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　在北府裏

我說了那幾句漂亮話，匆匆走進了國民軍把守著的北府大門。我在父親的書房裏坐定，心想我這不是在王府裏，而是進了虎口。我現在第一件要辦的事，就是弄清楚究竟我的處境有多大危險。我臨出宮以前，曾叫人送信給宮外的那些“股肱之臣”，讓他們從速設法，營救我逃出國民軍的掌握。這時，不但他們的奔走情形毫無消息，就連外邊的任何消息也都無法知道。我很想找人商量商量，哪怕聽幾句安慰話也好。在這種情勢下，我的父親讓我感到了極大的失望。

他比我還要驚慌。從我進了北府那一刻起，他就沒有好好地站過一回，更不用說安安靜靜地坐一坐了。他不是喃喃自語地走來走去，就是慌慌張張地跑出跑進，弄得空氣格外緊張，後來，我實在忍不下去了，請求他說：

“王爺，坐下商量商量吧！得想想辦法，先打聽一下外邊的消息呀！”

“想想辦法？好！好！”他坐了下來，不到兩分鍾，忽然又站起來，“載洵也不露麵了！”說了這句牛頭不對馬嘴的話，又來來去去地轉了起來。

“得打聽打聽消息嗬！”

“打，打聽消息？好，好！”他走出去了，轉眼又走進來，“外邊不，不讓出去了！大門上有兵！”

“打電話呀！”

“打，打電話，好，好！”走了幾步，又回來問：“給誰打電話？”

我看實在沒辦法，就叫太監傳內務府大臣們進來。這時內務府大臣榮源住進了外國醫院，治神經病去了（兩個月後才出來），耆齡忙著搬移我的衣物，處理宮監、宮女的問題，寶熙在照顧未出宮的兩位太妃，隻剩下紹英在我身邊。他的情形比王爺好不了多少，一個電話也沒打出去。幸虧後來其他的王公大臣和師傅們陸續地來了，否則北府裏的慌亂還不知要發展到什麽地步。莊士敦在傍晚時分帶來的消息是最好的：經過他的奔走，公使團首席公使荷蘭的歐登科、英國公使麻克類、日本公使芳澤已經向攝政內閣外交總長王正廷提出了“抗議”，王正廷向他們保證了我的生命財產的安全。這個消息對北府裏的人們起了鎮定作用，但是對於我父親，好像“劑量”還不足。莊士敦在他的著作裏曾描寫過那天晚上的情形：

皇帝在一間大客廳裏接見了我，那間屋子擠滿了滿洲貴族和內務府的官員。……我的第一個任務，是說明三位公使拜訪外交部的結果。他們已經從載濤那裏，知道了那天早晨我們在荷蘭使館進行了磋商，所以他們自然急於要知道，和王博士（正廷）會見時的情形。他們全神貫注地聽我說話，隻有醇親王一人，在我說話的時候不安地在屋裏轉來轉去，顯然是漫無目的。有好幾次忽然加快腳步，跑到我跟前，說了幾句前言不搭後語的話。他的口吃似乎比平時更加厲害了。他每次說的話都是那幾句，意思是“請皇上不要害怕”—這句話從他嘴裏說出，完全是多餘的，因為他顯然要比皇帝驚慌。當他把這種話說到四五次的時候，我有點不耐煩了，我說，‘皇帝陛下在這裏，站在我旁邊，你為什麽不直接和他說呢？’可是，他太心慌意亂了，以致沒有注意到我說話的粗魯。接著，他又漫無目的地轉起圈子來。……

那天晚上，我父親的另一舉動，尤其令我不能滿意。

莊士敦到了不久，鄭孝胥帶著兩個日本人來了。從“東京震災”捐款時起，東交民巷的日本公使館就和我的“股肱”們有了交際，羅振玉和鄭孝胥來到紫禁城之後，又和日本兵營有了往來。據羅振玉說，日本的竹本大佐是他先交的朋友。我出宮的頭一天，由於情勢緊張，羅振玉到天津找日本屯駐軍司令官想辦法去了，鄭孝胥受我囑托，也約會好東交民巷的竹本多吉大佐在次日見麵。他們見麵後，剛談了不多的話，就聽到了馮軍入京的消息，於是雙方商定了一條計策，由竹本的副官中平常鬆大尉，穿上便衣，帶著一名醫生，假裝送我進醫院，把我運出北府，接進日本兵營。鄭孝胥帶著中平大尉和日本醫生村田到了北府，說出了他們的計策，但是遭到了王公大臣和師傅們的一致反對。他們認為這個辦法很難混過大門口的士兵，即使混過了他們，街上還有國民軍的步哨，萬一被發現，那就更糟糕。我父親的態度最為激烈，他的反對理由是這樣：“就算跑進了東交民巷，可是馮玉祥來找我要人，我怎麽辦？”結果是鄭孝胥和日本人被送出大門去了。

我的心情從總的來說，這天晚上還算好。莊士敦的消息說明三國公使在“關心”我，鄭孝胥帶來的日本人，又告訴了我日本人的“熱心”，我不像剛才來時那麽緊張了。

到了次日，北府的門禁突然加嚴，隻準進，不準出。後來稍放鬆一點，隻許陳、朱兩師傅和內務府大臣出進，外國人根本不許進來。這一下子，北府裏的人又全慌了神，因為既然國民軍不把洋人放在眼裏，那就沒有可保險的了。後來兩個師傅分析了一下，認為曆來還沒有不怕洋人的當局，王正廷既向三國公使做出保證，料想他不會推翻。大家聽了，覺得有理，我卻仍不放心。話是不錯，不過誰知道大門口的大兵是怎麽想的呢？那年頭有句話：“秀才遇見兵，有理講不清！”黃郛和王正廷盡管如何保證，離我最近的手持凶器的還是門口的大兵。萬一他們發作起來，就怕一切保證都不頂事。我越想越怕，後悔沒有跟鄭孝胥帶來的日本人出去，同時心裏也埋怨父親隻考慮自己，卻不顧我的安危。

正在這時候，羅振玉從天津回來了。他是在馮軍接管內城守衛的時候乘坐京津國際列車 到天津求援去的。他到了天津日本駐屯軍司令部，司令部的金子參謀告訴他，鹿鍾麟已進了宮，日本司令官叫他去找段祺瑞。這時段祺瑞也接到了北京竹本大佐轉來鄭孝胥的求援電報。段祺瑞發出了一封反對馮玉祥“逼宮”的通電。羅振玉看了那個電稿，明白了段祺瑞馬上就要出山，覺得形勢並不那麽嚴重，不過他仍然要求日軍司令部出麵“保護”。日軍司令部告訴他，北京的竹本大佐會有辦法。根據日本駐屯軍司令部的指示，他返回北京找到竹本大佐，竹本大佐叫他告訴我，日本騎兵將在北府附近巡邏，如國民軍對北府有什麽異樣舉動，日本兵營會立即采取“斷然措施”。陳寶琛也告訴我，日本兵營想把日本軍用信鴿送進北府，以備報警之用（後來因為怕國民軍知道，沒敢收），於是我對日本人的“感情”又發展了一步。這樣一來，羅振玉在我心裏得到了與鄭孝胥相等的地位，而王爺就被擠得更遠了。

我看到了段祺瑞指摘馮玉祥“逼宮”的通電，又聽到了奉軍將要和馮軍火並的消息，這兩件事給我帶來了新的希望。與此同時，陳寶琛給我拿來了日本兵營轉來的段祺瑞的密電，上麵說：“皇室事餘全力維持，並保全財產。但宣統帝入東交民巷之意宜中止。已命馮玉祥代表進京，適宜處置。”接著門禁有了進一步的鬆動，允許更多的王公大臣以至宗室人等進來，甚至連沒有“頂戴”“功名”的胡適也沒受到阻攔，隻有莊士敦還是不讓進來。

不久，北府所最關心的張、馮關係，有了新的發展，傳來了馮玉祥在天津被奉軍扣押的消息。後來雖然證明是謠傳，但是接踵而至的消息更鼓舞了北府裏的人：國民軍所支持的黃部攝政內閣，在北京宴請東交民巷的公使，遭到了拒絕。北府裏樂觀地估計，這個和我過不去的攝政內閣的壽命快完了，代替他的自然是東交民巷（至少是日本人）所屬意的段祺瑞。果然，第二天的消息證實了羅振玉的情報，馮玉祥不得不同意張作霖的決定，讓段祺瑞出山。過了不多天，張、段都到北京來了。那幾天的情形，鄭孝胥的日記裏是這樣記載的：

乙巳廿六日（十一月二十二日）。小雪。作字。日本兵營中平電話雲：段祺瑞九點自天津開車，十二點半可到京。偕大七（鄭的長子鄭垂）往迎段祺瑞於車站。……三點車始到，投刺而已。……

丙午廿七日（二十三日）。……曹衡（段的幕僚）電話雲：段欲公為閣員，今日請過其居商之。答之曰：不能就，請代辭，若晤麵恐致齟齬。至北府入對。澤公，伒貝子、耆壽民（齡）詢餘：就段否？餘曰：擬就其顧問，猶慮損名，苟不能複辟，何以自解於天下？伒貝子曰：若有利於皇室，雖為總統何害？……

丁未廿八日（二十四日）。……北府電話召。入對。上（溥儀）賜膳，裁兩器、兩盤、數小碟而已。段派蔭昌來，守衛兵得其長官令：不禁止洋員（指莊士敦）入見。濤貝勒雲：頃已見段，求撤衛兵，但留警察。使垂訪池部（日公使館書記官）。上雲：今日已派柯劭忞、羅振玉商購裱褙胡同盛昱之屋，將為行在。……

戊申二十九日（二十五日）。……至吉兆胡同段宅晤段芝泉（祺瑞），談久之。至北府，入對。……

己酉三十日（二十六日）……召見，草賜張作霖詔，羅振玉書之。詔雲：“奉軍入京，人心大定，威望所及，群邪斂跡。昨聞莊士敦述及厚意，備悉一切。予數年以來，固守宮中，囿於聞見，乘此時會，擬為出洋之行，唯籌備尚須時日，日內欲擇暫駐之所，即行移出醇邸。俟料理粗定，先往盛京，恭謁陵寢。事竣之日，再謀遊學海外，以補不足。所有詳情，已屬莊士敦麵述。”……北府馮軍撤回。馮玉祥求免職，段批假一月。聞馮已赴西山。……

段、張合作的消息一傳出，北府的氣氛就變了。王公們首先給張作霖秘密地寫了一封信，請求他庇護。張、段入京後，王公們派了代表和鄭孝胥一齊表示歡迎，然後又分頭進行活動。由鄭孝胥去找段祺瑞，北府的管家張文治去找他的盟兄張作霖。讓北府最高興的，是張作霖托張文治特別邀請莊士敦去一趟。結果莊士敦去了兩趟。張作霖找莊士敦的目的，是想通過莊士敦探一探東交民巷對他的態度，而北府裏則希望通過莊士敦探一探張作霖對我的態度。我讓莊土敦帶去了我的一張簽名照片，一個大鑽石戒指。張作霖留下照片，退了戒指，表示了同情。與此同時，段祺瑞向鄭孝胥表示了，可以考慮恢複優待條件。既有了東交民巷的“同情”，又有了這兩位當權人物的支持，雖然馮玉祥的國民軍還在北京城裏，而北府的人們已經敢於“反攻”了。

十一月二十八日，即大門上的國民軍撤走、馮玉祥通電辭職的第二天，北府裏用內務府的名義發出了致國民內務部的一封公函：

……查法理原則關於刑律之規定，凡以強暴脅迫人者，應負加害之責任，其民法原理凡出於強暴脅迫，欺罔恐嚇之行為，法律上不能發生效力。茲特專函聲明：所有攝閣任意修正之五條件，清室依照法理不能認為有效。……

與此同時還發出了向外國公使們呼籲支援的公函。對攝閣成立時組成的“清室善後委員會”，雖清室代表已參加開了幾次會，現在也否認了。

這天，日本人辦的《順天時報》記者來訪問我，我向他發表了談話，與出宮那天所說的完全相反：

此次國民軍之行動，以假冒國民之巡警團體，武力強迫餘之簽字，餘決不如外間所傳之欣然快諾。……

《順天時報》是日本公使館支配下的日商報紙。說到當時日本人對我的“熱心”，絕不能忽略了這份報紙。它不像竹本大佐那樣的一切在暗中進行，而是依仗特權公然地大嚷大叫，極盡聳動聽聞之能事。從我進了北府的第二天起，《順天時報》連續發出了對“皇室”無限“同情”，對攝政內閣和國民軍無限“激憤”的消息和評論。裏麵大量地使用了“逼宮”“蒙難”之類的字眼，以及“泰山壓卵”“欺淩寡婦孤兒”“綁票”等的比喻，大力渲染和編造了“旗人紛紛自殺”，“蒙藏發生懷疑”等的故事，甚至還編造了“某太妃流血殉清朝”，“淑妃斷指血書，願以身守宮門”和“淑妃散發攀輪，阻止登車”的驚人奇聞。其他外文報紙雖也登過類似的文字，但比起《順天時報》來，則大為遜色。順便說一句，那時有些中國報紙也有抨擊國民革命軍的，尤其是張作霖、段祺瑞到北京之後，鋒芒尤甚。有些“名流”，也在報上發過議論，如與我有一麵之識的胡適博士，曾發表過一封致王正廷的公開信，表示了他對“以武力脅迫”清室修改條件的“義憤”。胡適那些天經常和鄭孝胥等人廝混，似乎頗能獲得一部分“遺老”的諒解。他曾到“北府”來求見我，但被我拒絕了。因為我這時需要的不是洋博士，而是真正的洋人。當我用黑眼珠瞅著洋人的時候，其餘的人—包括曾引起過我好奇心的胡適在內，就隻好受白眼珠的待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