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立 有才也不能太任性

廖立，字公淵，武陵臨沅（今湖南常德）人，江南名士，諸葛亮把他與龐統相提並論。可惜廖立恃才傲物，不肯積資升遷，荒廢公務還牢騷滿腹，終於犯忌遭流放，個人修養妨礙他未能把握住機遇，可為世人者戒。廖立才幹傑出而品德不副，也是不可取的。

一、才比鳳雛，傲物自損

赤壁戰後，劉備領有荊州江南諸郡，辟召廖立為從事。《三國誌》本傳說他少年得誌，“年未三十，擢為長沙太守”。以此推之，其年歲約與諸葛亮相當。諸葛亮生於公元181年，赤壁之戰時年二十八。廖立死於諸葛亮之後，假定六十歲病故，大約在公元240年。總之，廖立與諸葛亮是年齡相若的同時代人。劉備入蜀，諸葛亮留鎮荊州。當時，孫權派使臣與諸葛亮交好，問起荊州有些什麽治世的人才，諸葛亮說：“龐統、廖立，楚之良才，當讚興世業者也。”當時，荊州士人都以諸葛亮與龐統二人齊名並稱，人稱“伏龍鳳雛”。“伏龍”指諸葛亮，“鳳雛”指龐統。這裏諸葛亮把廖立與龐統並稱，可見推崇之高。可惜，廖立機遇不好，未能發揮他的經世之才。劉備入蜀，委廖立為長沙太守。建安二十年（215），孫權派呂蒙襲取荊州江南三郡，即長沙、零陵、桂陽三郡。呂蒙是一員有勇有謀的驍將，關羽尚且畏懼三分，廖立哪敢抵敵，便棄城逃走了。幸好，劉備尚能識才，沒有責備他，又委為巴郡太守。

廖立在巴郡太守任上，也沒有什麽作為。他恃才傲物，不理郡事，政務錢糧都是一筆糊塗賬。建安二十四年（219），劉備稱漢中王，征為侍中，廖立也時常說些牢騷話，不過劉備都寬容了他。

劉備死後，廖立守靈，竟然帶刀在靈前殺人，諸葛亮雖沒有追究他，可也不理會他。廖立終於沉不住氣，徑直向諸葛亮發牢騷，認為不宜與諸將地位相等，應當為上卿。諸葛亮說：“李嚴尚未為上卿，還輪不到你呢！”李嚴在劉備死後地位僅僅在諸葛亮之下，是劉備臨終托孤的顧命大臣之一，所以諸葛亮用李嚴比廖立。廖立更加不服，他自認為才名“宜為諸葛亮之貳”，根本看不起李嚴，沒想到諸葛亮把他放在李嚴之下，他“常懷怏怏”，與諸葛亮的矛盾日益加深。諸葛亮為了緩和矛盾，上表後主，把他遷為長水校尉，廖立的種種表現，損害了自己的聲名。

二、譏刺時政，流死汶山

世所謂人才，有經緯之才，有吏能之才。廖立屬於前者，有經邦治國之才，而劉備、諸葛亮卻隻把他作為吏能之才來任用。因廖立不盡心理事，還常發牢騷，這就難免仕途坎坷了。當時的士人，若被大材小用，便常用消極的態度來表示反抗。例如：龐統初歸劉備，“以從事守耒陽令，在縣不治，免官”。後來，還是孫吳的魯肅向劉備建言：“龐士元非百裏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方才得以重用。又如：蔣琬最初被劉備封為廣都長，蔣琬很不高興，整天喝酒不理事。劉備去視察，他也漫不經心。劉備大怒，要殺蔣琬，諸葛亮保釋了他，說：“蔣琬，社稷之器，非百裏之才也。”後來蔣琬果然成了蜀國的謀士。龐統有魯肅推薦，蔣琬有諸葛亮推薦，而廖立無人推薦，真有點機運不好！

廖立對時政的批評，總起來有兩個方麵：一是指出劉備用人不當；二是批評軍事戰略上的謀劃不周。他直言不諱地指出：“昔先帝不取漢中，走與吳人爭南三郡，卒以三郡與吳人，徒勞役吏士，無益而還。既亡漢中，使夏侯淵、張郃深入於巴，幾喪一州。後至漢中，使關侯身死無孑遺，上庸覆敗，徒失一方。是羽怙恃勇名，作軍無法，直以意突耳，故前後數喪師眾也。”（《三國誌·廖立傳》）應該承認，廖立的這些批評，不僅相當大膽，而且是尖銳中肯的。

事實上，劉備集團在赤壁之戰後，確實在政治策略和軍事戰略上犯了一係列的錯誤：

其一，不取漢中而與孫吳爭南三郡。在三國幾大勢力的角逐中，介於關中與巴蜀之間的漢中處於十分重要的戰略地位。尤其是對巴蜀，誠如益州人士楊洪指出的：“漢中則益州咽喉，存亡之機會，若無漢中則無蜀。”（《三國誌·楊洪傳》）早在建安十六年（211），益州牧劉璋請劉備入川，使擊漢中張魯，即出於這一考慮。如果說這時的劉備，意在保存實力圖謀益州而不願北取漢中，尚屬可諒，那麽，建安十九年（214）劉備攻下成都，自領益州後，再不發兵攻取漢中，就是很大的失策。由於錯失良機，僅僅過了一年，就先後發生孫吳襲取南三郡和曹魏進兵漢中的事件。當時，劉備如能先一步進取漢中，無疑是捷足先登，鞏固了益州防務。然而，劉備卻低估了漢中落入曹魏手中的危險性，置漢中於不顧，率軍趕往荊州，爭奪已被呂蒙占據的南三郡。這在政治上、軍事上都是不足取的。軍事上，奪回南三郡已非易事，曹魏進兵漢中，益州又在危險之中。劉備率軍趕往荊州事實上已無法改變荊州的局麵，相反，卻為曹魏取得漢中開了方便之門。政治上，劉備去奪南三郡，使本來就很脆弱的孫劉聯盟又出現了新的危機。結果，兩線受敵的劉備不敢與孫吳戀戰，繼續南三郡的爭奪，不得不與孫吳達成和議，以湘水為界，中分荊州。“卒以三郡與吳人，徒勞役吏士，無益而還。”反被曹操奪得了漢中，使益州根據地頓時緊張起來。曹操取漢中並非最終目的，而是要以漢中為據點，吞並益州。故進據漢中的曹魏大將夏侯淵、張郃，不斷攻掠益州，正像廖立所指出的那樣，“既亡漢中，使夏侯淵、張郃深入於巴，幾喪一州”。究其錯誤，劉備是難逃其責的。

其二，荊州失利，完全是劉備、關羽造成的。諸葛亮在《隆中對》中，就為劉備集團定下了“外結孫吳，內修政理”的既定國策，而且成功地推動了孫劉聯盟，取得了赤壁之戰的輝煌勝利。但是，這一國策又和“跨有荊益，保其岩阻”的戰略設想是衝突的。對荊州的爭奪，常常導致聯盟的危機。因此，留駐荊州的人選應是既能寸土不失，又能顧全大局，緩衝孫劉衝突，謹慎從事的人。從這個意義上講，劉備以關羽為荊州留守，是極大的錯誤。關羽雖稱“萬人敵”，然“剛而自矜”，意氣用事，缺乏頭腦，實不足當此重任。當孫權“遣使為子索羽女，羽罵辱其使，不許婚”（《三國誌·關羽傳》），使本來就比較緊張的孫劉關係更趨惡化。關羽又“善待卒伍而驕於士大夫”（《三國誌·張飛傳》），不能團結、使用文職人員。加之，劉備為了與曹操爭奪漢中，抽調駐守宜都的孟達進攻上庸，以策應漢中的軍事行動，致使荊州空虛，關羽孤立無援。所以，廖立批評劉備，“後至漢中，使關侯身死無孑遺，上庸覆敗，徒失一方”；同時，也批評“是羽怙恃勇名，作軍無法，直以意突耳，故前後數喪師眾也”。應該說，廖立的批評是正確的。

荊州的失守，不僅使蜀漢政權“跨有荊益”的戰略設想成為泡影，被封閉於三峽之內。而且，孫劉聯盟宣告破產。劉備為盟弟關羽報仇心切，不聽勸阻，貿然伐吳，又導致了夷陵之戰的失敗，大大削弱了蜀漢的力量。

分析赤壁之戰至夷陵之戰這段曆史，我們不難發現，劉備雖然取益州，奪漢中，奠定了蜀漢立國的基礎，但在軍事政治戰略上犯了一係列錯誤，一失再失，一誤再誤，終於將蜀漢政權局限於一隅之地，不能有很大發展。（田中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