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寫自傳與獻“寶”
我認為寫自傳是審判的前奏。既然要審判，那就是說生死尚未定局，在這上麵我要力爭一條活路。
對於應付審判，我早有了既定的打算。剛到哈爾濱那天，我們走下汽車，還沒進入監房，這時侄子小固湊近我，在我耳邊悄悄地說：“問起來，還是在蘇聯那套說法！”我略略點了一下頭。
所謂在蘇聯的那套說法，就是隱瞞我投敵的行徑，把自己說成是一個完全善良無辜的、愛國愛民的人。我明白現在的處境與在蘇聯時不同，我必須編造得更加嚴密，決不能有一點點漏洞。
小固那天的話，是代表同他住在一起的侄子們和隨侍大李的。那幾句話說明了他們早已有了準備，同時也說明了他們對我的忠心，一如往昔。不過要想不出漏洞，光是忠心還不夠，我覺得還必須再囑咐一下。特別是要囑咐一下大李，因為他是我的自傳中最關鍵的部分—我從天津怎樣到的東北—的實際見證人。我從靜圓溜走前，事先他給我準備的行李衣物，我鑽進汽車的後備廂後，是他給我蓋的廂蓋。這些事一旦被泄露出去，那個土肥原強力綁架的故事就不會有人相信了。
這件事隻能在休息時間，利用我和我的家族合法的見麵機會去辦。這時情況與以前已經有些不同了，一些年紀較輕的犯人開始幹起雜活，如挑水、送飯、幫廚之類。我的家族除了榮源這時已死，黃醫生因風濕性關節炎經常休息外，其餘都參加了這種服務性的勞動。我在休息時間，不大容易全看到他們，不是這個在幫廚，就是那個在送開水。不過，也有個好處，這就是他們行動比較自由，可以為我傳話找人。我就是利用這種便利讓小瑞把大李給我悄悄找來的。
大李來了，恭順地走近了我，帶著聽候吩咐的樣兒。我壓低嗓音問他：
“你還記得從天津搬家的事嗎？”
“是說到關外吧？是我收拾的東西，是吧？”
“如果所方問起我是怎麽從天津走的，你就說全不知道。你收拾東西，是在我走後，知道嗎？”
“走後？”
“對啦，走後，你是聽了胡嗣瑗的吩咐，把我用的衣物行車送到旅順的。”
大李點點頭，表示心領神會，悄悄走了。
第二天，小瑞在院子裏告訴我，大李請他轉報，昨天晚上他和所方賈科員談天，他告訴賈科員我在東北時待底下人很厚道，從不打人罵人。又說我在旅順時，成天鎖門，不見日本人。我聽了這話，覺著這個大李做得太過分了，為什麽提旅順的事呢！我叫小瑞告訴他：別多嘴，如果問起旅順的情形，就說什麽也不知道。
我對大李的忠誠很滿意。我對重要的問題有了把握，又向侄子們分別囑咐過了，這才動手寫起我的自傳。在這份自傳裏，我寫下了我的家世，寫下了西太後如何讓我做了皇帝，我在紫禁城如何度過了童年，我如何“完全不得已”地躲進了日本公使館，我如何在天津過著“與世無爭”的生活，然後是按外界傳說寫成的“綁架”和“不幸的”長春歲月。記得我在最後是這樣結束的：
我看到人民這樣受苦受難，自己沒一點辦法，心中十分悲憤。我希望中國軍隊能打過來，也希望國際上發生變化，使東北得到解救。這個希望，終於在一九四五年實現了。
這份自傳經過再三地推敲和修改，最後用恭楷繕清，送了上去。從這篇文字上我相信任何人都可以看出，我是個十分悔罪的人。
送出自傳之後，我又想，僅僅這篇文字還不夠，還必須想個辦法讓政府方麵相信我的“誠實”和“進步”才行。怎麽辦呢？依靠大李他們替我吹噓嗎？這顯然不夠，最重要的是我自己還必須有實際上的成績。
一想到成績，我不禁有些泄氣。自從回國以來，即使火車上的那段不算，撫順的那段也不算，單說自從到了哈爾濱，我參加了監房內的值日以來，那成績就連我自己也不滿意，更不用說所方了。
原來犯人們自從聽了公安機關的首長和所長的講話之後，每個人都在設法證明自己有了“覺悟”，都把所謂的“覺悟”看作活命的手段。現在回想起來，感到非常可笑，人們當時竟把事情看得那麽簡單：好像隻要作假做得好，就可以騙得過政府。在我存有這種妄想的時候，最使我引為悲哀的，就是我處處不如別人。
當時大家都從學習、值日和生活這三方麵，努力表現自己，希圖取信所方。我們這個組，在學習方麵“成績”最好的要算我們的組長老王。他原是偽滿軍法少將，在北平學過幾年法政，文化程度比較高，對新理論名詞懂得比較快。其他三名“將官”起初跟我一樣，連“主觀”“客觀”都鬧不清，可是“進步”也比我快。在開討論會時，他們都能說一套。最要命的是學完“什麽叫封建社會”的專題後，每人要寫一篇學習心得（或稱學習總結），把自己對這個問題的領會、感想，用自己的話說出來。在討論時，我還可以簡單地說一說，知道多少說多少，寫心得可就不這麽容易了。老實說，這時我對於學習還沒感到有什麽需要，學習對於我，非但沒解決什麽認識上的問題，反而讓我對於書上關於封建社會的解釋感到害怕。例如，封建帝王是地主頭子，是最大的地主，這些話都像是對我下判決似的。如果我是最大的地主，那麽不但從叛國投敵上說該法辦，而且從土地改革的角度上說也赦不了，那不是更沒活路了嗎？我在這種不安的情緒中，簡直連一個字也寫不下去。在我勉強安下心東抄西湊地寫完這篇心得後，又看了看別人寫的，覺得我的學習成績是決不會使所方滿意的。
到哈爾濱後，我自動地參加了值日，這是唯一可以證明“進步”的地方。在這裏，所方再沒有人宣布我“有病”，而我也發現這裏每間屋的屋角上都有抽水馬桶，沒有提馬桶這個難題了。值日工作隻是接遞外麵送來的三頓飯、開水和擦地鋪，我不再感到怵頭，當輪到我的時候，就動手幹起來了。我有生以來第一次為別人服務，就出了一個岔子，在端飯菜的時候，幾乎把一碗菜湯全灑在人家頭上。因此，以後每逢輪到我，總有人自動幫忙。他們一半是好意，一半也是不甘再冒菜湯澆頂的危險。
生活上的情形，就更不能跟別人比了。我的服裝依舊不整潔，我的衣服依舊靠小瑞給我洗縫。自從所長當眾指出我的邋裏邋遢以後，我心裏總有一種混雜著羞恥和怨恨的感情。我曾試著練習照顧自己，給自己洗衣服，可是當我弄得滿身是水，仍然製服不了肥皂和搓板的時候，心中便充滿了怨氣；而當我站在院裏等待小瑞，別人的目光投向我手中待洗的衣襪時，我又感到羞恥。
交上自傳不久，我忽然下定決心，再試一次。我覺得這件事再困難也要幹，否則所方看我一點出息都沒有，還怎麽相信我呢？我以滿頭大汗的代價，洗好了一件白襯衣。等晾幹了一看，白襯衣變成了花襯衣，好像八大山人的水墨畫。我對著它發了一陣呆，小瑞過來，把“水墨畫”從晾衣繩上拉下來，夾在懷裏悄悄地說：“這不是上頭幹的事，還是給瑞幹吧。”
他的話很順耳—我邊散步邊思索著，不錯，這不是我幹的，而且也幹不好。可是，我不幹這個，幹什麽才能向所方表現一下自己呢？我必須找一件可以幹，而且幹得出色的事情才行。
我正苦苦地思索著，忽然旁邊幾個人的議論引起了我的注意。
這是我五妹夫老萬那屋裏的幾個。他們正談論著關於各界人民捐獻飛機大炮支援誌願軍的事。那時按規定，不同監房的人不得交談，但聽別人的談話並不禁止。那堆人裏有個姓張的前偽滿大臣，在撫順時曾跟我同過屋，他有個兒子從小不肯隨他住在偽滿，反對他這個漢奸父親，連他的錢也不要。他現在估計這個兒子一定參加了抗美援朝。他每提起兒子，總是流露出不安的心情，現在又是如此。
“如果政府還沒有沒收我的財產，我要全部捐獻給抗美援朝。我兒子既然不要，我隻好這樣。”
有人笑道：“這豈不是笑話！我們的財產本來就該沒收的。”
“那怎麽辦呢？”老張愁眉苦臉地說，“也許我那孩子就在朝鮮拚命呢！”
“你想的太多，毫無根據。”另一個說，“你以為漢奸的兒女可以參軍嗎？”
這句話別人聽了顯然不是味兒，一時都不再作聲，可是老張還想他的主意：
“咱們隨身帶的財物，政府並沒充公，是代為保存的。我把它捐出去好不好！”
“那有多一點？”又有人笑他，“除了皇上和總理大臣，誰的東西都值不了多少錢！……”
這句話把我提醒了。不錯，我還有許多珠寶首飾呢，這可是任何人都無法跟我較量的。
不說藏在箱子底的那些，就說露在外麵的一點也是很值錢的。其中那套乾隆皇帝當太上皇時用的“寶”，就是無價之寶。這是用田黃石刻的三顆印，由三條田黃石鏈條連接在一起，雕工極為精美。我不想動用藏在箱底的財寶，決定把這三顆印拿出來以證明我的“覺悟”。
決定了就趕快做。我記得從前有一次，所方人員在崗台上宣布誌願軍取得第五次戰役勝利的消息時，不知是哪個犯人聽完之後立刻向幹部要求到朝鮮去參戰，接著有好些人都提出這個要求，還有人立時扯本子寫申請書。當然，所方沒有接受。我後來不免有些嫉妒地想：這些人既表現了“覺悟”，又實際擔不上什麽風險，心眼真是不少。我想起那回事，決定這回不能落後於人，不要讓他們搶先辦了，顯得我是跟著學的。正好，這天政府負責人員來巡視，我透過欄杆，看出來人正是在沈陽叫我不要緊張的那位。根據所長陪伴的形勢，我斷定他必是所長的上級，雖然他並沒穿軍裝。我覺得向這樣人拿出我的貢品，是效果更好的。等他巡視到我們監房跟前的時候，我向他深鞠一躬，說道：
“請示首長先生，我有件東西，想獻給人民政府……”
我拿出了乾隆的田黃石印給他，他卻不接過去，隻點點頭：
“你是溥儀吧？好，這件事你跟所方談吧。”
他又問了幾句別的話，就走開了。我想，他如果看到我的東西，知道它的價值，就不會如此冷淡了。沒有辦法，我隻好找所方辦這件事。我寫了一封信，連同那套石印，交給看守員請他轉送給所長。
這套田黃石印送出之後，猶如石沉大海，一連多日沒有消息。我不禁起了疑心，是不是看守員偷著匿起來了呢？
我犯了老毛病，疑心什麽就相信是什麽。這天晚上，別人下棋的下棋，打撲克的打撲克，我卻獨自尋思田黃石印的去向，已經完全肯定是被貪汙了。我考慮著是否直接問一下所長。這時矮墩墩的劉看守員從外麵經過，站住了。
“你怎麽不玩？”他問。
“我不會。”我答。這是實話。
“你學嘛，打百分一學就會。”
“我學也學不會。”這也是實話。
“哪裏的話！我不信還有學不會打撲克的。等一等，”他熱情地說，“我交了班來教你。”
過了一會兒，他果真帶著一副撲克牌來了。他一屁股坐在欄杆外麵，興致勃勃地洗起牌來。我那套田黃石印就是交給他的。我心裏對他原有的好印象全沒有了。我當時的心情—現在想起來還是難受的—竟是充滿了厭惡。
“我就不相信這個學不會，”劉看守員發著牌說，“再說，不會玩怎麽行？你將來重新做人，重新生活，不會玩那可怎麽生活！”
我心想：“你可真會說，裝得真像嗬！”
“溥儀並不笨。”高個子老王也湊過來，嘴裏叼著個小煙袋，笑著說。這就是在撫順給榮源找回沈陽煙的那個看守員，他的煙癮很大，終日不離煙袋，那煙袋隻有一拃長。他到痰盂那裏敲掉了煙灰，又開始裝新的一袋，一邊裝一邊說：“溥儀不笨，隻要學，什麽都學的會。”
他點上了煙。隔壁有個人對他說：“王先生，你的煙挺香嗬！”
“怎麽，大概你的煙卷又沒啦？”他挪過一步對隔壁看看。不知是誰笑著又說：“我抽煙太沒計劃。”王看守員笑笑，解下了小煙荷包，扔了過去：“好吧，拿紙卷一支過過癮。”
王看守員每逢犯人抽光了規定的紙煙，總要解下煙荷包讓人卷煙過癮。這種舉動原來使我很不理解，而現在則有了解釋：“你們全是騙人！我就不信你們這一套！”
事實上，一心想騙人的不是別人，正是我自己，而弄得別人不能相信的，也是我自己。過了不久，所長在院子裏對我說：
“你的信和田黃石的圖章，我全看到了。你從前在蘇聯送出去的那些東西，現在也在我們這裏。不過，對於人民說來，更有價值的是人，是經過改造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