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死亡拚圖
坐在車上，蘇鏡一直在思考那個沒有結束的殺人遊戲，朱建文現在生不見人死不見屍，不知道他到底是失蹤了、被殺了還是隻是隨便到處走走沒有上班。他知道後一種推測幾乎沒有可能，但是他心裏卻巴望著朱建文平安無事。丁川林、馮敬和李大勇已經死了，如果再搭上一個朱建文，那就真的是殺人遊戲的現實翻版了。殺手難道就是凶手？如果真是這樣，那麽殺手就是在那五個人中間，其中就包括身邊的這位何大記者。
突然，何旋猛踩刹車，車輪在馬路上發出吱嘎一聲尖銳的嘯叫！正在思考的蘇鏡一不留神，腦袋往前撞去，幸虧係了安全帶才沒撞得頭破血流。他驚魂未定，疑惑地看著何旋，問道：“怎麽了？”
隻見何旋滿臉興奮之色，說道：“你聽著，丁川林、馮敬和大勇，三人都被注射了青黴素，醫學上注射藥物的方式分為四類：肌肉注射、靜脈注射、皮下注射、皮內注射。他們都是被皮下注射的，有的是在生前，有的是在死後。你那同事也說過，注射藥物並不是殺人的手段，更像一種行為藝術。這一行為藝術的背後，隱藏著更深的寓意。而除了注射藥物，三個人還被拔舌、割喉，也就是說，拔舌割喉跟皮下注射一樣，都是行為藝術。”
蘇鏡木木訥訥地問道：“那又怎麽樣？”
何旋不再說話，調轉車頭一踩油門飛馳而去。
“你這是去哪兒？我們不是去醫院嗎？”
“我想還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告訴你！”
蘇鏡看著何旋的臉色，將信將疑地點點頭，不知道她突然有了什麽重大發現。
車在圖書館停了下來。蘇鏡不可思議地問道：“你到圖書館來告訴我最重要的事情？”
何旋狡黠地一笑：“我借幾本書給你看。”
“大小姐，我們還是先去醫院吧，要充電以後再說。”
“蘇警官，你現在辦的這個案子也許真的需要充充電。”
蘇鏡看著何旋，無奈地笑了笑，跟著她走進了圖書館。
順寧圖書館已經有幾十年的曆史了，共有四層樓，藏書量有五百多萬冊。蘇鏡跟著何旋，亦步亦趨地在書海裏轉悠，他不知道何旋要給他補什麽課。在內心深處，他對何旋這種貿然的舉動感到不可思議，也許這就是女人吧？任性起來毫無征兆。朱玉就是這樣的女人，也許正因為女人的任性，所以她跑回娘家這麽久不回來。
“好了，就這麽多吧！”何旋抱著厚厚的一摞書，大概有七八本，書脊上寫著《新聞學》、《傳播學》、《新聞事業管理》、《中國新聞事業史》等字樣。他吃驚地說道：“小姐，咱們還是改天再充電吧！”
何旋說道：“一會兒就好，也怪我學藝不驚，所以才要借這麽多書給你講課。”
蘇鏡愈發困惑不解了：“講什麽課？”
“新聞學和傳播學！”何旋俏皮地笑了笑。
何旋將一摞書放到桌子上，然後拿出一本《中國新聞事業史》，匆匆地翻了幾頁，遞給蘇鏡說道：“你看看這一段。”
1929年，《黨的生活》在出版啟事中闡明：《黨的生活》是一般黨員的“喉舌”。自此之後，“喉舌論”在中國得到了極大的發展，……報紙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黨的綱領路線、方針政策、工作任務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廣泛地同群眾見麵……
蘇鏡笑道：“一直隻知道你們是喉舌，卻不知道曆史這麽悠久。”
“你不覺得這一理論跟三宗謀殺案有關嗎？”
蘇鏡皺著眉頭想了想說道：“什麽意思？”
“三個被殺的記者，都做過批評報道……”
何旋還沒說完就被蘇鏡打斷了：“難道做了批評報道就要被拔舌、割喉？”
“嚴格來說，既然是喉舌，自然隻能歌功頌德，任何涉及批評報道的，都是對喉舌功能的背離。”
“這也太誇張了吧？”
“我是記者，我比你清楚！”
“好吧好吧，我不跟你爭。可即便是這樣，你也沒有充分的證據說明，三個記者的死都與這段話有關吧？”蘇鏡叩擊著剛才看到的那頁書。
“大勇、馮敬、丁川林都被注射了青黴素，我們已經知道，注射青黴素並不是殺人手段，更多的是一種表演。而我想，凶手其實是通過這種表演透露了一個信息。”
“什麽信息？”
“在傳播學的曆史上，有一個理論叫做‘皮下注射’。”何旋打開一本《傳播學概論》遞給蘇鏡，繼續說道：“皮下注射理論，又稱作魔彈論，或者刺激——反應論，在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特別流行，認為傳播媒介擁有不可抵抗的強大力量，傳播者是主動的，受傳者是分散和被動的。傳播者把子彈發射出去，受傳者必然應聲而倒，就像藥劑注入皮膚一樣，可以引起直接、快速、有效的反應；它們能夠左右人們的態度和意見，甚至直接支配他們的行動。”
蘇鏡合上書，笑道：“媒體有那麽強大的力量嗎？”
“不要低估了傳媒的力量，”何旋翻開書，說道，“這裏就記載了一些皮下注射理論的經典應用，第一次世界大戰是人類曆史上第一次以國家為單位大規模地、有組織地、動員一切力量全麵進行宣傳戰和心理戰的戰爭，交戰雙方為了團結自己瓦解敵人，從新聞報道、圖片、書刊、電影、唱片到海報、標語傳單和街頭演講，幾乎用了一切可以使用的宣傳手段。協約國甚至向德國發布低級可笑的謠言，說他們的軍官把死人融化做成肥皂，給他們洗手。於是每次開槍時，德國士兵看到自己的手，便想起了惡心的肥皂，從而降低了戰鬥力。”
“德國人真的那麽弱智，相信這種謠言？”
“謊言重複千遍，也會變成真理。不管怎麽說，協約國贏了。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英國政府為了打擊納粹德軍的士氣，故伎重演，炮製納粹高官、希特勒青年團頭目和德國士兵的妻子們在後方的色情故事，然後將這些色情炸彈通過傳單和廣播等手段不停地向德軍軍營進行狂轟濫炸，導致許多德軍士兵由於擔心後院失火，無心戀戰士氣低落。蘇鏡，如果現在有人告訴你，你老婆正在跟別人鬼混，你還有心思跟我坐在這裏研究新聞學嗎？”
蘇鏡慍怒地看了看何旋，何旋忙連聲道歉：“對不起，我這個比方打得不好。不過，我隻是打個比方你就這麽緊張，何況那些德國納粹士兵呢？”
“不要說這麽多了，”蘇鏡說道，“這個皮下注射理論又跟謀殺有什麽關係？”
“有很大關係，”何旋說道，“正因為凶手信奉這一理論，所以他就更加堅定地擁護喉舌論，凡是涉及到批評報道的新聞，都有可能影響社會穩定，導致市民對政府的不信任，所以他要阻止這種趨勢。而他采用了極端的方法：殺掉那些做批評報道的記者。”
蘇鏡想了想，說道：“我還是有點懷疑。皮下注射理論也許在戰爭時期真的會發生很大的作用，但是在和平時期，它的生命力真的有那麽強嗎？”
“這一理論早就遭到了類似的質疑，普遍的觀點認為，皮下注射理論過分誇大了大眾媒介的力量和影響，忽視了影響傳播效果的各種社會因素，和現在的信息社會雙向或者多向的傳播方式相比，皮下注射隻是原始時代的刀耕火種。新的傳播學理論認為，受眾是具有高度自覺的主人，他們對信息不僅有所選擇，而且還自行解釋，自行決定取舍。可問題是，長時間的宣傳，即便不會馬上改變一個人的觀點，也會潛移默化地影響人們。作為警察你肯定清楚，一個案件在法院判決之前，是不準媒體介入炒作的。你知道為什麽嗎？就是因為媒體的力量太過強大，有時候甚至會左右判決。”
蘇鏡說道：“無稽之談，在你看來，法律在新聞媒體麵前失去公正性了嗎？”
“沒有失去，也會大受影響。在美國不少州的法院，審判一個案件之前，陪審團成員都被隔離了，在審判期間，不能看電視，不能看報紙，不能上網，就怕媒體的信息會影響他們的態度。”
“照你說來，凶手是為了維護一個新聞理念而殺人？”
“我想是的。”
“這太不可思議了！”
“確實太荒唐了，起初我也不太確信我的猜測，但是你還記得朱建文收到的紙條嗎？”
“關好你的門？”
“是，關好你的門。”何旋說著又拿出一本書，翻了一下遞給蘇鏡，說道，“這也是一個傳播學的理論。”
蘇鏡隨便翻了翻書，笑道：“還是聽何老師講吧！”
何旋笑了笑，毫不謙虛地說道：“1947年，傳播學的奠基人盧因提出了把門人的概念，他做了關於食物購買和消費的研究。按照盧因的看法，食物來到家庭的餐桌，即人們吃什麽以及為什麽吃這些食品，是一個有關傳播渠道的複雜問題。比如：食品可以是從商場買來的，可以是自家菜園種的，也可能直接從農場買的，就是通過這些不同的渠道，食品一步一步來到飯桌之上。問題在於，食物在這些渠道中的運行不是自動的，它進入或不進入某一渠道，能否從渠道中的一個環節順利抵達另一個環節，都有著人為的影響。這就是把門人。後來，波士頓大學一個叫懷特的教授，在1949年研究了一個報社的電訊稿件編輯如何選擇和編發新聞的。他發現，在一周中收到的所有稿件中，最終能夠在報紙上露麵的隻占其總數的十分之一，也就是說，約有十分之九的來稿被這個無情的把門人扔進了辦公室的廢紙簍之中。”
蘇鏡插話道：“那是很自然的啊，哪有那麽多版麵啊？”
“是，把門人在處理稿件時所使用的一個充足理由就是版麵不夠，或者已用了同類稿子。問題是，除了篇幅、時間這些客觀原因外，懷特發現，把門人的主觀意識在稿件的取舍中發揮了不容忽視的重要作用。在那些被丟棄的稿件背後所寫的理由有太激烈、胡扯、不感興趣等等。這說明，新聞挑選的主觀性非常高，新聞傳播依賴著把門人自身的經驗、態度、價值判斷和期望。從那之後，就用把門人的概念來代表新聞生產過程中受到的控製，這一理論很快便傳到了中國，與皮下注射理論、喉舌論結合起來，成為一道強有力的屏障。”
“說了這麽多，我卻越來越糊塗了，”蘇鏡說道，“既然媒體有把門人，又強調喉舌功能，那麽可能影響社會穩定的新聞，你們就不會報道啊！既然報道出來了，就說明這些批評報道沒有那麽大的危害，那麽凶手又憑什麽殺人呢？”
“看問題的視角也許不同呢？也許他是一個極端的人，狂熱地信奉著這些理論。”
“照你這麽說，凶手應該是一個好人了？他殺害記者是為了維護社會穩定？”
“也許他就是這麽想的。”
“那麽，朱建文收到的紙條，‘關好你的門’並不是關上房門、車門這些……”
“對，朱建文作為《順寧新聞眼》的製片人，就是一個把門人。關好你的門，指的應該是關好新聞控製這道門。”
“目前為止，似乎隻有天價醫療案與朱建文有直接的聯係。”
“是。”
蘇鏡站起身來說道：“如果何老師沒有其他要說的了，我們馬上去醫院！”