的。”

“上帝啊,這不就是一場該死的戰爭嗎?”

“聽好了,”我說。“你下車吧,在路上把頭撞個包,等我回來我就送你去醫院。阿爾多,在這兒靠路邊停一下。”等車在路邊停好後,我扶著他下了車。

他對我說,“中尉,我就待在這兒等您。”

我說,“過會兒見。”我們繼續向前行駛,開了有一英裏就趕上了先前那個部隊,接著我們便過了河。混著未消融雪水的河水,奔騰地流過橋墩。車子一路馳過平原,分別將傷員送到那兩所醫院去。回去時換我來開車,我開得很快,想去接去過皮茲堡的那個士兵。我們又碰到了那個軍團,天氣越來越熱,他們行軍也越來越慢,然後是掉隊的那些散兵。接下來我看到路邊停車一輛馬拉的救護車。有兩個士兵正抬著那個患疝氣的士兵,要把抬上救護車。他鋼盔沒了,鼻子破了皮,腦門還在淌血,頭發和流血的傷口上全都是髒泥。他朝我搖頭。

“中尉,看我這個大包,”他喊著。“他們回來找我啦,沒轍啊。”

五點多我才回到駐地。我先去洗車的地方,在那兒衝了個澡。然後再回到房間裏去寫報告。我坐在敞開的窗前寫,隻穿著背心和短褲。總攻兩天後就要開始了,我得和車隊一起到普拉娃去。我有很長日子沒往美國寄信了,我心底明白也該寫信回去的,可隔了那麽久,我現在不知該如何動筆。實在不知道該寫點兒什麽好,我索性就寄幾張戰地的明信片回去好了,也不用寫什麽,報個平安就行,這就足能打發親友了。在美國,這類明信片很受歡迎,神秘又新鮮。這裏是個神秘又新鮮的戰區,跟與奧軍之前對抗的戰役相比,無疑是更高效、更嚴酷的。奧軍注定就是輸給拿破侖的命,隨便哪個拿破侖都好。要是我們也能有個拿破侖就好了。可惜啊,我們隻有一個肥肥胖胖的大將軍康德納爾,還有一個留著山羊胡、細脖子、小個子的國王陛下維多裏奧·艾爾瑪努埃萊。還得算上奧斯塔爾公爵,他帥得不像個將軍,可他更有男人氣概。大多數意大利人都覺得要是他是國王就好了。他長得就像個國王。可他隻是國王的叔叔,目前擔任第三軍的總指揮。我們的部隊隸屬第二軍。第三軍裏還有英國炮兵。在米蘭的時候,我曾遇到兩個不錯的英國炮兵。那天晚上,我們玩得很盡興。他們兩個個頭很大,卻很害羞、靦腆,做事周到體貼。我倒是想加入英國軍隊,那樣就輕鬆多了。不過那也更接近死神。開救護車這工作可不會死人的。不,這可說不好。英國救護車的駕駛員也時有犧牲。嗯哼,我知道我不會就這麽送命的。這場戰爭還要不了我的命,因為跟我本就沒什麽關係。在我看來,這場戰爭就像是電影裏的真正一樣,對我不具備任何危險性。希望戰爭能就此終結。但願今夏就能結束戰爭。奧軍也許會被打垮,畢竟以前隻要打仗,他們總是被打垮的那一方。這次究竟是怎麽回事?所有人都說法軍完了。還有雷納蒂,他說法軍嘩變了,向巴黎進軍。我問過他後來如何,他說:“啊,他們被人攔下了。”我想去和平時期的奧地利。我想看看黑森林,還有海爾茨山。話說海爾茨山到底在哪兒呢?目前卡爾巴阡山正在交火中,我可不要到那兒去。但據說那裏其實挺好的。要不是因為戰爭,我還可以去西班牙。天氣在太陽落山後變得涼爽了些。晚餐後我要去看看凱特琳·巴科萊爾。如果她此時就在我身邊該多好啊。我想和她一起去米蘭。我們要是在米蘭的話,就一起去克瓦用餐,然後日落後,哪怕天氣很熱,也要在邁佐尼街上散散步,一路走過橋,再轉頭順著運河慢慢走,一路走回旅館。我想她也許會願意的。哪怕是她把我當做她那死去的未婚夫我也無所謂。我們走進旅館大門,門房對著我們脫帽行禮。我去前台領鑰匙,她則在電梯那兒等我,然後我們一起進電梯。電梯每到一層就哢噠哢噠響,上得很慢,好容易才到了我們的樓層。侍者打開電梯門,安靜地站在一旁恭送我們。我跟在她身後走出電梯,沿著走廊走到我們的房間。我拿鑰匙開門進屋。進屋後,我先打電話要了瓶凱普麗白葡萄酒,叮囑他們記得送來的時候一定要裝在裏麵有冰塊的銀提桶裏。等門外響起冰塊碰撞提桶的聲音後,你就會聽到侍者敲門,我讓他放在門口就行,因為我們倆全都沒穿衣服。窗開著,可以看到燕子在屋頂間穿梭,等天黑,你要是到窗口還能看到屋頂上有幾隻小蝙蝠在覓食,它們貼著樹梢低飛。我們鎖著門,天太熱了,我們蓋著床單,喝著凱普麗。米蘭的夜很熱,我們卻徹夜歡愛。生活和該如此。我得趕緊吃飯,好早點兒去看凱特琳·巴科萊爾。

食堂裏,大家說個不停。我喝了點兒酒,跟牧師聊聊愛爾蘭大主教,要不這樣做,別人怕是會說我沒有兄弟愛。據說愛爾蘭大主教為人高尚,卻被美國冤枉了,而我,一個美國人,似乎對此也該負有責任。事實上這事兒我連聽都沒聽過,可我卻不得不裝作很明白的樣子。因為牧師滔滔不絕地講著主教是怎麽遭受冤屈的,說白了全都是誤會,這樣我要還說不知道的話,也太失禮了。我倒是覺得這個大主教的名字真不錯,況且他還是打明尼蘇達州來的,明尼蘇達州這名字就夠好聽了。還有好些好聽的地名,比如:明尼蘇達州的愛爾蘭、威斯康辛州的愛爾蘭、密歇根州的愛爾蘭。這些名字因為愛爾蘭讀起來像ISLAND,所以才很好聽。不,不是的。沒那麽簡單。對,牧師。千真萬確,牧師。大概吧,牧師。不行,牧師。啊,可能是吧,牧師。關於這點,你可比我知道的要多啊,牧師。牧師人很好,但很無趣。軍官們不但無趣還差勁兒。國王倒是好人,可同樣也很無趣。酒不怎麽樣,但卻讓人覺得有趣兒。酒會融掉你牙齒上的釉,並且把它粘在你的嘴裏。

“那牧師坐牢了,”盧卡說,“因為他身上被搜出來一些債券,利息三厘。不過那是在法國。在這兒的話,他可不會因為這個被抓。至於那些年息五厘的債券,他表示不清楚怎麽回事。這是貝齊耶發生的事,那時我剛好在。我在報紙上讀到這消息的,然後我去了監獄,要看看那牧師。那些債券明擺著是他偷來的。”

雷納蒂說,“我可不相信你說的。”

盧卡說,“隨便你。我是給咱們這位牧師講的。多有教育意義。他可是牧師,一定會懂的。”

牧師笑著說,“你繼續說,我在聽呢。”

“當然有的債券去向不明,但從牧師名下搜出來全部的三厘年息債券以及別的一些地方債券,但我記不清到底是哪類債券了。這故事的**就要來了,之前說過我去了監獄,我在他牢房外站著,就像做懺悔一樣對他說:‘牧師,請保佑我,因您有罪。’”

眾人聞言轟然大笑。

牧師追問:“他說什麽了?”盧卡沒理他,而是繼續把這個故事解釋給我聽。“你聽明白了嗎?”要是徹底明白了的話,便會知道那是個很逗的笑話。他們倒了些酒給我,我給他們講了個被迫衝淋浴的英國士兵的故事。然後少校也講了個故事,是匈牙利下士與一個捷克斯洛伐克士兵的故事。我又喝了點兒,然後講了騎兵撿到硬幣的故事。少校表示意大利也有和這雷同的故事。接著他講的是夜裏失眠的公爵夫人的故事。等我講故事時,牧師已經離開了。我說的是一個旅行推銷員,他頂著幹冷的北風早晨五點就跑到了馬賽。少校說他有人告訴他我酒量很好,我急忙否認。他卻覺得我一準是能喝的,要不然就以酒神巴科斯的名義起誓,讓他來看看到底是不是真的。可別提巴科斯,別提巴科斯。我連連說道。要提,必須得提,他堅持。我要同菲利普·文森·巴希爾拚酒,一杯一杯地拚。巴希爾覺得這不公平,他之前喝的酒有我的兩倍多,我不該和他拚。我說這分明是在說謊,管他什麽巴科斯不巴科斯的,菲利普·文森·巴希爾還是巴希爾·菲利普·文森,他到底叫什麽名做來著,反正他整晚滴酒未沾。他也搞不清我的名字了,不確定我是叫Frederico Enrico呢,還是叫Enrico Federico?我說讓巴克斯見鬼去吧,還是比比誰更能喝。於是少校倒了滿滿兩大杯紅酒,我們便較量起來。喝了一半,我突然想起來我還要去哪兒,於是我不想比了。

我認輸道:“巴希爾比我牛,他贏了。我要走了。”

雷納蒂幫腔道:“他確實有事。我可以作證,他佳人有約。”

“我真得走了。”

“下次再一決勝負,”巴希爾說,“下回等你沒事了,我們再好好比比。”他拍了拍我的肩膀。餐桌上燃著蠟燭,軍官們都很高興。“先生們,晚安。”我說。

雷納蒂跟著我出來了。他和我站在門前的空地上,他對我說:“你醉了,別過去了。”

“雷,我沒醉,真的。”

“你去之前還是先嚼點兒咖啡吧。”

“別逗了。”

“我給你弄點兒,乖,你慢慢來回走走啊。”他給我拿回來一大把烤咖啡豆。“聽話,這些你嚼幾口。願上帝保佑你。”

我說,“是巴科斯保佑。”

“我跟你一起去吧。”

“我自己能行。”

我嘴裏嚼著咖啡豆,雷納蒂陪著我一起穿行在小鎮上。他陪著我走到了直通英國醫院的馬路口,他停下來跟我說晚安。

我回道:“晚安。你不跟我一起嗎?”

他搖頭說,“還是不了。我隻想輕輕鬆鬆地找個樂子。”

“啊,還沒謝過你的咖啡豆。”

“得了,親愛的,這還用得著謝?別說了。”

我順著馬路往前走。馬路兩旁是輪廓分明的鬆柏。我轉回頭,看到雷納蒂還站在那兒看著我,於是我朝他揮了揮手。

我坐在會客廳裏等候凱特琳·巴科萊爾。我聽到走廊有人走了過來,我起身,可站在我麵前的是弗戈森小姐,並不是凱特琳。

她對我說,“您好。凱特琳托我來跟你說一下,很抱歉,她今晚不能來。”

“那可真是太遺憾了。她沒事吧?”

“她身體略有不適。”

“我很擔心她,可否請您代為轉達?”

“好的,我會轉達的。”

“您覺得我明天再來探望她怎麽樣?”

“可以,我覺得不錯。”

我對她說,“非常感謝,晚安。”

我走出醫院,心底莫名地感到空虛與寂寞。我原本不怎麽在意凱特琳,還喝得醉醺醺的,差點沒想起來要過來。可此時,我沒看到她,寂寞與空虛不由自主地爬滿心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