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外祖父榮祿

醇賢親王有四位“福晉 ”，生了七子三女。他去世時，遺下三子一女，最長的是第五子，即我的父親載灃，那年八歲，承襲了王爵。我的兩個叔父，五歲的載洵和三歲的載濤，同時晉封為公爵。我家從此又開始蒙受著新的“恩光福祿”。然而，醇王府這最後十幾年的恩光福祿，比過去的幾十年摻和著更多的中國人民的苦難與恥辱，也同樣的和慈禧這個名字不能分開。

一件大事是慈禧給我父親母親指婚。這次的“恩光”也可以說是戊戌政變 和庚子事件 的一件產物。首先，這是對於戊戌政變中給她立下大功的忠臣榮祿的恩典。我外祖父榮祿是瓜爾佳氏滿洲正白旗人，鹹豐年間做過戶部銀庫員外郎，因為貪汙幾乎要被肅順殺了頭不知他用什麽方法擺脫了這次厄運，又花錢買得候補道員的銜。這種做法就是後來興起的“捐班”，是與“科舉”同樣合法的出身。同治初年，我祖父建立神機營（使用火器的皇家軍隊），榮祿被派去當差，做過翼長和總兵，經過一番累遷，由大學士文祥推薦授工部侍郎，以後又做過總管內務府大臣。光緒初年，升到工部尚書。後來因為反對慈禧太後自選宮監，同時又被告發貪汙受賄，革職降級調出北京（這也算是懲罰）。甲午戰爭這年，恭親王出辦軍務，榮祿借進京為慈禧太後祝壽的機會，鑽營到恭親王身邊，得到了恭親王的信賴。甲午戰後他推薦袁世凱練新軍時，已經當上了兵部尚書。他這時已遠比從前老練，善於看準關節，特別肯在總管太監李蓮英跟前花銀子，因此漸漸改變了慈禧太後對他的印象。他回到北京的第二年，得到了一件複查慈禧陵寢工程雨損的差使。這個工程先經一個大臣檢查過，報稱修繕費需銀三十萬。據說這位大臣因為工程原是醇親王奕譞生前監工督辦的，不便低估原工程的質量，所以損毀情形也報得不太嚴重。但榮祿另是一個做法。他摸準了太後的心理，把損毀程度誇張了一番，修繕費報了一百五十萬兩。結果太後把那位大臣罵了一通，對已死的醇親王的忠心也發生了疑問，自然榮祿從此又進一步得到賞識。

榮祿有了李蓮英這個好朋友，加上他的妻子很會討好太後，常被召進宮去陪伴太後聊天，所以他對慈禧的心理越摸越熟。他知道慈禧光緒母子不和的內情，也深知這場不和對自己前途的關係，當然他更願意在這場內訌中給慈禧出主意。在光緒皇帝發出變法維新的各種上諭時，那些被罷黜和擔心被擠掉位置的人隻知哭哭啼啼，而他早已給慈禧安排好計策。當時有人把皇帝太後身邊這兩派勢力稱為帝黨和後黨。榮祿是當權派後黨的頭腦，翁同龢是沒有實權的帝黨的頭腦。維新派之所以能夠和皇帝接觸上，是由於翁同龢對康有為的推薦，慈禧按照事先安排好的計策，先強逼著光緒叫他的老師翁同龢退休回了家。據說，翁同龢行前榮祿還握著他的手揮淚問他：“您怎麽把皇帝給得罪了？”翁同龢離開北京不多天，榮祿就走馬上任，做了文淵閣大學士兼直隸總督和北洋大臣，位居首輔，統轄近畿三軍。榮祿得到了這個職位後，本想接著用六部九卿聯名上疏的辦法，廢掉光緒，由太後恢複聽政，但因甲午戰敗之後，當權派受到各方指責，有人很怕這一舉動會引起民憤，不敢附議，隻得作罷。但是榮祿的願望終於在戊戌政變時乘機達到了。這件事的經過，據說是這樣：先是榮祿定計要在太後和光緒在天津檢閱新軍時實行政變。光緒知道了這個消息，秘密通知維新派設法營救。維新派人士把希望寄托在統轄新軍的直隸按察使袁世凱身上，結果反而斷送了光緒。在舉國以談維新為時髦的時候，袁世凱曾參加過維新人士的團體“強學會”，翁同龢革職返鄉路過天津時，袁世凱還向他表示過同情，並且申述了對皇帝的無限忠誠。因此，維新派對他抱有很大幻想，建議光緒加以籠絡。光緒召見了他，破格升他為兵部侍郎，專司練兵事務，然後維新派譚嗣同 又私下到他的寓所，說出了維新派的計劃：在慈禧和光緒閱兵時，實行兵諫，誅殺榮祿，軟禁慈禧，擁戴光緒。袁世凱聽了，慷慨激昂，一口承擔，說：“殺榮祿像殺一條狗似的那麽容易！”譚嗣同有意試探地說：“你要不幹也行，向西太後那邊告發了，也有榮華富貴。”他立刻瞪了眼：“瞧你把我袁世凱看成了什麽人！”可是他送走了譚嗣同，當天就奔回天津，向他的上司榮祿做了全盤報告。榮祿得訊，連忙乘火車北上，在豐台下車直奔頤和園，告訴了慈禧。結果，光緒被幽禁，譚嗣同等六位維新派人士被殺，康有為逃到日本，百日維新曇花一現，而我的外祖父，正如梁啟超說的，是“身兼將相，權傾舉朝”。《清史稿》裏也說是“得太後信杖眷顧之隆，一時無比，事無細巨，常待一言決焉”。

在庚子那年，慈禧利用義和團殺洋人，又利用洋人殺義和團的一場大災難中，榮祿對慈禧太後的忠誠，有了進一步表現。慈禧為了除掉光緒這個禍根，政變後曾經用假藥方散布光緒病重消息，給謀殺光緒準備條件，可是被人識破了，後來鬧到洋人出麵要給光緒看病，慈禧不敢惹洋人，隻好讓洋人看了病，也證實了陰謀。此計不成，她又想出先為同治立嗣再除光緒的辦法。她選的皇儲是端王載漪的兒子溥儁，根據榮祿的主意，到元旦這天，請各國公使來道賀，以示對這件舉動的支持。可是李鴻章的這次外交沒辦成功，公使們拒絕了。這件事情現在人們已經很清楚了，不是公使們對慈禧的為人有什麽不滿，而是英、法、美、日各國公使不喜歡那些親近帝俄的後黨勢力過分得勢。當然，慈禧太後從上台那天起就沒敢惹過洋人。洋人殺了中國百姓，搶了中國的財寶，這些問題對她還不大，但洋人保護了康有為，又反對廢光緒和立皇儲，直接表示反對她的統治，這是她最忍受不了的。榮祿勸告她，無論如何不能惹惱洋人，事情隻能慢慢商量，關於溥儁的名分，不要弄得太明顯。《清史稿》裏有這樣一段記載：“患外人為梗，用榮祿言，改稱大阿哥。”慈禧聽從了榮祿的意見，可是溥儁的父親載漪因為想讓兒子當上皇帝，夥同一批王公大臣如剛毅、徐桐等人給慈禧出了另一個主意，利用反對洋人的義和團，給洋人壓力，以收兩敗俱傷之效。義和團的問題，這時是清廷最頭痛的問題。在洋人教會的欺淩壓榨之下，各地人民不但受不到朝廷的保護，反而受到洋人和朝廷的聯合鎮壓，因此自發地爆發了武裝鬥爭，各地都辦起了義和團，提出滅洋口號。義和團經過不斷的鬥爭，這時已形成一支強大的武裝力量，朝廷裏幾次派去軍隊鎮壓，都被他們打得丟盔卸甲。對團民是“剿”是“撫”，成了慈禧舉棋不定的問題。載漪和大學士剛毅為首的一批王公大臣主張“撫”，先利用它把幹涉廢立的洋人趕出去再說。兵部尚書徐用儀和戶部尚書立山、內閣學士聯元等人堅決反對這種辦法，認為利用團民去反對洋人必定大禍臨門，所以主張“剿”。兩派意見正相持不下，一件未經甄別的緊急情報讓慈禧下了決心。這個情報把洋人在各地的暴行解釋為想逼慈禧歸政於光緒。慈禧大怒，立刻下詔“宣撫”團民，下令進攻東交民巷使館和兵營，發出內帑賞給團民，懸出賞格買洋人的腦袋。為了表示決心，她把主“剿”的徐用儀、立山、聯元等人砍了頭。後來，東交民巷沒有攻下，大沽炮台和天津城卻先後失守，聯軍打向北京來了。慈禧這時又拿出了另一手，暗中向洋人打招呼，在炮火連天中派人到東交民巷去聯絡。北京失陷，她逃到西安，為了進一步表示和洋人作對的原來不是她，她又下令把主“撫”的剛毅、徐桐等一批大臣殺了頭。在這一場翻雲覆雨中，榮祿盡可能不使自己卷入旋渦。他順從地看慈禧的顏色行事，不忤逆慈禧的意思，同時，他也給慈禧準備著“後路”。他承旨調遣軍隊進攻東交民巷外國兵營，卻又不給軍隊發炮彈，而且暗地還給外國兵營送水果，表示慰問。八國聯軍進入北京，慈禧出走，他授計負責議和的李鴻章和奕劻，在談判中掌握一條原則：隻要不追究慈禧的責任，不讓慈禧歸政，一切條件都可答應。就這樣，簽訂了賠款連利息近十億兩，讓外國軍隊駐兵京城的《辛醜條約》。榮祿辦了這件事，到了西安，“既至，寵禮有加，賞黃馬褂 、雙眼花翎 、紫貂，隨扈還京，加太子太保 ，轉文華殿大學士”。除了《清史稿》裏這些記載外，另外值得一說的，就是西太後為榮祿的女兒“指婚”，嫁與醇親王載灃為福晉。

關於我父母親這段姻緣，我後來聽到家裏的老人家說起，西太後的用意還不僅為表示對外祖父的寵信。政變以後，西太後對醇王府猜疑頗深。這種猜疑可以從砍伐白果樹的故事看出來。在我祖父園寢（墓地）上有棵白果樹，長得非常高大，不知是誰在太後麵前說起，醇王府出了皇帝就是由於醇王墳地的風水好，有這棵白果樹，“白”和“王”連起來不就是個“皇”字嗎？慈禧聽了，立即叫人到妙高峰把白果樹砍掉了。這時我的第一位祖母、慈禧的妹妹已經故去了，我的親祖母劉佳氏為這件事簡直嚇得要死。

但是，引起慈禧猜疑的，還不止這類無聊的迷信。在庚子事件前，她就覺得可怕的洋人有點傾心於光緒，對她卻是不太客氣。庚子後，聯軍統帥瓦德西提出，要皇帝的兄弟做代表，去德國為克林德公使被殺事道歉。父親到德國後，受到了德國皇室的隆重禮遇。德國人如此“重視”光緒的兄弟，德國皇室還給予禮遇，這使慈禧大感不安，她想不到洋人不懂什麽叫過嗣，隻認得血緣關係，這一點更加深了她心裏原存的疑忌，光緒的親血骨肉就成了她心中的隱憂。這種來自內部的憂患，是比外部的康有為維新派更叫她擔心的。為消除這個隱患，她終於想出了辦法，就是把榮祿和醇王府撮合成為親家。西太後就是這樣一個人，凡是她感到對自己有一絲一毫不安全的地方，她都要仔細加以考慮和果斷處理。她在庚子逃亡之前，還不忘叫人把珍妃推到井裏淹死，又何嚐不是怕留後患而下的毒手？維護自己的統治，才是她考慮一切的根據。就這樣，我父親於光緒二十七年在德國賠了禮回來，十月到開封迎上回京的鑾駕，奏複了一番在德國受到的德國皇室的種種“禮遇”，十一月隨駕走到保定，就奉到了“指婚”的懿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