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堂 《史記》——人人必讀的國學根柢書1
從現在開始，筆者與讀者共同分享一個話題——評說司馬遷其人及《史記》其書。本書分十三個專題來評說，總題“十三堂史記通識課”。第一堂，先評說《史記》這本書的價值。
問：《史記》是一部什麽樣的書？答：人人必讀的國學根柢書。前文“引言”，已做了粗陳大意的闡釋，這一堂課展開具體的評說。
眾所周知,《史記》是一部文史名著,它既是史學,又是文學,帝王稱本紀,人臣稱列傳,以人物為綱,以時間為緯,記敘曆史事件,合稱紀傳體。《史記》內容極豐富,它是一部融史學、文學、哲學於一體的曠世大典。依據《史記》的曆史價值與功效、創作宗旨、記載內容等角度,可以說《史記》是一部人人必讀的國學根柢書、人倫道德教科書、繼往開來的百科全書。我們用四句話來概括《史記》的價值：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國學之根柢，資治之寶典。分說於次。
一、史家之絕唱
“史家之絕唱”是一句詩意的讚頌，換作敘述語言，就是司馬遷對中國史學的貢獻，達到了無人企及的境界。《蘇聯大百科全書》稱司馬遷為“中國史學之父”。《史記》的問世，對中國史學產生了巨大、深遠的影響,司馬遷對中國史學做出了卓越的貢獻。司馬遷對中國史學的貢獻和影響,主要有以下四個方麵。
（一）奠定了中國史學的獨立地位
中國史學的產生有悠久的曆史。早在殷商時代就有史官，但這些史官隻是記載商王的言行，並負責占卜工作，類似宗教職員。周代繼承這一傳統，到春秋、戰國時代，史籍產生，有所謂“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的說法。即《尚書》是“左史記言”的典範著作，《春秋》是“右史記事”的典範著作。列國史官形成的著作有晉之《乘》、鄭之《誌》、楚之《檮杌》、魯之《春秋》等，均屬記言、記事的性質，很少有曆史過程的記述與研究。《逸周書》《左傳》《國語》《周禮》《儀禮》《世本》《竹書紀年》《戰國策》等，也屬史籍，其特點多為資料匯編，或修訂、解釋曆史文獻。一般成於眾手，作者多為史官或者士大夫。成書既非一時一人，因此無法保證嚴格的體例。因此，先秦史籍成為後世多種史體的源頭，故唐代劉知幾總結唐以前史體流派有六家：《尚書》家、《春秋》家、《左傳》家、《國語》家、《史記》家、《漢書》家。先秦史籍占了四家。有比較嚴格義例的是《春秋》家和《左傳》家，代表的是編年體。中國古代史籍的三大體為紀傳、編年、紀事本末，最早產生的是編年體。先秦史籍內容龐雜，文字疏簡，記事粗略，史實中雜有神話、傳說、寓言，又多有後人的增飾，真偽並存，而且先秦史籍沒有係統、全麵地記載人類的社會活動，隻是反映了片段曆史，沒有獨立成為史書，也沒有獨立的史家概念。殷商是中國史學的萌芽時期，春秋、戰國、秦是中國史學的童年，史籍隻是經部的附屬。
《史記》的問世，改變了這一狀況。司馬遷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為宗旨，創作了上起黃帝、下迄漢武三千多年的通史，不僅把曆史撰述從一個狹小的天地引向了廣闊無垠的大千世界，而且以人為主體，建立了嶄新的曆史觀認識體係，這是前無古人的。
《史記》與先秦史籍比較，是由量變發生了質變，《史記》是一部真正的曆史著作，它結束了中國史學的童年而走向成熟。由於《史記》的影響和帶動，司馬遷之後，史籍蓬勃發展，兩漢以後，史籍獨立成部，蔚為大觀。東晉李充著《四部書目》，史籍已在四部目錄中部居第二。
（二）規範了史學研究的對象和範圍
司馬遷著《史記》，在史學研究對象上做出的最大貢獻，是確立了人本位，即以人為中心。《史記》的本紀、世家、列傳，基本上是人傳；表是人譜；書是人事、人傳。此後曆代修史便都遵循人本位的“祖製”。
司馬遷規範史學研究的對象和範圍，提出了許多首創的範例。如果把司馬遷的創新加以具體的羅列，至少可以列舉以下十個主要的方麵：
（1）首創紀傳體，形象地反映了封建社會的等級序列；
（2）首創貫通古今的通史，建立了曆史發展斷限理論的年代學；
（3）首創“太史公曰”的史論形式，提出了係統的史學理論；
（4）首創經濟史傳，發展了古代樸素的唯物史觀，意識到經濟發展狀況對社會曆史起決定的作用；
（5）首創軍事史傳，係統地總結了古代的戰爭理論，敘述了戰史內容；
（6）首創學術史傳，辨章學術，考鏡源流；
（7）首創民族史傳，提出了民族一統的思想；
（8）首創各色人物的類傳，全麵地反映社會生活；
（9）首創語譯古文，使艱深古奧的語言通俗化；
（10）首創曆史文學，把曆史人物的實錄塑造成典型形象。
其他還可以羅列一些，如首創禮、樂、曆、星等各種專題的文化史傳，擴大了曆史記敘的範圍；首創《大宛列傳》，載述外國史事等等。
（三）創立了史學研究的基本方法
司馬遷怎樣寫曆史，即司馬遷編纂史學成書的基本方法，主要有三個方麵：其一，原始察終，見盛觀衰。其二，詳變略漸。其三，熔鑄改寫。
“原始察終，見盛觀衰”，這八個字是不可分割的一個整體，一個方法論。司馬遷用這八個字來考察人類社會曆史的發展，整個曆史長河是一個不斷興衰發展的連續係列。“原始察終”，就是追原其始，察究其終。一個曆史事件，從哪裏開始，到哪裏結束，把握曆史大勢，從曆史的全過程來看它的原因、經過、發展和結果。“見盛觀衰”，是把握與觀察的一個方法，就是在興旺的時候，要看到它轉化的起點。這一方法的理論基礎，就是承認曆史在不斷地變化、發展。變，是曆史的永恒主題。所以司馬遷寫曆史，最高原則與目的就是“通古今之變”。
“詳變略漸”，是把握古今的一個原則，又是“詳今略古”的一個特例。司馬遷對古今關係，基本原則是詳今略古，在詳今略古的前提下，又“詳變略漸”，即詳變革之世而略升平之世。《史記》述史三千年，共一百三十篇，百年漢史篇幅過半，有六十二個專篇，兼及其他十三篇，共七十五篇。而五帝三代近兩千年，隻有五帝、夏、殷、周四篇本紀，三代、十二諸侯兩篇年表，共六篇。詳今略古還貫穿在每一個曆史時期中。為何詳今略古？主要有兩大原因：一是愈古史料愈少，巧婦難為無米之炊；二是“近己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即離今世愈近的曆史愈有借鑒價值，這也是詳今略古最主要的原因。推廣這一原則，愈是變革的曆史，愈有借鑒的價值，所以“詳變略漸”，成為處理古今關係最重要的原則。
綜觀《史記》全書，特詳四個段落的曆史。一為西周建國史；二為戰國之世的變革曆史；三為秦漢之際的劇變曆史；四為武帝建元、元封之間的變革曆史。這四段變革曆史加起來隻有三百多年，隻占三千年曆史的十分之一，而敘述的內容，占全書五十二萬字的百分之八十，即四十餘萬字。秦漢之際八年，建元、元封之間三十年，合計不到四十年，而敘述的篇目涉及四十四篇，占三分之一，篇幅字數亦約三分之一。
熔鑄改寫，司馬遷稱為“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即現代文學上稱的再創作。尤其是寫古代史，資料貧乏，司馬遷不得不點滴搜求，零散積累。司馬遷寫黃帝、顓頊、帝嚳、唐堯、虞舜五帝，全篇隻有三千多字，今可按核的資料來自十餘種書，有《尚書》《五帝德》《帝係姓》《國語》《左傳》《世本》《莊子》《孟子》《韓非子》《戰國策》《呂氏春秋》《禮記》《淮南子》。材料不僅零散，而且風格不統一，各種資料有很大的時間跨度，語言不一，甚或事實抵牾。司馬遷把雜亂無章的曆史資料，熔鑄改寫成了可資閱讀的曆史學著作，其創造精神和方法為後世樹立了楷模。
（四）樹立了中國史學的進步曆史觀
司馬遷進步的曆史觀，主體內容可概括為三方麵：其一，大一統曆史觀。其二，發展、進化、變革的曆史觀。其三，樸素的唯物曆史觀。限於篇幅，這裏就不展開討論了，隻說兩個例證，以見其進步性。第一，《史記》開篇《五帝本紀》塑造了人文始祖黃帝，說中華民族皆黃帝子孫。《史記》全書所寫列國世家、周邊民族、人物列傳，追本溯源，都是黃帝子孫。中華民族自稱龍的傳人、黃帝子孫或炎黃子孫，毫無疑義，應歸功於司馬遷的創造。中華民族共認一個祖先，最能喚起同血緣、同地域、同文化的民族親情，中華民族都是龍的傳人、黃帝子孫，這一民族大一統觀念，數千年來激勵了無數仁人誌士為中華民族的生存、繁榮和進步而鬥爭。“黃帝子孫”至今仍是一個神聖的詞語，具有無限的號召力。第二，司馬遷述史雖以帝王將相為中心，但有兩個顯著的進步觀點，符合唯物主義的認識論，後世史家不能望其項背。其一，司馬遷認為任何一個成功的統治者都不能自以為是，而是必須廣泛集中百官群臣的智慧。他說：“堯雖賢，興事業不成，得禹而九州寧。”（《匈奴列傳》）其二，司馬遷認為，民心向背，對一個國家的興亡起決定作用。“民為邦本”，是儒家宣揚的觀點；而司馬遷的貢獻，是生動地描繪了人民群眾的創造力量。秦朝之亡，是由於陳涉發難，“風起雲蒸，卒亡秦族”；“子羽暴虐，漢行功德”，這是楚亡漢興的根本原因。孝文帝“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於禮義”（《孝文本紀》）。漢武帝專事殘酷，郡縣相聚而叛，“大郡至數千人”，阻山川，抗朝命，“無可奈何”（《酷吏列傳》）。漢武帝晚年悔征伐之事，下輪台罪己之詔，封田千秋為富民侯，改弦更張，西漢才轉危為安，出現了昭宣中興。這是東漢班固在《漢書》中替司馬遷續寫的一章。《史記》中的許多進步觀點也影響了班固。
二、無韻之離騷
此指《史記》對中國文學的貢獻，也就是司馬遷對中國文學的貢獻，主要有四個方麵：其一，語言巨匠；其二，散文大家；其三，創立傳記文學；其四，創立了實錄史事的寫人藝術。
（一）語言巨匠
語言與情節是文學創作的最基本元素。語言巨匠，就是文學大家。《史記》語言之優美，不僅獨步當時，而且為後世人所不可企及。《史記》中，短句一個字，長句四五十字，當代漢語中的各種複雜句型，《史記》全有。《史記》語言生動、流暢，而又雄健峻潔，婉曲細微，形成獨特的風格。《史記》創造了個性化的語言，如《秦始皇本紀》寫始皇統一中國，群臣議上尊號，上奏說：“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貴。”始皇批示：“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號，號曰‘皇帝’，他如議。”這去“泰”著“皇”，一字一頓，凜凜然一派金口玉言，拍板定案不容置喙的至尊語氣，極為傳神。
（二）散文大家
漢代文章兩司馬，是指司馬遷與司馬相如，這是文史大家班固的評論。班固在《漢書·公孫弘卜式兒寬傳》讚語中評論說：“文章則司馬遷、相如。”班固推崇《史記》散文之優美，與辭賦大家司馬相如比肩，足見司馬遷是一代散文大家。唐宋八大家掀起的古文運動，就是以司馬遷為旗幟，把《史記》樹為追慕學習的典範。韓愈論《史記》雄健，柳宗元論《史記》峻潔，韓柳並師法《史記》作文。《史記》文章為漢代散文典範，從此確立。明清人評點《史記》，對其文章藝術美的研究，挖掘更深，尤以清桐城派的評點，成績最大。方苞用“義法”論《史記》，已經明確地觸及內容與形式統一的認識。方苞說的“義”就是“言有物”，即文章的內容；“法”就是“言有序”，即文章的表現形式。“義以為經而法緯之，然後為成體之文”，也就是內容與形式的高度統一，才是富有文學價值的好文章。桐城派另一大家劉大櫆，在方苞義法說的基礎上，進一步探索《史記》散文的藝術美，指出《史記》文法有“大”“遠”“疏”“變”四大特點。桐城派最後一位代表人物林紓，對《史記》散文藝術美的研究卓有成績。他撰寫的《春覺齋論文》，對《史記》文章情韻之美，以及運用虛字和結尾藝術做了不少具體分析，發前人所未發。
（三）創立傳記文學
劉勰《文心雕龍》標立“史傳”專題，明確地把《史記》人物傳記包括在文學範圍之內。從人物形象塑造的角度評價《史記》的文學性，文章結構轉折波瀾，細節描寫具有小說因素。最早把《史記》與小說相提並論的是明嘉靖年間人李開先。他在《詞謔》一書中說：“《水滸傳》委曲詳盡，血脈貫通，《史記》而下，便是此書。”李開先把《水滸傳》的情節安排和文章技巧與《史記》的文章技巧聯係起來。到明末清初，金聖歎徑直把《莊子》《離騷》《史記》、杜詩、《水滸傳》《西廂記》並稱為“六才子書”。金聖歎在《水滸傳》和《西廂記》的評點中多次讚揚司馬遷的文筆。尤其是《史記》與小說的關係，金聖歎有深刻的認識。他在《讀第五才子書法》中說：“《水滸傳》方法，都從《史記》出來。”這些評論指出：中國的寫人藝術，就是從司馬遷創立史傳文學開始的。所以中國傳統小說，人物塑造帶史傳特點，以故事情節取勝，其實就是師法司馬遷。
（四）創立了實錄史事的寫人藝術
司馬遷在《史記》中創造的實錄曆史人物典型化的藝術方法，即寫人藝術是重要的文學遺產，影響中國曆史深遠。舉其大要，略說以下五方麵。
其一，選擇人物，剪接材料。對於曆史上有重大影響的人物，如秦始皇、漢武帝、周公、孔子等曆史偉人，這些人物本身就充滿傳奇，但如何選擇他們一生中的事跡是一門學問，也是曆史家的識見，這就是剪接材料。更主要的是選擇哪些平凡人物，不隻是剪接材料，而且要選擇人物。刺客、遊俠、醫卜、日者等社會下層人物，司馬遷選擇典型的人物與事例，一一作傳，膾炙人口，堪稱奇絕。
其二，兩兩對照，烘托人物。兩兩對照，排比見義，形象鮮明。在篇目排列上，司馬遷有意識地在時代順序中進行穿插，連類相及。在本紀中，劉、項兩紀對照；在世家中，趙、魏、韓、田四家對照，因三家分晉與田氏篡齊為同一類諸侯；在列傳中，蘇秦、張儀對照，戰國四公子四傳對照，以上是相鄰篇傳的對照。合傳、類傳人物更明顯地在一傳中構成強烈對照。如《管晏列傳》，管仲與晏嬰，一奢一儉相對照，又是知人與不知人相對比。《平津侯主父列傳》，廉吏與貪吏之對比：公孫弘廉，善終；主父偃貪，族滅。《循吏》與《酷吏》兩類對比，突出撫民與虐民兩種治民態度，形象鮮明。以上各種類型的對照，構成了司馬遷塑造曆史人物獨具的互相映襯的特色。
其三，運用互見法，塑造人物形象。互見法就是詳此略彼，互文相足。對於人物塑造，就是“本傳諱之，他傳發之”。例如項羽，在本傳中選用典型的正麵材料塑造英雄形象，而他的負麵材料，特別是殘暴濫殺，就在《黥布列傳》中揭出。又如《魏公子列傳》，司馬滿懷深情地塑造了一個禮賢下士堅持正義的政治家形象，魏公子急人之難，形象高大，可以說是一個完人。但是，在《範雎列傳》中卻補述了魏公子畏秦不接納魏齊的虛飾情態，受到了侯嬴的批評，而本傳卻隻字不提。
其四，人物事跡情節故事化，引人入勝。《史記》重要人物的傳記，大都按時間順序，包舉一生行事。開頭寫姓名、鄉裏、家世、生辰，結尾寫其死，人物一生言行構成首尾完備的故事。《項羽本紀》寫一個蓋世英雄如暴風雨般興亡的故事，《高祖本紀》寫一個布衣登基的故事，《李將軍列傳》寫一個懷才不遇難封侯的故事。而且人物一生言行的情節發展可以分解為一連串故事。例如《李將軍列傳》重點記述追殺匈奴射雕者、佯死脫險、斬霸陵尉、右北平射虎沒鏃、破左賢王之國、不對簿自刎等六個故事連接，展現他一生“數奇”、懷才不遇的大故事，是《史記》人物中最精彩的篇章，也是故事性最強的名篇。《刺客列傳》《遊俠列傳》《滑稽列傳》，每一個人物傳記都是一個完整的故事。《管晏列傳》，隻是摘取人物的生活片段也是一個個精彩的故事。《魏公子列傳》主要寫信陵君虛左迎侯生、竊符救趙、從博徒賣漿者遊等故事，特別是他救趙抗秦的大事件，也化成了一個竊符救趙的故事。曆史人物的事跡不能虛構，但通過選擇、剪裁、提煉、集中、布局等各種手法進行故事化構思，取得了極大的成功。可以說，人物情節故事化是司馬遷創作寫曆史人物典型的一個最基本的方法。唐代傳奇小說，中國明清小說，乃至蒲鬆齡的《聊齋》，所寫人物均帶史傳色彩，中國人喜聽故事，至今仍愛紀實小說，可以說就是受《史記》的影響。所以有人說，可以把《史記》當小說讀。
其五，熔鑄鮮明的愛憎情感以感染讀者。中國傳統史學家主張曆史家寫人物、事件，不能夾帶個人的愛憎情感，保持客觀公正。司馬遷恰恰相反，他常常悲壯抒懷，感動讀者兩千年。司馬遷把自己鮮明的情感熔鑄在人物描寫中，引起共鳴，從而增強了讀者對人物的想象，引發深思。司馬遷褒貶人物的愛憎情感之所以能夠深深地打動讀者，是因為他同情被壓迫人民，反對暴力統治，頌揚正義，詛咒罪惡，與古代人民情感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司馬遷的少年時期生活在農村，又二十壯遊，廣泛地接觸了下層社會，故而在《史記》中不僅寫了帝王將相，也寫了眾多的小人物。刺客、遊俠、俳優、工商、醫卜等中下層人物，在統治階級眼裏是沒有地位的市井小民，但在司馬遷筆下，他們有著優秀的品德、卓越的見識和一技之長，受到了熱情的歌頌和肯定。一些附傳人物，如《平原君列傳》中的毛遂、邯鄲傳舍子李同，《魏公子列傳》中的看城門人侯生、市井賣肉的朱亥、博徒毛公、開酒店的薛公，這些人物具有傲視權貴的高尚情操，強烈的愛國主義感情，尤其有助人於危難的犧牲精神。司馬遷以飽滿的筆墨刻畫了他們的光彩形象。反之，對暴君汙吏則盡情地鞭撻和揭露。《酷吏列傳》刻畫酷吏們枉法害眾的殘虐形象，麵目可憎。司馬遷對昏聵的趙王遷自毀長城，殺害抗秦名將李牧，憤怒地拍案而起，使用了罵人的語言說：“趙王遷，其母倡也。”原來趙王遷的媽就不是一個好人。總之，司馬遷對美好事物，崇高人格，無比熱愛，無比讚賞；對腐朽事物，邪惡人物無比憤怒，無比痛恨。正因為他愛得深，所以他恨得切。在他的筆端紙上、字裏行間不期而然地翻滾激**著感情的波濤，帶給讀者以強烈的心靈震撼，往往留下神來之筆，增強曆史人物的文學性，這就是《史記》人物能感動人震撼人的根本原因。
司馬遷的寫人手法還有許多，如場麵描寫，製造氛圍；遙情想象，補充細節；軼事傳神，以小喻大；賦予深沉的人情味描寫，感染讀者；運用通俗化和個性化的語言，凸顯人物形象等等，限於篇幅，不具體展開。
司馬遷實錄曆史人物加以典型化有著崇高的目的，其用意是讓曆史通俗化，普及於大眾，以史為鑒，“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使社會各色人物都能照照鏡子。讀史有共鳴，讀史如讀文學，所以把史學、文學兩者高度統一起來。司馬遷寫人藝術的成功之處，不隻在於他有厚重的文學素養，更重要的是他有進步的曆史觀，有崇高的理想，敢於創新。司馬遷塑造曆史人物的創新精神和取得的成就，達到了傳記文學的高峰，對後世影響深遠，值得我們借鑒和思考。
三、國學之根柢
在中國傳統文化國學精品中，《史記》之樹生命長青，它有取之不盡的思想源泉，養育著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長，具有無比的凝聚作用。這一特殊的曆史價值與地位，使《史記》成為中國人的一部國學根柢書。具體說，有以下三個方麵的內容：《史記》是中國古代三千年民族文化之濃縮；繼往開來的百科全書；《史記》為人倫立則，是一部人倫道德教科書。
（一）《史記》是中國古代三千年民族文化之濃縮
《史記》沉澱中國古代三千年文明曆史，其文化之根深深紮入社會曆史中，用今天通俗的話來說叫作“接地氣”，這是《史記》成為國學根柢書最基本的要義。下麵分四個層次來說。
1.《史記》是我國第一部通史
中國史籍，在《史記》之前已有《尚書》《春秋》《左傳》《國語》《世本》《竹書紀年》《楚漢春秋》等史書，但所記載的曆史史事範圍狹窄，內容簡單，曆史被看成是統治者個人的活動，因而缺乏廣泛的社會意義，且諸史均隻記敘相應時代的史事，沒有一部是貫通古今的曆史內容。隨著社會的發展，時代的需要，司馬遷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為宗旨，創作了上起黃帝、下迄漢武三千年的通史，這是前無古人的，而且以人為主體，展現人生百態，建立了嶄新的曆史觀認知體係。
2.《史記》是我國曆史上第一次係統的大規模文獻整理
《史記》取材廣泛，“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融匯百家學說、各種知識於一編，這正是奠定了《史記》作為“百科全書”的基礎。從文獻整理的角度，將各種文化典籍整理編撰為一部曆史著作，是文獻運用的最高形式，也必然是發揮曆史文獻功能的最好手段，非通才大家不能為。司馬遷很好地做到了這一點，成為後代史家的典範，所以《史記》成為各科學習的根柢書。
3.司馬遷第一次記敘周邊各民族，主張華夏各民族是一家
自古以來，中國就是一個由多民族組成的國家，中華民族的曆史，是漢族和各少數民族共同創造的曆史。但是儒家的正統思想卻一再宣揚“夷夏之辨”，以中原華夏民族為冠帶之國，貶稱周邊各民族為夷狄之邦，以區分種族貴賤。與司馬遷同時代的西漢大儒董仲舒提出的綱常倫理學說，也被推廣到民族關係上來。董仲舒認為，諸侯不能與天子平等，大夷小夷不能與華夏族平等，甚至各民族之間小夷也不能與大夷平等，說什麽“大小不逾等，貴賤如其倫，義之正也”。而司馬遷卻在這“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漢武帝時代，不僅在《史記》中為百家學說留一地位，而且首創各民族史傳，計有《匈奴列傳》《南越列傳》《東越列傳》《朝鮮列傳》《西南夷列傳》等五篇。司馬遷將東西南北各民族均視為天子臣民，說中國境內的各民族都是黃帝子孫，其實就是主張華夏各民族是一家。司馬遷說匈奴是夏桀之後，句吳與中國之虞為兄弟，越王句踐為禹之後，楚是顓頊之後，其苗裔為滇王。這些話頭，把記述各民族的列傳與各人物列傳等列並編，表現了他的民族平等思想，表達了各民族的曆史發展走向統一這一主題。東越反秦佐漢，參與中原改朝換代的政治鬥爭，司馬遷特別加以記載，表現了他承認周邊各民族有同等“革命”和參與中原事務的權利。這一思想在當時是獨步史壇的。
4.民族共同心理的曆史哲學
中華民族認同大一統。中華民族曆經夏商周到秦漢已基本形成，並突破中原的界限而實現了大一統局麵。這一曆史過程為古代思想家所捕捉，經過孔子、董仲舒，到司馬遷首次作了完整的構建。司馬遷所寫的《史記》，上起黃帝，下迄漢武帝，象征曆史從統一到一統的發展，就是突出大一統的曆史觀。在司馬遷筆下，從黃帝到秦皇、漢武的大一統，象征著曆史發展的方向，象征著帝王德業的日益興盛。中華民族不斷壯大，各民族互相融合，遠方殊俗日益統一，這就是司馬遷大一統曆史觀的內容。《史記》開卷為《五帝本紀》，塑造了人文始祖黃帝統一部落、草創國家的生動形象，成為中華民族的共同祖先。三皇五帝的傳說是華夏文化多元民族融合的反映。三皇五帝以伏羲、炎帝、黃帝為代表，最尊為黃帝，歸功於司馬遷的塑造。隻要提起伏羲、炎帝、黃帝，就能喚起全體中華兒女的**，追念先祖，認同文化，產生民族自豪感和愛國心，奮而思進，不畏艱難險阻，貢獻一份兒女情，做出個人的貢獻。
“天無二日，人無二王”是大一統曆史觀的核心，這一傳統文化觀念，已然化成了中華文明的血液，流淌在黃帝子孫的血管裏。“台獨”分裂分子之所以不得人心，是因為他們背離了傳統民族共同心理的文化觀念，是黃帝的不肖子孫。海峽兩岸人民共認一個中國，因為血濃於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