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 考?驗
我的自我估計，又過高了。我遇到了考驗。
全國各個生產戰線上都出現了大躍進的形勢，所方在這時向我們提出，為了讓思想跟上形勢，加緊進行學習改造，有必要進行一次思想檢查，清除思想前進途中的障礙。辦法是在學習會上每人談談幾年來思想認識上的變化，談談還有些什麽問題弄不通。別人可以幫助分析，也可以提出問題要本人講清楚。在輪到我的時候，發生了問題。
我談了過去的思想，談了對許多問題的看法的變化，在征求意見時，有人問我：
“像我們這樣出身的人，跟日本帝國主義的關係是深遠的，在思想感情上還可能有些藕斷絲連。你跟日本人的關係不比我們淺，別人都談到了這個問題，你怎麽一點沒談？難道你就沒有嗎？”
“我對日本人隻有痛恨，沒什麽感情可言，我跟你們不一樣。”
我的話引起了很多人的反感。有人說：“你為什麽這樣不虛心？你是不是還以為比人高一等？”有人說：“你現在是什麽感情？難道你比誰都進步？”有的人舉出許多過去的例子，如我去日本作的詩，我扶日本皇太後上台階等等，說明我當時比誰都感激日本人，現在卻全不承認，令人難以置信。我回答說，我過去與日本人是互相利用，根本不是有感情；我並非看不起在座的人，隻是直話直說。
這番解釋，並沒有人同意。後來，當我談到逃亡大栗子溝心中懼怕的情形，有人問我：
“日本人要送你去東京，先給你匯走了三億日元準備著，你不感激日本帝國主義嗎？”
“三億日元？”我詫異起來，“我不知道什麽三億日元！”
其實，這不是一件多大的問題。日本關東軍從偽滿國庫裏提走了最後的準備金，對外宣稱是給“滿洲國皇帝”運到日本去的。這筆錢我連一分錢都沒看見過，別人都知道這件事，並不當作我的罪行，不過是想了解一下我當時的思想感情而已。我如果能夠冷靜地回憶一下，或者虛心地向別人打聽一下，我會想起來的，但是我並沒有這樣做，而是非常自信、非常堅決地宣稱：“我根本不知道這回事！”
“不知道？”許多知道這回事的人都叫起來了，“這是張景惠和武部六藏經手的事，張景惠這才死，你就不認賬啦？”又有人問我：“你在認罪時難道沒寫這事嗎？”我說沒有，他們就更驚異了：“這件事誰不知道呀！”“這可不是三百三千，這是三億呀！”
到了晚上，我這才認真地回憶了一下。這一想，我忽然想起來了。在大栗子溝時，熙洽和我說過，關東軍把偽滿銀行的黃金全弄走了，說是給我去日本準備日後生活用的。這一定就是那三億日元了。那時我正擔心生命的危險，竟沒把這回事放在心裏。第二天，我又向別人問過，確實是這回事，因此在小組會上向大家說了。
“你從前為什麽隱瞞呢？”幾個人一齊問。
“誰隱瞞？我本來就是忘了！”
“現在還說忘了？”
“現在想起來了。”
“怎麽從前想不起來？”
“忘了就是忘了！不是也有忘事的時候嗎？”
這一句話，引起了難以應付的議論：
“時間越久越記得起，越近倒越忘，這真奇怪。”“原來明明是有顧慮，卻不敢承認。”“毫無認錯的勇氣，怎麽改造？”“沒有人相信你的話。政府保險再不上你的當。”“你太喜歡狡辯了，太愛撒謊了！”“這樣不老實的人，能改造嗎？”……
我越辯論，大家越不信，我想這可麻煩了，人人都認為我在堅持錯誤，堅持說謊了，如果反映到所方去，眾口一詞，所方還能相信我說的嗎？腦子裏這樣一想，活像有了鬼似的，馬上昏了頭。我本來沒有他們所說的顧慮，現在卻真的有了顧慮。“以曾子之賢，曾母之信，而三人疑之，則慈母不能信也！”想起這個故事，我失掉了所有的勇氣，於是我的舊病發作了—隻要能安全地逃過這個難關，什麽原則都不要了。不是檢討一下就可以混過去嗎？好，我承認：我從前是由於顧慮到政府懲辦，沒有敢交代，現在經大家一說，這才沒有顧慮了。
三億元的事固然是真的忘了，然而在這個問題上，卻正好把我靈魂深處的東西暴露了出來。
以後小組裏再沒有人對我的問題發生興趣了，可是我自己卻無法從腦子裏把這件事拋開。我越想越不安，覺得事情越糟。明明是忘了，卻給說成是隱瞞；我害怕政府說我不老實，偏偏又不老實，說了假話。這件事成了我的心病，我又自作自受地遇到了折磨。
在從前，我心中充滿了疑懼，把所方人員每件舉動都看成包含敵意的時候，我總被死刑的恐懼所折磨。現在，我明白了政府不但不想叫我死，而且扶植我做人，我心中充滿了希望，不想又遇到了另一種折磨。越是受到所方人員的鼓勵，這種折磨越是厲害。
有一天，看守員告訴我，所長找我去談話。我當時以為一定是問我那三億日元的事。我估計所長可能很惱火，惱我受到如此待遇，卻仍舊隱瞞罪行不說。如果是這樣，我真不知怎樣辦才好。但同時也另有一種可能，就是所長會高興，認為我承認了錯誤，做了檢討，說不定因此稱讚我幾句。如果是這樣，那就比罵我一頓還難受。我心裏這樣搗了一陣鬼，等進了所長的接待室，才知道所長談的完全是另外一件事。
然而由於這次見所長的結果，卻使我陷進了更深的苦悶中。
老所長已經許多日子不見了。這次他是陪著另一位首長來的。他們問過我的學習和勞動情況後，又問起我關於除四害的活動情形。
所長說，他聽說我在捕蠅方麵有了進步，完成了任務，不知在這次開展的捕鼠運動中有什麽成績。我說還沒有訂計劃，不過我想我們組裏每人至少可以消滅一隻。
“你呢？”坐在所長旁邊的那位首長問。我這才認出來，原來這是在哈爾濱時，問我為什麽對日本鬼子的屠殺不提抗議的那位首長，不禁有些心慌。沒等我回答，他又問：“你現在還沒開‘殺戒’嗎？”說罷，他大笑起來。笑聲衝散了我的慌亂情緒，我回答說，我早沒那些想法了，這次打算在捕鼠運動中一定消滅一隻老鼠。
“你的計劃太保守了！”他搖頭說，“現在連小學生訂的計劃都不隻每人一隻。”
“我可以爭取消滅兩隻。”我認真地說。
這時所長接口說，不給我定指標，我可以盡量去做。談到這裏，就叫我回來了。
從所長那裏回來，我心頭有了一種沉重感。這倒不是因為對平生未試過的捕鼠任務感到為難，而是我由這次談話聯想起許多事情。我想起不久前的一次消滅蚊蠅運動中，所方特意檢查過我的計劃，我想起了由於學會了洗衣服而受到了所長的鼓勵……所方在每件事情上對我一點一滴地下功夫，無非是為了我“做人”。可是，我卻又騙了一次人，我想，即使捉到一百隻老鼠，也不能抵消我的錯誤。
剛下班的江看守員見我在俱樂部裏獨自發呆，問我是不是有了捕鼠辦法，並且說他可以幫助我做個捕鼠器。老實說，我不但沒辦法捉老鼠，就連老鼠藏在哪兒全不懂。我巴不得地接受了他的幫助。在跟他學做捕鼠器的時候，我剛放下的心事又被勾起來了。
我們一邊做捕鼠器，一邊聊起天來。
江看守員在幾個看守員裏比較年輕，他不像稍有點歲數的王看守員那麽穩重而略帶瀟灑，也不像滿麵紅光的劉看守員那麽從老遠就令人覺出一股旺盛的火力，那年送熙洽去醫院，熙洽背在他背上就像一個破口袋掛在一塊大石頭上似的。江看守員不到三十歲，比王看守員矮些，比粗壯的劉看守員瘦些。他平常說話不多，說起來很簡短，又很溫和，好像一輩子和誰也沒吵過嘴。有人說，他很像剛進城不久的農村人，他這是忍受過壓抑的、農民的脾氣。事實上，他也真是一個農民，但並不是一個能忍受過分的壓抑的人。那天我們從東北老鼠談到了東北的農村，談到了在北滿的他的家鄉。
“那個屯子早沒有了。集家並屯給並掉了，並到第二個屯子，又要並，這個屯子也沒有了……”他說。他原有父親母親，七個姊妹，一個兄弟，連他十一口人。九歲那年，抗日聯軍在他們屯子附近和日本鬼子打仗，日本鬼子把全屯的房子全燒了，把全屯的人趕出去，並到五十多裏外的大屯子裏。不到一年，因為屯子裏百姓給抗日聯軍送糧，全屯又給鬼子燒光，又把全屯人趕出去並到另一個屯子。這次要過一條大河，鬼子漢奸通知說，限十天搬完，不搬的就殺頭。老百姓嚇得要命，連東西都顧不得拿。江看守員這一家就隻拿出被子，牽了牛就跑出來了。新屯子裏房子不夠住，搬來的人隻好搭窩棚睡，秋天來了，傷寒流行起來，成批地死人。他兄弟姊妹九個，這一年，死得隻剩下他一個！
“活人都沒衣服穿，死人更是光光的，大人還有個薄板棺材，死了的孩子就是光光的往山溝裏一扔！我那死去的八個姊妹兄弟，全是這樣扔到山溝裏喂了狼……”
住的窩棚，屯子周圍還叫挖了壕溝，壘了牆，鬼子兵在四門把著，不讓隨便出入。屯裏五天就大搜查一次，鬼子兵搜起來就用刺刀東挑西戳，愛拿什麽拿什麽。實在也沒什麽可拿的，因為人人穿的都像叫花子。他說：“我有家親戚，全家三口隻有一條褲子，誰出去誰穿。有錢也買不到布，隻有用豆秸做的更生布，穿不多天就破了。有一次說是可以拿戶口證去抽簽，十家能有一家買到青白布。我去抽簽，隻抽到幾尺花布，就做了條花布褲子，穿了不到一年也破了。拿出荷糧的能買到好布，所以也隻有地主家能有布。我家也租不到地，地主覺得雇工比出租合算。後來好不容易租到日本礦上的一坰地，沒牲口，用十五個工換了地主的牲口工，收了三石，去了租子和出荷糧，隻剩了一石。我父親又總給鬼子拉去，這年我十三歲，父親隨鬼子討伐給背東西累死了，就剩下我一個人了。十五六歲那年，鬼子和警察天天來搜糧食，我母親把剩下的玉米子藏在酸菜缸裏，警察看見缸裏水變了色，查出來了，把我母親打得快死了。我隻得到地主家跪著求少東家行好，借點糧，借了五鬥高粱，到秋要還十鬥。這年收下的糧連一石都不到，我看是活不成啦。這時同屯的窮人商量，反正是活不了，搶地主的！我母親聽說，攔著不讓我去，我拿起口袋和棍子就去啦！這一夜工夫，一百多人搶了他一百五十石糧。我把搶來的半口袋糧給了母親，就上山找抗聯去了……”
“找到了隊伍，說我太小，怕吃不了苦。我說，我一家十一口人，就剩下一口半了……這一句話，收下我了。”
這時，他笑起來。然後又說：“那時覺悟不高，就知道自己家裏死了九口。幹革命嘛，那不隻是為了一家的冤仇啊！”
這是多麽熟悉的響亮的聲音！
我們把捕鼠器具做好，他的故事也斷了。他領著我去找鼠洞，我默默地跟著他，想著這個被偽滿政權奪去七個兄弟生命的青年，何以今天能這樣心平氣和地幫我捉老鼠？這裏所有的看守員都是這樣和氣，他們過去的境遇又是怎樣的？後來，我忍不住地問他：
“王看守員和劉看守員，都在偽滿受過罪嗎？”
“那時候誰不受罪？”他說，“王看守員給抓了三次勞工，劉看守員被逼得無路可走，投了抗日聯軍。”
我現在明白了，不用問，東北籍的所方人員在偽滿時期全是受過罪的。
我按著他的指導，果然完成了任務，而且是超額兩倍。王看守員和劉看守員聽說我捉住了老鼠，都像發現了奇跡似的來看我的“俘虜”，都稱讚我有了進步。聽著他們的稱讚，我心裏很不受用。這些在偽滿時期受夠了罪的人，把我的“進步”看得這樣重要，而我卻仍在騙著他們！
我每天照常到醫務室工作，照常打掃屋子，給病人量血壓，施行電療，學習中醫，那個矮個子日本戰犯照常每天向我鞠躬。可是我聽不清他的話了，《中醫概論》變得難解起來了，給人量血壓時常常要反複幾次。妹妹和妹夫們來信繼續告訴了他們的新成就，屢次向我表示祝願，盼望我早日改造好，與他們共享幸福生活。這些話現在聽來好像都成了責備。
秋天來了，我們像去年一樣突擊製作煤磚，副所長和幹部們又一齊動手給溫室準備過冬燃料。我盡量多抬煤，卻盡量不想讓所長看見，怕聽到他的誇獎。這時如果聽到了誇獎是比挨罵還要難受的。
有一天，到了施行電療的時間，我忙一些別的事，晚到了一步，已經有兩個人等在那裏了。其中一個是那個每次鞠躬的日本人。我知道他是每次先來的，就讓他先做。出乎我的意料，他卻向另外那個做了個手勢，同時說了一句中國話：
“您請，我不忙。”
“按次序，你先來的。”被他推讓的那個蔣介石集團的戰犯說。
“不客氣，我不忙。我可以多坐一會兒。”他又像解釋似的加了一句：“我就要釋放了。”
我這還是頭一次知道他會說這樣好的中國話。我給那個蔣介石集團的戰犯弄著器械，一邊瞟了那日本人幾眼。隻見他麵容嚴肅地望著對麵的牆壁。過了一會兒，他的視線又移向天花板。
“這間屋子，偽滿時候是刑訊室的一間，”他用低低的聲音說，聽不出他是自言自語，還是跟人說話，“不知有多少愛國的中國人，在這裏受過刑嗬！”
過了一會兒，他又指指屋頂說：
“那時候，這上麵吊著鐵鏈。牆上都是血。”他環視著牆壁，目光最後停在玻璃櫃上。靜默了一會兒又說，“中國的先生們修理這間屋子的時候，我們還以為是恢複刑訊室，報複我們，後來看見穿白衣服的大夫先生，又以為是要拿我們做解剖試驗。誰知道，是給我們治病的醫務室……”
他的聲音哽咽起來。
蔣介石集團的戰犯病號療完走了，我讓這日本人電療。他恭恭敬敬地站立著說：
“我不用了。我是來看看這間屋子。我沒有見到溫大夫，請您轉告他，我沒有資格向他致謝，我是替我的母親謝謝他。謝謝您，大夫先生。”
“我不是大夫，我是溥儀。”
也不知他聽見了沒有，隻見他鞠完躬，彎身退出了房門。
我覺著再也支持不下去了。無論所方如何難於理解，我也要把我的假話更正過來。
正在這時，老所長到管理所來了，要找我談話。
我推開了接待室的門。書桌後是那個熟悉的頭發花白的人。他正看著一堆材料，叫我先坐下。過了一會兒，他合上材料，抬起頭來。
“你們小組的記錄我看了。怎樣？你最近思想上有什麽問題沒有？”
事到臨頭，我又猶豫起來了。我望望那些小組記錄材料，想起了眾口一詞的小組會，我不禁想：他聽了我一個人的話，總是不相信的，我說了真話，有什麽好處？不過，我又怎麽好再騙人呢？
“你說說吧，這次小組會開的怎樣？”
“很好。”我說，“這是係統的總結思想，結論都是正確的。”
“嗯？”所長揚起了眉毛，“詳細說說好不好？”
我覺得自己喘氣都不自然了。
“我說的是真話，”我說，“說我有過顧慮，這結論很對，隻是個別例子……”
“為什麽不說下去？你知道，我是很想多了解一下你的思想情況的。”
我覺得再不能不說了。我一口氣把事情的經過說完，心裏怦怦地跳個不停。老所長十分注意地聽著。聽完，他問道：
“這有什麽難說的？你是怎樣想的？”
“我怕眾口一詞……”
“隻要你說的是實話，怕什麽呢？”所長神色十分嚴肅，“難道政府就不能進行調查研究，不能做出自己的分析判斷嗎？你還不夠明白，做人就是要有勇氣的。要有勇氣說老實話。”
我流下了眼淚。我沒料到在他的眼裏，一切都是這樣清楚。我還有什麽說的呢？
十二 特?赦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建議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建議：在慶祝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周年的時候，特赦一批確實已經改惡從善的戰爭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
我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已經取得了偉大勝利。我們的祖國欣欣向榮，生產建設蓬勃發展，人民生活日益改善。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空前鞏固和強大。全國人民的政治覺悟和組織程度空前提高。國家的政治經濟情況極為良好。黨和人民政府對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罪犯實行的懲辦和寬大相結合、勞動改造和思想教育相結合的政策，已經獲得偉大的成績。
在押各種罪犯中的多數已經得到不同程度的改造，有不少人確實已經改惡從善。根據這種情況，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認為，在慶祝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周年的時候，對於一批確實已經改惡從善的戰爭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宣布實行特赦是適宜的。采取這個措施，將更有利於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對於這些罪犯和其他在押罪犯的繼續改造，都有重大的教育作用。這將使他們感到在我們偉大的社會主義製度下，隻要改惡從善，都有自己的前途。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提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考慮上述建議，並且做出相應的決議。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
一九五九年九月十四日
毛主席的建議和劉主席的特赦令所引起的歡騰景象，我至今是難忘的。
廣播員的最後一句話說完，廣播器前先是一陣短暫的沉寂，然後是一陣歡呼、口號和鼓掌所造成的爆炸聲，好像是一萬掛鞭同時點燃，響成一片，持久不停。
從九月十八日清晨這一刻起，全所的人就安靜不下來了。
戰犯們議論紛紛。有的說黨和政府永遠是說一是一，說二是二。有的說，這下子可有奔頭了。有的說，奔不了多久，出去的日子就到了。有的說，總要分批特赦，有先有後。有的說，也許是全體一齊出去。有的說，第一批裏一定有某某、某某……然而更多的人都明白，特赦與否是看改惡從善的表現的，因此不少人對最近以來自己的鬆懈傾向，有些後悔。同時也有的人口頭上“謙虛”地說自己不夠標準，暗地裏卻悄悄整理衣物，燒掉廢筆記本，扔掉了破襪子。
休息的時候，院子裏人聲嘈雜。我聽見老元對老憲說：
“頭一批會有誰呢？”
“這次學習成績評比得獎的沒問題吧？你很可能。”
“我不行。我看你行。”
“我嗎？如果我出去，一定到北京給你們寄點北京土產來。我可真想吃北京蜜棗。”
在院子裏的另一頭傳來了大下巴的聲音：
“要放都放，要不放就都別放！”
“你是自己沒信心，”有人對他說，“怕把你剩下！”
“剩我？”大下巴又紅了眼睛，“除非剩下溥儀，要不剩他就不會剩我。”
他說得不錯，連我自己也是這樣看的。大概是第二天，副所長問我對特赦的想法，我說：
“我想我隻能是最後一個，如果我還能改好的話。但是我一定努力。”
特赦釋放，對一般囚犯說來，意味著和父母子女的團聚，但這卻與我無太大的關係。我母親早已去世，父親歿於一九五一年，最後一個妻子也於一九五六年跟我辦了離婚手續。即使這些人仍在，他們又有誰能像這裏的人那樣了解我呢？把我從前所有認識的人都算上，有誰能像這裏似的，能把做人的道理告訴我呢？如果說，釋放就是獲得自由和“陽光”，那麽我要說，我正是在這裏獲得了真理的陽光，得到了認識世界的自由。
特赦對我說來，就是得到了做人的資格，開始了真正有意義的新生活。
在不久以前，我剛接到老萬一封信，那信中說他的學地質的兒子，一個大學的登山隊隊長，和同學們在征服了祁連山的雪峰之後到了西藏，正巧碰上了農奴主的叛亂，他和同學們立即同農奴們站在一起，進行了戰鬥。叛亂平息後，他又和同學們向新的雪峰前進了。在老萬的充滿自豪和幸福的來信中，屢次談到他的孩子是生長在今天，幸而不是那個值得詛咒的舊時代。今天的時代，給他的孩子鋪開了無限光明的前程。如果不是這樣的時代，他不會有這樣的兒子，他自己也不會有今天，他如今被安排到一個編譯工作部門做翻譯工作，成了一名工作人員，一名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和每個真正的中國人一樣了。他祝願我早日能和他一同享受這種從前所不知道的幸福。他相信，這正是我日夜所向往的。……
特赦令頒布的一個月後，我們一所和七所的人一同又外出參觀。我們又一次到了大夥房水庫。上次一九五七年我們來看大夥房水庫時，隻看到一望無際的人群，活動在山穀間，那時，我們從桌子上的模型上知道它將蓄水二十一點一億公方，可以防護千年一遇的洪水（一萬零七百立方米每秒），同時還可灌溉八萬頃土地。我們這次參觀時，已是完工了一年的偉大傑作—一座展開在我們麵前的浩瀚的人造海，一條高出地麵四十八米、頂寬八米、底寬三百三十米、長達一千三百六十七米的大壩。日本戰犯、偽滿總務廳次長古海忠之這次參觀回來，在俱樂部大廳裏向全體戰犯發表他的感想時，他說了這樣一段話：
“站在大夥房水庫的堤壩上四麵眺望，我感覺到的是雄偉、美麗、和平，我還深深地感到這是與自然界做鬥爭的勝利，這是正在繼續戰勝自然的中國人民的自豪和喜悅。……看到這樣的水庫，使我腦海裏回憶起來，在偽滿時代當總務廳主計處長、經濟部次長、總務廳次長等職務時，站在水豐水庫堤壩上眺望的往事；那時也認為是對大自然做鬥爭，認為能做這樣世界上大工程的在亞洲隻有日本人，而感到驕傲；蔑視中國人是絕對不可辦到的（那時，為了準備戰爭非做不可的工作很多，在勞力方麵雖強迫征用仍感不足，材料也沒有，這個大夥房水庫計劃就打消了）。中國工人衣服破爛不堪，我認為自己和這些人比，完全是另一種人；我以‘偉大的、聰明的、高尚的’人的姿態，傲慢地看著他們。”
“在大夥房水庫勞動著的人們，由於他們充滿了希望，有著衝天的幹勁，忘我的勞動，蓬勃的朝氣，眉宇間顯示出無比的自豪和喜悅。站在小高堤的一角眺望著的我，就是對中國人民犯下嚴重罪行的戰爭罪犯。哪一方麵是對的呢？……”
一邊站的是“眉宇間顯示出無比的自豪和喜悅”的中國人民，一邊站的是犯下嚴重罪行的戰犯。我心裏向往的就是脫離了後一邊，丟掉這一邊的身份，站到前一邊，即“對的”那一邊來。這是我經過十年來的思索，找出的唯一道路。
十年來的經曆和學習，使我弄清了根本的是非。這十年間，抗美援朝的勝利，日本戰犯的認罪，中國在外交上的勝利和國際聲譽的空前提高，國家、社會、民族的變化，包括我的家族以及往最小處說，例如我自己體質上的變化，這一切奇跡都是在共產黨—十年以前我對它隻有成見、敵意和恐懼—的領導下發生的。這十年來的事實以及一百多年的曆史，對我說明：決定曆史命運的，正是我原先最看不起的人民；我在前半生走向毀滅是必然的，我從前恃靠的帝國主義和北洋反動勢力的崩潰也是必然的。我明白了從前陳寶琛、鄭孝胥、吉岡安直以及神仙菩薩所不能告訴我的所謂命運，究竟是什麽，這就是老老實實做一個自食其力、有益於人類的人。和人民的命運聯結在一起的命運，才是最好的命運。
“哪一方麵是對的，便站到哪一方麵去。”
這是需要勇氣的。特赦令給我鼓起了勇氣。而且對每個人都一樣。
我們學習、勞動更起勁了。許多人等待著下次的學習評比。食品加工組做出的豆腐又白又嫩，畜牧組的豬喂得更上膘了，我們醫務組消除了任何差誤，甚至連大下巴也老實起來，沒跟人吵過嘴。
又一個多月過去了。一天晚上，副所長找我談話，談起特赦問題，問我：“這兩個月你怎麽想的？”
我把我前麵想的說了，並且認為有幾個人改造得不壞，我舉出了畜牧組的、食品加工組的，以及上次學習評比得獎的幾個人。
“你現在比較容易想到別人的長處了。”副所長笑著說，“如果特赦有你，你如何想呢？”
“不可能的。”我笑笑說。
不可能的。我回到屋裏還是這樣想。“如果……有呢？”一想到這裏，我忽然緊張起來。後來想，將來會有的，還要一個相當長的時間。總之，希望是更大了。我不禁幻想起來，幻想著我和老萬、小瑞他們一樣，列身在一般人之間，做著一般人的事，我幻想著可能由勞動部門分配到一個醫療單位，當一名醫務助理員，就像報上所描寫的那樣……但是，這是需要一個相當長的時間的，需要等到人民批準了我，承認我是他們中間的一分子。想著未來的幸福，我幾乎連覺都睡不著了。
第二天，得到了集合的通知，我們走進了俱樂部大廳，迎麵看見了台上的巨幅大紅橫批，我的呼吸急促了。橫批上寫著的是：“撫順戰犯管理所特赦大會”。
台上坐著最高人民法院的代表、兩位所長和其他一些人。台下是靜悄悄的，似乎可以聽見心跳的聲音。
首長簡短地談了幾句話之後，最高人民法院的代表走到講台當中，拿出一張紙來，念道：
“愛新覺羅·溥儀！”
我心裏激烈地跳動起來。我走到台前，隻聽上麵念道：
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赦通知書
遵照一九五九年九月十七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特赦令，本院對在押的偽滿洲國戰爭罪犯愛新覺羅·溥儀進行了審查。
罪犯愛新覺羅·溥儀，男性，五十四歲，滿族，北京市人。該犯關押已經滿十年，在關押期間，經過勞動改造和思想教育，已經有確實改惡從善的表現，符合特赦令第一條的規定，予以釋放。
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四日
不等聽完，我已痛哭失聲。祖國，我的祖國啊，你把我造就成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