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 三岔口上的抉擇
北府裏的人雖然有共同的興奮，卻沒有共同的想法。金梁後來在他補寫的《遇變日記》裏說：“蓋自段、張到京後，皆空言示好，實無辦法。眾為所欺，以為恢複即在目前，於是事實未見，而意見已生。有主張原訂條件一字不能動者，有主必還宮複號者，有主改號遜帝者，有主歲費可減，必有外人保證者，有主移住頤和園者，有主在東城購屋者。實則主權在人，無異夢想，皆不知何所見而雲然也。”這段話說的的確是實情。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五日的這場旋風，把我一下子拋出了紫禁城，落到一個三岔口上。我麵前擺著三條路：一條是新“條件”給我指出的，放棄帝王尊號，放棄原來的野心，做個仍然擁有大量財寶和田莊的“平民”；另一條，是爭取“同情者”的支援，取消國民軍的新條件，全部恢複袁世凱時代的舊條件，或者“複號還宮”，讓我回到紫禁城，依然過著從前那樣的生活；還有一條，是最曲折的道路，它通向海外，然後又指向紫禁城，不過那時的紫禁城必須是辛亥以前的紫禁城。這條路當時的說法則是“借外力謀恢複”。
我站在這個三岔路口上，受著各種人的包圍，聽盡了他們的無窮無盡的爭吵。他們對於第一條路，都認為不屑一顧，而在其他兩條路線的選擇上，則又互不相讓。即使是同一條路線的擁護者，也各有不同的具體主張和詳細計劃。他們每個人都爭先恐後地給我出主意，搶著給我帶路。
這種“帶路權”的爭奪戰，從我進“北府”大門那天起，經過我居住天津的七年，一直到離津去東北前，是一直沒有停止過的。隻說在“北府”的這二十四天，也曾有過幾次起伏，變過幾次陣容，轉移過幾次重心。
在剛進北府的那幾天，爭論的中心是“留在北府呢，還是設法溜出去，躲進東交民巷”。前麵已說過，主張溜走的一方是處於孤勢的鄭孝胥和不公開表態的莊士敦，另一方則是以我父親為首的王公大臣以及師傅們。這場衝突是以鄭孝胥的失敗而告終。門禁開始放鬆以後，則以“出洋不出洋，爭取不爭取恢複原優待條件”為中心展開了第二次交鋒。主張立即出洋的一方是金梁和羅振玉（莊士敦仍是不公開表態的一個），另一方仍以我父親為首，有師傅們參加。他們這次的矛頭主要對著“急先鋒”金梁，也取得了勝利。不過，這是一個表麵的勝利。到第三個回合，即鄭、羅、莊聯合了起來，並爭得了陳寶琛的參與，問題重心轉到了“我的當前處境危險不危險，要不要先跑進東交民巷”的時候，那些王公大臣便慘敗了。
以我父親為首的王公大臣們，一心一意地想恢複原狀，爭取複號還宮。他們對國民軍懷著仇恨，卻希望我加以忍受和等待。國民軍取消了我的皇帝尊號，他們認為我還可以在家裏做皇帝，反正他們不取消我的尊號。國民軍的統治剛露出了不穩征兆（張、馮不和，黃內閣被拒於使團），他們的幻想就抬頭了。他們一麵勸我靜待佳音，一麵對於一切主張出洋以及出府的人，大肆攻擊。他們在第一個回合上取得了勝利，讓我去不成東交民巷，在第二個回合上，又讓金梁敗得很狼狽。金梁從報上看到了我對鹿鍾麟的談話以後，門禁剛一鬆動，便帶著一份奏折和替我擬好的“宣言書”來了。他大大地誇獎了我的談話，請我對外宣布“敝屣一切，還我自由，餘懷此誌久矣”！叫我放棄帝號和優待費，把錢拿出來辦圖書館和學校，以“收人心，抗輿論”，同時要“托內事於忠貞之士，而先出洋留學，圖其遠者大者，盡人事以待天命，一旦有機可乘，立即歸國”。他的論點是：“蓋必敝屣今日之假皇帝，始可希望將來之真皇帝。”他說過之後，又寫成一個《請速發宣言疏》。這一番話，盡管令我動心，但是我父親知道之後，對他大怒，把他稱作“瘋子”，請他以後不要再上門來。
其實，金梁並不是堅決的“出洋派”。他的主張曾讓我一時摸不著頭腦。段祺瑞上台後，還原的呼聲甚囂塵上之際，他托人遞折子給我，再不提“敝屣一切”和放棄優待條件、帝號的話，說如果能爭回帝號，我亦不可放棄。他同時上書張作霖說：“優待條件事關國信，效等約法，非可輕易修改。”他對別人解釋說，他原並不是主張放棄帝號的，不過此事不宜由我去爭而已。他的解釋沒有得到我父親的諒解，也引不起我的興趣，北府的大門也進不來了。
我父親趕走金梁之後，為了防範別人對我的影響，每逢有他認為靠不住的人來訪我，他不是加以攔阻，就是立在一邊看守著，因此另一個主張出洋的羅振玉被他弄得無法跟我說話。我父親的“王爺”威風隻有對莊士敦不敢使用，但是門口上的大兵無形中幫了父親的忙，莊士敦從第二天起就進不來了。所以我父親這一次在對付出洋派上，又成了勝利者。
我父親這一派人接連得到的兩次勝利，卻是十分不鞏固的勝利。他的封鎖首先引起我心中更大的反感。盡管我對自己的前途還沒有個明確的打算，但這一點是從進了北府大門就明確了的：無論如何我得離開這個地方。我不能出了一座大紫禁城，又鑽進一座小紫禁城，何況這裏並不安全。
後來，我向父親表示了不滿，我不希望在我接見人的時候總有他在場，更不希望想見我的人受到阻攔。父親讓了步，於是情況有了變化，各種帶路人都帶著最好的主意來了。這時又出現了一個新的出洋派。我的老朋友胡適博士來了。
不久以前，我剛在報上看到胡適一封致王正廷的公開信，大罵國民軍，表示了對於“以武力脅迫”修改優待條件這種行為的“義憤”。雖然陳寶琛仍然把他視同蛇蠍，但鄭孝胥已經和他交上了朋友，有些遺老也認為他究竟比革命黨和國民軍好。他走進北府，沒有受到阻攔，我見到他，表示了歡迎，並且稱讚他在報上發表的文章。他又把國民軍罵了一通，說：“這在歐美國家看來，全是東方的野蠻！”
胡適這次見我，並不是單純的慰問，而是出於他的“關心”。他問我今後有什麽打算。我說王公大臣們都在活動恢複原狀，我對那些毫無興趣，我希望能獨立生活，求些學問。
“皇上很有誌氣！”他點頭稱讚，“上次我從宮裏回來，就對朋友說過，皇上很有誌氣。”
“我想出洋留學，可是很困難。”
“有困難，也不太困難。如果到英國，莊士敦先生可以照料。如果想去美國，也不難找到幫忙的人。”
“王公大臣們不放我，特別是王爺。”
“上次在宮裏，皇上也這樣說過。我看，還是要果斷。”
“民國當局也不一定讓我走。”
“那倒好說，要緊的還是皇上自己下決心。”
盡管我對這位“新人物”本能地懷著戒心，但他的話確實給了我一種鼓勵。我從他身上覺察出，我的出洋計劃，一定可以得到社會上不少人的同情。因此，我越發討厭那些反對我出洋的王公大臣們了。
我認為，那些主張恢複原狀的，是因為隻有這樣，才好保住他們的名銜。他們的衣食父母不是皇上，而是優待條件。有了優待條件，紹英就丟不了“總管內務府印鑰”，榮源就維持住樂在其中的抵押、變價生涯，醇王府就每年可以照支四萬二千四百八十兩的歲費，這是不管民國政府拖欠與否，內務府到時都要湊足送齊的。除了這些人以外，下麵的那些嘍囉，不斷地遞折子、上條陳，也各有其小算盤。我六叔載洵有個叫吳錫寶的門客，寫了一個“奏為陳善後大計”的折子，一上來就抱怨說，他早主張要聘用各國法學家研究法律，以備應付民國違法毀約的舉動，因為沒聽他的主意，所以今天手忙腳亂，駁辯無力。接著他提出五條大計，說來說去都沒離了用法律和法學家，其原因，他自己就是一名律師。還有一個名叫多濟的旗人，是掛名的內務府員外郎，他堅決主張無論如何不可放棄帝號，不但如此，我將來有了兒子還要叫作“宣統第二”。他又主張今後我應該把侍奉左右的人都換上八旗子弟。看來他也打好主意，讓他的兒子做“多濟第二”，來繼承員外郎這份俸銀。
我見過了胡適，莊士敦也回到我身邊，向我轉達了張作霖的關懷。我覺得胡適說得不錯，出洋的問題不至於受到當局的阻攔。我和莊士敦計議如何籌備出洋的事，張作霖又做了表示，歡迎我到東北去住。我想先到東北住一下也好，我到了東北，就隨時可以出洋了。我剛拿定了主意，這時又出了新問題。
國民軍的警衛從大門撤走之後，形勢本來已經緩和，我已敢放膽向記者罵國民軍了，忽然鄭孝胥麵容嚴肅地出現在我麵前，問我看過報沒有。
“看了，沒有什麽呀！”
“皇上看看《順天時報》。”他拿出報來，指著一條《赤化運動之平民自治歌》標題給我看。這條消息說，馮軍入京以後，“赤化主義”乘機活動，最近竟出現數萬張傳單，主張“不要政府真自治、不要法律大自由”雲雲。那時我從鄭、陳、莊諸人的嘴裏和《順天時報》上，常聽到和看到什麽共產黨是過激主義、赤化主義，赤化、過激就是洪水猛獸、共產共妻，馮玉祥的軍隊就和赤化過激有關，等等的鬼話。現在根據鄭孝胥的解釋，那是馬上要天下大亂的，“赤化主義”對我下毒手，則更無疑問。
我被鄭孝胥的話正鬧得心驚膽戰，愁容滿麵的羅振玉出現了。我一向很重視羅振玉從日本方麵得來的消息。他這次報告我說，日本人得到情報，馮玉祥和“過激主義”分子將對我有不利行動。“現在馮軍占了頤和園”，他說，“出事可能就在這一兩天。皇上要趁早離開這裏，到東交民巷躲避一下才好。”
這時莊士敦也來了，帶來了外國報上的消息，說馮玉祥要第三次對北京采取行動。
這樣一來，我沉不住氣了，連陳寶琛也著了慌。陳寶琛同意了這個意見：應該趁馮玉祥的軍隊不在的時候，抓機會躲到東交民巷去，先住進德國醫院，因為那位德國大夫是認識我的。我和陳、莊二師傅悄悄地商議了一個計策，這個計策不但要避免民國當局知道，也要防備著我的父親。
我們按照密議的計劃進行。第一步，我和陳師傅同出，去探望比我晚幾天出宮的住在麒麟碑胡同的敬懿、榮惠兩太妃，探望完了，依舊回北府，給北府上下一個守信用的印象。這一步我們做到了。第二天，我們打算再進行第二步，即借口去裱褙胡同看一所準備租用的住房，然後從那裏繞一下奔東交民巷，先住進德國醫院。第三步則是住進使館。隻要到了東交民巷，第三步以及讓婉容她們搬來的第四步，就全好辦了。但是在執行這第二步計劃的時候，我們剛上了汽車，我父親便派了他的大管家張文治，偏要陪我們一起去。我和莊士敦坐在第一輛汽車上，張文治跟在陳寶琛後邊，上了另一輛車。
“事情有點麻煩。”莊士敦坐進了汽車，皺著眉頭，用英文對我說。
“不理他！”我滿肚子的氣，讓司機開車。車子開出了北府。我真想一輩子再不進這個門呢。
莊士敦認為，不理這個張文治是不行的，總得設法擺脫他。在路上，他想出了個辦法：我們先到烏利文洋行停一停，裝作買東西，打發張文治回去。
烏利文洋行開設在東交民巷西頭一入口的地方，是外國人開的出售鍾表、相機的鋪子。我們到了烏利文，我和莊士敦進了鋪子。我看了一樣又一樣的商品，最後挑了一隻法國金懷表，磨蹭了一陣，可是張文治一直等在外麵，沒有離開的意思。到了這時，莊士敦隻好拿出最後一招，對張文治說，我覺得不舒服，要去德國醫院看看。張文治狐疑不安地跟我們到了德國醫院。到了醫院，我們便把他甩在一邊。莊士敦向醫院的棣柏大夫說明了來意，把我讓到一間空病房裏休息，張文治一看不是門道，趕緊溜走了。我們知道他必是回北府向我父親報信去了，莊土敦不敢放鬆時間，立刻去英國使館辦交涉。誰知他這一去就杳無音信，等得我好不心焦。我生怕這時張文治把我父親引了來，正在焦躁不安的功夫，陳寶琛和鄭孝胥相繼到了。
鄭孝胥的日記裏，有這樣一段記載：
壬子初三日。弢庵（陳寶琛）、叔言來。昨報載：李煜瀛見段祺瑞，爭皇室事，李忿言：“法國路易十四，英國殺君主，事尤數見，外交幹涉必無可慮。”張繼出告人曰：“非斬草除根，不了此事。”平民自治歌有曰：“留宣統，真怪異，唯一汙點尚未去。”餘語弢庵曰：“事急矣！”乃定德國醫院之策。午後，詣北府，至鼓樓，逢弢庵之馬車，曰：“已往蘇州胡同矣！”馳至蘇州胡同，無所見，餘命往德國醫院。登樓，唯見上（溥儀）及弢庵，雲莊士敦已往荷蘭、英吉利使館。餘定議奉上幸日本使館，上命餘先告日人。即訪竹本，告以皇帝已來。竹本白其公使芳澤，乃語餘：“請皇帝速來。”於是大風暴作，黃沙蔽天，數步外不相見。餘至醫院，慮汽車或不聽命，議以上乘馬車；又慮院前門人甚眾，乃引馬車至後門，一德醫持鑰從，一看護引上下樓，開後門，登馬車，餘及一僮驂乘。德醫院至日使館有二道，約裏許：一自東交民巷轉北，一自長安街轉南。餘叱禦者曰：“再赴日使館。”禦者利北道稍近，驅車過長安街。上驚叫曰：“街有華警，何為出此！”然車已迅馳，餘曰：“咫尺即至！馬車中安有皇帝？請上勿恐。”既轉南至河岸，複奏上曰：“此為使館界矣！”送入日使館。竹本、中平迎上入兵營。弢庵亦至。方車行長安街，風沙悍怒，幾不能前，昏晦中入室小憩。上曰：“北府人知我至醫院耳，莊士敦、張文治必複往尋，宜告之。”餘複至醫院，攝政王、濤貝勒皆至。因與同來日館，廷臣奔視者數人。上命餘往告段祺瑞，命張文治往告張作霖。……
關於莊士敦，鄭孝胥在日記裏隻簡單地提了一句，原因是他在德國醫院沒有看見莊士敦，莊士敦那時已經帶著憤懣到日本使館去了。我在日本使館裏和這位一去不回的莊師傅相見時，很覺奇怪。他對我解釋說：“我到英國公使那裏去了，麻克類說那裏地方很小，不便招待……既然陛下受到日本公使先生的接待，那是太好了，總之，現在一切平安了。”在那匆匆忙忙之中，我沒再細問—既然我保險了，過去的事情我也就沒有興趣再去知道了。後來我才弄明白，引起他憤懣的，並非像他那天和我解釋的“麻克類說，那裏地方很小，不便招待”，以致有失麵子，更不像後來在自己的著作《紫禁城的黃昏》一書中所說，隻有日本公使館才願意給我以有效保護（也許英國公使館有這個看法—他在書中是這樣說的），而他在這次爭奪戰中成了敗北者，才是使他憤懣的根本原因。
鄭孝胥對自己在這次出逃中所起的作用，得意極了。這可以從他寫的兩首七言詩中看出來：
十一月初三日奉乘輿幸日本使館
陳寶琛、莊士敦從幸德國醫院，孝胥踵至，遂入日本使館。
乘日風兮載雲旗，縱橫無人神鬼馳，
手持帝子出虎穴，青史茫茫無此奇！
是日何來蒙古風？天傾地坼見共工，
休嗟猛士不可得，猶有人間一禿翁。
這位儼然以“猛士”自居的人後來藏了一幅畫：在角樓的上空雲霧中，有一條張牙舞爪的龍。陳寶琛虔誠地在畫上題了“風異”二字，並作詩一首恭維他：“風沙叫嘯日西垂，投止何門正此時；寫作昌黎詩意讀，天昏地黑扈龍移。”莊士敦頗知湊趣，也用英文把事件經過寫在上麵。
讓鄭孝胥如此得意忘形的原因之一，是他在這場爭奪壟斷的戰鬥中，勝過了他的暗中對手羅振玉。羅不但沒有趕上這個機會，而且竹本大佐這個值錢的關係，也被鄭輕輕拿在手裏，成了鄭的本錢。鄭、羅二人之間的衝突，原來是掩蓋在他們與王公們的爭奪戰後麵。而從這時起，開始了他們之間的爭奪戰了。
不過莊士敦卻在旁不免暗笑。在他的一九三二年出版的書裏，他肯定了鄭孝胥的日記所敘述的正確性之後說：“不過有一點除外，那就是鄭孝胥錯誤地認為，竹本大佐在同意用他自己的住處接待皇帝之前，已經和日本公使商量過了。日本使館內文武官員之間的關係，並不像其他使館文武官員之間的關係那麽親近和友好，竹本大佐是否認為自己應當聽從日本公使的命令，是大可懷疑的。因此，他並不認為必須把他和鄭孝胥先生談的話向芳澤謙吉先生匯報，而且他也沒有這樣做。事實上，他本人急於要接待皇帝，不希望日本公使把他的貴客奪走。……”
事實上，後來是奪走了。這剛開始不久的爭奪戰，不僅展開在王公大臣和鄭、羅之間，也不僅在鄭與羅之間，原來還發生在日本人之間。這一場爭奪戰中的真正勝利者，有一段談話刊在第二天的《順天時報》上：
日使對容留遜帝之談話
日本芳澤公使，昨日對於往訪記者所談遜帝溥儀遷入日本使館之經過，並公使所持之態度如下：
上星期六午後三時，忽有某氏（公使不欲宣布其姓名）來訪餘（公使自稱，下同），告以遜帝現已入德國醫院，並謂此不過暫時辦法，萬難期其久居，且於某某方麵亦曾懇談遜帝遷居事，鹹以遷居日本使館為宜，故遜帝遣某來為之先容，萬希俯允所請等語。餘當時在大體上因無可推辭，然以事出突然，故答以容暫考慮，再為答複等語。某氏辭去約二十分鍾，餘即接得報告，謂遜帝已至日本兵營，要求與餘麵會。餘當即親赴兵營迎近，一麵為之準備房屋。午後五點迎入本館後，即派池部書記官赴外交部謁沈次長，說明遜帝突然來館之始末，並請轉達段執政，以免有所誤會。當蒙其答複，極為諒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