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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新婚妻子莫尼卡，她可以排除在外。莫尼卡的孩子山姆，在美國長大，他是住校的，一個月回來一兩次，我不是他的親爸，也許比他的親爸更能得到一份恭敬。剛剛進入青春期，男生女生都處在雞飛狗跳的時期，除了一兩次，他從餐廳向廚房裏丟過幾袋方便麵，發出巨響，差點砸中占著廚房的我，以示不滿，這種吐口水的惡作劇倒不像是他們的美式風格。

剩下來就是藍校長、藍太太了。

他們倆是60年代大學同班同學，藍太太畢業於廣州執信中學，她從出生地香港跑回廣州讀中學和大學的。在姊妹中她排列老二，是個悶聲不響的完美主義者，愛挑刺愛較真，卻在中學時期因一次重感冒，意外地感染了腎髒，得了腎病，切掉了一個腎的。她為了讓一個腎髒能承擔起兩個腎髒的功能，少吃鹽不吃鹽，所謂肝主目，腎主聽，她的耳朵一點點失去了聽覺，退休到美國後，她徹底變成了一個可愛的聾子，一個人操持著家務，她，最不可能平添這個亂的。

藍校長情況就特殊很多，甚至有一團迷霧糾纏其中。他的父親出生在客家之都梅縣，早年下南洋打工，竟被大海裏一股不尋常的洋流帶到了法屬留尼旺島。在那裏結婚生子，大兒子就是藍校長，說一口流利的法語，長到十二三歲時，他父親開麵包店賺到了錢，就帶著他回梅縣老家探親，拜祖，從此藍校長和他的非洲媽媽斷了音信，在人生地不熟的客家宗地上學成長，而他的父親在廣東解放的前夜，因為漂泊而形成的某種特殊的敏感，突然恐慌起來，在一個地下黨向他屢次借錢，最後一次的期限臨近時，消失了。而在地球的另一邊，一個麵包工廠半年後在留尼旺島迅速崛起，生意火紅，老板正是藍校長的父親，藍校長的父親向他的非洲媽媽是這樣解釋的，孩子在回程路上丟失了。純樸的非洲姑娘傷心欲絕，隻好天天祈禱她的孩子一生平安了。

在梅縣的藍校長，天資聰慧，過目不忘，中學時拉二胡和小提琴，上大學後，還是學生足球隊長，中學、大學靠著他爸爸寄回老家的錢順利畢業。與藍太太一同分配到廣州附近一所中學教書育人，他們教的是英語，而在大學裏學的是俄語。藍校長的母語卻是法語。他從法語再學起英語，通常來說更容易融通的，他的英語發音乃至英語教學永遠是全校第一，無人能及。這時，廣州這塊務實見長的商都，竟把這個有著海外關係的優秀教師保護得好好的。自此，他的父親也再無消息過來了，直到八十年代初，他才從梅縣的宗親那裏得知，他的父親已經離世，生前因為豪賭傾家**產，麵包工廠變成了當地一座麵包博物館。藍校長在校長崗位退休前幾年，因為這層海外關係，被硬拉著去做了政協副主席，因為英語、法語口才一流，風趣幽默，他比他的學生更適合做對外接待的使節，威風了好一陣子，直到上了去美國的飛機。

他來美國，是為了給莫尼卡帶孩子的。離開中國，他就冷清下來，沒有人再喊他藍校長了。十幾年後的一天，當來自深圳的、在商場官場打拚過的我，踏入他家大門，一下子嗅到了他孤寂的氣息，我輕輕一喊“藍校長！”他馬上精神大振，像服下大補丸呢，似乎，我是他的老部下來看望他了，至於是他的女婿或者是他的學生倒也沒什麽區別。可是這個補藥卻不是對症下藥，甚至適得其反，是不是埋下了禍根，也未可知呢。

再說說莫尼卡的兒子山姆吧。山姆的爸爸是美國華裔，一個商人。在山姆三歲的時候，他爸爸某個夜晚再也沒有回來，再也沒有來看過親生兒子。據說有人最後看到他時，他登上一艘油輪，油輪經過百慕大後就沒有下文了。山姆常常冥想，說見到他父親活在世界的一個角落裏，他們經常在夢裏對話呢。直到我出現，山姆才不再提及他的夢。隻是當我有時想按照中國式的教育對他的成長盡點繼父的義務時，他就會冒一句，你不是我的爸爸，我有自己的爸爸。他說這話時，藍校長總是站在他的身後，眯著眼睛微笑著。山姆對我有天然的敵意，可以理解，可藍校長不應該啊！我可是來自中國的女婿呀。

山姆在叛逆期，無論這孩子怎麽叛逆，怎麽罵兩位老人，藍校長每天早上總是將二十美元的零花錢遞到他手裏，像極了一個地主土豪用劣質的手段拉攏腐蝕地方幹部，又無需對方回報。用這種憨笨方式溺愛，我嗤之以鼻。有一次，我給莫尼卡洗車，洗完車，我正在收拾工具，藍太太一歪一歪地走過來對我說，“安迪，你把山姆的車也一塊洗洗吧。”

我頭抬了抬，又繼續收拾，嘴上說道，“不洗，年輕人讓他鍛煉洗自己東西。”

我聽到她哼了一聲，她似乎預感到我會這麽說似的，她還表現出大失所望的樣子走開去。既然知道我不會幹的，幹嘛還來試探我呢？我沒有細想，她對我構不成威脅，而我說出的是道理，她做老師的應該明白。在我看來，他們這種隔代親，是一廂情願，對方可不是中國孩子，是個黃皮膚的美國少年，一回家就對老人大呼小叫，嚷嚷著把他們送進養老院。兩個老人像老綿羊默默站著，外婆護著發抖的藍校長。現在，我竟成了山姆的替罪羊？成了藍校長攻擊的對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