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堂 司馬遷寫家國情懷
第三堂課，評說司馬遷寫家國情懷，就是家國一體的觀念。家國情懷是《史記》一書的核心思想，它是凝聚中華民族的一種觀念，一種信仰，是中華民族的民族魂，是愛國主義的思想源泉。無論是讀過《史記》，還是沒有讀過《史記》的人，心中都有一個家國情結，因為家國情懷的觀念、情結、信仰，已經流淌在每一個中華民族子孫的血液裏。家國情懷的一個代名詞，就是中華民族是炎黃子孫。黃帝是中華民族共同的人文始祖，這一觀念就是司馬遷創造的，它是一個信仰。司馬遷寫家國情懷的內容，主要有四個方麵：創立人文始祖黃帝；先國家而後私仇；愛國主義的根基，大一統的曆史觀；四海一家，各民族皆黃帝子孫。
一、創立人文始祖黃帝
人們把有確切文字記載以前的曆史稱為“史前史”，又稱為原始社會。中國史學家則把沒有確切文字記載，而由口耳相傳構成的曆史，稱為“中國古代的傳說時代”。司馬遷寫《史記》，從黃帝開篇，起於傳說時代。中國古代史傳說，炎黃並稱，還有三皇、五帝的傳說，並有多個版本。司馬遷不寫三皇，不寫五帝，單從黃帝寫起，這是為什麽？簡言之，《史記》上起黃帝，並且把傳說曆史構建成為人文曆史，其目的就是構建家國情懷的民族精神，下分三個層次來說。
（一）黃帝興家建國，家國一體產生
《史記》開篇《五帝本紀》，並列傳說時代的五個上古帝王：黃帝、顓頊、帝嚳、唐堯、虞舜。第一個是《黃帝傳》，全傳隻有四百八十餘字，不足五百字，卻具體地寫出了黃帝興家建國的事跡，家與國在黃帝手中一體產生，這就奠定了家國情懷的信仰。《黃帝傳》的開頭四句，也就是《史記》全書開頭四句，說：“黃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孫，名曰軒轅。”在母係社會，子女知其母，不知其父，母係氏族是一個群體，而不是家。黃帝有父親，自己有名有姓，這就是有了家。《史記》起於黃帝，也就是從父係氏族開啟曆史。緊接著寫黃帝成長，“修德振兵”，建立國家。“修德”，指關愛民生，為老百姓謀福利。“振兵”，就是建立武備，用戰爭開路建立國家。黃帝發動阪泉之戰，打敗炎帝後裔，統一諸侯，奪取天下建立了國家，史稱“三戰，然後得其誌”。三戰，指進行了多次戰爭才統一了諸侯。接著進行了涿鹿之戰，打敗了外來族人蚩尤的侵擾，鞏固了國家政權。於是黃帝“邑於涿鹿之阿”，即依傍涿鹿山修建都城就叫涿鹿城。又設官理民，把風後、力牧、常先、大鴻等賢人任用為官員管理民眾。還設立了常備兵，黃帝就帶著這支軍隊巡視四方，東邊到達大海邊，西邊到達空桐山，南邊到達長江，登上洞庭湖的湘山，北邊驅逐葷粥，後世稱為匈奴的族群，到達當今寧夏、內蒙古等漠布地域。這是黃帝時代的華夏族國境範域。社會安定，黃帝導民開墾土地，種植五穀，發展生產。黃帝還開展了大規模的國家公共工程，史稱“披山通道，未嚐寧居”。黃帝之後，興水利，治交通，成為傳統，曆來是統一中央王朝的國家公共大工程。最後黃帝死在巡行的道上，葬在橋山，今又稱子午山，在陝西黃陵縣北。用現今的話說，黃帝是死在工作崗位上。黃帝陵就在陝西黃陵縣北橋山上，每年都要舉行國家公祭，悼會中華民族人文始祖黃帝。
（二）司馬遷創作“黃帝傳”的曆史依據
中華民族是世界上最偉大的民族之一，中華兒女以勤勞的雙手創造了燦爛的文化，使我們的祖國成為世界文明古國之一。但是，關於中華民族是如何產生和形成的，卻沒有留下文獻資料，因為那還是沒有文字的史前時期。關於我國原始社會的情況，有許多傳說，這些傳說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原始社會的人們通過幻想編織的一些神奇的故事，雖然它也表現了勞動鬥爭及對自然與社會的認識，但其中的人物都具有超人的力量，隻能算作神話。另一類傳說，其人物有血有肉，食的是人間煙火，他們之間的關係也比較複雜，或辯論，或打仗，或通婚，等等。後一類傳說中有許多真實的記錄，反映了原始社會的史影。《五帝本紀》即是根據後一類傳說編次而成的，因而具有很重要的史料價值，大體反映了我國原始社會末期的真實情況。
《五帝本紀》所寫繼黃帝之後的四帝是顓頊、帝嚳、唐堯、虞舜，他們都以黃帝為榜樣，遵從黃帝的遺則，修德振兵，管理國家，完善國家的建構。史稱“四聖遵序”，他們也都巡視四方，關愛民生。舜“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在今湖南九嶷山上；舜的接班人，開夏朝家天下的大禹，“東巡狩，至於會稽而崩”，在今浙江紹興市的會稽山上。也就是說，虞舜、大禹，也都死在工作崗位上。司馬遷的敘述，《史記》開篇《五帝本紀》是基本可信的人文曆史。實際情況是不是這樣的呢？按近代以來人類社會學的研究，全世界的人類社會都是從原始社會走進文明曆史的。中華民族興於黃河流域以及長江、珠江流域。原始社會多元化發展融為一體，曆經夏、商、周到司馬遷時代的秦漢大一統，奠定了中國今日之版圖，形成五十六個民族的大一統國家。這一過程司馬遷全部記述下來就是《史記》全書，濃縮了三千年中華民族文化的發展。這一文明的源頭，司馬遷從黃帝開始，開門見山，直接從興家建國開始，也就是中華文明從原始社會父係氏族開始，是黃河流域黃土地上原始氏族社會的新時期，即由母係氏族進入父係氏族。關於黃帝以前時期的傳說，所反映的是原始人的原始群和母係氏族社會的生活，這些原始群、氏族部落在互相分離的情況下活動著。到了黃帝時代就不同了，這時，父係氏族社會已完全確立，各部落聯合的趨勢非常明顯，許多重大的活動都是以部落聯盟的形式進行的。黃帝對蚩尤涿鹿一戰，就征集了許多部落，所進行的就是一個部落聯盟驅逐和征服另一個部落聯盟的戰爭。馬克思說：“部落聯盟是與民族最近似的東西。”（《摩爾根〈古代社會〉一書摘要》）中國原始社會部落之間由分離而開始聯盟，走向合並和融合，最後形成統一的華夏民族，其中黃帝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按照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一個民族的形成是伴隨著國家的出現而完成的。國家的胚胎形式，在《五帝本紀》中得到了生動的反映。黃帝所訓練的熊羆、貔貅、虎，就是由他率領、專事征戰的軍隊。而“以師兵為營衛”，並且用“雲”來名兵師，則更是職業武裝，也就是設置常備兵，這是國家暴力機器的主要成分。黃帝時還設“左右大監”，堯時有“四嶽”“十二牧”，舜時則百官齊備。堯時有象征性的刑罰，舜則製五刑、流四凶，製定了法典，掌管刑法的皋陶也成為著名的人物。這些都說明國家機器的胚胎已在產生和形成的過程中不斷完善，私有財產觀念的加強和貴族與平民的分化也有顯現。堯“黃收純衣”，很是樸素。到了舜時，就“載天子旗”去朝拜父親了。而且堯可以賜舜倉廩牛羊，象又要設法竊據舜的宮室妻子。從這些傳說的故事來看，國家的正式出現已是相當迫近了。總之，馬克思主義所論述的關於民族形成過程的必然現象，在《五帝本紀》中大體都得到了反映，而這些現象在黃帝以前的傳說中是沒有的。
司馬遷對黃帝以前和黃帝以後的傳說是做過比較的。他至少已認識到黃帝時代是一個新的曆史階段的開端。他說：“維昔黃帝，法天則地，四聖遵序，各成法度；唐堯遜位，虞舜不台，厥美帝功，萬世載之。作《五帝本紀》第一。”（《太史公自序》）在司馬遷的心目中，黃帝就是一位開辟新時代的英雄人物，黃帝統一了各部族，初建了國家，立下了萬世效法的準則。黃帝打開了中國文明曆史的大門。黃帝被中華民族尊為共同的祖先，成為這一偉大民族向心力的象征，首先應歸功於司馬遷《五帝本紀》的創造。
（三）《史記》起於黃帝的曆史意義
司馬遷之前的先秦古籍記載我國曆史有不同的開端。孔子編《尚書》，斷自唐堯、虞舜。而《易》又起於伏羲、神農。《禮記》則籠統地說“昔者先王”。這是儒家經典的情況。諸子著作論及上古之事，有的始於有巢氏，有的起自神農氏。
司馬遷記載中華民族之開端，既不從“經”，又不從“子”，而是自立新例，起自黃帝。這一新例，司馬遷在讚語中做了明確的說明，理由有四點：第一，司馬遷在全國的遊曆考察中，“西至空桐，北過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盡管各地風教不同，但長老口耳相傳的黃帝事跡非常生動；第二，《五帝德》《帝係姓》，司馬遷認為是孔子所傳，並與《春秋》《國語》參證，認為是可靠的資料；第三，譜牒資料及百家言黃帝，雖然其文不雅，但絕非無因；第四，“書缺有間”，而“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司馬遷對古文資料、百家之言、長老口耳傳說進行了綜合，擇其雅馴者編次了《五帝本紀》。因為黃帝“修德振兵”，統一了天下，所以司馬遷辯證史實，要起於黃帝。《史記》中所載三代天子，列國世家，東夷西戎，南蠻北狄，追祖溯源，皆歸本於黃帝。中華民族皆自豪地稱為“黃帝子孫”或“炎黃子孫”，這一觀念就創自《史記》。炎，指炎帝，先於黃帝，號稱神農氏。其子孫不修德，被黃帝所並。
《史記》上起黃帝，下迄漢武帝，首尾呼應，載述了中國曆史從原始的部落統一走向封建的大一統的發展，頌揚大一統，頌揚曆史走向進步。所以司馬遷首創《五帝本紀》，打破《尚書》以堯為曆史起點的局限，而又不突破“修德振兵”統一天下的黃帝這一極限，有著極其深遠的意義。司馬貞不明司馬遷史識，補作《三皇本紀》，實乃畫蛇添足，殊不可取。因為司馬貞所寫《三皇本紀》，其中伏羲氏，《易》起源於伏羲，相傳八卦為伏羲所創，伏羲人首蛇身，中華民族為龍的傳人，伏羲為人文始祖，也是沒有問題的。但伏羲時代還是母係氏族社會，傳說他與女媧氏結合生子，已是氏族社會的晚期。諸子起於有巢氏，更是母係氏族的早期，司馬遷起於黃帝，即起於父係氏族，彰顯的是興家建國，司馬貞沒有看到這一點，所以不可取。司馬貞晚年自己取消了《三皇本紀》，也算是高明。司馬遷自己當時也沒有氏族社會的觀念，但他分析了古史的傳說，分辨了黃帝之前和之後的兩大類傳說，改造後期傳說，抓住了興家建國這一主題，具有不凡的曆史觀，這就是司馬遷的偉大。
孔子是司馬遷效法的聖人，而孔子編《尚書》起於堯，也受到了司馬遷的摒棄，這是更高境界的曆史觀。堯、舜、禹的禪讓在儒家經典中被推尊為至高無上的讓德，《易經》說：“滿招損，謙受益。”謙讓也是中華民族的傳統道德。《五帝本紀》承襲這一精神，也寫堯、舜、禹禪讓，但司馬遷所寫“讓德”，賦予了新的意義。儒家所講讓德，著重在個人品德修養，而司馬遷所講的讓德，立足於家國情懷的高度，著重於讓賢。個人品德，司馬遷提倡擔當，用通俗語言叫“當仁不讓”。司馬遷寫列傳，入選標準是：“扶義俶儻，不令己失時，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太史公自序》）司馬遷寫給好友摯伯峻的信，明確提到人生的三立精神：立德、立功、立言，鼓勵奮鬥與擔當。這也是立足於家國情懷的境界，每個人要對國家、對社會做出貢獻，而不能為了個人修養，歸隱山林，無所作為。摯伯峻就是一個隱士，司馬遷寫信，讓他出來為國家效力。所以《五帝本紀》所寫的禪讓，不是成就個人名節，而是讓賢，使能者在位。司馬遷是這樣寫的：“堯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於是乃權授舜。授舜，則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則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堯曰‘終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很明顯，這表達的是“天下為公”，讓位賢能，造福社會，這是何等的境界。《吳太伯世家》，司馬遷寫吳太伯讓賢，其弟季曆繼位，傳周文王姬昌，建立了八百年的周天下，而吳太伯後裔吳王壽夢之子季紮逃位，導致吳國紛爭，季紮的讓，是不擔當不作為，反使國家陷入災難，受到司馬遷的批評。至於宋襄公在泓水之戰中夢想成就“仁”德而與楚國強敵打堂堂之仗，丟了性命，成為笑柄。
綜上所述：《史記》起於黃帝，有三大主題，即三大曆史意義。其一，黃帝興家建國，家國一體產生，文明曆史起於父係，符合社會發展的曆史進程。其二，黃帝擔當，修德振兵，平亂世，建立統一國家，曆經夏商周到秦漢大一統，這是國家興旺發展、繁榮昌盛的正軌，起於黃帝，突顯大一統曆史觀。其三，起於黃帝，四聖遵序，改造儒家注重品德修養的謙讓，賦予讓賢使能的擔當，表述“天下為公”的境界。這些積極的曆史意義又是司馬遷的創作，核心思想就是創造了家國情懷的信仰。所謂家國情懷，就是家國一體。家是個人的小家，國是全社會的大家，保家就要衛國。在家與國發生不可兼顧的情況下，先顧大家而後顧小家，國家利益高於個人利益，在國家危亡關頭，敢於犧牲個人以殉國。這些就是家國情懷的核心精神，貫穿於《史記》全書。《廉頗藺相如列傳》寫“先國家之急而後私仇”，以及展現在《史記》中的大一統曆史觀，就是愛國主義的思想源泉。下麵繼續評說。
二、先國家之急而後私仇
《廉頗藺相如列傳》是《史記》中最膾炙人口的名篇之一。此傳是趙國四大忠臣良將廉頗、藺相如、趙奢、李牧的合傳。他們不僅智勇雙全，而且品德高尚，先國家之急而後私仇，在保衛趙國、抗擊強秦的鬥爭中立下卓越的功勳。司馬遷以熱情的筆觸敘寫了四人，突出表現了他們身係趙國的安危，頌揚了他們的愛國主義精神。為了突出“廉藺**，將相和而趙強”這一思想，所以隻用廉、藺標題，趙、李均為附傳。藺相如先國家而後私仇的愛國主義精神是這篇合傳的主題。
藺相如是一個大智大勇的英傑人物，他的主要功績是取得外交上的成功。戰國時代的外交鬥爭是軍事鬥爭的繼續和補充，具有很重要的地位。藺相如使秦完璧歸趙和澠池之會，為趙爭得了地位，頂住了強秦的壓力，具有非凡的意義。而這兩次外交活動的背景，恰恰又是強秦對趙取得軍事勝利之後所進行的政治訛詐。藺相如抗拒強秦所表現的智勇和才幹令人驚歎！對於廉頗，藺相如卻以大局為重，處處表示謙退，“先國家之急而後私仇”，表現了崇高的精神境界和磊落胸懷。
梁啟超說：“太史公述相如事，字字飛躍紙上，吾重讚之，其蛇足也。顧吾讀之而怦怦然刻於餘心者，一言焉，則相如所謂‘先國家之急而後私仇’也。嗚呼，此其所以豪傑歟！此其所以聖賢歟！彼亡國之時代，曷嚐無人才？其奈皆先私仇而後國家之急也。往車屢折，來軫方遒，悲夫！”（《飲冰室合集·專集》）
司馬遷通過一組生動的故事來表現藺相如的高尚情操和大智大勇。完璧歸趙、澠池之會集中表現他建立在愛國思想基礎上的勇和智，將相和則是集中表現他識大體、顧大局的高尚境界。
秦昭王以十五城易趙國和氏璧，這一懸殊的不等價交換出於強秦之口，顯然不是出於誠意。趙國若答應易璧，等於自甘屈服；如不答應，秦國就可以借口出兵侵趙。趙國君臣十分清楚秦國的這種政治陰謀。經過權衡之後，趙國決定通過外交鬥爭以求得解決，爭取化被動為主動。但是誰可以為此出使呢？在這緊急關頭，宦者令繆賢推薦了藺相如。
秦國曆來貪暴無信，人們稱為“虎狼之國”，藺相如的使命是十分艱巨的。但是，由於他事前有周密的考慮、充分的準備和明確的鬥爭目的，所以能夠做到隨機應變，處處爭取主動。秦王在離宮中的章台接見了藺相如，傳璧以示美人及左右，沒有舉行隆重的接見禮，完全暴露其無意以城易璧的企圖。藺相如當機立斷，他機智地取回和氏璧，並以身死玉碎威懾秦國君臣，迫使秦王不得不“辭謝固請，召有司案圖”，裝出一副真想以城易璧的樣子。秦王這種無可奈何的表演，不管其真意如何，本身就宣告了秦王這一場外交鬥爭的失敗。藺相如提出秦王齋戒五日舉行隆重的受璧典禮，秦王答應了。其間藺相如派隨從持璧歸趙，秦王不得已禮送相如歸國。這就是藺相如完璧歸趙的故事。
在“澠池鬥智”中，秦昭王與趙惠王相會，秦昭王盛氣淩人，想在外交上占上風，他奉承趙王說：“寡人聽說趙王愛好音樂，彈得一手好瑟，請彈上一曲欣賞。”趙王鼓瑟完畢，秦王禦史當著趙王的麵記載說：“某年月日，秦王令趙王鼓瑟”。藺相如見狀，拿了一個瓦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到秦王跟前說：“趙王聽說秦王你喜歡秦國音樂，秦國人善於敲擊瓦盆，請秦王敲擊瓦盆來助興。”秦王變臉不許，藺相如說：“我們相距隻有五步，我藺相如要割斷脖子頸血會濺到大王身上。”這話就是，你秦王不給麵子，我就要和你拚命了。秦王很不情願地敲了一下瓦盆。藺相如也讓趙國的禦史寫上：“某年月日，秦王替趙王敲瓦盆。”這時秦王隨身大臣一起高呼：“請趙國送十五座城給秦王為相會禮品！”藺相如隨聲附和說：“請秦國把秦鹹陽送給趙王為回禮！”這樣你來我往，直到會盟結束，秦王也沒有占得上風。
藺相如以他的機智再次贏得了外交鬥爭的勝利。
廉頗與藺相如相較，資格老，建功早，他有“攻城野戰之功，以勇氣聞於諸侯”，位為國家的上卿。對於藺相如由一個布衣之士一躍而為上卿，且位在自己之上，廉頗是不服的。他認為藺相如“徒以口舌為勞”，聲言要當眾折辱他。一個是勇將，一個是智士。藺相如深知，“強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廉頗藺相如列傳》）。而今二人相鬥，如兩虎相撲，“其勢不俱生”，這將危及國家的安危。於是，為顧全大局，藺相如稱病不朝，“不欲與廉頗爭列”。道遇廉頗，“引車避匿”。相比之下，廉頗意氣用事，爭個人之名，真是太渺小了。但是，廉頗畢竟是一位忠心耿耿的社稷之臣，他的爭勝，無非是爭個人的麵子。後來當他明白過來，悔愧交加，立即肉袒負荊謝相如。廉頗勇於改過的精神同樣是出於“先國家之急而後私仇”，這就是廉藺**的思想基礎。曆代以來，“將相和”的故事深入人心，有口皆碑，正說明了這種先公後私的精神感人至深。
藺相如在大庭廣眾之中廷叱秦王是大智大勇，藺相如寧受屈辱退讓廉頗仍然是一種大智大勇。司馬遷對藺相如的大智大勇做了高度的評價，說：知道怎樣為正義而犧牲的人，一定是勇敢的。勇敢的人是不怕死的，但是知道在什麽樣情況下去死卻是很難的。當藺相如舉起和氏璧對著庭柱的時候，以及在澠池會上嗬斥秦王左右之時，至多不過一死罷了，但是一般的士人卻往往膽怯而不敢發正義之氣。藺相如發揚正氣，聲威敵國，卻謙遜地對廉頗作了退讓，名譽比泰山還要高，還要重。他是一個智勇雙全的人。
三、愛國主義的根基，大一統的曆史觀
司馬遷的大一統曆史觀，是創作和建構《史記》一書的理論基礎。《史記》全書由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構成，凡一百三十篇。太史公曰：“餘述曆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百三十篇。”（《太史公自序》）《史記》全書一百三十篇述史內容，講的就是中華民族大家庭，從黃帝開端立家建國到秦皇、漢武完成大一統，其間共三千年的曆史發展，就是從統一到大一統的曆程。也就是大一統曆史觀，其實質就是國家發展觀，是司馬遷載述中國古史三千年所升華出的以國家形態為標誌的社會發展理論，是司馬遷一家言的重要組成部分。大一統曆史觀是愛國主義的根基。前文兩節所評說的家國情懷，其實也是大一統曆史觀的內容，家國情懷，引導國家建構與發展，從黃帝統一諸侯到秦漢統一列國就是社會大家庭國家從統一到大一統的發展階段，曆經三個時期：五帝承傳，夏商周三代承傳，秦漢大一統承傳。分說於次。
（一）五帝承傳
《史記》開篇，寫五帝承傳。黃帝興家建國，前已述及。這裏再補充四聖遵序，完成國家建製的曆程。
四聖，指五帝中黃帝之後相承的四帝：顓頊、帝嚳、唐堯、虞舜。他們承傳黃帝之業，不斷進取，到虞舜手裏，家庭倫理有則，國家建製完成。
1.顓頊、帝嚳的活動範圍
顓頊，黃帝之孫，繼承黃帝，其活動範圍，北到幽陵，南到交趾，西到流沙，東到蟠木。顓頊死後，他的族子、黃帝曾孫帝辛繼立，是為帝嚳。帝嚳普施利物，知民之急，執中而遍天下，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從服。
2.帝堯的活動範圍
帝堯名放勳，帝嚳之次子。帝堯繼帝嚳為帝，號陶唐，定都平陽。帝堯任命四賢：羲仲，居守東方暘穀；羲叔，居守南方南交；和仲，居守西方昧穀；和叔，居守北方幽都，助堯管理四方民眾，按時播種耕作。懲治四凶：流放共工到幽陵，改變北狄習俗；流放讙兜到崇山，改變南蠻習俗；遷徙三苗到三危山，改變西戎習俗；流放鯀到羽山，改變東夷習俗。帝堯任用四賢，放逐四凶，天下民眾對堯心悅誠服。帝堯年老，讓四嶽推薦賢人，把帝位讓給虞舜。
3.帝舜的活動範圍
帝舜，史稱虞舜，名重華，冀州人，曾在曆山耕種，在雷澤捕魚，在黃河邊製作陶器，在壽丘製作器物。知民疾苦，所到之處，風氣淳樸。舜以大孝名聞天下，三十歲時被四嶽舉薦為堯的繼承人，經過二十八年的代理行政考驗，正式接班。帝舜巡行四方，東邊到達泰山，南邊到達衡山，西邊到達華山，北邊到達恒山。帝舜在位的第三十九年，到南方巡視，死在蒼梧之野，葬在零陵九嶷山。帝舜和黃帝一樣，死在工作崗位上。帝舜任用二十二個賢人治國，國家機構完善，各個部門都建立起來了，司馬遷動情地評論說：“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意思是：黃帝草創國家，到虞舜手裏，國家機構完善了，國法家規都有了章法，虞舜治家治國都做出了表率。
（二）夏商周三代承傳，天子與諸侯共治天下
夏商周三代，天命轉移，開國之王雖以力取，而力隻是輔助因素，祖上積德累善，以德服人才是主要因素。民為邦本，本固邦寧。得人心者得天命，失人心者失天下。國家疆土日益擴大，民眾繁衍日益增多。封土建藩，一國之王與分封諸侯共治天下，西周的封土建藩製度完善，達到鼎盛。
1.夏王朝的承傳
大禹治水得天下。大禹，又稱夏禹，名叫文命，是黃帝第四代孫子，鯀的兒子。帝堯命鯀治水，鯀用堵塞辦法治水，九年後更是洪水滔滔，堯流放鯀到羽山，讓禹接著治水。禹用疏導辦法治水，十三年中三過家門而不入，全年奔跑在山林川澤。禹整治全國土地，劃分九州，丈量田地，分出九個等級，繳納租賦，可以說是整治了全國水土川澤，立下萬世大功。全國九州為：冀、兗、青、徐、揚、荊、豫、梁、雍。
治水、修路，是曆代王朝的國家工程，直到當代仍然如此。天旱、水災、山崩、地震是不時發生的自然大災害。治水防澇抗旱，減緩自然災害。修路便民商旅，加固國防。堯命禹治水，就是國家工程。大禹治水，劃定九州，製定貢賦，是中國曆史上第一次的國土整治與戶籍建立，功績卓著，贏得民心。舜禪讓於禹。禹登帝位，第十年東巡到達會稽山，大會諸侯，葬於會稽山。禹是又一個死在工作崗位上的古代帝王。
禹死，禪位伯益，但天下之民不朝拜伯益，而朝拜禹之子啟，於是啟繼位，開啟了家天下傳子的王朝，這就是夏朝。夏朝從大禹到夏桀國亡，王位承傳，父死子繼，或兄終弟及，共傳十四代十七王，曆經四百七十一年，當公元前21世紀至前17世紀之間。
2.商王朝的承傳
商湯之德，惠及鳥獸，滅夏桀而有天下。商的始祖叫契，舜封契於商，湯有天下故稱商，後裔盤庚遷殷，所以商朝又稱殷，合稱為殷商。
契十四代傳至湯，湯始居亳，即商邑，在今陝西商縣。湯建立商朝，遷於南亳，在今河南商丘市。湯到野外捕鳥，網開三麵，禱告說：左、右、前，三麵都可逃命，隻有不怕死的進入後麵。後世成語“網開一麵”，反用其意。當時諸侯稱讚說：“湯德至矣，及禽獸。”
夏桀推行暴政，湯興兵討伐，在有娀氏故都（在今山西永濟東）打敗夏桀，桀逃至鳴條（在今山西運城安邑鎮北），湯又在鳴條打敗夏桀，夏桀死在鳴條。湯又打敗三（在今山東定陶），於是踐天子位，平定海內，建立商朝。
商朝由湯至殷紂王曆十七世三十一王，據《殷曆》記載為四百五十八年，《竹書紀年》記載為四百七十一年，《三統曆》記載為六百年，當公元前17世紀到前11世紀之間。
3.周王朝的承傳
（1）周之始祖後稷。後稷，名棄，帝嚳之子，母曰薑原，出外見巨人跡，心裏高興，踐巨人跡而生棄，以為不祥，棄之於小巷，牛馬路過，都避開嬰孩不踐踏；又棄之於山林，被山林中人拾到路上；又棄之於水渠之上，一群飛鳥落下用羽翼覆蓋嬰孩取暖。嬰孩多次遇險不死，薑原以為有神靈保護，抱回養大，取名為棄。棄成人後，喜歡種莊稼，帝堯任命為農師，天下之人得其利。帝舜封棄於邰，號後稷，別姓姬，是為周之先祖。
（2）周武王滅殷建周。後稷十五代傳至西伯姬昌。姬昌之子周武王滅殷建周後，尊其父姬昌為周文王。文王仁愛、敬老、慈少、禮下賢者，天下歸心，建都豐邑，在今陝西戶縣東。文王死後，其子姬發繼立，是為武王。武王以太公望為師，以其弟周公旦為輔，召公、畢公之徒為左、右臂膀。武王繼位的第九年在孟津大會諸侯，進行一場伐紂的軍演，兩年後，即武王十一年（前1046）正式興師伐紂。二月五日黎明時，武王在殷都朝歌（今河南安陽市）近郊牧野誓師，有戰車三百五十乘，士兵二萬六千多人，敢死勇士三千人，紂王動員十七萬軍人抵抗。紂王之師陣前倒戈，紂王兵敗，自焚而死。武王一戰滅紂，建立周朝，定都鎬京。其後成王在河洛伊三川匯合處營建洛邑，即今河南洛陽市為陪都。武王把戰馬放在南山的南麵，把耕牛放在桃林之地，放棄幹戈，解散軍隊，昭示天下太平，不再有戰爭。
（3）周公輔成王，治禮作樂。武王滅殷後兩年，即周武王十三年病逝，太子姬誦即位，是為成王。成王年少，周公輔政。管叔、蔡叔不服，聯合武庚叛周，淮夷、徐戎也在東方起兵呼應。原來周武王滅殷後，把殷都王畿分為邶、墉、衛三國。邶為紂王之子武庚封國，墉為管叔姬鮮封國，衛為蔡叔姬度封國。邶、墉、衛三國，史稱三監，管理殷遺民。三監中，墉、衛二國又是監視邶國，即管、蔡監視武庚。管叔，文王第三子；蔡叔，文王第五子；周公姬旦是文王第四子。因此管叔是周公之兄，他不服其弟周公輔政，竟然策動蔡叔、武庚一起叛周。於是，周公東征，三年才平定了叛亂。周公誅武庚、殺管叔，而流放蔡叔。周公分殷遺民為二：其一，封微子啟（殷紂王庶兄）於宋，以續殷祀；其二，封康叔姬封於衛，是為衛康叔。康叔是文王第九子。叛亂的殷遺民，集中安置在洛邑。周公旦駐重兵在洛邑管理殷遺民及東方諸侯，護衛鎬京。
周公輔政，分封建藩，大封諸侯分治四方之民，又製禮作樂，進行製度及文化建設，是中國曆史上第一個聖人。
周王朝承傳，從周武王到周赧王東周之滅，曆經三十一世，三十七王。周朝分為兩段：西周、東周。西周承傳十一世，十二王；東周承傳二十世，二十五王。西周為武王滅殷至周幽王，凡二百五十六年；東周為周平王至周赧王，凡五百二十二年。合計周王朝曆年七百七十八年，當公元前1046年到前256年。
上述夏商周三代承傳，曆經近兩千年，三個朝代，天命轉移更替兩次，史稱湯、武革命，即“革膺天命，更授明命”。夏朝得天下以德，商、周兩朝既以積德累善而有天下，更伴隨暴力取天下。愈往後的朝代，暴力成分加重，戰爭愈益擴大，國家疆域增大，建製也日益複雜。西周文武兩代經營得天下，曆經道路更曲折，孟津軍演，牧野戰鬥才滅了殷朝。建國後還曆經叛亂、平叛，再分封建藩，周天子與眾諸侯共治天下，史稱西周成康之治，刑措不用。《詩經·小雅·北山》稱頌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天無二日、人無二王的觀念，牢固樹立。
（三）秦漢大一統承傳，皇帝集權
秦漢大一統是千年曆史大變局。秦始皇統一六國，建立中央集權，皇帝至尊，奠定了大一統的基礎，被稱為千古一帝秦始皇。漢武帝鞏固了中央集權製度，內政用推恩製和平化解了分封殘餘諸侯王，推行刺史六條問責製加強了對地方的控製，獨尊儒術確立了先進文化的主流地位；對外打敗匈奴，開拓河西走廊，鑿空西域，奠定了中國今日之疆域，由是中華民族被稱為漢人。漢武帝雄才大略，與千古一帝秦始皇並稱，於是中國曆史有秦皇漢武，是大一統的象征。
1.秦並六國與秦始皇巡遊
秦朝的興起，從秦襄公護送周平王東遷，始受封為諸侯到秦統一六國，曆經近六百年的發展，公元前771年到前221年。秦王朝的興起，整個曆史過程就是一部血腥的征服史，史稱“秦取天下多暴”。秦孝公時商鞅變法，用軍事編製整頓戶籍，其實質就是實施全民皆兵的政治。大戰役全國總動員。長平之戰，秦民年十五都被征伐上戰場。秦用爵位獎賞軍功，晉爵與升官，憑殺敵斬首的數量論功。秦軍一上戰場，熱血沸騰，刀尖所指，取人首級。《史記》記載，秦軍征戰六國殺俘一百六十七萬人，單白起一人就殺俘九十萬人，史稱秦為虎狼之國。雖然“秦取天下多暴”，但統一六國，結束戰亂，符合曆史走向，符合人民的心願，最終強大的秦國取得了勝利。《史記》用了兩個本紀，即以《秦本紀》《秦始皇本紀》記述秦王朝的曆史。
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統一六國，建立中央集權政治，廢除分封製，中央最高統治者稱為皇帝，廢除西周諡法製度，皇帝死後不立諡號，每一任皇帝繼承以序號數字計算，嬴政自稱“始皇帝”，故史稱“秦始皇”。以後皇帝按繼承序號稱二世皇帝、三世皇帝，傳之萬世，以至無窮。中央機構，皇帝之下設立三公九卿製度。丞相管理行政，太尉掌兵事，禦史大夫為副丞相，司監察，稱為三公。下設九個部門，長官稱為卿，共九卿，為：奉常、郎中令、衛尉、太仆、廷尉、典客、宗正、治粟內史（漢改為大司農）、少府。地方分為郡縣兩級。全國劃為三十六郡，後拓地達四十四郡。這是秦王朝建立的大一統政治的新型國家。
秦始皇在全國範圍修馳道，供皇帝巡行便利。秦始皇在統一全國的第二年起，十年之間持續不斷巡視全國，也就是從公元前220年到前210年。皇帝巡行是鞏固政權的重大舉措。秦始皇一路刻石頌功，宣示威德和政治措施，刻石文字，就是發布中央政令的一種形式。秦始皇二十七年，巡視西北地區，隴西、北地；二十八年，巡視東方以及東南、南方等地區，東上鄒嶧山、泰山、轉彭城、經泗水、渡淮水、衡山、南郡、長江、湘山祠；二十九年，東巡至陽武、之罘（今山東煙台）、琅邪（今山東高密、諸城），轉上黨而歸；三十一年，微服鹹陽；三十二年巡視到碣石、北邊、上郡；三十七年，南巡雲夢、九嶷山、之罘、海西，返程至平原津而病，死於沙丘宮。
秦始皇巡行，深入社會廣泛觀察，為其各項改革、頒布新政提供決策依據。《秦始皇本紀》記載秦始皇先後立石、刻石九塊，收載了七塊刻石的內容，保存了秦王朝中央文件第一手的原始資料，有極高的文獻價值，從中可以梳理出秦始皇施政綱領和施政思想，以及具體措施。大要有六個方麵：
其一，皇帝獨尊。經廷議奏請，改“王”為“皇帝”，命為“製”，令為“詔”，自稱曰“朕”。
其二，黔首自實田。保障社會底層黔首生活安定的生產資料。碑文明確規定：“黔首自實田”，“惠被諸產，久並來田，莫不安所”。
其三，全國歸一統。碑文曰：“存定四極”，“平定海內”，“六合之中，被澤無疆”。實施辦法有四：一是廢分封，行郡縣；二是統一名物製度，即統一文字，統一度量衡，統一錢幣，車同軌，書同文；三是淳化風俗，加強道德倫理教化；四是銷毀兵器，停止戰爭。
其四，發展經濟。碑文曰：“治道運行，諸產得宜”；“上農除末，黔首是富”；“節事以時，諸產繁殖”；“男樂其疇，女修其業”。
其五，實施法治。碑文曰：“秦聖臨國，始定刑名”，“普施明法，經緯天下，永為儀則”，“歡欣奉教，盡知法式”，“初平法式，審別職任，以立恒常”。
秦並六國，建立中央集權製度，推行郡縣製，李斯輔佐秦始皇，立有大功。秦朝二世而亡，李斯助紂為虐，大罪有三。主張焚書坑儒，實施法家暴政，其罪一；與趙高合謀，篡改始皇遺詔，殺太子立二世，其罪二；阿諛二世，行督責，逼反民眾，其罪三。李斯受五刑而死，被滅族，咎由自取。
2.西漢建立與漢武帝巡遊
秦王朝建立的大一統皇帝製度，二世而滅，人們產生了惶惑，國家建製如何走向，繼秦之後，重新提上議事日程。項羽分封十八王，自稱霸王，效仿春秋五霸政治。春秋五霸上有共主周王室。五霸打著尊王攘夷旗號，尚能維持列國短暫的和平。項羽分封，滅了義帝，沒有共主，項羽宰天下不平，諸侯各就國，立即進入“新戰國”時代。楚漢相爭，漢王劉邦堅持大一統皇帝製度，以弱抗強，戰勝了項羽，西漢建立，沿襲秦朝國家製度，去除秦朝苛法，實施黃老無為政治，與民休息。經過高、惠、文、景四代皇帝約七十年的發展，國富兵強。漢武帝繼位，雄才大略，外伐四夷，開疆拓土，內興功作，封禪製曆，把西漢推向極盛，鞏固了秦王朝建立的大一統皇帝集權製度，使千年曆史大變局的政治轉軌得以確立，由是漢武與始皇並稱。漢武帝伐匈奴，奠定了中國今日之疆域，意義重大。
漢武帝巡幸，據《漢書·武帝紀》記載，漢武極為頻繁地巡幸四方。離京師近距離的巡幸，西幸雍、祠五畤，東幸河東祠後土。漢武帝遠離京師的巡幸，主要在他任皇帝的下半程。漢武帝在位五十四年，前半程二十七年忙於征匈奴，隻作近距離的巡幸。後半程二十七年，即從元鼎四年到後元元年，公元前113年到前88年，其間二十六年，漢武帝遠離京師巡幸四方達二十二次之多，差不多年年都在巡幸。此時漠南已無匈奴王庭，全國安定，漢武帝大規模巡幸四方，時間長的達半年之久。漢武帝巡幸重點有三：一是巡幸北方，總計十次，兩次北出長城，威震匈奴；二是封禪泰山十次，向上天祈福，稱成功；三是東臨大海八次，冀遇仙人，求長生不老。帝王巡幸向臣民昭示天子威嚴風采，沿途采風民情習俗，發布政教仁惠，宣示國家主權，是凝聚民心的紐帶。司馬遷從黃帝草創國家以來，極為重視帝王的巡幸記載，這是大一統的象征。從黃帝的四至到秦皇漢武的四至，這個變化就是從統一到大一統的發展，象征國家的發展，社會的進步。《五帝本紀》對五帝承傳帝王巡察四方，關愛民生，反複描寫，其實是昭示了社會在不斷地變革、進化發展中，三千年曆史，就是通古今之變，稽成敗興廢之紀，找到國家發展的規律，凝聚民心的製度與方略，避免改朝換代。社會走向大一統是必然的規律。
綜上所述，十二本紀所載三千年的王朝更替，核心是講國家的建構與發展，從黃帝統一到秦皇、漢武的大一統，家國一體的觀念，家國情懷的信仰，深深地注入每一個中華民族後世子孫的血液裏。
四、四海一家，各民族皆黃帝子孫
自古以來，中國就是一個由多民族組成的國家。周初分封時就有許多內附的“夷狄”之國。例如吳太伯之句吳、楚子荊蠻都不是華夏民族。周襄王後是翟人之女，三家分晉的趙襄子之母也是翟人之女。中華民族發展的曆史，是漢族和各個少數民族共同創造的曆史。在多民族組成的國家中，如何對待少數民族，也是國家觀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儒家的正統思想一再宣揚“夷夏之辨”，以中原華夏民族為冠帶之國，貶稱周邊各少數民族為夷狄之邦，用以區分種族貴賤。因此，我國周邊民族被貶稱為東夷、西戎、南蠻、北狄，視為荒服之地。司馬遷的民族觀，四海一家，各民族皆黃帝子孫，顛覆了狹隘的“夷夏之辨”民族觀，獨步史壇。在大一統曆史觀的思維下，司馬遷的民族觀可稱之為民族一統思想，基本內容可概括為四個方麵：民族等列思想；中國境內各民族皆黃帝子孫；承認周邊各民族有同等的“革命”權利；民族治理，故俗治，毋賦稅。
（一）民族等列思想
所謂民族等列思想，指司馬遷的進步思想在於打破“種別域殊”的內外之別，把民族區域納入統一的封建帝國版圖之內來敘述，視各民族皆為天子臣民，並從直觀中覺察了各個民族實體的客觀存在，而必須記敘他們的曆史。
各個民族實體有著各自獨特的標識而互相區別開來。現代民族實體的科學定義是斯大林概括的。他說：“民族是人們在曆史上形成的一個有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以及表現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的穩定的共同體。”（《斯大林選集》）共同的語言、地域、經濟生活、文化習俗四大要素是區別各個民族的標誌。當然，我們不能以斯大林的這個定義去衡量我國古代史學家，這樣做是一種不切實際的苛求。司馬遷也沒有從理論上來闡述區別各民族的四大要素。但是司馬遷實錄曆史，他從直觀中覺察了各個不同民族之間的區別，分別立了五個民族史傳，這不能不說是司馬遷民族實體思想的反映。這表明司馬遷已經注意到各民族有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經濟生活以及共同的文化習俗。這些民族不斷地走向進步，走向與中原華夏民族建立的王朝日益加強聯係和一統的道路。所以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中點題說：“佗能集楊越以保南藩”，作《南越列傳》；甌人“葆守封禺為臣”，作《東越列傳》；夜郎、邛笮之君“請為內臣受吏”，作《西南夷列傳》。
四海一家，中國境內各民族皆黃帝子孫，這是司馬遷從傳說和曆史中提煉出的民族一統理論，也是構建家國情懷的一種信仰。《史記》在多篇傳記中闡明這一思想。
句吳與中國之虞為兄弟——“太史公曰：餘讀《春秋》古文，乃知中國之虞與荊蠻句吳兄弟也。”（《吳太伯世家》） 楚之先祖出自帝顓頊——“楚之先祖出自帝顓頊高陽。高陽者，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楚世家》） 越王句踐禹之苗裔——“越王句踐，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後帝少康之庶子也。”（《越王句踐世家》） 東越王句踐之後——“閩越王無諸及越東海王搖者，其先皆越王句踐之後也，姓騶氏。”（《東越列傳》） 匈奴夏後氏之苗裔——“匈奴，其先祖夏後氏之苗裔也，曰淳維。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葷粥，居於北蠻，隨畜牧而轉移。”（《匈奴列傳》）
司馬遷的這些敘述是有意識地采自傳說，用以表述他的民族一統思想的曆史依據和理論。《史記》敘三代天子及列國世家，皆歸本於黃帝子孫，這顯然是宣揚大一統和民族一統觀念。從唯物史觀來看，司馬遷的這種理論是不科學的。我們也絕不會像三國時的譙周那樣，以書呆子氣去一一考實。要知道，司馬遷撰史以“成一家之言”，他寓論斷於序事之中。他的民族一統思想也是在敘事中帶出。如果不了解這一史例，我們就會苛責前人，也無法理解司馬遷的思想。
（三）承認周邊各民族有同等的“革命”權利
這裏所謂“革命”，是指革故鼎新，變革天命，就是推翻失去天命的暴君，擁戴獲得天命的仁德之君主登基，改朝換代。武王伐紂、陳涉首難，司馬遷都稱之為“革命”。秦亡後，楚漢相爭，項羽暴虐，漢王仁德，結果楚滅漢興。南方越族參加了秦漢之際人民反暴政的鬥爭，司馬遷作了肯定的記載。《東越列傳》記載東越反秦佐漢，參與中原的政治鬥爭，司馬遷特別加以記載。表現了他承認周邊各民族有同等的“革命”權利的思想，這是值得肯定的。
（四）民族治理：故俗治，毋賦稅
司馬遷所處時代是漢武帝大有作為的西漢盛世，也是中華民族走向融合統一的盛世，由兩個條件促成。其一，各民族人民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走向民族一統。其二，漢武帝向周邊民族地區推廣郡縣製度，造就了促進民族一統的政治形勢。司馬遷躬逢其時，參與其事，元鼎六年（前111），司馬遷奉使西南夷設郡置吏，對民族曆史積累了實地的考察經驗。因此，司馬遷民族一統思想的形成有著當時的曆史背景，絕不是偶然的音韻天成。漢武帝施行的民族治理，“故俗治，毋賦稅”，就是司馬遷在西南夷地區首先施行的。《平準書》記載說：
“且以其故俗治，毋賦稅”，這一治理方針，當是司馬遷在西南夷設郡置吏時提出來的。即使放在當代也是十分先進的民族思想。“故俗治”，就是高度自治，尊重民族習慣，民族風情。“毋賦稅”，不收少數民族地區的賦稅，實際是發展民族地區的經濟，讓民族地區富起來，民族兄弟過上好生活，感受到融入中原王朝大家庭的溫暖。
“故俗治，毋賦稅”，這一政策體現了對各民族人民習慣的尊重，還給內附各族人民帶來了經濟上的好處。漢武帝的主觀意圖是宣揚大漢威德，但客觀上符合人民的願望，大大促進了民族間的感情融合。漢武帝又對各民族的上層人物實行籠絡政策，給他們封侯、做官。金日是匈奴人，後來成了漢武帝的輔佐大臣之一。京師長安置有胡越羌騎，這也是一種政治恩遇，即各民族組成的部隊都有權利參與保衛京師，示四海臣民為一統。內遷的羌、胡、氐、匈奴等降民“皆衣食縣官”，置典屬國妥為安置。漢武帝的這一係列措施，鞏固了漢家的大一統天下，也促進了民族一統的政治形勢，這對於司馬遷形成民族一統思想也是一個重要的曆史條件。
綜上所述，司馬遷的大一統曆史觀，核心思想是家國一體，人人心中以家國情懷包容天下，一國就是一個家，四海皆兄弟，各民族日益走向融洽，走向大一統。所以，國家不允許分裂，國家是全社會的一個大家，一個家隻能有一個家長，一個國家隻能有一個王。前文指出，所謂天無二日，人無二王，在西周，即在司馬遷之前已形成了這一觀念。用現今的話來說，就是一個國家隻能有一個中央政府，這是中華民族全體中國人的觀念，自古皆然。因為，中華民族都是黃帝子孫，黃帝是全民族共有的人文始祖，這是根植於人心中的信仰。保家就要衛國，這些就是獨特的中華文化。用一句話概括，大一統曆史觀維護一國就是一個家，這一規矩，司馬遷在《史記》開篇寫“黃帝紀”就立下了，已然成為中華民族的傳統。在今天，十四億中華兒女行進在複興中華文化的當下，重溫司馬遷的大一統曆史觀，具有無比重大的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